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見習記者 鄒佳雯 記者 高文
【編者按】
上海是黨的誕生地和初心始發地。
百年以來，上海不斷地改革探索、創新實踐，成為全世界看中國的一個窗口、一面旗幟。
2021年，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追溯百年時光，探訪革命舊址，巡禮紅色場館，尋蹤秘密電臺，鉤沈革命刊物，解密紅色特工，重讀左聯人物……即日起，重磅推出“紅色上海·初心之路”系列報道。
2021年2月22日，上海福寧路99弄。 本文圖均為 澎湃新聞見習記者 鄒佳雯 圖（除署名外）
“工作，工作，衰弱到不能走路還是工作，手腳像蘆柴棒一般的瘦，身體像弓一般的彎，面色像死人一般的慘!咳著，喘著，淌著冷汗，還是被壓迫著在做工……”發表於85年前的《包身工》，至今讀來仍令人發指。
上海福寧路99弄正是作者夏衍取材的地方，當時這裏是“楊樹浦福臨路東洋紗廠”的宿舍，現在則是居民社區。
“阿拉媽，十二三歲從蘇北過來，那時候就是前面紗廠的‘包身工’。”小區小賣部的張先生在這裏生活了六十多年，他指了一下99弄的大門，“紗廠的大門正對著我們小區門，就隔條馬路。後來這邊就變成國棉十五廠十六廠的員工宿舍了。”
1936年，《包身工》發表後引起社會震動，並被夏衍看作“自己一生最值得重視，且或許能夠傳得下去的作品”。夏衍的作品遠不止於此，他不僅是一位作家，還是譯者、劇作家、報人……而且是一個革命者。
夏衍與蔡叔厚在上海。右為夏衍，左為蔡叔厚（攝於1930年代）夏衍舊居 供圖
翻譯高爾基《母親》
在上海，余杭路是一條不起眼的小馬路。
2021年2月21日，上海東余杭路。據附近居民說，當年余杭路轉角處的房屋樣式與如今的如出一轍，是1925年建造的。
近百年前，這條小馬路的一端開著一家雙開間門面，規模不大的紹敦電機公司。面上，這家店做點電料和電機維修的生意；底下，則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交通聯絡機關。
1927年，“四一二”政變發生，大批共產黨人被屠殺。這個當口，在日本進行革命活動的夏衍被驅逐回國。
27歲的他來到上海，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在浙江甲種工業學校時高他兩班的同學蔡叔厚，也就是這家紹敦電機公司的老板。
當夏衍帶著行李風塵仆仆地來到這裏時，他的老同學正滿手油汙，修理一架燒壞了的電動機，擡頭看到夏衍，徑自上前緊緊握住夏衍的手，毫不遲疑地歡迎他入住。
在夏衍的回憶中，他在紹敦電機公司二樓一間臨窗的小房間裏，度過了“一個悶熱而無所事事的初夏時節”。蔡叔厚還半開玩笑地問他：“請你當本公司的工程師，怎麼樣？”夏衍心不在焉，報之以苦笑，他想做些什麼，但除了一日日地讀報，不知道自己還能如何。
直到同住的鄭漢先啟發他：“怕死的要退（黨），要革命的就該進。”於是，在白色恐怖最嚴重的時期，夏衍加入中國共產黨。
夏衍忙了起來。革命文學在那個年代的中國尚處於萌芽階段，誠如魯迅所言“多看些別國的理論和作品之後，再來估量中國的新文藝，便可以清楚很多。更好是紹介到中國來；翻譯並不比隨便的創作容易，然而於新文學的發展卻更有功，於大家更有益”。在文藝朋友們的“鼓動”下，掌握多國語言的夏衍主動擔負起了譯書以宣傳革命思想的任務。
夏衍舊居展示的《母親》譯本 夏衍舊居 供圖
早在日本求學時期，夏衍就為高爾基《母親》中的革命精神打動，匆忙離開日本時，他也沒忘記在行囊中塞進日譯本《母親》。夏衍翻譯《母親》，用了兩種日譯本，間或參考英譯。當時，住在他樓下的作家蔣光慈會俄語，他每譯一章，蔣光慈就根據俄文原版校對一遍。
那段日子裏，每天天剛蒙蒙亮，夏衍就起床，稍稍洗漱，坐到窗前桌子邊，專心致誌投入翻譯。他規定自己每天必須譯完2000字，再去做其他革命工作。
中譯本《母親》承載了外界諸多期待，翻譯還沒結束，其版權就已為陳望道主持的大江書鋪獲得。
1929年10月和1930年11月，《母親》中譯本上下兩冊先後出版，受歡迎程度遠超夏衍的預期，魯迅稱這本書是“對革命者最合時的書”。此後，這本書雖遭反動派一禁再禁，夏衍也隨著“東躲西藏”的《母親》幾更筆名，但書在群眾中依然廣泛流傳。十多年後，夏衍撰文談及《母親》的流行，“要從這十五年間的中國青年人心裏除掉這本書的影響，已經是絕對不可能了。”
開啟電影生涯
到了三十歲上下，夏衍已是一身藏青嗶嘰西裝的行頭，頭發梳得整齊，玳瑁眼鏡，斯斯文文的大學教授模樣。
靠著譯書，他從一個身無分文的窮小子變為文藝界“窮朋友”中的“富戶”，也從蔡叔厚處輾轉搬到了塘山路業廣裏、愛文義路（今北京西路）普益裏。
2021年2月21日，上海塘山路業廣裏的門頭已被水泥封死。
地下黨組織根據夏衍的特長和能力，開始讓他更多地進入文化教育界展開工作，他辦報紙、籌左聯、辦劇團，甚至還成了電影編劇。
1932年初夏，夏衍等三位新文藝工作者接下了明星電影公司的邀約。當時，電影界被當作是資本家的領域，復雜而腐敗，充滿了神怪武俠的“庸脂俗粉”。對於要不要讓夏衍三人涉足這樣的“渾水”，左翼文藝工作者們意見並不統一，最後，夏衍把這個問題提到了瞿秋白主持的黨的會議上，他聽到了瞿秋白這樣的回復：“我們真應該有自己的電影”。
瞿秋白告訴夏衍他們，在文化藝術領域中，電影是最富群眾性的藝術，要去“取得天下”。
夏衍開啟了自己的電影生涯。要打進電影界內部，沒點手藝怎麼行？
於是，在那個時段的上海戲院裏，人們經常可以看見一個分外忙碌的“觀眾”——夾著手電筒，一手秒表，一手在小本子上寫寫劃劃——這個鏡頭是遠景、近景還是特寫？這個鏡頭為什麼這麼用？一個鏡頭用了幾秒或者幾分鐘？“拉片”以外，這位熱情觀眾還利用職務之便鉆進剪接室、跑去導演的拍攝現場，費盡一切心思速成電影學。
1933年的二三月間，電影新人夏衍的首部編劇作品《狂流》完成攝制。這部作品以“九一八”事變長江流域十六省遭空前大水災的真實事件為背景，在銀幕上破天荒反映了中國農村農民群眾的階級鬥爭，轟動了當時的影壇。
電影《春蠶》報紙廣告，茅盾原著，夏衍改編。 夏衍舊居 供圖
其後，《春蠶》《女性的吶喊》《脂粉市場》……1930年代的社會現實被搬上大銀幕，使中國電影走出了迷信神怪武俠的風潮。
混入包身工住宿收集資料
1936年6月，《包身工》發表於《光明》雜誌。這期雜誌的社評直言：“《包身工》可稱在中國的報告文學上開創了新的紀錄。”
這篇不足七千字的文稿寫就於1935年秋。是時，上海黨組織遭到了又一次大破壞。夏衍在工廠隱蔽時，想起了最初搞工人運動時遇到的那些慘遭剝削的工人，他重新開始收集包身工的資料。
《包身工》 夏衍舊居 供圖
夏衍換上工裝，先後兩次設法混入包身工住宿的“工房”，又從3月到5月連做兩個月的“夜工”——他在早上三四點鐘起來，從普益裏的居所步行十幾裏路，趕到福臨路東洋紗廠工房附近，收集女工們上下班的情況。
於是，手腳瘦得像蘆柴棒一樣的小女工，遭拿莫溫毆打又被“東洋婆”面壁罰站的小福子，殘忍冷血的拿摩溫等人，連同他們背後的社會本質問題，化為《包身工》，驚醒社會大眾，掀起又一波浪潮。
1937年12月，上海淪陷後一個寒風刺面的日子，夏衍一早起來收拾行李，在熟睡的孩子額上落下一吻，直奔碼頭去往香港，在那裏繼續自己的革命事業。看著渾濁的江面、掛著太陽旗的兵艦，他想著：“中國人民最苦難的時候，我在這裏（指上海）耽了十年零七個月。”
夏衍與上海的緣分未盡。1949年，他又回到上海，搬進烏魯木齊路178號，著手新的工作……
（本文資料來源：《夏衍自傳》、《夏衍的生活和文學道路》、《夏衍在虹口的革命生涯地圖》等）
責任編輯：王維佳
校對：施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