錢江晚報·小時新聞記者 馬黎 通訊員 郭楠 張琦
這幾天，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裏有一個圖片展：文物映耀 百年征程——追尋浙江根脈 發現中華文明。
昨天，錢江晚報·小時新聞的15位讀者已經先睹為快：所長導覽標本庫，還“爬”了廊橋……來考古所上了半天班，小時新聞的讀者什麼感受
請註意，省考古所和這個展覽不對外開放。但是，很多讀者給我們留言，希望在線上也可以看到，了解浙江考古近百年的重要發現。
那麼，接下來，請慢慢讀，細細看，建議收藏——
從1921年安特生發掘仰韶村算起，中國考古已經走過了百年歷程，從1936年吳越史地研究會與西湖博物館聯合發掘古蕩遺址算起，浙江省考古工作的開展，也有80多年的歷史了。
要說浙江的大歷史，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浙江有百萬年的人類發展史。
而一萬年以來，豐富的史前考古學文化，構建了浙江地區多元而又相互交融的文化譜系。
距今一萬年的上山文化，是浙江境內目前發現年代最早的史前考古學文化，目前已經發現了19個地點。上山文化成為目前浙江遠古區域文化的源頭，浙江，由此成為萬年浙江。
最近，在寧波余姚井頭山10米以下，發現了具有鮮明海洋文化特征的8000年前的井頭山遺址。而在8000年前勇立潮頭的跨湖橋，人們建造了中國最早的獨木舟，可以近海航行。再往後，就是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它早已被寫入了教科書。
而這幾年刷屏的網紅良渚，更是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聖地。
這些都是浙江遠古文明優秀基因的代表，也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這80年來，浙江考古人拿著手鏟，從無到有，讓我們看到了浙江一萬年來無史書記載的歷史文化面貌。
一、百萬年的文明根系：舊石器文化地點的確認和突破
從世界範圍看，舊石器文化可以上溯到距今300萬年，但長期以來，我們對浙江的舊石器文化遺存還缺乏足夠的認識。進入21世紀，隨著舊石器考古調查項目的持續開展，考古工作者在浙北地區的安吉、長興發現了30余處舊石器地點，改寫了浙江無舊石器文化遺存的歷史。目前，已發現120 余處舊石器地點，分布於苕溪流域和錢塘江流域，初步建立了浙江舊石器時代年代序列，最遲自早更新世晚期開始，延續到晚更新世晚期，最早達到距今100萬年，極大延伸了浙江地區的文明根系。
浙江境內舊石器早期石制品具有典型的南方礫石工業文化特征，大多粗大而厚重。隨後，逐漸從粗大型向小型化過渡，至晚更新世晚期，小型化明顯並占主導地位。
1、上馬坎遺址
上馬坎遺址位於安吉縣溪龍鄉溪龍村，遺址總面積約7萬平方米。2002年調查發現並試掘，2004～2005年發掘，共獲得500余件石制品。上馬坎遺址是我省首次發現的舊石器時代曠野遺址，被譽為“浙江舊石器文化遺址考古第一點”。石制品組合屬於南方主工業，其最早年代距今80萬年前。對研究古人類行為模式與環境間的關系具有重要意義。
上馬坎遺址剖面全景
上馬坎遺址發掘探方剖面
上馬坎遺址出土石核，也是浙江第一件出自地層的石制品
上馬坎遺址石片
上馬坎遺址砍砸器
上馬坎遺址石球
2、七裏亭遺址
七裏亭遺址位於長興縣泗安鎮，面積約1萬平方米。2005～2006年發掘，面積600余平方米，文化層厚達11.5米，共發現700余件石制品。七裏亭遺址上文化層出土的石制品趨於小型化，其工業仍可歸為南方主工業，中文化層石制品粗大而厚重，為典型的南方主工業。經古地磁測定，下文化層的年代最早達100萬年。七裏亭遺址是浙江目前發現最早的人類活動遺址。
七裏亭遺址石核
七裏亭遺址石片
3、銀錠崗遺址
銀錠崗遺址位於長興縣小浦鎮光耀村。2007年考古發掘，面積近600平方米，分上下兩大文化層，共獲284件石制品。石制品組合屬於南方主工業，但上文化層具有以燧石為原材料的石制品較為豐富、錘擊和砸擊技術共存、片狀毛坯居多等特點，同時在上文化層發現了一處石器的制作加工場。
銀錠崗遺址石片
銀錠崗遺址刮削器
銀錠崗砸擊石片
銀錠崗遺址尖狀器
4、合溪洞遺址
合溪洞遺址位於長興縣小浦鎮光耀村，現存5個出土遺物地點。2007～2010年發掘。1號地點是遺址主體部分，出土大量的晚更新世動物化石、石制品、有人工痕跡的動物碎骨。該遺址是浙江首次發現並發掘的有人類文化遺物的洞穴遺址，屬舊石器時代晚期。出土的遺物，包含了豐富的人類活動信息，為研究末次冰期中國古人類的生存和適應方式提供了新資料。
合溪洞遺址石片1
合溪洞遺址石片2
合溪洞遺址石片6
二、從文化譜系到文明探源：新石器時代文化的斑斕畫卷
從五千年良渚到七千年河姆渡，從八千年跨湖橋到萬年上山，考古工作不斷向前追溯，構建起浙江地區多元而又互相交融的文化譜系。從“遠古中華第一村”到“中華第一城”，史前浙江創造了高度發達的物質文化成就和精神文明貢獻，為中華文明的發展壯大提供了寶貴養分。
1、上山文化
上山文化，因浦江縣上山遺址而得名，主要分布於錢塘江上遊南部區域和靈江上遊的河谷盆地，已經發現了18處遺址，是一種具有鮮明文化特征和豐富內涵的史前文化，年代距今約10000-8000年。上山文化是浙江境內目前發現年代最早的史前考古學文化，也是我國東部沿海地區“早期新石器”的典型代表。其年代之久遠與稻作農業、精美的彩陶和先進的聚落形成了鮮明的反差，帶來了探討稻作農業起源和新石器時代起源這兩大世界性的史前考古熱點問題的新契機。
上山文化遺址中，普遍發現了已經具備栽培特征的稻作遺存，夾炭陶器中，羼和大量的稻殼和稻葉；通過浮選也發現了炭化米和小穗軸遺存。在早期的稻遺存中，具有野生稻特點的小穗軸和具有栽培稻小穗軸特征的穎殼都有發現，判定為馴化初級階段的原始栽培粳稻。中晚期，小穗軸所體現的栽培特征更為確定。水稻矽酸體特征和稻米顆粒的長寬比參數也表明，上山文化稻谷經過了馴化。
夾炭陶羼和物中發現稻殼、稻葉，證明當時已經出現連稻葉稻桿一起收割的方法。部分石片石器中，刃部微痕觀察發現“鐮刀光澤”，殘留物有水稻植矽體，證明其為水稻的收割工具。大量水稻植矽體和少量稻米澱粉粒殘留在石磨盤和石磨棒上，這兩種石器是當時的碾磨脫粒工具。
人們有意識地進行栽培、食用，並在陶器生產中頻繁地利用稻殼、稻桿（葉）作為羴合料，稻作生產在上山文化的經濟生活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已經成為上山文化的重要內容。
上山文化的陶器特色鮮明，主要有盆、缽、罐、壺、杯、平底盤、圈足盤等，陶器的表面往往有紅衣裝飾。彩陶主要有太陽紋、短線組合紋、圈點紋等裝飾。
上山文化遺址群分布於河谷盆地邊緣的山前臺地，並深入平原的中央，已經告別了山林洞穴的生存模式。遺址中普遍出現了初具規模的定居聚落。例如上山遺址晚期出現了有規律的房址，早期也有數量較多的柱洞遺跡和帶溝槽基礎的房址。荷花山遺址也發現有規律的柱洞分布，柱洞所指示的可能是地面式或幹欄式建築。遺址中發現的大量灰坑等遺跡和豐富的陶器，也是持續定居生活的直接證據。
上山文化的遺址面積往往達數萬平方米。作為原始的聚落遺址，已經出現了一定的村落布局。上山遺址被稱為“遠古中華第一村”，它的房址及埋藏完整陶器的遺跡均發現於南區，北區所發現的灰坑均為垃圾填埋坑。上山文化中晚期出現了環壕聚落。目前發現環壕跡象的有小黃山遺址、湖西遺址和橋頭遺址。橋頭遺址呈現東、南、北三面為人工環壕，西面為自然河流的聚落結構，環壕的深度達3米，截面呈口寬底窄形狀，上寬近10米。環壕所包圍的中心居址面積約3000平方米。
上山文化已處在聚落定居階段，這是人類定居生活出現的最早例證之一。穩定的定居生活依賴農業經濟的支撐，上山文化已經具備了農業文明的基本特征，稻作文化已經成為上山文化的核心內容，被認為是世界稻作文化的重要起源。
陶壺
部分彩陶紋飾
2、跨湖橋文化
跨湖橋文化因杭州市蕭山區跨湖橋遺址而得名，它的分布範圍包括了錢塘江及其支流的中上遊地帶，在金衢盆地的諸多上山文化遺址中均有發現，與上山文化有著密切的發展演變關系。跨湖橋文化的年代距今8300~7200年。
跨湖橋文化的獨特性主要體現在各種類別的器物上，主要有陶器、石器、木（竹、葦）器、骨角器、漆器，特別是特征鮮明的陶釜、罐、彩繪陶，各類漆木器和獨木舟的發現，為認識當時的自然環境、生業方式、經濟形態、精神信仰等問題提供了全新的視角。
跨湖橋遺址位於杭州市蕭山區湘湖村。遺址上部為厚達4米的純凈海相淤土層疊壓，遺址底層的海拔高度約為-1.2—-0.9米。陶器基本組合為釜、豆、罐、缽、甑，發現數量較多的彩繪。石器以斧、錛、鑿、杵及磨盤為主。骨器見有耜、梭、叉、三孔和雙孔的哨等。木器中包括各種規格的石錛柄、獨木梯和大量的小型器具。遺址還保存了大量的動植物標本，稻谷與稻米的粒形顯示出栽培稻的特征。發現迄今為止最早的獨木舟、漆器（弓）、“中藥罐”、經黏合劑修補的陶器殘片、復雜的篾編等。
跨湖橋遺址獨木舟前段保存基本完整，中部還進行過填洞修補。舟體殘長5.6米，舟前部較窄，約29厘米，離前端25厘米處，寬度增至52厘米，大概是舟身的寬度。舟身前端底面向上翹起，頂面留有縱向寬度約10厘米的“小甲板”。側舷僅在頭部保存約110厘米的長度，其余均殘損。舟體內深不足15厘米，舟體較薄，底部和側舷厚度均為2.5厘米左右，可能因為埋葬環境而發生收縮。
獨木舟遺跡
舟體固定在木樁、橫木構成的架子上，兩側還發現兩件未見使用痕跡的木槳和數件石錛柄、石錛、石器崩片、礪石，在清理過程中，還發現多處小塊的葦席狀編織物，有可能是“帆”。獨木舟及其相關遺存是一個與獨木舟的制作、修理相關的加工現場。
跨湖橋獨木舟遺存的年代距今約8000年，它的發現填補了中國船史研究的重大空白，為進一步研究考古學上獨木舟、木漿、木船工場、帆以及木板船的最早出現提供了新的線索。以此為基礎，在史前文化的大背景下，深入認識當時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和和文化持續跨海遠航傳播的過程，對推動史前史和文明起源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3、河姆渡文化
河姆渡文化因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遺址而得名。核心分布區為余姚東部的姚江河谷，整體分布範圍包括寧紹地區東部、舟山地區和臺州地區一部分，覆蓋面積約1萬平方公裏。主要包括余姚河姆渡、鯗架山、鯔山、田螺山遺址；江北區慈湖、小東門、傅家山遺址；奉化名山後、下王渡遺址；象山塔山遺址；臺州路橋區靈山等遺址。
河姆渡文化的年代為距今7000年至5300年，可分早、晚兩期，年代分別為：距今 7000-6000年、距今6000-5300年。早期出土的夾炭陶繩紋帶脊釜、頸部雙耳大口罐、寬沿淺盤、斜腹盆、環形單把缽等器物，以及刻劃的幾何圖案花紋和動植物圖案，文化面貌獨特，體現河姆渡文化的典型特征；晚期出現鼎、落地式把兩足異形鬶、垂囊式盉、敞口雞冠耳釜、敞口扁腹釜、牛鼻耳罐、鏤孔豆等，受到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的更多影響。
河姆渡、田螺山、鯔山等河姆渡文化遺址以大片的木構件保存良好的幹欄式木構建築遺跡，以及反映古代稻作農業水平和重要性的稻作遺存最為矚目，此外還有極其豐富的其他動植物遺存，包括鹿、豬、牛、狗、龜、禽鳥類、淡水魚、海魚等61種動物，和橡子、麻櫟果、菱角、芡實、桃子、柿子、酸棗、葫蘆、薏米仁等。河姆渡文化社會經濟（生業）模式為農業（稻作、畜牧）與傳統的采集和漁獵手段兼營或互補共存。
河姆渡遺址位於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鎮（時稱羅江公社），因1973年河姆渡渡口北側一處江邊排澇基站的建設而偶然發現，面積約4萬平方米。該遺址經過1973年和1977年兩次考古發掘，共揭露面積2630平方米，發現墓葬27座，灰坑28座，出土陶器、石器、玉器、骨角牙器、木器等各類文物6300余件，以及豐富的動植物遺存。這批保存良好，種類豐富而又具典型性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出土之後不久被命名為河姆渡文化。它的發現為認識和復原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六七千年前的自然環境與歷史文化發展進程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表明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一樣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發祥地。
田螺山遺址位於浙江省余姚市三七市鎮相嶴村的田螺山周圍，西南距河姆渡遺址約7公裏。2001年在打井中被發現。2004至2014年經過多次考古發掘，出土了特征鮮明的大量河姆渡文化遺存，如多層次幹欄式建築及墓葬、食物儲藏坑等遺跡，1萬多件陶、石玉、骨角牙、木等遺物，以及大量的動物骨骸、稻谷谷殼、炭化米粒、菱角、橡子、葫蘆等。遺址總面積約3萬平方米，文化堆積厚度超過3米，分為6個文化層，年代為公元前5000~3500年，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河姆渡文化中地面環境保存最好、地下遺存相對完整的一處史前村落遺址。
田螺山遺址景觀
雙鳥木雕器（T303⑦：39）
河姆渡文化是中國南方地區建築文化傳統——幹欄式建築和榫卯結構技術的主要源頭，是中國稻作農業起源和發展階段的重要代表，是中國史前時期原始藝術早期發展的第一個高峰。
4、良渚文化
從1936年良渚鎮出土黑陶的零散遺址，到1986年出土大量高等級玉器的反山、瑤山、匯觀山等貴族大墓， 到2007年以城墻圍合的3平方千米良渚古城內城，再到2015年最終確認的古城外圍大型水利系統，八十余年的良渚考古，是浙江史前考古在文明進程探索中巨大貢獻的縮影。良渚古城遺址，是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的聖地。2019年，良渚古城遺址申遺成功，良渚考古工作進入了全方位精細化研究與文明模式的探討階段，承擔起新的使命。
良渚文化因1936 年施昕更發掘的余杭良渚遺址而得名，以良渚古城遺址為中心，主要分布於長江下遊的太湖流域，可分為以良渚古城為中心的太湖西南區、太湖東南區和太湖東北區三個主要的區域，三個區域在陶器組合、玉禮器組合、葬俗等方面有一定差異。另外在寧紹地區、金衢地區、寧鎮地區、江淮地區都有良渚文化的分布。良渚文化為公元前 3300至公元前2300 年。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隨葬玉琮、玉璧等良渚文化高等級墓葬被發現和確認，對良渚文化的發達程度和社會發展有了新的認識。1986 年余杭反山良渚貴族墓地，1987 年余杭瑤山祭壇與墓地以及莫角山遺址的發掘，使良渚文化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對良渚玉器、良渚文化社會發展階段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良渚文化成為探討中華文明起源的重要內容。新世紀以來，良渚文化的研究一直在不間斷地向前發展，並有許多突破性的發現，成果豐碩。玉架山環壕聚落的發現，對良渚文化的聚落形態和社會組織模式有了新的認識；茅山遺址良渚文化大面積水稻田的發展，展示了良渚文化發達的稻作農業水平以及規模化生產的情形，為良渚文化高度發達的社會文明提供了經濟支撐。以莫角山為中心的良渚古城的發現，為認識良渚文化的社會組織結構、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以及良渚遺址群的遺址分布與相互關系，提供了全新的視野和平臺，是良渚文化研究的重要裏程碑和新起點。良渚古城的發現，也印證良渚文化已經進入了成熟的文明階段，已經完全具備了國家形態。
良渚古城遺址位於杭州市余杭區，由城址區、水利系統、郊區三部分組成，占地面積達100平方公裏，土石方總量達1005萬立方米。
城址區由宮殿區、內城和外城三部分組成。莫角山宮殿區東西長630、南北寬450米，相對高9-15米，面積近30萬平方米，分布有三座宮殿臺基、35座房基和1處大型沙土廣場。莫角山以南的皇墳山臺地，是一處面積稍小的宮殿區。皇墳山以西的池中寺新發現包含近40萬斤稻谷的碳化稻谷堆積。宮殿區以西分布著反山、姜家山等王陵和貴族墓地。宮殿區以西的鐘家港河道兩側可能存在各類手工業作坊。內城城墻南北長約1910、東西寬約1770米，總面積近300萬平方米，共發現8座水城門、1處陸城門。除南城墻無外城河外，其余三面城墻均有內外城河。內城墻以外，分布著扁擔山-和尚地、裏山-鄭村-高村、卞家山及東楊家村、西楊家村等長條形人工堆築高地，構成古城的外城，合圍面積達6.3平方公裏。
水利系統由11條水壩組成，可形成13余平方公裏的庫區和4600余萬立方米的庫容量。
城址區東部和北部分布有大量的郊區聚落，占地30多平方公裏，由數百處臺地遺址組成。位於城址區外圍的瑤山、匯觀山應是與觀象測年有關的天文臺，祭壇廢棄後成為王陵及貴族墓地。良渚古城遺址分布於所在的C形盆地及北鄰的德清地區構成古城的腹地，占地近2000平方公裏。
玉架山遺址發現由六個相鄰的環壕圍溝組成的良渚文化完整的聚落遺址，總面積約15萬平方米，各環壕基本同時存在，始建於良渚文化早期並沿用至晚期，組成了一個完整的聚落，反映了良渚社會的基本單元和結構，六個環壕可能代表了六個相關的氏族，為我們研究良渚文化社會的組織結構，基本的社會組織單元及其人口數量，氏族內部和氏族之間的等級差異等都提供了全新的材料和視野。
茅山遺址由坡腳的居住區、墓地區和南部坡下的稻田區組成，良渚晚期的稻田區總面積達5.5萬平方米，發掘揭露出由灌溉水渠和田埂圍成的4塊田塊，每個田塊面積約在1000平方米左右，面積大的近2000平方米。良渚文化中期條塊狀稻田和晚期大面積水稻田在良渚文化均屬首次發現。
良渚文化創造了豐富的藝術形式，其中最突出的是玉器藝術。玉器類型包括玉琮、玉鉞、玉璧、三叉形器、冠狀器、玉鐲、錐形器等，反映了復雜的禮儀制度。在夏、商、周時代的許多遺址中，也發現了源自良渚文化的玉器，表明良渚文化始創的玉禮器，成為了商周玉禮器系統中的組成部分。三代的禮儀制度受到良渚文化的影響，良渚文化足以堪稱中華文明的源頭之一。玉器上的神人獸面紋神徽在整個環太湖甚至更廣大的地區表現出極其統一規範的模式，良渚人對這一神靈的崇拜幾乎達到了一神崇拜的程度，是超氏族的圖騰神。
反山M12：98側面
反山鉞王M12：100
反山M12：98玉琮上的神徽圖案線圖
三、越地歷史的重建：代表南方青銅時代的越文化
浙江是越文化的誕生地。春秋時期，越國成為五霸之一，雄踞東南，創造了特色鮮明的文化，越文化的研究是浙江夏商周考古的重要內容。土墩墓、印紋陶與原始瓷構築起獨具特色的土著文化面貌，系統性的大遺址考古工作也讓我們獲得了關於那段歷史的更具體深入的認識。湖州毘山遺址是目前所知浙江境內最為重要的夏商時期遺址，曾出土過蔔骨、銅建築構件、玉器和大型建築基址。紹興地區越國王侯貴族墓的考古勘查取得重大收獲，基本確認了平水盆地為戰國時期越國王陵區。地處吳、越、楚交界地帶的安吉古城，是江南地區東周至漢代的重要城址，而遺址區內分布著的龍山越國貴族墓也是我們研究百越文化的重要契機。近年來，衢州地區大型土墩墓群的考古發現，為探索越文化的源頭打開了新的突破口。
1、紹興印山越王陵
印山越王陵位於紹興市西南13公裏，蘭亭鎮裏木柵村西南側。1996-1998年發掘。2001年，國務院公布為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陵園由位於山頂的中心大墓和外圍隍壕構成，總面積85000平方米。隍壕平面為轉角方正的長方形，緊緊圍繞陵墓山體一周，周長888米，壕寬16—29、深2.1—2.7米，隍壕四面正中有寬40-60米的進出陵園的通道。
主墓由山頂向下鑿巖而成，整個墓坑填築純凈的青膏泥，墓上夯築長72、寬36、高9.8米的長方形覆鬥狀封土。墓葬平面為東西向甲字形，墓道居東，墓坑與墓道總長達100米，其中墓坑長46、寬14、深12.4米。墓室為枋木構建的長條形兩面坡窩棚式，結構獨特、保存較好，總長34.8米，寬6.7米，分為前、中、後三室，室內高度4.7—4.95米，各室間有門檻、門梁和門板相隔。獨木棺放置在中室，長6.05、寬1.12米。墓室東端與墓道之間，有同為窩棚式的木結構甬道。墓室外圍用140層樹皮和1米厚的木炭包裹，猶如一條黑色長龍橫貫整個墓坑。據測算，墓室所用木材近500立方米，墓室外圍用木炭1400多立方米，青膏泥、樹皮、木炭對墓室起到了很好的防水防潮效果。
墓葬早年被盜嚴重，僅殘存玉、石、陶及漆木器41件，包括玉劍、玉鎮、玉鉤形器等，未見任何青銅器痕跡殘留，墓坑填土中出土了1件保存完好的木柄青銅鐸。根據墓葬規模、形制結構、出土文物，結合地方文獻推斷，墓主人應為文獻記載中的第一代越王，即勾踐之父允常。
印山越王陵鳥瞰
青銅鐸
印山越國王陵木郭外包裹樹皮及木炭情況
2、安吉八畝墩墓葬
八畝墩墓葬位於浙江省湖州市安吉縣遞鋪街道古城村，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龍山越國貴族墓群中規模最大、等級最高的一座完整墓園，2016—2019年發掘。
墓園由中心主墓、外圍陪葬墓和最外圍的隍壕構成，面積約35000平方米，其中，主墓位於獨立的小山之巔，外圍31座陪葬墓，分兩周內外對應、緊緊圍繞中心主墓，隍壕為轉角方正的曲尺形，將主墓和陪葬墓圍護其中，周長630米，寬21米，四周基本貫通，僅東側有6米寬的進出通道。
主墓由人工夯築的雙層覆鬥狀土臺構成，土臺底部東西長70米，南北寬50米，土臺外圍有大石坎和石護坡圍護，加上3.5米高的墓上封土，人工營建部分的垂直高度達到15米。
墓葬平面為東西向甲字形，由墓坑和墓道兩部分構成，總長24米。斜坡墓道位於西端，墓坑長15米，寬5米，深6.1米，最底部0.3米為巖坑，其余均為人工夯築而成。除棺槨相套的木結構墓室外，墓道和墓室之間還有用草包泥壘砌的封門墻，墓室中部有越地流行的獨木棺。
墓室內出土印紋硬陶器、原始瓷器42件，玉石器近千件，尤其是墓主人隨身佩戴的管、珠類綠松石服飾和冠飾最為精美。主墓北側發現專門擺放隨葬器物的外藏坑，長23米、寬1.3米，坑內出土器物183件，原始瓷器成組擺放，帶蓋的印紋硬陶器成排布列，少數器物內發現殘存的動物骨骼和海螺。
八畝墩墓葬是浙江首次發現並完整揭示的一處越國高等級貴族墓園，墓園要素齊備、布局整齊，結構獨特。中心主墓以護石包邊的夯土臺基堪稱東方的“土石結構金字塔”，土臺營建的分塊版築技術、墓道邊壁發現了明確的立柱、橫撐木及竹籬笆痕跡，為探索江南大型土墩墓熟土堆坑的營建找到了關鍵性證據。
目前，安吉古城遺址公園即將建成開放，八畝墩墓葬作為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展示利用中將會發揮重要的作用，成為越國歷史的實證。
安吉古城和龍山107號墓（八畝墩）
龍山107號墓園全景航拍
D107M1棺內頭飾及冠飾
D107M1綠松石組飾
3、雲溪土墩墓群
雲溪土墩墓群位於衢州市衢江區雲溪鄉，包括廟山尖土墩墓和相鄰的孟姜村土墩墓。
廟山尖土墩墓位於衢州市衢江區雲溪鄉棠陵邵村，2018年進行了發掘。該墓為熟土堆築的甲字形淺坑木槨墓。封土呈饅頭狀，頂部近平，底徑25-30米，殘高3.4米。墓坑長14.3、寬6.2、深約0.3米。墓道朝西，長8、寬3米。木槨為兩面坡的人字形結構，外鋪木炭，分前、後兩室，前室寬4.9、長3.5米，後室寬6.2、長10.8米。
該墓出土大量隨葬品，主要為青銅器、玉器，另有少量印紋硬陶和原始瓷器。青銅器包括劍、戈、鏃等兵器和銅削等工具，及龍首形鉤、銅泡等車馬器。玉器以玉玦居多，此外有玉管、玉璧、玉珠和玦形掛飾。玉玦成組出現，每組數量多達三四十件。根據印紋硬陶和原始瓷器的造型和紋飾特征，推斷該墓為西周早中期高級貴族墓葬。
龍首勾形器出土情況
圖十一 車馬器出土情況
孟姜村土墩墓位於衢州市衢江區雲溪鄉孟姜村，包含三座鄰近的土墩墓，2019年進行了發掘。一號墩整體保存基本完好，平面到達墓坑開口層位，並基本揭露出一號墩的“人字形”槨室，為探究南方地區“人字形”木槨的起源提供了線索。二號墩平面呈不規則圓形，隆起呈“饅頭”形狀，該墓雖被破壞嚴重，但仍發現有較豐富的隨葬器物，有原始瓷器、玉石器等58件（組）。三號墩保存較為完好，大致呈正圓形，氣勢宏偉。在墓坑底部發現有多處玉石器及原始瓷器堆放點，原始瓷器質量好，器形豐富，組合明確，對於研究越文化的器用制度，禮儀規範，喪葬形式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雲溪土墩墓群的發掘是繼上世紀80年代衢江西山、程家山等土墩墓發掘後，在該區域所開展的又一項重大考古工作，規模宏大的土墩墓及大量精美的器物極大豐富了我們對浙西地區商周時期歷史的認識。
這些密集分布的大型土墩墓，文化面貌相對統一，土墩的營建方式較為一致，應是同一文化的高等級墓葬集聚區，證明衢江地區在西周早中期是一個明確的區域政治文化中心，是越地文化的重要源頭之一。根據《左傳》《逸周書》《國語》《吳越春秋》等典籍中“見姑蔑之旗”“於越納姑妹珍”“西至於姑蔑”“至於姑昧”的文字記載，商周時期在越地西部存在一個名為“姑蔑”的族群，或許與這裏分布的土墩墓有一定的關系。
一號墩人字槨及淺坑
三號墩航拍照
四、從瓷之源到天下龍泉：代表中國陶瓷工藝史的浙江陶瓷
“一部陶瓷史，半部在浙江”。作為中國陶瓷重要起源地的浙江，從原始瓷到青瓷，在中國陶瓷史上均占有重要的地位。原始瓷是瓷器的濫觴，湖州老鼠山窯址可早到商代。夏商時期毘山遺址中的大量原始瓷堆積，也是當地存在原始瓷窯址的說明。而以德清為中心的東苕溪流域，更是分布有許多商周時期的原始瓷窯，隨著近些年原始瓷窯址的系統考古調查與發掘，為原始瓷的年代序列、中心產地、工藝水準等問題提供了重要材料。慈溪上林湖窯址群，是唐五代越窯青瓷的中心產區，此地窯址分布密集、產品質量上乘、制作工藝高超，堪稱越窯系青瓷之典範。宋元時期，青瓷的生產基地轉移到麗水市龍泉一帶，成就了天下名窯龍泉窯。
1、原始瓷窯址
浙江地區原始瓷窯址主要分布在三個地區——湖州南部德清北部窯址群、蕭山進化窯址群和紹興東部上虞西部窯址群。
湖州南部、德清北部窯址群以德清火燒山、亭子橋窯址為代表。德清火燒山窯址是一處西周末期至春秋時期燒造原始青瓷的窯址，2007年進行了考古發掘，發掘揭露出龍窯窯爐等跡及鼎罐、卣、尊、碗、盤等大量精美標本，基本建立起西周晚期至春秋晚期原始瓷的年代序列。出土的一批包括卣、鼎、簋在內的仿青銅禮器產品，為江南大型土墩墓中出土器物找到了產地。
亭子橋窯址為一處戰國時期窯址，2007進行了考古發掘，揭露出多處龍窯窯爐遺跡，出土大量原始瓷器、窯具及少量印紋硬陶。其中原始瓷器大多為仿青銅器的禮樂器，表明這是一處主要燒造高檔仿銅原始瓷器的窯場。該窯址是一處專門為越國王室和上層貴族燒造高檔次生活與喪葬用瓷的窯場，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了“早期官窯”的性質，不少產品質量甚至達到了成熟青瓷的水平。
蕭山進化窯址群以茅灣裏窯址為代表，該窯址位於浙江省杭州市蕭山區進化鎮大湯塢自然村茅灣裏，窯址範圍包括裘家山、獅子山、蜈蚣腿等地，分布面積約20000平方米。
產品以印紋硬陶為主，原始瓷器為輔，兩者同窯合燒，窯爐形制為龍窯結構。原始瓷器以瓷土為原料，胎質較細，顏色淺，以灰白色為主。施青黃色釉。器物制作以拉坯成型為主，內底心處多見細密的螺旋紋，應為拉坯痕跡。器形以盅式碗為主。燒成溫度約1100℃左右。
紹興東部上虞西部窯址群以富盛窯址為代表，該窯址位於紹興市越城區富盛鎮，分布面積約4000平方米。產品包括原始瓷器和印紋硬陶兩類，兩者同窯合燒。窯爐形制為龍窯，窯底鋪砂粒層。原始瓷器以瓷土為原料，胎質較細，顏色淺，以灰白色為主。內外施青中泛黃的薄釉，釉層不均勻，外底部多不施釉。器物制作規整，以拉坯成型為主，內底心處多見細密的螺旋紋，應為拉坯痕跡。器形以盅式碗為主，另有盤、碟、缸、蓋等。印紋硬陶以含鐵量較高的紅褐色黏土為原料，胎質較粗，顏色深，呈色以紅褐色為主。主要采用泥條盤築法成型，器形以罐、壇類為主，形制多樣。器表拍印有米篩紋、米字紋、杉葉紋、粗麻布紋、回紋等。
德清火燒山窯址原始瓷鼎出土情況
德清火燒山窯址出土原始瓷筒形卣
湖州南山窯址出土原始瓷豆
2、上林湖越窯
上林湖越窯遺址位於慈溪市上林湖一帶，包括荷花芯窯址、後司嶴窯址和寺龍口窯址，為東漢至宋代（1世紀~12世紀）越窯青瓷的中心產地，歷代先後在此設立貢窯和置官監窯，大量燒制精美的青瓷。
荷花芯窯址位於慈溪市橋頭鎮上林湖村。1993年至2017年間進行了三次主動性考古發掘，共揭露出龍窯窯爐、活動面、房址、儲泥池、轆轤坑、釉料缸、擋墻、臺階路等遺跡；出土了大量瓷器產品，器類豐富，其中不乏質量高超的秘色瓷器。該窯址揭露出來的遺跡，功能涵蓋備料、成型、上釉、燒成等制瓷工藝的多個環節，為復原唐宋時期越窯窯場布局提供了詳盡的資料。
後司嶴窯址位於慈溪市橋頭鎮上林湖村。2015年至2017年間進行了主動性考古發掘，共揭露出龍窯窯爐、房址、儲泥池、釉料缸、擋墻、排水溝等豐富遺跡；出土大量青瓷產品，器類豐富，質量高超，其中尤以秘色瓷品質最高。考古工作表明，該窯場從初唐開始燒造，至北宋中期停燒，延續時間較長，窯場布局和分區明確，為探索唐宋時期越窯窯場布局提供了詳實資料；同時該窯址地層中出土若幹紀年匣缽如“大中三年四月十一日”、“大中十二年”、“鹹通”、“中和”等，為探索越窯青瓷尤其是秘色瓷的發展歷程、工藝技術演變等問題提供了直接的證據。
寺龍口窯址龍窯窯爐
寺龍口窯址南宋地層出土乳濁釉瓶
秘色瓷八棱凈瓶
3、龍泉窯
龍泉窯遺址位於浙江省龍泉縣西南小梅鎮東北10裏的大窯村一帶。龍泉窯創燒於北宋早期，興盛於南宋至元初。明代中葉以後，由於各地制瓷業的興起，龍泉窯逐漸衰落。清代中葉以後停燒，歷時七、八百年。屬南方青瓷系統，是宋元時期著名窯場之一。
龍泉楓洞巖窯址位於大窯村北部嶴底峽谷中，2006年至2007年進行了考古發掘，揭露了堆料場地、成型車間、燒成窯爐、居住存貨等作坊遺跡，確立了龍泉窯青瓷的明代地層，並且出土了一批明代洪武永樂時期的官用青瓷，印證了文獻中關於處州燒造宮廷用瓷的記載。以大規格器物為標誌的組合及器物的精美裝飾，較元代後期更加華麗、繁縟，可見明代前期仍是龍泉窯的高峰時期。
其燒成年代主要為元、明時期，器類豐富，紋飾多樣，為龍泉窯的分期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資料，特別是其中“永樂九年”、“永樂辛卯”、“乙卯中”及八思巴文等紀年文字和具有非常明確的使用年代的標本的發現，對龍泉窯的斷代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
楓洞巖窯址出土了一批制作工整、紋樣精細、釉色滋潤、器形龐大的瓷器，特別是有些器形明顯不是一般日用器，而是祭祀用器，而且在現存的類似實物中，主要見於兩岸故宮和土耳其的托普卡比宮等具有高等級規格處，說明其性質不是民用產品，而是官用瓷器。
洪武時期刻花大墩碗
洪武時期“官”字款火照
五、錢塘自古繁華：代表歷史時期晚段文化的南宋
定都臨安的南宋，是中國近八百年以來歷史與文化發展的源頭。墓葬考古與城市考古是宋元明考古的兩大重要內容，近年來，在南宋皇陵、墓園、族墓地和臨安城、嘉興子城等項目上，均取得了重要進展。例如，對墓園制度與堪輿理念的研究，對“古今重疊型城市”的考古發掘，都是宋元明考古實踐中提出的新思考。
1、衣錦城遺址
衣錦城遺址位於杭州市臨安區，是五代時期吳越國王錢镠規劃營建的第一座城，作為吳越國“一軍十三州”的一“軍”，是當時的政治、經濟和軍事中心，如今仍保存相對完整。考古發掘中發現了道路、門址、水井、竈臺等遺跡，實證了吳越國衣錦城的繁榮和輝煌，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南城墻遺跡揭露出灰黑色的東西向磚石城墻，揭露部分長149米，城墻基礎底部寬為25米左右。衣錦城的排水系統規劃整齊、設置科學，已發現六條南北向排水溝和一條東西向總溝渠。城內的雨汙水全部通過排水系統匯集到位於城墻底部的總排水溝當中，再流入護城河。
2、臨安城遺址
由於南宋臨安城與現代杭州城“古今重疊”，工作難度較大。但在配合基本建設工作的過程中，仍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進展。1983年，五代捍海塘的發掘，查明了海塘的走向及構築技術，也為南宋皇城方位的界定作了必要準備。
通過調查與鉆探，探明皇城的北城墻、東城墻及城內的若幹夯土臺基，並開展對羅城的全面勘探和錢塘門遺址發掘，目前對南宋臨安城皇城、外城墻遺跡的輪廓和保存狀況，已有較全面的了解。
城內的道路肌理，最重要的工作是南宋禦街的多次發掘，禦街貫穿杭州城南北，南起皇城北門，經朝天門（今鼓樓），兩側有太廟、三省六部，是為南段；過朝天門，經德壽宮側，至觀橋，是為中段；在觀橋附近，折西而行，抵達終點景靈宮，是為禦街北段。考古發掘對禦街的砌築工藝，南段、中段和北段禦街的寬度，均有比較可靠的復原數據。
城內主要衙署和建築，1995年以來先後發掘了太廟、臨安府治、恭聖仁烈楊皇後宅、三省六部、德壽宮遺址，多次入選年度“全國十大考古發現”。
3、明州城遺址
唐宋時期的明州城，州治設立在今甬江、余姚江、奉化江匯聚的三江口，包括子城和羅城，歷年來考古發現較為豐富。
城墻遺址，主要有東門口碼頭遺址、和義路遺址、和義門甕城遺址、羅城（望京門段）遺址，各處所見城墻的始築年代和出土遺物，均可追溯至中晚唐之際，這是明州治所始終位於三江口的明證。
城內遺跡，從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宋元市舶司遺址、天後宮遺址的發掘，揭開寧波城市建築設施考古的序幕；1997年公園路唐宋子城遺址發掘，揭示了唐、宋時期的墻體及城內的部分建築；1999年，寧波月湖發掘了宋代都酒務、高麗使館遺址。
2001年至2002年發掘的子城內永豐庫遺址，是元代慶元路衙署內的一處倉儲遺址。它的前身是南宋“常平倉”（官府糧庫），元朝之後為明朝的宏濟庫。永豐庫遺址規模較大，南北長120米，東西寬80米，總建築面積9600平方米。遺址以兩處單體建築基址為核心，遺存有與之相關的磚砌甬道、庭院、排水明溝、水井、河道等眾多遺跡，出土可復原各類文物800余件，實證了為寧波作為我國元代第二大對外貿易港口城市的歷史定位。永豐庫遺址的發現是國內首次發現的古代大型倉庫，和“海上絲綢之路”有密切聯系，是中國宋元考古的一次突破。
4、嘉興子城遺址
嘉興子城遺址，為五代至明清時期嘉興府衙署所在，1949年後改為“浙江榮軍醫院”，避開了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城市化浪潮，成為浙江省內唯一保持格局完整的子城遺址。2015年以來的考古工作厘清了城墻四至，揭露中軸線上甬道、儀門、設廳等主要建築基址，還原了整體平面格局、展示了宋明之間衙署格局的變遷。
北城墻位置的探溝，一直發掘到生土，地層剖面顯示，這裏最早在戰國時期就有聚落，兩晉時期出現高規格建築，可能已是浙北地區的一處政治中心；五代時期在此建起城墻，蒙元滅宋後，拆毀城墻，再無恢復；明代在舊城墻基址上，建築土垣，作為嘉興府衙署的北界圍墻；1949年後，圍墻拆除，護城河填平，一切封存於水泥路面之下。近2000多年來嘉興城市的變遷，直觀展示在剖面上，堪稱歷史文化名城嘉興的“城市年輪”。
5、雷峰塔遺址
上世紀80年代以來，佛教考古工作主要是佛塔地宮及塔身的清理。先後在金華萬佛塔、龍泉三塔（平林寺雙塔和金沙塔）、瑞安慧光塔、麗水碧湖南宋塔、湖州飛英塔、杭州雷峰塔等發現了大批文物，如萬佛塔塔基出土的60多座銅造像；碧湖南宋塔發現的刻本佛經，刊刻時間起自五代止於南宋；慧光塔出土的經函和舍利函以檀木為胎，外壁用漆堆出佛像、瑞獸、花鳥，並用金粉繪出各種圖案，代表了宋代溫州漆器較高的工藝水平；飛英塔出土吳漢月施舍刻本《妙法蓮花經》及木胎螺鈿漆箱。
雷峰塔始建於公元957年，據載是吳越國王錢弘俶為王妃黃氏建，又名黃妃塔。原為八面七層的磚木結構樓閣式。北宋宣和年間（1119年~1125年）遭戰亂受損。南宋時重修為八面五層。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倭寇犯杭時塔檐被燒，僅存磚構塔身。1924年9月25日雷峰塔轟然倒塌，在磚孔內發現了北宋開寶八年（975年）吳越國王錢弘俶施印的《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經卷，經卷用川棉紙或竹紙精印，是研究早期雕版印刷的珍貴資料。2000年至2001年，為配合雷峰塔重建工程，對倒塌廢墟進行了清理，並發掘了地宮，出土了鐵舍利函（內有金塗塔一座）、釋迦牟尼鎏金銅佛像、銅鏡、銅錢及玉人、玉錢等一批重要文物。
雷峰塔遺址發掘前的原貌
6、南宋皇陵遺址
南宋皇陵遺址位於紹興市富盛鎮，為宋室南渡後歷代帝陵攢宮所在，實際包含了北宋徽宗永祐陵、南宋高宗永思陵、孝宗永阜陵、光宗永崇陵、寧宗永茂陵、理宗永穆陵、度宗永紹陵七帝陵，並祔葬了哲宗昭慈孟後、徽宗顯肅鄭後、顯仁韋後、高宗憲節邢後、憲聖吳後、孝宗成肅謝後、寧宗恭聖仁烈楊後七座後陵。2013年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8年發掘了一號陵園遺址。2019～2020年，發掘了二號陵園遺址。
考古工作揭露了一號陵園的園墻範圍和中軸線建築布局，並探明了該皇陵墓穴的具體位置與規模。二號陵園揭露了同一中軸線上兩組大型夯土建築臺基。其中北部的一組臺基連接成凸字形結構，南部的臺基為橫長方形，通過回廊與北部臺基構成一個圍合院落。
根據一號陵園的石槨墓穴、享殿、門殿和圍墻遺跡，可以推斷已經揭示出了某帝陵上宮（或後陵）的主體建築群。二號陵園的發現，則為認識帝陵下宮的實際規制提供了重要的標本。除了上、下宮自身的建築結構之外，墓地的選擇、各帝陵間的昭穆位次關系、上下宮的配列方式、陵園規制的演變過程，也都是考古工作中予以關註的要點。考古工作突破了文獻描述的束縛，更加具體地認識到了南宋帝陵上、下宮的確切結構。
宋六陵1號陵園發掘區全景
七、經山歷海的開拓：鹽業、海防和水下考古
浙江海域廣闊，海岸曲折，海岸線長達2200多公裏，2100多座沿海島嶼星羅棋布，約占全國島嶼總數的三分之一。從史前時期到近代，這片土地上的人們不畏艱險，向海開拓，創造了燦爛的文明成果。
1、鹽業考古
食鹽是“國之大寶”，它不僅是人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更是極為重要的戰略資源。中國古代政府歷來重視鹽業發展，設立繁雜的律法制度和專門的管理機構，嚴格掌控產、運、銷等環節，並嚴厲打擊私鹽販售。浙江自古富漁鹽之饒，唐宋以來，浙江鹽產發展迅速並逐漸成為我國主要的海鹽產區。近年來，隨著溫州洞頭九畝丘、臺州玉環前塘垟和寧波大榭三處鹽業遺址的發現，浙江地區的鹽業考古也有了可喜的突破性進展。
現代的鹽業生產以海水曬鹽為主，而古代主要采用熬煮煎燒的方式，使海水或提純過的高濃度鹽鹵水快速結晶成鹽。在宋代以前，這種制鹽工藝一直是海鹽生產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方式。
浙江鹽場及鹽業遺址分布圖
洞頭九畝丘宋代鹽業遺址位於溫州市洞頭區北嶴街道，2013年考古出土了包括爐竈、儲鹵坑、和泥坑、作坊、攤場、引水蓄水設施遺跡及各類制鹽陶器等。該遺址的堆積分早晚兩期。早期發現有鹽竈、儲鹵坑和攤場，出土瓷器顯示的年代為南宋早期。晚期發現有鹽竈、儲鹵坑、和泥坑、鹵水坑、房址等遺跡，年代為南宋晚期至元代之際。該遺址作為宋元時期民間自營煎鹽作坊的典型樣本，對於宋元時期浙江沿海鹽業作坊的鹽場格局、竈具革新及工業技術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玉環前塘垟鹽業遺址位於臺州市玉環縣蛇山西麓，2018年揭露出一處宋代制鹽作坊。遺址整體沿古海塘呈東西向帶狀分布，由鹽竈、鹽鹵坑、坯料坑，以及灰坑等單元組成，分布較有規律，呈現出官營作坊的大場面布局規劃。廢棄的鹽竈、鹽鹵坑和灰坑裏，堆滿了大量的各式支具和竈箅類燒土塊，數量驚人。兩個鹽竈底部的剖面，以一層灰燼和一層黃土或青泥為一組（即一次修復使用周期的跡象），多組疊壓，說明單個鹽竈反復使用，且使用年限較長。根據揭露的跡象和出土物，並結合文獻記載，前塘垟遺址應當屬於宋代天富北監下轄密鸚場的一處子場。
玉環前塘垟遺址全景
大榭遺址位於寧波北侖大榭島，其年代橫跨史前、東周和宋元時期。其中史前時期相當於良渚文化晚期和錢山漾文化時期，是為遺址的主體遺存，保存較好，出土遺物豐富。
大榭遺址是浙東海島首次進行大規模科學發掘的史前文化遺址，考古過程中揭示出布局清晰、結構完整的制鹽遺跡，還伴出有種類較豐富、要素齊全的制鹽遺物，包括半地穴鹽竈、尖底缸、廣口陶盆、陶支腳等，反映出當時的鹽工對水分蒸發和鹽分析出已經有了較深入的認識，制鹽效率進一步提升。
2、蒼南壯士所城遺址
明代溫州金鄉衛，下設蒲門、壯士、沙園三個守禦千戶所。其中至今保存較為完整的，有蒲門、壯士二所城。而蒲門後稱蒲壯所城，沿用至清代，後人於其上多所興作，現城內格局基本為清代規制。壯士千戶所，與蒲門千戶所基本同時設立，後因倭寇侵擾，遂棄舊城，內遷 “歸並蒲門城內”。
壯士所城基本由高地的山城和平地城連接構成，山城可能為衙屬和主要軍事建築所在地，充當了一般州縣城中“子城”的功能，平地城則為一般生活功能區。壯士所城城外除卻迎面的沙灘，隙地極少，故推斷當時的主要耕地亦當被囊括在平地城內。2017年至2018年的兩次考古發掘，已發現了房基、水井、水渠等較為豐富的生活遺跡，出土了一批生活用具。壯士所城遺址是一處保存較為完好的明代早中期衛所遺址，晚期破壞較少，對於研究明代的海防制度和衛所運行系統具有重要意義。
壯士所城航測圖
水井
3、水下（沈船）考古
水下（沈船）考古是以沈埋在江河湖海等水體之下的文化遺產為調查、探測、發掘和研究對象的工作。寧波作為瀕海大港，是浙江水下考古的重鎮，歷來開展了多項水下考古工作。自1979年以來發掘的沈船有東門口北宋沈船、塗茨明代沈船、和義路南宋沈船、慈溪潮塘江元代沈船等。
小白礁1號水下考古
1998年象山港水下考古調查，系浙江省首個真正意義的水下考古項目；2006至2010年期間開展的“浙東沿海水下文物普查”項目，在寧波、舟山、臺州、溫州海域共發現水下文物線索200余條；
小白礁1號是一條商貿運輸沈船，沈沒於清代道光年間(1821年~1850年)，也是浙東海域首次通過水下考古手段發現的第一艘具有較高文物價值的古沈船。2009年6月，水下考古隊員經過探測確定，“小白礁Ⅰ號沈船”遺址所在海域水深18~22米，遺址散布範圍長約23米，寬約11.2米。在沈船遺址表面，考古隊員采集了玉印、西班牙銀幣、精美青花瓷、銅器、錫硯臺等473件器物，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2012年至2014年，文物部門對象山石浦海域“小白礁1號”清代沈船組織了兩次發掘，出水船體構件236件，文物1060件，標誌著浙江水下考古事業的全面成熟。
小白礁一號出水文物
在建黨百年的歷史時刻即將到來之際，中國考古也走過了百年的歷程。近代考古學在中國的發展歷程，從最初地質調查發現零星的人類遺存，到系統認識古代文化遺物，再到構建文化譜系，進而發展到探索文明進程、獨立書寫歷史的階段。作為這一歷史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浙江的考古工作也肩負著書寫浙江歷史、保存文化基因、守護人類遺產的重任，從烽火年代的初試啼聲，到建設熱潮中的日漸日新，再到文明探源的積極求索，文物考古工作始終緊隨時代發展步伐，映耀波瀾壯闊的百年征程。回望來時路，奮進新征程，我們的考古工作要立足浙江，放眼全國，以研究浙江大歷史為重點，深化考古研究，加強保護宣傳，探索未知、揭示本源，為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講好中國故事做出新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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