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條線路由從上海出發，經香港，廣東汕頭、大埔，閩西永定、上杭、長汀，抵達目的地江西瑞金
在這3000公裏交通線上，交通員們日夜不停地傳遞信件、護送幹部、輸送物資進入蘇區。據不完全統計，中央紅色交通線共護送周恩來、瞿秋白、鄧小平等200多位領導幹部轉移到中央蘇區，還運送了6000多擔蘇區緊缺的物資，同時傳遞了大量中央和地方的文件、情報資料
從上海出發，經香港，廣東汕頭、大埔，閩西永定、上杭、長汀，抵達目的地江西瑞金。
水陸並用，輾轉約3000公裏，這條中央紅色交通線在1930年代，連接起黨中央和蘇區。
大革命失敗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走上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新道路，開辟了贛南、閩西等革命根據地。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定都瑞金。彼時，黨中央仍設在大城市上海，與江西、福建等地的農村根據地相距遙遠，空間距離成了推進中國革命高潮到來的一大障礙。
應運而生的中央紅色交通線，把上海與瑞金聯系起來。掩護周恩來、瞿秋白、鄧小平等200多位黨的領導幹部轉移到中央蘇區，運送6000多擔蘇區緊缺物資，傳遞大量中央和地方的文件、情報資料，這條絕密交通線就是“蘇維埃的血脈”。
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前開辟，一直堅持到紅軍長征出發後，這條絕密交通線連接的是一段黨的重要歷史。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90周年前夕，新華每日電訊記者深入閩西，踏訪中央紅色交通線遺跡，探尋在當年嚴酷的白色恐怖下，它能夠長期存在的秘密。
看不見的生命線
“紅旗躍過汀江，直下龍巖上杭。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一出閩西上杭縣的古田會址動車站，廣場上巨大的紅旗雕塑和《清平樂·蔣桂戰爭》詩句就在眼前，讓人仿佛置身1929年的歷史情境。那年秋，紅四軍再次占領上杭，閩西革命根據地裏，各縣紛紛建立蘇維埃政權，開展土地革命。毛澤東有感而發，填下這首“清平樂”。
經歷大革命失敗後，年輕的中國共產黨開始了新道路的嘗試，從低谷中走出。當時的革命局面是：黨中央坐鎮上海指揮全國；與此同時，從井岡山建立第一塊紅色根據地開始，多個以工農武裝割據為主要特征的紅色蘇維埃政權，如星星之火，在全國各地出現，漸成燎原之勢。
到1930年末，全國已建立起贛南閩西、鄂豫皖、湘鄂贛等6個相對穩定的根據地。其中，以贛南閩西為中心的閩粵贛中央蘇區連成一片，是土地革命時期全國最大的革命根據地，為全國蘇維埃運動的中心區域，革命形勢大好。
不過新的形勢下，黨中央與蘇區的溝通聯系卻成了令人頭疼的問題。
驅車行駛在龍巖的高速公路上，窗外層巒疊嶂。這裏山高水長，地勢險峻而易守難攻，同時也意味著交通不便、信息不暢。“上海是指揮全國革命運動的中心，但是與遠在千裏之外的中央蘇區之間隔著白區，黨中央無法及時了解中央蘇區的真實情況，一度對中央蘇區的革命形勢產生誤判，發出與蘇區革命形勢發展大相徑庭的指示。”福建省委黨史方誌辦副主任王盛澤說。
王盛澤所指，是著名的“二月來信”。1929年2月初，中共中央從上海給閩西的紅四軍特委寫信，指示其分散成小分隊，並要毛澤東、朱德離開蘇區前往中央。
2月發出的信，直到4月才送達蘇區。接信後，毛澤東、朱德認為，如按信中指示，可能增加被敵人消滅的風險。事實上，他們認為，當前閩西的革命形勢高漲，正是建立和鞏固這一根據地的大好時機。
“這封姍姍來遲的信，讓毛澤東等感到，隨著中共中央和閩西蘇區之間的聯系問題日趨突出，建立彼此聯絡通暢的交通線成為迫切需要。”王盛澤說。
同時，鞏固、發展和擴大蘇區也需打通一條交通線來獲取外界支援。
“不給粒米勺水之接濟，片紙只鳥之通過。”蘇區革命根據地建設的開展如火如荼，讓國民黨統治集團感到不安，連續發動大規模軍事“圍剿”和持續而嚴密的經濟封鎖。在鄰近紅色根據地的敵占城鎮，國民黨對食鹽、煤油等相關緊缺物資實行“公賣”制，並斷絕赤、白區域間的交通。
蘇區許多日常生活必需品十分緊缺。有些地方鹽比金貴，甚至有價無市。蘇區軍民用香幹、蘿蔔水、辣椒幹代替食鹽煮菜，由於長期鹽攝入不足，許多群眾腿腳浮腫似“大象腳”，還有人患上各種疾病，甚至喪命。紅軍指戰員體質明顯下降，嚴重影響部隊戰鬥力。
西藥、布匹、煤油等物資也十分緊缺，蘇區生產的糧食、土紙、鎢砂又銷不出去，無法換取資金支持革命。
“快速發展的蘇區革命根據地還面臨幹部和技術人員急缺的情況，同樣需要得到黨中央的支持。但在敵人的嚴密封鎖下，大量外來人員的流動，在中央到蘇區的路途中極易被國民黨發現。”原龍巖市永定區委黨史研究室主任賴立欽說，這都需要有一條安全、暢通無阻的交通線路來解決問題。
1930年，毛澤東派人專程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匯報急需建立由上海通往閩西、贛南蘇區交通線的意見與設想，得到周恩來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同年，周恩來領導成立中央交通局，開辟了由上海黨中央通往全國各革命根據地的長江、北方、南方三條秘密交通線。其中，連接上海與閩西贛南中央蘇區的南方線，後來被稱為“中央紅色交通線”。
這條線路由上海經香港、廣東汕頭至閩西、贛南，從1930年設立，一直堅持到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後，成為三條交通線中持續時間最長、發揮作用最大、最為隱秘的一條。
“一日走40-70裏，機要文件日夜兼程100裏。”3000公裏交通線上，交通員們日夜不停地傳遞信件、護送幹部、輸送物資進入蘇區。據不完全統計，中央紅色交通線共護送周恩來、瞿秋白、鄧小平等200多位領導幹部轉移到中央蘇區，還運送了6000多擔蘇區緊缺的物資，同時傳遞了大量中央和地方的文件、情報資料。
中央紅色交通線源源不斷地為中央蘇區“輸血”，因此毛澤東贊稱，“交通線就像我們身上的血脈”。黨史專家則稱其為“中央蘇區看不見的生命線”。
在刀尖上行走
走進龍巖市永定區中央紅色交通線紀念館，迎面可見一幅“中央紅色交通線示意圖”。曲折綿延的交通線，仿佛血管般在閩粵贛大地延伸開來。
周恩來對紅色交通線工作十分重視，要求“寧可放棄蘇區一個縣，也要辦好交通線”。具有豐富地下工作經驗的他，在站點線路的設計、規章制度的制定、交通員的選拔上煞費苦心。
很多人會問：上海到瑞金，地圖直線距離不足1000公裏，為何紅色交通線要走3000公裏，從海路繞道香港、廣東汕頭，再取水路、陸路到達中央蘇區？
“南方線水陸兼備，可以避開部分陸路國民黨軍隊的盤查。且線路橫越滬、港、汕三大城市，香港、汕頭是華洋雜處，百業並存，易於交通員化裝往來。此外潮汕地區開展革命較早，群眾基礎較好，易於秘密隱蔽。”福建省委黨史方誌辦研究二處副處長毛立紅這樣解釋。
閩西交通大站曾設在虎崗鎮虎西村晏田祠。還未走近晏田祠，一座灰白色磚木結構的建築就映入眼中。這是絕密交通線上少見的大站，主屋帶有前廊，兩翼還有橫屋，中軸線自東向西依次為池塘、圍墻、天井和正廳。在虎崗，墻上保留著很多當年紅軍言簡意賅、朗朗上口的手寫標語。這些紅軍足跡的重要標識揭示著這裏堅實的革命基礎。就是利用這些有利條件，中央紅色交通線日夜不停地傳遞信件，護送幹部和輸送物資進入蘇區。
不過即便多繞了2000公裏，交通員仍然需要衝破重重防線，與敵人鬥智鬥勇。尤其是從廣東上岸後，沿路到達中央蘇區要經過密布地方軍閥和國民黨地方保安團的閩粵交界地帶，危險重重。
為了保障安全，交通線實行了一整套秘密工作方法。例如，各線、站只同所在地黨委書記一人聯系，不準和別的負責人發生關系。交通員只有單線聯系，不發生任何橫的關系，一般互不認識，也不了解全線的情況。在交通站點的安排上，有的點以家庭形式出現，有的則以店鋪或者學校形式出現，甚至有的點還出現在娛樂場所。交通員在執行任務時，常用別的身份作掩護，一般化裝成商人、畫家、探親或趕集的買賣人；多是兩人結伴同行，一前一後，前者空手，主要看風，後者身帶文件。前面發現情況，後面就馬上轉移，保護文件的安全。運送的物資經過包裝後，由交通員化裝攜帶，或利用社會關系托運到汕頭，再由交通站轉運。
水陸交接的碼頭處，常有重重關卡。“碼頭上等候的交通員如果看到靠岸的船只前面掛一個竹制的帽子，就明白船上有貨物或重要人物。接頭暗語‘江面無風，要起船了’表示可以安全交接，反之‘江面起風了’就代表危險。”永定區委黨史和地方誌研究室征研股股長林添茂說，船到廣東大埔青溪站後，交通站立即組織群眾趁夜搶運，再轉運至閩西。
交通站點也都設置便門等，以利交通員隨時撤退。
紅色交通線福建境內最後一站，位於長汀縣古城鎮中街路37號，是一家名為“永源祥”的雜貨店。這是一座長條形帶閣樓的商住兩用建築，前面是商鋪，後面可以住人歇腳。整條街上多是這樣結構的店鋪，每家店鋪的大門上都會留一方形、腦袋大小的門洞，夜晚做生意時店鋪會關閉大門，僅留門洞一手交錢一手交貨。
但留心觀察也許能註意到，“永源祥”和其他店鋪有個細微差別——門上的門洞造型奇特似雕花。
店內前後廳兩邊各有一扇門，加上前門和後門，這座商鋪竟有六扇門。現在的店主人余必勝說，爺爺余景年曾對家人講，如果有人先摸門板上的門洞，發出有規律的聲音，再敲門三下，即可開門。否則，絕不隨便開門。雖然當時他感到不解，現在想來，這叩門聲應是“接頭暗號”，而屋內的六扇門，則是為了交通員接頭時若遇上抓捕，可向多個方向逃跑。
交通員要穿越赤白交界地區的層層封鎖，闖過軍警的盤查和暗探的追蹤，避開反動民團的襲擊，需要能文能武、智勇雙全。林添茂說，要成為一名交通員，除需要黨齡3年以上、政治上堅定可靠、有豐富的對敵鬥爭經驗、機智靈活、有一定文化、能快速辨別陌生人、記憶力強外，還要“不能說夢話”。
在執行任務過程中，交通員要遵守十分嚴格的保密紀律。交通員不能查看和詢問無關信息，甚至不許照相。聶榮臻曾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們和秘密交通站接上頭以後，一切行動都聽向導的。不該問的，什麼都不能問，你問他，他也不會告訴你。靠近城鎮地區，你只是遠遠地跟在向導後邊走就是了，他說白天走就白天走，他說晚上走就晚上走。”
為了避免隨身攜帶的情報和物資被搜到，交通員們想盡了辦法。柴火裏、雨傘中間的竹竿裏、裝運書籍的竹簍裏，甚至糞桶裏，都可能裝有物資與情報。在閩西革命歷史紀念館中，擺著一個農村雙層糞桶的復制品，上層可以裝糞肥，從旁邊拉開藏著一個隱蔽的隔層，可以放鹽巴、藥品等物資。當年交通員和農村婦女運輸隊就是以挑糞下田為掩護，一擔一擔地為根據地軍民運送急缺物資。“大糞臭氣熏天，國民黨關卡檢查人員不願靠近。類似的土辦法和民間智慧解決了不少物資或情報運送的難題。”林添茂說。
每一次護送任務都危機四伏，需要交通員快速應變，和敵人鬥智鬥勇。為了順利帶回物資，交通員有的穿著泡滿鹽水的棉衣，忍著不適回到赤區熬出食鹽；有的假裝擡棺人，用棺材運回食鹽；有的用花轎“送親”掩護接送幹部、傳遞文件，進行革命聯絡活動。
龍巖市永定區博物館收藏著三枚銀元，是伯公凹交通站接待過的一位“客人”留下的。一路上，這位“客人”化裝成講法語的牧師、商人，前往紅都瑞金。
“客人”由上海經潮州潮安而來。在開往潮安的火車上，突遇查票員查票。同行的交通員立即站起來擋住“客人”，同時把車票交給檢票員，三言兩語岔開話題，分散了他的註意力。一場可能的危機終於有驚無險化解。到達目的地後，“客人”電告中央“一路順風，平安到達‘娘家’”。原來，他就是化名為“伍豪”的周恩來。
一門七忠烈
中央紅色交通線是交通員們用雙腳踩出來，用血汗澆灌出來的。在約3000公裏的交通線上，曾湧現出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
位於龍巖市永定區城郊鎮的伯公凹交通站，凹字形土樓布滿了歲月蝕刻的痕跡。這座二層小樓在深山密林中，看似平平常常，卻見證了伯公凹鄒氏“一門七忠烈”的悲壯故事。
伯公凹“一腳跨兩省”，南為粵、北為閩。這裏曾是中央紅色交通線的必經之地，也是赤白兩區交界處。站在伯公凹，仿佛能感受到當年敵我對峙的緊張。
1932年5月，鄧穎超等人從上海出發前往中央蘇區。他們一行到達伯公凹時，一位叫鄒春仁的交通員早已在黑夜中等了十幾個小時。鄧穎超他們都沒想到，就在前不久，這位熱情的交通員，失去了兩位至親。
原來，鄒氏家族多人都參與交通線工作。鄒春仁的兄弟鄒昌仁、鄒佛仁在執行交通線任務時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接到消息後，鄒春仁悲痛萬分，卻仍堅定信念，誓要完成兄弟們未完成的使命。
然而就在同年冬天，鄒春仁在護送蘇區急缺的一批珍貴電臺時遭遇敵人突襲，為了給其他同誌爭取轉移電臺的時間，他鳴槍吸引敵人註意而被包圍。鄒家後人鄒廣敦說，後來曾叔公鄒春仁被國民黨軍隊亂槍打得腸子都流到了地上，家人們沿著崎嶇小路“一路撿一路哭”。
多位親人的犧牲沒有阻擋鄒家參加革命的決心。鄒春仁犧牲的次年，他的堂兄弟鄒作仁、鄒端仁陸續被捕犧牲。鄒端仁因運送食鹽被捕後，寧死不交代鹽的秘密。惱羞成怒的敵人將他吊在大樹上，嚴刑拷打後射殺，並在他的屍體上淋煤油點火焚燒。鄒端仁大女兒鄒桂英回憶說，她去收屍時，父親已被燒成鹹魚幹一樣，自己此生便再未吃過鹹魚幹。
成為一名交通員，就意味著選擇了犧牲一切。出於保密要求，很多單線聯系的交通員至死，家人都不知道他從事什麼工作，成了無名英雄。
為什麼在刀尖上行走的孤膽英雄們，寧願拋下個人性命，湮沒於歷史，也要義無反顧地在這條隱秘戰線上日夜兼程？烈士後輩這樣說——
鄒廣敦說，當地的貧農們被舊社會“三座大山”壓著，無立錐之地，最迫切的願望就是分田。直到紅軍來了，貧苦群眾才有了田地，有了飽飯吃，因此革命熱情高漲，紛紛請求加入紅軍鬧革命，鞏固紅色根據地的蘇維埃政權。
沒有革命群眾的掩護和支持，紅色交通線恐怕難以為繼。走進今天的伯公凹，這個不到10戶人家的小村莊人人相熟，凡有外人出現都很容易被發現。如果村民們選擇告密，不僅不用面對隨時有生命危險的白色恐怖，還可能得到一筆賞金。但即便冒著殺頭的危險，他們依然選擇和共產黨、紅軍站在一邊。
“中央紅色交通線受到沿線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和保護。”王盛澤介紹說，各地的交通小站，大多設在飯店、客棧、雜貨店這樣人員密集、往來頻繁的地方。當地的堡壘戶和革命群眾，不僅自覺保守秘密，還積極地為交通站運送物資。
大埔交通站有兩條專供運載物資的運輸船，有時貨物多，就通知其他船工和群眾幫忙。“許多物資都要當地群眾從陸路挑到目的地，據說參加搶運擔貨的大埔青溪鄉群眾最多時有100多人。”王盛澤說，當時交通站負責護送，運輸則靠群眾。群眾很有組織，一叫就來，不論雨天黑夜。群眾看見穿黑衫、帶駁殼槍的交通員一來，就主動準備好工具等待來叫挑擔。有的群眾因為幫助運送物資被民團抓捕，不願交代秘密而遭殺害。
這條長達3000公裏的中央紅色交通線，從1930年建立，一直堅持到1934年紅軍長征出發之後，其間從未發生重大泄密事件，被稱為“摧不垮、打不掉的地下航線”。
1933年初，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由上海遷入中央蘇區。同年秋天，中央蘇區已經轄有江西、福建、閩贛、粵贛4個省級蘇維埃政權，60個行政縣，總人口453萬，黨員總數約13萬人。
“黨對老百姓好，老百姓就對黨好。”紅色交通線長汀段交通員毛旭初之子毛偉先仍然住在父親住過的房裏，“當年父親所在的地下黨支部以毛銘新印刷所為秘密聯絡站。長大後，我們兄弟幾人多次聆聽父親講述紅色交通線上的經歷。我們定會將當年的革命精神化為家風，在紅土地上傳承延續下去。”
■記者手記
在“伯公凹”讀懂紅色交通秘史
客家人稱土地公為“伯公”，客家人走到哪裏，“伯公廟”就建在哪裏。地處山坳的閩西小村“伯公凹”，是1930年代中央紅色交通線“入閩第一站”。今天，它是人們感悟“紅色交通線精神”的紅色地標。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90周年之際，記者從福建龍巖永定城區出發，將這個閩粵交界處的深山小村莊，作為探尋“中央蘇區血脈”的第一站。
車出永定城區西南方向約20分鐘，就來到伯公凹所在的山腳下。10月中旬，受冷空氣影響，這裏陰雨綿綿、水泥路面濕滑，上坡時幾乎要溜車。過了一段陡坡，沿盤山路再有一刻多鐘，才到伯公凹。
同行的永定區紅色文化保護傳承弘揚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闕俊聰介紹，當年進山都是土路，而交通員在執行任務時，出於安全考慮連土路也不能走，只能穿行於深山密林中。多數情況下，他們還要以夜幕和雨天為掩護，肩扛手挑執行任務，其艱難程度難以想象。
伯公凹一帶當年也是白區和赤區的分界線之一，不但鄰近國民黨統治區，而且村小人少，作為黨的秘密站點有很大的暴露風險。這樣一個小村莊，為何“摧不垮、打不掉”，成為交通線上的重要中轉站？
答案是共產黨員革命信念的堅定和當地群眾的全力支持。全村僅30多人的伯公凹，至全國解放，有13位黨員和群眾先後為革命犧牲，僅紅色交通員鄒端仁家族就湧現出7名烈士。
小小伯公凹，是3000公裏中央紅色交通線的縮影，珍藏著精神的密碼。
“中央紅色交通線是隱蔽戰線，交通紀律嚴明，還有很多犧牲的交通員和群眾的名字是不可查的。”原永定區委黨史研究室主任賴立欽說，無論是隱蔽戰線上的犧牲，還是長征路上閩西子弟甘灑熱血的“一裏一忠魂”，都反映出當年蘇區幹部群眾對革命堅定的信仰。
今天，隨著一些史料的解密，中央紅色交通線這一中國共產黨當年的隱蔽戰線，被越來越多的人關註和熟知；在中央紅色交通線所在地的努力挖掘、保護下，一批當年的交通站點先後被列為國保、省保和縣保文物單位。
記者在探訪中看到，在永定、長汀等地，中央紅色交通線遺址遺跡通過活化利用，不僅成為傳承弘揚蘇區精神、開展幹部黨性教育、國家安全觀教育等紅色教育的現場教學點，還成了結合紅色旅遊、鄉村振興，助力原中央蘇區振興發展的寶貴“紅色財富”。
“包括我的祖輩鄒端仁在內的革命先輩，懷著對國家美好未來的向往，向死而生。如果能看到今天強大的祖國和人們的幸福生活，他們一定非常欣慰。”從事中央紅色交通線文化傳播工作的烈士後人鄒廣敦說，自己的責任，就是要把革命先輩的故事傳播出去，讓更多人從中汲取精神力量。（記者 邰曉安 秦宏 龐夢霞）
來源：新華每日電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