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鮑德裏亞 譯/白輕 導讀/高鑫源
二十年前，世貿大廈的轟然倒塌對於蘇聯解體後西方中心的現代性進程無疑是沈重一擊，對於全球思想界而言也是一場巨大的震動。美國以9·11為契機入侵阿富汗，開啟了漫長的反恐戰爭；而戲劇性的是，時逢9·11二十周年，美國在此刻從阿富汗撤軍，留下一片狼藉，塔利班重奪政權，仿佛一下又回到了二十年前的原點。二十年後的當下，在令人失語的痛苦中重溫那場知識界的震蕩，有多少批判和反思還具有有效性？
澎湃思想市場推出“9·11思想考古”專題，嘗試回溯國際知識界對襲擊事件及其後美國與盟友發動的“反恐戰爭”的思考軌跡。專題收錄的文章和訪談既包含對襲擊事件的緊迫、即時回應，也納入了事件後各不同歷史階段的回望和反思。
鑒於二十年時間跨度之長，專題很難全面覆蓋知識界的回應，我們所“考古”的思想軌跡大致按照幾條線索展開：將襲擊事件置於美國自身暴行和制造災難的歷史、資本主義全球化和世界體系的脈絡中理解，追問襲擊產生的背景和根源；警惕9·11事件後國家權力的危險擴張——以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為名拓展監控手段、中止憲法權利、犧牲公民自由、鎮壓政治異見；反思“反恐戰爭”這場打著懲治邪惡、維護正義旗號的主權者對非主權者的“戰爭”；指出“文明衝突論”解釋框架的缺陷，駁斥西方對所謂“伊斯蘭文化”的刻板呈現，揭示西方對伊斯蘭世界復雜歷史現實的無知帶來的惡果……
這些線索之間既不界限分明也不彼此獨立，而是互相關聯、交織纏繞，學者們的具體分析因而往往同時勾連多條線索。盡管視角不一，但知識分子的根本關涉是一致的：如何重新構想世界以避免戰爭和衝突、找尋與他人和平共存之道？在9·11襲擊引發的哀痛、驚愕、恐懼的民眾情緒被民族主義話語裹挾，繼而匯集成洶湧的戰鬥呼號和暴力狂熱之際，知識分子嚴守異議與爭辯的空間，“不合時宜”地履行批判和質疑的職責，在絕境之中留存希望。
我們盡可能為專題涵蓋的每一篇文章邀約相關譯者/研究者撰寫導讀，介紹思想家在9·11前後的問題意識脈絡並補充具體的歷史語境。本專題將在今年內持續更新，如有遺漏的重要視角，歡迎讀者投稿補充。專題由實習編輯毛超予協助共同策劃。
鮑德裏亞
【導讀】
恐怖主義的抵抗
文/高鑫源
鮑德裏亞晚年的思想中，對恐怖主義的關註一直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在9·11事件發生後，他在《恐怖主義的幽靈》這篇文章中揭示了恐怖主義與全球化進程的關系，以及恐怖主義背後的象征交換邏輯、現實與擬真關系等諸多內容。同時，該篇文章體現出的對恐怖主義的看法與鮑德裏亞前期對恐怖主義的看法也具有明顯差異。
在海灣戰爭爆發時，鮑德裏亞就曾經認為這是一場未曾發生過的戰爭，因為一切都是按事先計劃進行推演。這一說法引起了人們對於真實與虛構的爭論，進而演變為仿真與擬像的討論。鮑德裏亞認為真實存在序列，第一序列是對真實的表征，如地圖與實際地點之間的關系；第二序列模糊現實與表征的分界，第三序列則擬真高於現實，在超真實中人們無法發現真實的源頭。然而海灣戰爭的這一套做法卻在10年後被19名恐怖分子復制，在紐約的雙子塔上演了一次精準的報復行動。恐怖分子事先周密的安排與海灣戰爭中西方軍隊的推演在形式上幾乎一致，在這種情況下，鮑德裏亞思考的是這場9·11事件是否存在？真實與模擬本來就不可分割，擬真無法被驗證，那麼真實也就值得懷疑，恐怖襲擊反而顯得比真實更加真實，這種超真實狀態令西方恐懼，草木皆兵，而這才是恐怖主義真正可怕之處，無處不在，總在不同的時間與地點按計劃地進行著。
喬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認為“紀律想要產生秩序，而安保則面向無序。”一個國家越是重視安保，對恐怖主義的打擊就會愈加堅決，但是，當安保成為國家的唯一中心時，國家便會成為恐怖主義，走向無序的境地。從海灣戰爭以來，美國所走的就是這麼一條道路，在特朗普之前，“美國優先”（American First）便已經事實上存在，9·11事件以後美國悍然對阿富汗的武裝入侵、鮑威爾（Colin Luther Powell）在安理會上演的“洗衣粉事件”都是“美國優先”的體現，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存在與否並不重要，因為無論有無，戰爭總是要發動的。但是適得其反，“美國優先”的做法並沒有給美國帶來持久安全，恐怖主義的報復總是無處不在。與此同時，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也指出以國家為名義對國家的權力進行擴展便會有損國家民主。
與阿甘本、羅蒂等人相比，鮑德裏亞除了認識到恐怖主義的可怕之外，更意識到了恐怖主義的根源。恐怖主義不僅是就恐怖組織而言，一旦國家因為過分註重自身安全而與恐怖組織無異。在9·11事件發生後，美國舉國哀痛之際，鮑德裏亞這篇文章稱這一事件為一場“絕對事件”、“所有事件之母”、被襲擊的世貿大廈是受到恐怖主義恩典的世界第八大奇跡，這些驚世言論是因為鮑德裏亞看到了9·11事件具有“元事件”的特性，這是冷戰後以美國為核心的全球化進程對非西方文化無情摧毀的報復。鮑德裏亞將矛頭直接指向了全球化。隨著現代經濟的運行將交換活動的場所擴展到全球，啟蒙運動以來的“普世文化”也被抽象成“普世價值”伴隨著全球化在世界各地傳播，然而，“歧視和排他並不是全球化的偶然結果，而毋寧是全球化本我邏輯的產物。”全球化與普世價值猶如孿生兄弟，美國推行的“普世價值”是具有“均質化”與“消解性”的，“美國價值”已經被打造成“普世價值”，並且通過美國在全球的文化和武力強行推行。用鮑德裏亞的話說，這不僅僅是對其他文化的抹殺，更是對其他文化的羞辱。
受到莫斯人類學研究的影響，鮑德裏亞在其著作中大量提及“誇富宴”（potlatch），在這種儀式上，主人大宴賓客，並當眾損壞財物，以顯示主人的實力雄厚，其目的在於令賓客蒙羞，確定主人的地位。在鮑德裏亞看來，非西方對西方（主要指美國）的集體仇恨，並非是因為資本邏輯將他們擁有的一切卷走後未曾歸還，而是由於西方對非西方的改造是同質化且單向度的，並不允許非西方對西方世界進行對等的回贈，非西方人民無法對西方給予相應的回贈這種屈辱必須得到一個合適的方式加以報復，這種報復就是恐怖主義，恐怖襲擊是一種在同質化的全球化過程中所采取的異質性的對抗，恐怖主義是“一種不可化約的獨特性（singularity）”，“其目的是要恢復為一個擁有普遍化交易的體系之中心。”“全球權力所能遭遇的最壞事情並不是被襲擊或毀滅，而是蒙受恥辱。全球權力在‘9·11’中受辱，因為恐怖分子施加給全球體系的東西是體系本身無法償還的。”而與此同時，全球化使得世界日趨一體化，看似緊密的一張網卻因為19名恐怖分子這個節點就瞬間被撕裂，全球化的脆弱性是否就是西方權力本身存在的脆弱性呢？恐怖主義從上世紀走到現在，技術的發展令恐怖主義不再需要像過去那樣以人命為代價，在網絡時代，可能僅僅是互聯網上一個節點的錯誤，就可以導致泄密的發生，不對等的“誇富宴”仍將上演，只不過這次恐怖主義不再是以流血與暴力為代價，更多以羞辱為目的，償還西方對非西方欠下的債務。
鮑德裏亞將恐怖主義視為一個獨特的切入口，以此觀察西方社會的脆弱性，以及全球化的不健康發展，指出了恐怖主義羞辱人的一方面，通過這種羞辱，讓人們意識到在全球化的今天，恐怖分子手上的人質並不是特指的，在全球化各個節點上的人們都可能是人質，人們時刻被恐怖分子包圍著。
【正文】
恐怖主義的幽靈
（本文英文版最初發表於2002年春季號的《南大西洋季刊》，中譯版於2011年發於譯者白輕的豆瓣日記，澎湃新聞經議者授權刊發）
一、恐怖主義的幽靈
說起全球事件（world event），我們倒見過不少。從戴安娜的死亡到（法國）世界杯。甚至是暴力而真實的事件，從戰爭一直到種族大屠殺。但如果要說世界範圍內的象征性事件——不是簡單地在全球範圍內獲得大量報道的事件，而是能夠代表全球化自身之阻礙的事件——我們則幾乎沒有。縱觀20世紀90年代的蕭條，事件處於“罷工”當中（正如阿根廷作家費爾南德斯［Macedonio Fernandez］所說）。現在，這種罷工結束了。事件不再罷工了。隨著對紐約世貿大樓的襲擊的發生，我們或許可以說，我們面臨的是一個絕對的事件，一切事件之“母”，一個在自身內部將所有從未發生的事件統一起來的純粹事件。
歷史和權力的整個遊戲被這個事件擾亂了，而分析的條件也同樣為之擾亂。你必須從容不迫。當事件停滯不前時，你不得不提前行動，比它們移動得更快。但當事件如此快地加速時，你就不得不移動得更慢——盡管你不會被埋在一連串的語詞或戰爭聚集的陰雲之下，盡管你無需保持圖像的難以忘懷的熾熱（incandescence）的完整性。
被言說和書寫的一切作為證據表明了事件本身的一種巨大的宣泄，以及它所施展的魅力。針對恐怖主義的道德譴責與神聖同盟，作為一種巨大的慶典，處在同一個天平上；它們見證了全球超級大國的被毀滅——或不如說，在某種意義上，見證了它的自我毀滅，在榮耀的火焰中自殺。因為，正是超級大國的令人無法忍受的權力，才在全球激起了所有這樣的地方暴力，而恐怖主義的想象也由此（不知不覺地）駐留在我們所有人中間。
我們都夢想過這樣的事件，每個人都無一例外地夢想過它，因為任何人都會不可避免地去想象這種占據了如此支配性地位的權力的毀滅；這是西方道德意識所無法接受的事實。但它就是事實；而就在驅散它的努力中，被言說和書寫的一切提供了情緒化的暴力來度量它。
必要的時候，我們可以說，是他們做的，但我們渴望如此。如果不考慮這一點，事件就會喪失其象征性的維度。它成為了一個純粹的事件，一個完全專斷的事件，少數狂熱分子兇殘的幻影，而余下的一切將把它們消除。現在，我們很清楚它並非如此。這就解釋了所有驅魔的反恐主義的胡言亂語：因為它就在那兒，到處都是，像模糊的欲望客體。沒有這種根深蒂固的共謀關系，事件還不會獲得它所產生的那種共鳴，而在恐怖分子的象征性策略中，他們無疑知道自己可以指望這種不被承認的共謀關系。
對於那些被剝奪了權力並遭受剝削的人，對於那些處於全球秩序末端的人，這都遠遠超出了對支配性的世界權力的仇恨。甚至是那些從該秩序中獲利的人，他們心中也有這樣惡毒的欲望。所以，對任何不可變的秩序，對任何決定性的權力的過敏都是——大快人心地——普遍的，而世貿中心的兩幢大樓，則以其成雙的形式，變為了這種不變秩序的完美替身。
那麼，就不需要死亡驅力或毀滅的本能了，甚至也不需要反常的無意識效應。權力力量的增長合理——又無情地——激發了想要毀滅它的意誌。而權力自身也參與了這種毀滅。當雙子樓坍塌時，你會有這樣的印象：它們是在用自身的死亡來回應自殺性飛機的衝撞。人們曾說：“上帝無法對自己宣戰。”但是，他可以。西方便處於上帝的位置（擁有神性的全能和絕對的道德合法性），它已經步入自我毀滅並對自身宣戰了。
數不勝數的災難電影見證了這種幻想，它們試圖用圖像來驅魔，用特殊效應來淹沒整個事情。然而，它們施展的如色情表演一般的普遍魅力卻表明，將這種衝動付諸實踐從來都不會很遙遠：要排斥任何強大得近乎完美或全能的體系。
或許，恐怖分子還未曾預料到雙子樓的倒塌（更何況專家們！），這一轟然的倒塌——遠甚於對五角大樓的攻擊——產生了最強烈的象征性衝擊。一整個體系的象征性崩潰就是一個無法預料的共謀關系的結果，盡管為讓事件圓滿地終結，大樓已經通過自行的倒塌，通過自殺而參與其中了。在某種意義上，由於內在的脆弱性，整個體系還向最初的行動伸出過援手。
體系越是變得集中，並最終形成單一的網絡，它便越是在某個單一的點上變得脆弱（菲律賓的一個小黑客曾成功地從他手提電腦的黑暗隱窩中釋放出“我愛你”病毒，該病毒散布到全球並癱瘓了整個網絡）。在這裏，正是十八個自殺性襲擊者——多虧技術效率增強了絕對的死亡武器——開啟了一個全球性的災難進程。
當全球權力對情境的壟斷達到了這種地步，當所有的功能都被凝縮在技術/專家統治的機器上，而思想的另類方式又遭到禁止的時候，除了一種恐怖主義的情境轉移（terroristic situational transfer），還能有什麼別的辦法呢？正是體系自身創造了這種野蠻復仇的客觀條件。通過自己扣押所有的紙牌，它逼迫他者（the Other）更改規則。而新的規則是如此殘酷，因為賭註本身就是殘酷的。體系的權力之過度（excess）導致了一種無法解決的質疑，對它來說，以一種防禦行動來回應的恐怖分子也是不容許有交易的。恐怖主義正是這樣的行動，它把一種不可化約的獨特性（singularity）恢復為了一個擁有普遍化交易的體系之中心。今天，那些因為單一權力控制的全球流通裝置而付出了死亡代價的所有獨特性（種族、個體和文化）都通過這種恐怖主義的情境轉移來復仇。
這就是對抗恐怖的恐怖——它背後不再有任何的意識形態。我們現在遠遠超出了意識形態和政治。沒有什麼意識形態或原因，甚至是伊斯蘭教的原因，能夠解釋那種激發起恐怖的能量。目標不再是改變世界，而是通過犧牲使世界變得激進（就像異教分子在其得勢的時候所做的那樣）。然而，體系試圖通過武力來實現這點。
恐怖主義就像病毒一樣無處不在。而恐怖主義的全球灌輸就如陰影一般伴隨著任何的統治體系，隨時準備觸發自己，好比一個雙料間諜。我們已經無法在它周圍畫一條分界線了。它就處在這種與之交戰的文化的中心，而促使被剝削的不發達國家與西方世界進行全球性鬥爭的這種明顯的分裂（還有仇恨）也和統治體系內部的分裂秘密地聯系在了一起。體系可以壓制可見的對抗。盡管每一個統治機器都會把自身的對抗機構和自身消亡的代理秘密化，但如果要抵制那種結構上的病毒，那種幾乎自動的權力顛倒形式，體系則無能無力。恐怖主義就是這種沈默的顛倒帶來的衝擊波。
這不是文明或宗教間的衝突，它遠遠超出了伊斯蘭教和美國；不斷付出的努力被迫聚焦於衝突是為了創造這樣的妄想：存在著一個可見的對抗並且有一種武力的解決方法。的確存在著一個根本的對抗，但這個對抗卻把昔日美國的幽靈（它或許是全球化的震源，但絕非全球化唯一的化身）和伊斯蘭教的幽靈（它同樣不是恐怖主義的化身）指向了不可一世的全球化與自身的戰鬥。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的無疑是一場世界戰爭——不是第三次世界戰爭，而是第四次並且是唯一一次真正的全球戰爭，因為在這場戰爭中，岌岌可危的正是全球化本身。頭兩次世界戰爭符合戰爭的經典形象。第一次戰爭結束了歐洲的霸權和殖民的時代，第二次戰爭終結了納粹主義。而第三次戰爭的確發生了，它采取了冷戰與核威懾的形式並終結了蘇聯和東歐的共產主義。每一次戰爭過後，我們都向單一的世界秩序邁進了一步。今天，這一秩序事實上已經到達了頂峰，而它也在當下的一切震動裏，發現自己與各種分散在全球中心區域的對抗性力量扭打在了一起。這是一場不規則的、碎片化的戰爭，所有的細胞、所有的獨特性都以抗體的形式進行反抗。對抗是如此地不可能，以至於戰爭的觀念還需通過諸如海灣戰爭、阿富汗戰爭等驚人的定位進攻來不時地得到拯救。但第四次世界戰爭卻在別處。它縈繞著每一個世界秩序以及所有的霸權統治——如果穆斯林統治了世界，恐怖主義就會以對抗穆斯林的形式出現，因為正是世界，正是全球自身在抵抗全球化。
恐怖主義是不道德的。世貿中心的事件，那一象征性的挑戰，是不道德的，而它回應的是對自身同樣不道德的全球化。那麼，讓我們不道德一回；如果我們想要對這一切有些許的理解，我們就要超出善與惡來進行審視。唯此一次，當我們擁有一個公然反對道德和一切解釋的事件時，我們就不惜以惡的理解來接近它。
就西方哲學和啟蒙運動而言，對善與惡的關系的徹底誤解恰恰是關鍵所在。我們總是天真地相信善的進步，相信它在所有領域（科學、技術、民主、人權）中一往無前，並擊敗了惡。似乎沒有人認識到，善與惡作為同一個運動的組成是一起前進的。一者的成功並不能使另一者黯然失色——遠不會如此。在形而上學的觀念裏，惡被當作一種偶然的意外，摩尼教由此提出了善與邪惡欲望之間的鬥爭，但這種不證自明的說法卻是縹緲虛幻的。善沒有征服惡，反之也不成立：它們不可能同時被化約為對方，它們是不可避免地相互關聯著的。最終，善只有通過停止成為善，才能挫敗惡，因為通過為自己賺取一種全球權力的壟斷，它就為相應的暴力提供了反作用力。
在傳統的世界中，善與惡之間無論如何都存在著平衡，一種辯證關系上的和諧維系了道德世界的張力與均勢——不像在冷戰中，兩大權力通過對抗的方式來維持恐懼的平衡。不存在一者高於另一者的絕對權力。但隨著善的完全推斷法的出現（肯定高於一切否定的絕對權力，對死亡和一切潛在的反對力量的排斥——善的價值的全線勝利），平衡被打破了。從此，均勢就一去不復返了，而惡似乎獲得了一種無形的自主權並以冪次方的速度不斷發展。
相對而言，隨著共產主義（在西方世界）的暗淡和自由主義勢力在全球的勝利，這或多或少已在政治秩序中發生過了——正是在那一點上，一個幽靈般的敵人出現了，它將自己滲透到整個星球，像病毒一樣四處傳播，從權力的所有空隙中湧現：伊斯蘭教。但伊斯蘭教只是開路先鋒，真正的對抗卻沿著其線路而結晶下來。對抗無處不在，就在我們每一個人當中。所以，這便是對抗恐怖的恐怖。但又是不對等的恐怖。正是這種不對等讓全球化的無所不能徹底繳了械。由於自身的不一致，它只好更深地投入力量關系的自我邏輯當中，卻無法在象征性挑戰和死亡的地域裏運轉——這是它不知所措的東西，因為它已經把這樣的東西從自身的文化中驅逐出去了。
直到目前，這種一體化的權力已經無比成功地吸納和解決了一切危機與一切否定，但正如它所做的，它也無比成功地創造了一個極度絕望的處境（不僅僅是被剝奪了權力的人，在那些嬌生慣養和享有特權者的根本安逸中同樣有極度的絕望）。如今，根本的改變在於，恐怖分子已經停止無回報的自殺了；他們正在轉變自身的死亡，使之能夠承受一種有效的攻擊手段，使之服從於這樣一種直觀的戰略洞見：一種簡單的感覺，對對抗的巨大脆弱性的感受——只需最輕微的火花，就能引爆一個近乎完美的體系。他們成功地將自身的死亡轉化為了對抗體系的絕對武器，而體系恰恰運行在排斥死亡的基礎上，體系的理想就是零死亡。每一個零死亡的體系都是一個零和遊戲（zero-sun game）的體系。對於一個已把死亡變成了反擊武器的敵人來說，任何形式的威懾和摧毀都是徒勞的。“美國人的轟炸有什麼用？我們的男人渴望死亡，就像美國人要活命一樣！”這裏便存在著遭受了零死亡體系之一擊的四千死者的非等價性。
那麼，它是關於死亡的一切，不僅是真實時間（real time）——“活著”，可以這樣說——中死亡的暴力入侵，更是一個遠遠超過了真實的死亡之入侵：一個象征的和犧牲的死亡——也就是說，絕對的、不可改變的事件。
這就是恐怖主義的幽靈。
不要從力量關系的角度來攻擊體系。那是體系自身強加給你的（革命）想象——體系只有不斷地以現實為借口把反對者吸引到鬥爭當中才能幸存，而現實總已經是體系本身的了。要把鬥爭轉入象征領域，在那裏，規則是挑戰的、顛倒的、付出高價的規則。因而，死亡只有通過等價的甚至更高價的死亡才能被支付。用一個禮物向體系開戰，對這個禮物，體系除了自身的死亡和崩潰，將無以回應。
恐怖主義的假設是，體系自身會用自殺來回應死亡與自殺帶來的多重挑戰。因為在體系和權力中都存在著一個象征義務，而這個詭計是引發其災難性毀滅的唯一可能。在這個不可能的死亡交換（impossible change of death）的、令人眩暈的圓環中，恐怖分子的死亡是一個無窮小的點，卻也是一個創造巨大吸引和空虛，創造一種龐大對流的點。在這個細微之點的周圍，聚集了真實和權力的整個體系；體系因為癡迷於這個點而短暫地聚合，繼而又被其自身過強的效率所毀滅。
恐怖主義模式的策略是引入現實的過度，從而使體系在這種現實的過度下瓦解。情境的整個可笑的本質，和被體系調動起來的暴力一道，轉而反對體系；因為恐怖主義行動就是體系自身暴力的過度寫照，是被它所禁止的象征暴力的模型——體系無法施展的暴力就是體系自身的死亡。
這就是為什麼，除了一小撮個體的象征性死亡，整個可見的權力對這個細小的點居然無能為力。
我們不得不面對並接受現實：一種新的恐怖主義已經形成，作為玩遊戲的一種新的行動形式，它持有遊戲的規則並獨自帶有摧毀它的目的。由於把自己的死亡投入到了遊戲當中——對此不再有可能的回應（“他們是懦夫”）——這些人（恐怖分子）不僅沒有公平地參與遊戲，同時也奪走了統治權力的所有武器。金錢和股票市場的投資，計算機技術和航空，景觀和媒體網絡——他們已然吸納了現代性和全球主義的一切事物，卻從未改變其目標，那就是要摧毀權力。
他們曾用美國日常生活的平庸來做偽裝和掩護——這正是狡詐的高度。在將自己像定時炸彈一樣激活之前，他們睡在城郊，還和家人一起讀書、學習。對這種秘密運作的無懈可擊的控制幾乎和9·11的駭人行動一樣是恐怖主義的，因為它把懷疑投向了所有和每一個個體。一個無威脅的人難道就沒有可能成為一個潛在的恐怖分子嗎？如果他們能夠不經意地從身邊走過，那麼，我們每個人都是一個不被註意的恐怖分子了（每一架飛機都是有嫌疑的），而最終，它無疑是對的。這或許很好地說明了一種潛在的、隱藏的、被小心地壓抑起來的犯罪的無意識形式，這些犯罪如果不是改頭換面的，至少也可以秘密地激起邪惡的景觀。因此，事件分解為最小的細節——一種更微妙的精神恐怖主義的起源。
根本的差異在於，當恐怖分子獲得了體系自身的武器時，他們也就擁有了一種更加致命的武器：他們自身的死亡。如果他們只滿足於用體系自身的武器來反對體系，他們會被很快地消滅。如果他們僅僅用自身的死亡來與體系作戰，他們同樣會在一種無意義的犧牲中極快地消逝——正如恐怖主義至今一直所做的那樣（巴勒斯坦的自殺性襲擊是一個典型），因為這個原因，它已經註定失敗了。
可一旦他們把所有可利用的現代性資源與這種高度象征化的武器結合起來，形勢就會大變。毀滅性的潛能被累乘（multiply）至無限。正是這種因素的乘積（它似乎和我們不相容）賦予了恐怖分子如此的優越感。相反，“零死亡”的策略，“幹凈”的技術戰爭的策略，恰恰無法符合這種象征權力導致的“真實權力”之變形。
這種襲擊的異常成功表明了一個問題，如果我們要對此有所理解，我們就不得不拋棄我們的西方視角，去看一看在恐怖組織和恐怖分子的大腦中到底發生了什麼。對我們來說，如此（高）的效率暗示著算計（calculation）和理性的一種最大化，而這在他者中是難以想象的。即便是在這裏，在理性的組織或秘密的團體中，也總會有泄密和失誤的。
所以，這種成功的秘密在別的地方。差別在於，我們面對的並非一種雇傭合同，而是一種契約和犧牲的義務。這樣的義務對一切的背叛和墮落都具有免疫力。在融入全球網絡和技術協議的同時，卻“至死”也不泄露同謀關系的任何內容，這算得上是一個奇跡。契約可不像合體那樣束縛個體——甚至連他們的“自殺”都不是個人的英雄主義，而是理想化要求下的一種共同的犧牲行動。可操控的結構和象征性的義務——就是這兩個機制的結合使一種過度的行動成為了可能。
對於象征性的算計，我們已經茫然了，因為在撲克遊戲或誇富宴（potlatch）裏，最小的賭註換來了最大的收益。而這個最大的收益恰恰是恐怖分子在對曼哈頓的襲擊中所贏得的東西，它或許可以作為混沌理論的完美圖例：一個原始的衝擊引發了不可預料的結果；美國大規模的（軍事）調動（“沙漠風暴”）換來的只是微乎其微的效益——可以說，颶風在蝴蝶翅膀的撲打中結束了。
自殺性的恐怖主義是窮人的恐怖主義。這是富人的恐怖主義，它的事實讓我們格外膽戰心驚：他們已經變得富有（擁有了一切必要的資源）卻還不忘要毀滅我們。誠然，從我們價值體系的視角出發，他們是在做欺騙。把自身的死亡投入遊戲當中固然不是公平地參與遊戲，但這也困擾不了他們，因為新的規則早已不是由我們所能決定的了。
所以，一切的論證都被用來懷疑他們的行動。例如，稱他們為“自殺者”和“殉道者”，但隨即又說，這樣的殉道證明不了什麼，它和真理毫無關系，甚至（援引尼采）是真理的頭號敵人。他們的死亡的確什麼也證明不了，但在一個連真理自身都晦暗不清（我們能宣稱已經獲得了真理嗎？）的體系內，根本就沒有什麼可以被證明。進而，這種高調的道德論證被反轉過來了。如果自殺性炸彈客的自願殉道證明不了什麼，那麼，被襲擊的受害者的非自願殉道也證明不了什麼；在這種炮制道德論證的過程中存在著不合時宜的、淫蕩的東西（要否認他們的受難和死亡是絕不可能的）。
還有另一種基於錯誤信仰的論證：這些恐怖分子用他們的死亡來交換天堂的門票；他們的行動是不公正的，因為這種行動並不可靠；惟當他們不信仰神靈，在死亡中看不見希望，就和我們的情形一樣（基督教的殉道者恰恰假設了這樣一種崇高的等價性）的時候，這種行動才是公正的。那麼，他們也沒有公平地參加遊戲，因為他們已經得到了救贖，而我們甚至不能繼續希望下去。在我們為自身的死亡而哀悼的時候，他們可以把死亡變成誘人的賭註。
在根本上，這一切——原因、證明、真理、回報、結果和手段——都是典型的西方算計形式。我們甚至用利率和劃算的觀念來估價死亡。經濟上的算計是一種窮人的算計——這些窮人連支付價格的勇氣都沒有了。
除了戰爭，這個常規的安全屏障，現在還會發生什麼？據說會有生態恐怖主義、細菌戰及核恐怖主義。不再有象征性挑戰的秩序了，取代它的是純粹而簡單的、沒有風險或榮耀元素的滅絕：這是最終方案的秩序。如今，認為恐怖主義行動遵循的是一種純粹毀滅的邏輯，這種想法已經站不住腳了。在我看來，與死亡密不可分（這恰恰使它成為了一個象征性的行動）的恐怖主義行動並不尋求對他者的無情消滅。一切都處於挑戰與鬥爭當中——也就是說，一切都處於鬥爭，處於對抗性權力的個人關系中。正是那種權力讓你蒙受羞辱，所以它必須顏面掃地。不只是根除它，更要讓它顏面盡失。你是無法通過純粹的力量和消滅另一方來實現這一點的：必須把它作為目標並在一種真正的對抗性關系中重創它。除了把恐怖分子聚到一塊的契約，同樣還有與敵人的鬥爭契約。這才是他們所一直控訴的那種懦弱的反面，這才是美國在海灣戰爭中所作所為（如今他們又在阿富汗這樣做了）的反面，在那裏，目標是無形的卻又實際地遭到了清算。
在這所有的變遷中，與我們呆在一起的不過是圖像的景觀。這種圖像的衝擊及其魅力，是我們必須獲得的，因為不論喜歡與否，圖像都是我們原始的感知。就在它們將世界情境激進化的同時，在紐約發生的事件可以說使圖像與現實的關系激進化了。在這之前，我們面對的是乏味圖像的無間斷的豐富性和虛假事件組成的無縫隙之流，而紐約的恐怖主義行動使圖像和事件同時復活了。在被他們用來對體系進行反戈一擊的其他武器中，恐怖分子剝奪了圖像的“真實時間”，剝奪了其瞬間的世界傳播，就像他們剝奪了股票市場的投資、電子信息和空中交通一樣。圖像的作用變得極其模糊了。因為它們在將事件拔高的同時也把事件當作了人質。它們把事件累乘至無限，可同時它們又是一種消遣和中立（正如1968年的“五月風暴”事件）。在事件吸收圖像並為之提供消費的意義上，圖像在消費著事件。的確，這帶來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衝擊，卻是一種作為圖像—事件的衝擊。
如果現實已經被圖像、虛擬和科幻團團圍住，一切又如何與真實的事件相處？在當下的情形裏，我們自以為在這個被合法地虛擬化了的世界中見證過一種真實的復活，一種真實的暴力的復活。“你所說的關於虛擬的一切都結束了——這就是真實的東西！”這同樣可被視為歷史的復活：歷史超越了它被公然宣布的終結。但現實真地超越了虛幻嗎？如果這能夠成立，那是因為它已經吸取了虛擬的能量，把自己變成虛擬了。我們幾乎可以說，現實嫉妒虛擬，現實嫉妒圖像……這就是兩者之間的鬥爭，目的是為了看一看誰才是最不可想象的。
世貿中心的倒塌是不可想象的，但這還不足以使它成為一個真實的事件。暴力的過度同樣不足以面向現實。因為現實是一種原則，而它是這種原則的缺失。現實與虛幻是難解難分的，襲擊的魅力主要是圖像的魅力（其狂喜而災難的後果乃是他們自身最大的想象）。
在這一情形中，真實像恐懼的補貼和額外的戰栗一樣被添加到圖像裏：它不僅是可怕的，更是真實的。真實的暴力並不是最先的存在，被添加進暴力的圖像的戰栗，圖像本身才是第一位的，真實的戰栗只是附加而已。這是一種額外的虛構，超虛幻的虛幻。巴拉德（Ballard）（在博爾赫斯之後）把這種對現實的重新改造視為最終和最可怕的虛構。
在這裏，恐怖主義的暴力不是現實的後推力，更不是歷史的後推力。它不是“真實”的。在某種意義上，它更可怕：它是象征的。暴力本身或許是完全平庸和無害的。只有象征的暴力才能生成獨特性。在這個獨一的事件裏，在這部曼哈頓災難電影中，二十世紀大眾魅力的兩大元素被融合到了一起：電影的白魔法和恐怖主義的黑魔法；圖像的白光和恐怖主義的黑光。
我們試圖回溯性地把某種意義強加給它，並做出某種解釋。但什麼也沒有。這就是景觀的根本，景觀的殘酷，它是原始而不可化約的。恐怖主義的景觀把景觀的恐怖主義強加給我們。對於這種非道德的魅力（即便它激起了一種普遍的道德反應），政治秩序無能為力。這就是我們唯一留下的殘酷的戲劇——它不可思議地把景觀的最極端程度和挑戰的最高層面結合在一起……它是真實暴力之核心的令人眩暈的微模型，激起了可能最大的共鳴——因而是景觀的最純粹形式——同時也是一種犧牲的模型，增強了反抗歷史和政治秩序的最純粹的符號形式。
如果它具有一種意義，能夠被解釋為歷史的暴力，我們就該原諒他們的屠殺——這是善的暴力的道德原則。如果它不給媒體曝光，我們就該寬恕他們的一切暴力（“沒有媒體，恐怖主義將什麼也不是”）。然而，這全都是幻象。媒體從來沒有“善”的用處；媒體是事件的一部分，是恐怖的一部分，在兩個方向上運轉。
對恐怖主義的壓制像恐怖主義行動本身一樣縈繞在四周。沒有人知道它會在哪裏停止，也不知道會出現怎樣的變節。在想象和信息的層面上，景觀和象征之間沒有可能的區分，“犯罪”和鎮壓之間也沒有可能的區分。這種無法控制的可逆性的釋放恰恰是恐怖主義的真正勝利。在事件所隱藏的後果和滲透中，這種勝利昭然可見——不僅是整個體系直接的經濟、政治和金融的蕭條——以及道德與心理的低谷——更是價值體系的垮臺，是自由和自由循環等西方世界引以為豪、用來控制其余世界的的意識形態的破產。
隨著自由的觀念從大眾心靈中隱退，一個新的理念和自由主義的全球化便在以完全相反的形式發生了——一種警察國家（police-state）的全球化，一種完全的控制，一種基於“法律和秩序”手段的恐怖。無管制的時代結束了，取而代之的是約束和壓制的最大化，這與原教旨主義社會並無二異。
生產、消費、投資和增長的衰退（當然不是腐敗的衰退！）：全球體系似乎在做一個戰略性的回撤，對自身的價值進行修正——這似乎是對恐怖主義衝擊的防禦性回應，但實際上，它回應是自己的秘密指令：作為絕對無序之產物的強行控制，是對自身強加的管制，一如既往地好把其失敗內化。
恐怖分子的另一方面勝利在於，暴力和擾亂秩序的一切形式都中了其下懷。互聯網恐怖主義，生態恐怖主義，炭疽和流言的恐怖主義——一切都歸到了本·拉登的名頭下。他甚至可以宣稱對自然災難負責。解體和邪惡循環的所有形式都有他的份。被普遍化的世界貿易的結構在不可能的交換中運作。這好比是恐怖主義的“自動書寫”，新聞和信息的恐怖主義不斷自願地為它加油添醋。隨著苦果接踵而至，在當下的炭疽大恐慌中，歇斯底裏的恐懼通過瞬間的結晶而自動地擴散，就像只接觸了分子的化學溶液；這是因為整個體系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在任何的挑釁面前都弱不禁風了。
這種極端的情境沒有喜劇，戰爭當然不是解決方法，因為它提供的只是改頭換臉的過去；這些都是似曾相似的：軍隊的洪流，偽造的情報，無意義的狂轟濫炸，激昂的胡言亂語，技術調度和洗腦。就像海灣戰爭一樣：一個非事件（non-event），一個沒有真正發生過的事件。
這就是它存在的理由（raison-d'etre）：要取而代之，要用一個真實而可畏的、獨一而不可預料的事件，一個可重復的、改變了的準事件（pseudo-evevt）來作取代。恐怖襲擊印證了事件對一切解釋模式的優先性；而這種無意識的軍事、技術戰爭則恰好相反，它對應的是解釋對事件的優先性，衝突對虛假賭註，對“無競爭”情境的優先性。戰爭不過是用其他手段實現的對政治之缺席的延續。
二、雙塔挽歌
9·11襲擊同樣關乎建築學，因為被摧毀的是最享有聲譽的大廈，連同著一整套的（西方）價值體系和世界秩序。［1］或許，為了把握其毀滅的象征性意義，我們應該從雙子塔的歷史或建築學分析開始。
首先，為何是雙子塔？為何是世貿中心的這兩座塔？
曼哈頓的所有高樓大廈一直都樂於在一種競爭的垂直狀態中互相面對，競爭的結果造就了一個反映資本主義體系本身的建築全景——一個金字塔的叢林，在你從海上趕來之前，這一全景的著名圖像就已經延展開了。1973年之後，隨著世貿中心的落成，那種圖像改變了。體系的肖像不再是方尖碑和金字塔，而是穿孔卡片和數字圖表。建築的圖表主義（graphism）是一個非競爭化的體系的化身，這個體系是虛擬和數字的，原有的競爭則消弭於網絡和壟斷。
完美的平行六面體，高度超過1300英尺，坐落於一塊方形地基上。完美的平衡，盲目的交流容器（他們說恐怖主義是“盲的”，可雙子塔同樣是盲的——雕塑的巨石不再向外部世界開放，而是屈從於人工限制［2］）。有兩座大樓的事實標誌著任何原始指涉的終結。如果只有一個的話，壟斷還得不到如此完美的表現。恰恰是符號的成雙結對真正地結束了符號的原初所指。
在這個成雙（reduplication）的形式中有一種特別的魅力。無論它們曾如何高大，雙子塔依舊象征了垂直性（verticality）的中止。它們不像其他的建築。它們在相互的映照中終結。洛克菲勒中心（Rockefeller Center）建築群的玻璃和鋼筋的外表一直在無窮的奇特性（singularity）中相互映射。但雙子塔沒有任何的外表，沒有任何的面孔。垂直性的修辭消失了，鏡面的修辭也消失了。只留下一種黑箱，一系列對數字“二”的關註，哪怕建築和體系一樣從不只是克隆或毫無變化的基因復制的產物。
紐約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在自身整個歷史中以如此巨大的忠誠來追隨體系及其一切發展的當下形式的城市。我們必須假定，雙子塔的轟然倒塌——它本身就是現代城市歷史上的一個獨一事件——預示了一種戲劇性的終結，總之是建築和建築所代表的世界體系的這種形式的消亡。雙子塔深深地嵌在銀行業和金融業的純粹的計算機圖像中，是數字的和虛擬的，某種意義上成了體系的大腦；偷襲雙子塔的恐怖分子擊中的是大腦，是體系的神經中樞。
全球化的暴力囊括了建築，所以抵抗全球化的暴力就包括了摧毀建築。在集體戲劇的意義上，我們說，4000名遇難者在這些高樓中死亡帶來的恐懼是和我們就生活在這樣的建築中的恐懼分不開的——生活並工作在鋼筋水泥的石棺裏的恐懼。
這些建築怪獸，就像蓬皮杜中心（Beaubourg Centre）一樣，總釋放出一種模棱兩可的魅力，一種現代建築的極端形式所普遍激發的吸引和厭惡相交織的矛盾情感；因此，暗地裏總有一種隱秘的欲望要看著它們毀滅。而雙子塔的情形裏還有某種特別的東西：雙子塔的對稱（symmetry）和成對（twin-ness）。不可否認的是，在這克隆和完美的對稱中存在著一種美學的質，一種對抗形式（form）的完美犯罪，一種形式的同義反復，它在暴力的回應中生成了打破對稱性、恢復不對稱性和獨特性的誘惑。
雙子塔的毀滅本身就遵守了結構的對稱：一次雙重的攻擊，兩次衝擊被數分鐘帶有延遲感的間隔分開。第一波過後，人們還以為它是一起事故。只有第二波衝擊的到來才確證了它是恐怖襲擊。一個月之後的昆斯區（Queens）空難，（法國）電視臺守著舊劇本苦苦等待了四個小時，希望能“直播”第二次可能的墜機。可那並沒有發生。所以我們就不知道它是事故還是恐怖行動了。大樓的倒塌是主要的象征性事件。想像一下，如果它們沒有倒塌，或者只有一個倒塌：結果就會大不一樣。全球權力的脆弱性就不會被如此醒目地證明。雙子塔，作為全球權力的象征，用自身的戲劇性終結來表現權力，看上去就像自殺。看著它們自己使自己倒塌，好似內爆一般，我們不禁有這樣的印象：它們是用自殺來回應飛機的自取滅亡。
雙子塔是被摧毀還是倒塌？讓我們明確一下：雙子塔既是一個物理的、建築的客體，也是一個象征的客體（金融權力和全球經濟自由主義的象征）。［3］被摧毀的固然是一個建築的客體，但它卻是作為一個象征的客體而遭到定位並被摧毀的。我們或許會這樣想，物理的毀滅導致了象征性的倒塌。可實際上，沒有人，甚至是恐怖分子，指望過雙子塔的完全毀滅。事實是大樓的象征性倒塌導致了其物理的毀滅，而不是相反的。
似乎擔負雙子塔的權力突然失去了所有的能量和彈力了；似乎不可一世的權力突然在一種過於強烈的努力之高壓下崩潰了：一種總要成為獨一的世界模式的努力。
所以雙子塔厭倦了做一個象征，那是過於沈重的負擔；這一次，它要倒塌，要在物理上全面崩盤。它們鋼鐵的神經爆裂了。它們垂直地倒下，竭盡全力，讓全世界都看得目瞪口呆。
象征性的倒塌發生了，繼而在一種無法預料的共謀關系中，似乎整個體系都以其內在的脆弱性投入了自我清算的遊戲，並因此投入了恐怖主義的遊戲。權力的強大既合理又無情地增長了要毀滅它的意誌。可不止如此，因為體系總是其自我毀滅的一部分。無數的災難電影見證了這樣的幻想：要用圖像和特殊效果來驅魔。然而，它們施展的魅力卻標誌著行動從不會遙遠——體系的排斥，包括內在的排斥，會隨著體系的日趨完美和全能而愈發強烈。據說：“即便上帝也不能對他自己宣戰。”占據了上帝位置的西方（神性的全能和絕對的道德合法性）卻要自我毀滅，向自身開了戰。
即便是在失敗中，恐怖分子都成功地超越了其最深遠的夢想：雖然偷襲白宮失手（而對雙子塔的襲擊卻出乎意料地順利），但他們卻在無意中地表明，白宮並非絕對的目標，政治權力不再意味深長了，因為真正的權力在別的地方。至於雙子塔的遺址上該建什麼，那是不可解的難題：只是因為我們無法想象有什麼東西可以等價於值得毀滅的事物——值得被毀滅的事物。雙子塔值得毀滅。別的建築作品則不然。許多事物並不值得毀滅或犧牲。只有享有聲望的作品配得上這種命運，對它，毀滅算一種榮耀。這個命題不像它聽起來那樣矛盾，但它提出了另一個關於建築的根本問題：我們應當建造的恰恰只有因為偉大而值得毀滅的事物。記得這句話，再看看周圍，你將明白發生了什麼。可沒有多少東西經得起這種極端的臆想。
這就把我們帶回到了建築的根本問題上——建築家還從未提出過——建造或構築是正常的嗎？其實不然，而我們應當保留（建築）事業的絕對成問題的特性。建築——好建築——的任務無疑是抹除自身，使自身消失。雙子塔已然消失了。但它們給我們留下了其消失的象征，它們作為象征的消失。它們曾是全能的象征，卻通過自身的缺席成為了全能性消失之可能的象征，一個或許更加強有力的象征。不管全球化的全能將會怎樣，它必在某一刻遭受重創。
盡管雙子塔消失了，但它們不曾被消滅。即便處於粉碎的狀態，它們依舊留下一種強烈的在場意識。誰會聽得其大名卻又不去想象它們，想象它們在天際留下的印跡，從城市的每一點都瞭望得到？它們在物質空間裏的終結把它們超度到了一個絕對的想象空間。世界貿易中心蒙受了恐怖主義的恩典已然成為了世上最美麗的建築——世界第八大奇跡！［4］
［1］在紐約的討論會上，鮑德裏亞是這樣開場的：“言說一個絕對的事件具有一個絕對的困難。也就是說，我無法提供關於事件的一種並非解釋的分析——我認為這個事件不存在任何解釋的可能，無論是知識分子或者其他人也好——而只能提供分析的替代品；一種分析或許和事件一樣讓人無法接受，但可以切中事件……我們說，象征性想象或多或少是同樣的道理。”
［2］“空中限制，同樣還有思想限制”（原註）。
［3］“弱的意義上的象征，但還是一種象征”（原註）。
［4］我將作一部安魂曲，某種意義上，它亦是一首贊美詩（原註）。
三、恐怖主義的假想
在假想的開頭，我們或許誤以為，9·11襲擊只是全球化的不可逆轉的道路上的一個事件或意外而已。這是一個終將令我們感到絕望的假想，因為某件非凡的事情發生了，而忽視它就等於承認，今後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構成一個事件，我們註定要把全球化權力的完美邏輯演繹到底，這全球化權力能夠吸納任何的抵抗，任何的對抗，並因此而增強它自己——恐怖主義的舉動是在加快一個獨一的權力和一種獨一的思想方式在地球上確立起霸權地位。
與這種零假想相對立的是最大假想，是為9·11的事件特征做最大的賭註——事件被定義為在一個普遍交換的體系內突然間創造出一個不可能之交換的領域：事件中心的死亡的不可能之交換，用事件換取任何話語的不可能之交換。這便是其象征性的力量，就是這種象征性的力量在曼哈頓的事件裏擊中了我們所有的人。
根據零假想，恐怖主義事件是無意義的。它不應該存在，並且根本上，它不存在。這等於用這樣的觀念來看待事物：惡只是一種幻象，是善之軌跡的一個偶然變化——在這裏，善的軌跡就是全球秩序和幸福的全球化的軌跡。理論總要把自身建立在惡本身的這種非現實性之上。
另一種假想：它是自殺的瘋子、精神病人、某種不正當理念的狂熱分子做出的舉動，他們受到了邪惡力量的操縱，這邪惡的力量利用被壓迫者的不滿和仇恨來實現其毀滅性的暴怒。同樣的假想——它更討人喜歡，試圖把歷史理性賦予恐怖主義——是把恐怖主義視作被壓迫的人民的絕望的真實表達。但這種論證本身是可疑的，因為它譴責恐怖主義是以一種根本上無能的姿態來表現全球化的悲慘。即便我們同意恐怖主義是全球化秩序之政見的一種特殊形式，可一旦我們揭示出其失敗和無意識結果（它無意中強化了全球秩序），它便無法成立。這是阿倫塔蒂·羅伊（Arundhati Roy）提出的觀念，他既譴責霸權，又譴責恐怖主義是它的孿生物——體系的魔鬼孿生物。那麼，想像一下，如果恐怖主義不存在，體系也會把它創造出來。為什麼不把9·11看成是中情局（CIA）的一個噱頭呢？
再一次，這等於說一切的反抗暴力最終和現存秩序達成了共謀。行動者的意圖及其行動所擔負的風險，全都變得不值一提。它把行動化約為行動的“客觀”後果（9·11的地緣政治學後果），不從自身力量的視角來看待行動了。那麼，到底誰在玩誰？誰在玩別人的遊戲？在這裏，恐怖分子趁體系之便而獲利，為自身謀取權力；兩個敵手沿著平行的軌道賽跑，不同於階級鬥爭和歷史戰爭中發生的事情，他們從不真正地相遇。
我們應該更進一步：不是關於恐怖主義和世界秩序之間“客觀”共謀的假想，我們應該提出另一種完全相反的假想，關於權力和反對權力的外部力量之間深刻的內在共謀的假想，關於一種內在的不穩定性和軟弱性的假想——這種不穩定性和軟弱性在中途遭到了恐怖主義行動暴力的侵擾。沒有這種關於秘密共謀和勾結傾向的假想，我們便無法理解恐怖主義，無法理解克服恐怖主義的不可能性。
如果恐怖主義想要憑借一己之力，在正面的交鋒中破壞全球秩序，那麼，它就不免顯得荒唐：不論在何種情形下，力量關系都是如此地不平等，而全球秩序早已是無以復加的混亂和反常的所在了。在這額外的混亂下，一個人甚至要冒著警察和安全控制體系不斷強化的風險去行動，就像我們在兩邊所見到的。
或許，這才是恐怖主義的夢想：一個永恒的敵人。如果敵人不復存在，要摧毀它就愈發地困難。一個恒真式，無疑，恐怖主義是恒真的，而它的結論是一個矛盾的三段論：如果國家真地存在，它會把一種政治意義賦予恐怖主義。既然恐怖主義沒有政治意義（盡管它有其他的意義），這就證明：國家不存在，國家的權力也是可笑的。
那麼，恐怖主義的秘密訊息是什麼？在一則阿凡提的故事裏，我們看見他每天騎著驢、背著麻袋穿越邊境。每當麻袋被檢查的時候，裏頭什麼也沒有。於是，阿凡提繼續騎著驢穿越邊境。過了很長一段時間，人們問他到底在走私什麼。阿凡提問答說：“我在走私驢。”
同樣地，我們會懷疑，在恐怖主義行動的所有表面性動機（宗教、殉道、復仇或策略）背後，被走私的到底是什麼？很簡單，通過貌似自殺的舉動，他們完成了死亡的不可能之交換，用死亡的象征性禮物來對體系發起挑戰，死亡的禮物就是一個絕對的武器（雙子塔似乎領會了這點，因為它們用自身的崩塌來回應）。
這是統治的假想：恐怖主義最終沒有意義，沒有目標，無法被其“真實”的政治和歷史結果所度量。而矛盾的是，正因為它沒有意義，它在一個持續浸透著意義和效能的世界中構成了一個事件。
統治的假想認為，恐怖主義在其引人註目的暴力，在伊斯蘭和美國之外，作為全球化進程中心的一種根本對抗而出現了，它是一種力量，無法被化約為對世界的一種必要的技術與精神實現，也無法被化約為走向全球化既定秩序的不可逆轉的運動。
一種與體系的死亡力量扭鬥在一起的反作用力。這力量抵抗著一種完全溶於循環或交換的全球性。一種不可化約的獨一性的力量，隨著體系施展霸權，它變得愈發地暴力——直至9·11這樣的斷裂性事件：9·11不解決對抗，而是在象征性的維度上，助了它一臂之力。
恐怖主義並沒有發明什麼，也沒有開創什麼。它只是將事物帶向極端，帶向爆發點。它加劇了事物的某一狀況，加劇了某種暴力和不確定性的邏輯。體系自身通過一切交換的投機性擴張，通過它四處強加的隨機而虛擬的形式——高效的生產，漂移的資本，強制的流動性和加速度——制造了一種普遍盛行的不確定性原則，而恐怖主義把這一原則簡單地轉譯為徹底的不安全性。恐怖主義是非真實的和非現實的？但我們虛擬的現實，我們信息和交流的體系也是如此，長久以來，它早已超越了現實性原則。就恐怖而言，我們知道它已經無處不在場了，在體制化的暴力（精神和肉體的暴力）中，在同療法的行動中。恐怖主義只是讓所有懸浮的因子結晶。它把最後一擊投向了雙子塔所代表的權力、解放、流動和算計的狂歡，並在同時暴力地摧毀了效率和霸權的極端形式。
所以，在全球權力的廢墟和瓦礫上，我們只能絕望地發覺自身的形象。
實際上，我們從廢墟中看不見任何東西——就連仇視一個無形敵人的符號也找不到。在這裏流露的只有美國人民對自身的巨大憐憫——星條旗，紀念信息，對遇難者和後現代英雄（消防員，警察）的狂熱崇拜。這種憐憫是那些想要和上帝獨自在一起的人們的民族激情，他們寧願看到自身被上帝而不是邪惡的權力所擊敗。“上帝保佑美國”變成了“最終，上帝擊敗了我們”。他們驚慌失措，但最終還要對這種使我們淪為祭品的神性關懷抱以永恒的感激。
道德意識的推理是這樣的：既然我們是善，那麼，擊敗我們的就只有惡。但對那些自視為善之化身的人來說，如果惡是不可想象的，那麼，擊敗他們的就只有上帝。如若不是因為德性和權力的過度，不是因為善和權力的不可分割所代表的過度，他們又因何遭受懲罰？他們因為在善和善的化身中走得太遠而遭受懲罰。可這並沒有讓他們感到不悅，也沒有阻止他們毫無憂慮地繼續為善。他們因此而發覺自己離上帝更近，並因此對惡的存在更加深刻地一無所知。
憐憫的孿生物是傲慢（它們像雙子塔一樣孿生相配）。你為自身的不幸而悲傷，但同時，你又自視為最佳者。我們得到了最佳者的權利是因為從這一刻起，我們是受害者。這是完美的托辭；這是受害者的整個精神保健學，它將所有的罪感一掃而盡，並允許我們把不幸當作信用卡來使用。美國人缺乏這樣的創傷（他們在珍珠港遭遇的是一種戰爭行動，而不是象征性的攻擊）。就一個民族而言，對苦難的理想顛倒最終會傷害它的心靈以及它在補償苦難後在一切善的意識上施展權力的自由。科幻小說的開頭夢想了一個情境：人們預感到某種黑暗的力量要擊垮他們，但它僅僅在他們的無意識中（或心靈的其他隱秘處）存在。突然，它通過恐怖主義善意的恩典而變成現實了！惡的軸心牽引著美國人的無意識，而之前只是一種幻想和夢想的東西通過暴力成為了現實！它完全源自一個事實：他者，和惡一樣，是不可想象的。它完全源自設想他者（朋友或敵人）之根本他性，設想他者不可調解之外在性的不可能。（對他者的）拒絕根植於對自我在道德價值和技術權力中的完全認同。這就是自以為是美國的美國，它睜大了憐憫的眼睛，卻毫無他性。
明言之：美國在這裏只是一個諷喻，或者是任何無力承受對立之幽靈的權力的普遍形象。除非他者是一個白癡，精神病人或怪胎，否則，他者怎麼會想要變得不同，變得不可救藥地不同，而沒有一絲想要跟隨我們普遍之福音的欲望呢？
這便是帝國的傲慢——在博爾赫斯（Borges）的寓言（鏡人［1］）中，失敗者被流放到了鏡子裏，他們被迫在鏡子裏反射征服者的影像。（但有一天他們開始與征服者的形象越離越遠，並最終打破了鏡子，對帝國發起了又一次的攻擊。）
在菲利普·穆雷（Philippe Muray）《親愛的聖戰分子》（Dear Jihadists）的講話中，也有一個同樣的被放逐到鏡子中的情形［2］：“我們制造了你，聖戰分子和恐怖分子，你終將成為相似性的囚徒。你的激進主義是我們傳授的。我們能夠這樣做，因為我們對一切漠不關心，包括我們自己的價值。你無法殺死我們，因為我們已經死去。你以為你在反抗我們，其實你無意識地站在了我們一邊。你已被同化。”或者：“你幹得不錯，但你只是在殺死你自己作為獨一性的力量……你以你的行動重新進入了你所詛咒的全球化遊戲。”
一份關於我們的正在死亡的文化的悲慘本質的宣言，同時也是一份關於任何對文化的暴力反抗的失敗，或相信文化正在死亡的失敗的宣言。可憐的反叛者，可憐的無辜者！“我們應該擊敗你，因為我們比你更加死氣沈沈！”但這不是我們在討論的同一個死亡。當西方文化目睹了其全部的價值一個接一個地滅絕後，它就以最糟糕的方式從外部轉向了自己。我們的死亡是一種滅絕，是一種毀滅；它不是象征性的賭註。我們的貧乏就在於此。當一種獨一性把自身的死亡投入到圓環中時，它就逃避了這種緩慢的滅絕，它自然而然地死去。這是一個賭註加倍的巨大遊戲。獨一性在自殺的同時也讓其他人自殺——我們會說，恐怖主義的行動真正地讓西方“自殺”了。一種為了死亡的死亡，，尚無法被象征性的賭註所美化。穆雷說：“我們已經毀掉了我們的世界，你還想要什麼？”然而，恰恰是我們已經毀掉了這個世界，這個世界還將繼續被毀掉。被象征性地毀掉。這根本不是同一個事業。雖然我們已完成了第一步，但只有他人才能夠去做第二步。
甚至在復仇和戰爭中，我們也可以看見同樣的想象之缺失——無法把他人當作完全成熟的敵人的同樣的無能，同樣的魔幻解決：消滅他並隨意地抹除他。
把伊斯蘭教（在西方世界）當作惡的化身是在成就它的榮耀（在此過程中也成就了某人自身的榮耀）。但我們無法那樣來看清事情：當我們（在西方世界）說伊斯蘭教是惡的時候，隱含之意是說伊斯蘭教不夠完美，是令人厭惡的，而它是暴力的是因為它是令人厭惡的，因為它把自己當作一個被羞辱的受害者，蘊育著自己的不滿而沒有歡快地到新的世界秩序中取得自身的位置。伊斯蘭教是出於絕望地倒退的和原教旨主義的。但如果它變得充滿敵意，那麼，它就必須被降低為無能。簡言之，伊斯蘭教不是它應該所是的東西。那麼，西方又如何？
存在著一種無法深思如下時刻的同樣之無能：這些“狂熱分子”可以完全自由地委身，而不會有任何盲目、瘋狂或被操控的形式。我們掌握著鑒別善惡的壟斷權，故而，唯一“自由和負責任”的選擇不得不和我們的道德律相一致。這就意味著把任何針對我們價值的抵抗與暴力都歸為意識的盲目（可這種盲目從何而來？）。“自由和開明”的人必然會選擇善，這是我們普遍的偏見——同時也是一個矛盾的觀念，因為一個人一旦獲得了這種被指派給他的“理性”選擇，他最終就無法再做出自由的選擇了（精神分析就擅長對這些“抵抗”做出解釋）。
希利滕貝格（Lichtenberg）在這一點上告訴了我們某些更加古怪、更加本原的事情——對自由的恰當使用是濫用，是過度地使用。而這就包括為一個人自身的死亡及他人的死亡擔負起責任。這就是把“懦弱”一詞應用於恐怖分子的荒謬所在了：他們因為被選為祭品而懦弱，因為使無辜者犧牲而懦弱（當我們並未指責他們借此之利來換取天堂之門票的時候）。
盡管如此，我們仍應該試圖超越無條件地尊重人類生命的道德命令，並且設想我們應該在他人和自己身上尊重一種並非生命並且超過了生命的東西（存在並非一切，存在只是事物最微不足道的部分）：一種命運，一種原因，一種自豪或犧牲的形式。一種遠遠超越了存在與自由的象征性賭註——我們無法承受它的缺失，因為我們把它變成了一個普遍的人道主義秩序的拜物教價值。所以，我們無法想象一種出於完全自主和“意識之自由”的恐怖主義行動。現在，象征性義務下的選擇有時變得深深地神秘起來——在羅曼德（Romand）的例子中，他過著雙重的生活，殺死了全家，不是害怕被揭露，而是害怕家人在謊言敗露時遭受深刻的失望。［3］自殺不會把罪從記錄上消除；它只是把恥辱轉移到他人身上。何處是勇氣，何處是懦弱？自由的問題，一個人自己的自由和他人的自由，不再把它自身強加在道德意識的觀念上，而一種更高的自由必定允許我們把它舍棄於濫用，或把它犧牲。奧瑪·卡亞姆（Omar Khayyam）說：“寧要一個套著愛之枷鎖的自由人，也不要一千個被囚禁的自由俘虜。”
我們看到，這幾乎是對統治辯證法的一種顛覆，對主奴關系的一種矛盾的顛倒。在過去，主人被暴露於死亡面前，他可以拿死亡做賭註。奴隸被剝奪了死亡和命運，他註定要生存和勞作。今天，事情又如何？我們，掌握權力的人，逃避著死亡，得到了全方位的保護，完全占據了奴隸的位置；而那些擺布著自身之死亡，不把生存作為特定目標的人們，則象征性地占據了主人的位置。
另一種反對——這一次考慮的不再是動機，而是恐怖主義行動的象征性要旨。在9·11襲擊，在對全球化勝利邏輯的暴力挑戰中，我們面對的是一種強烈意義上的象征性行動嗎（也就是說，它是否表明了一種價值的顛倒和變形）？例如，根據卡洛琳·海裏希因（Caroline Heinrich）的說法，恐怖分子在以一個價值體系和更高現實的名義來攻擊擬像和非差異的邏輯的行動中，已經接受了一種新的同一性邏輯。她說：“在對抗非差異邏輯的過程中，恐怖分子試圖為某些失去了意義的事物恢復意義。”對我們而言，真實（the Real）就是如此——也就是一種能指的幻象——而恐怖分子是在用從過去挖掘出來的新賭註和新價值來取代它。
菲利普·穆雷批判道：“我們已經清算了我們的所有價值；那的確是我們全部歷史的意義，而你給我們帶來了你幽靈的價值，你幽靈的身份，你的‘全部’，將它設立在一個崩潰的世界上。”恐怖分子用“擬像”的能指（雙子塔、市場、西方的強力文化）來取代真實的能指。他們反抗完整交換的非人性，再一次開創了一種真相的形而上學（卡洛琳·海裏希因語）。如今，關鍵不是對擬像泄恨，而是對真相本身泄恨。攻擊擬像沒有意義，如果這意味著回歸真相。攻擊虛擬沒有意義，如果這意味著回歸現實。
盡管如此，根據卡洛琳·海裏希因的說法，恐怖分子自身還是處於徹徹底底的擬像（simulation）當中：恐怖主義行動是由模型（model）生成的。它甚至成了模型先於真實的標誌性例子（好萊塢導演被當成了反恐策略的顧問）。進而，他們的行動在每一個方面都被體系的技術裝置模式化了。一個和體系玩著一樣遊戲的人，又怎能宣稱他顛覆了體系的目標？
這是一個強烈的反對，但只要它局限於恐怖分子的宗教和原教旨主義話語（恐怖分子實際上是以更高真理的名義用這些話語來爭奪全球體系），它便還是化約論的。因為使恐怖主義行動成為一個象征性行動的“可逆性的最小化侵入”並不在話語，而是在行動本身當中。恐怖分子通過一種行動對整個現實的體系發動了襲擊，這個行動，在其犯罪的時刻，既沒有真實的意義，也沒有對另一個世界的所指。它的目的只是通過它自己的武器來削弱體系——這體系對自身的價值也漠不關心。相比於體系的技術性武器，恐怖分子所欣賞並產生了決定性效果的重要武器正是體系中心的無意義和冷漠。
反轉並顛覆權力的策略既沒有借助道德或宗教衝突的名義，也沒有借助“文明碰撞”的名義，而是作為全球化權力的純粹而簡單的不可接受性的結果而出現。
此外，為了覺察全球秩序的這種不可接受，沒有必要成為一個伊斯蘭教徒，或訴諸更高的真理。不論伊斯蘭教徒與否，我們都共享這一根本的反對，而這個權力自身的中心也有許多斷裂和紊亂（脆弱性）的跡象。這就是恐怖主義行動的“真理”。恐怖主義行動不指向其他的真理，更不用說原教旨主義的真理了（取消原教旨主義的真理資格無疑是更好的）。
恐怖主義接受的是某種無法在差異和普遍交換的體系內交易的東西。差異和非差異可以實現完美的互換。構成事件的東西不存在等價物。處於某種超驗真理中的恐怖主義行動也沒有等價物。
當卡洛琳·海裏希因把塗鴉和恐怖主義進行對比時（因為塗鴉空無所指並利用零度能指把符號本身還原為荒謬），她還沒有意識到她是如何地正確。塗鴉實際上就是一種恐怖主義行動（它同樣以紐約為發源地），不是通過身份宣言——“我是某某，我存在，我住在紐約”——而是通過它對城市墻垣和建築的塗畫，通過對符號本身的暴力解構（披著塗鴉紋身的地鐵穿梭於紐約市中心的方式和恐怖分子駕駛波音飛機撞向雙子塔的方式是完全一樣的）。
問題是關於真實（實在界）的問題。根據齊澤克（Zizek）的說法，二十世紀和二十一世紀的激情是對真實的末世論激情，是對已經喪失或正在喪失的客體的懷舊激情。［4］所以，恐怖主義最終只是對現實的這一淒慘要求的回應。
對菲利普·穆雷而言，聖戰分子的恐怖主義只是瀕臨死亡的現實的最後掙紮，是行將就木的戲劇性歷史的後果，歷史的癱瘓恰恰是因為它即將死去。但這種對真實和歷史之秩序的召喚本身就是一件哀傷的事情，因為與它相對應的是一個更早的階段，而不是當下整體-現實的階段，即全球化的階段。在這一階段，沒有什麼否定性能夠提供一種回應。面對全球化秩序的這種“整體”攻勢，唯一的回應來自於一種獨一性的侵入，這種獨一性就自身而言，與真實毫無關系。
關於9·11的最新的也是最古怪的一個版本是認為，9·11是一起國內恐怖主義密謀（中情局，原教旨主義極右派，等等）的產物。當懷疑投向了針對五角大樓的空襲，乃至針對世貿大樓的空襲時，這樣的命題就出現了（如梅桑［Thierry Meyssan］的《9/11：彌天大謊》［9/11:The Big Lie］）。
如果它完全是不真實的呢？如果它完全是編造的呢？如果一個命題是不真實的，它就應該被考慮，就像每一個意外的事件值得被懷疑一樣：我們自己總在要求一個根本的事件和一場徹底的騙局。邪惡陰謀的幻想到頭來往往是真實的：我們已數不清有多少由秘密的團體和機構策劃的挑釁的謀殺行動、襲擊和“意外”了。
在我們或許應該一無所知的真相問題之外，這一命題更為重要的一點再一次揭示了，統治權力才是一切的煽動者，包括以錯覺繪畫的形式呈現的顛覆與暴力之效果。而最糟糕的事情是，我們是犯罪者。這無疑不會給我們的民主價值帶來任何的偉大榮耀，但向無名的聖戰分子們承認這個使我們遭受挫敗的權力依舊不失為上策。隨著波音飛機在洛克比的墜毀，技術失敗的論調在很長時間內都和恐怖主義行動聯系在一起。雖然承認一個人自身的缺陷是個嚴肅的問題，但承認其他團體的權力依舊是更為可取的（這還不排除邪惡軸心的妄想狂指責）。
如果這樣的神秘化被證實是可能的，如果事件完全是一場騙局，那麼，它就不會有任何的象征意味（如果雙子塔是從內部被爆破的——撞擊還不足以讓它們倒塌——那麼，說他們是自殺就更不可能了！）這將是純粹的政治陰謀。即便這一切都是極端分子或軍人的某些小派系的所作所為，它依舊是一個標誌（就像俄克拉荷馬爆炸案一樣），象征了一種自我毀滅的內在暴力，象征了一個社會要促成自我滅亡的隱晦傾向——就像中情局和調查局（FBI）高層之間的不和所表明的，它們相互中立了情報，給了恐怖分子以成功的前所未有的機會。
9·11將伴隨著某種暴力提出現實的問題，而幻想的陰謀論只是這一問題的想象的副產品。因而，這一理論或許已遭到了各方的強烈抵制。因為它是反美的，並替恐怖分子赦免了罪行嗎？（替恐怖分子開脫意味著解除他們對事件的責任，這就回到了一種輕蔑的視角上：伊斯蘭教徒絕不可能完成這樣的壯舉。）不，它遭受抵制是因為其“否定”的一面解釋了回應的暴力。現實的否定本身就是恐怖主義的。與現實本身搏鬥是最可怕的事情。總之，需要挽救的是現實的原則。“否定主義”才是頭號的大眾公敵。［5］其實現在，我們很大程度上已經生活在一個否定主義的社會中了。沒有什麼事件是“真實”的了。恐怖襲擊、審判、戰爭、腐敗、民意檢測——如今還沒有什麼不是舞弊的或不可決定的。政府，當局和機構，是這種從真相和事實之原則的恩典中墮落的第一批犧牲品。懷疑蔓延著。陰謀論只是把某種滑稽的插曲加到了這種精神紊亂的情境中而已。因此，我們迫切地需要和這種正在蔓延的否定主義作鬥爭，並不惜一切代價捍衛來如今已奄奄一息的現實。盡管我們擁有一系列壓制和威懾的裝置來抵抗物理的不安全和恐怖主義，但還沒有什麼能夠讓我們從精神的不安全中幸免。
進而，一切的安全策略只是恐怖的擴展。這才是恐怖主義的真正勝利，它把整個的西方都帶入了安全的困擾，帶入了永恒恐怖的隱秘形式。
恐怖主義的幽靈強迫西方自己恐嚇自己——地球上的警察網絡儼然成了一場冷戰的普遍緊張的等價物，成了一場將自我銘刻於身體和道德觀念之上的第四次世界大戰的等價物。
所以，世界的領導人近來齊聚於羅馬，商討對策；他們都宣稱要終結冷戰。但他們甚至都沒離開機場一步。他們留在停機坪上，四周是裝甲車、鐵絲網和直升機——新冷戰的符號，一場武裝安全的戰爭，一場遏止不可見之敵人的永恒戰爭。雙子塔的毀滅並沒有從政治或經濟上阻止全球體系。這裏討論的是別的東西：襲擊的震撼衝擊，其成功的不可一世，以及隨之而來的公信力的喪失，圖像的崩潰。體系的運作依賴於它能夠與自身的圖像相交換，像雙子塔那樣映射自身，並在理想的能指中找到等價物。這恰恰讓體系無懈可擊——而被撞毀的正是這樣的等價物。在這個意義上，雖然它像恐怖主義一樣細微得難以捉摸，但它依然遭到了致命的一擊。
［1］In “Fauna of Mirrors”,The Book of Imaginary Beings(Harmandsworth:Penguin,1974),pp.67-8［英譯註］.
［2］Philippe Muray,Chers djihadistes(Pairs:Mille et une nuits,2002)［英譯註］.
［3］Emmanuel Carrere,The Adversary:A True Story of Muder and Deception,trans.Linda Coverdale(London:Bloomsbury,2001)［英譯註］.
［4］Slavoj Zizek,Welcome to the Desert of the Real!(London and New York:Verso,2002),p.5.（需要指出的是，鮑德裏亞在寫作期間尚未閱讀齊澤克的這本著作，只是接觸到一份更為簡單的會議文獻。齊澤克文本中“真實的激情”一詞來自於阿蘭·巴迪歐［Alain Badiou］當時尚未出版的著作《世紀》［le Siecle］）（英譯註）。
［5］法語的“否定主義”（negationnisme）在英語中通常是指“大屠殺否認”，盡管這裏明顯是在更寬泛的意義上來使用的（英譯註）。
四、全球的暴力
今日的恐怖主義不是無政府主義、虛無主義或狂熱主義之傳統歷史的產物。相反，它是全球化的當下伴侶。為了確定其主要的特征，我們有必要指出全球化的一個簡明譜系，尤其是它和獨特（the singular）、普遍/普世（the universal）的關系。
“全球”與“普世”之間的相似性一種誤導。普世化不得不涉及人權、自由、文化和民主；全球化則關註於技術、市場、貿易和信息。全球化似乎是不可逆的，但普世化似乎和它相反。至少，從西方現代性背景中發展起來的，並且其他文化也無法與之相匹敵的的一套價值體系，似乎正隱退而去。任何想要普世化的文化都會喪失其獨特性並就此消亡。在被我們所強行同化的文化身上，恰恰發生著這樣的事情。這對我們自身的文化而言也同樣成立，盡管它宣稱具有普世的合理性。唯一的不同在於，其他文化因為其獨特性而消亡，是優美地死去。我們則因為喪失獨特性和消除一切價值而漸漸滅亡，是醜陋的死亡。
我們相信，任何價值的理想目標都是要獲得普世化。但我們並未真正意識到如是要求帶來的致命危險。它遠非令人振奮的行動，而是所有價值趨向零度的頹勢。在啟蒙運動中，普世化被視為一種終極的成就和進步的歷程。今天，普世化卻悖謬地通過缺席才得以存在，並被表述為一致向前的逃避，旨在獲得最小限度的普遍價值。這正是人類權力、民主和解放在今日的命運。它們的擴張實則是其最無力的表達。
普世化因全球化而迅速消逝。交換的全球化終結了價值的普世化。這標誌著普世價值標準化的勝利。首先並首要地被全球化的是市場，是交易和一切種類商品的多樣化，是貨幣的永恒流通。在文化上，全球化提供了一系列混亂的符號與價值，提供了實際上是色情的形式。的確，全球化就是色情的，它借助網絡來傳播一切又什麼也不傳播。不需要任何性的猥褻行為，你所面對的就是一場全球互動的性交。並且，作為這一切的結果，全球與普世之間將不存在任何區別。普世已被全球化，而人類權力的循環就如同其他任意一種全球商品（例如石油或資本）一樣。
從普世到全球的變遷促成了一種持續的均質化，但也促成了無盡的分裂。移位而非定位取代了集中化。離心化而非疏散化已經取代了中心化的位置。類似地，歧視和排他並不是全球化的偶然結果，而毋寧是全球化本我邏輯的產物。實際上，全球化的表象使我們懷疑，普世化是否還未遭受自身批判性群體的否認？在一些官方話語或大眾道德情感之外，普世化與現代性是否真正存在過？這實際上或許就是機遇。在這裏，在已破裂的鏡子的碎片中，所有的獨特性又重現了。這些我們曾以為陷入了危機的獨特性終究免於一死，一度喪失卻又再次復活。
隨著普世價值失去其權威性與合法性，一切開始變得瘋狂。當普世信仰在文化思慮中被作為唯一可能的價值時，宣稱擁護差異的普世文化還能把諸獨特性合並成差異的模型，這對如是信仰而言是很容易的。但現在它們沒法再這麼做，因為全球化的成功傳播已經根除了一切差異的形式和過去倡導差異的那種普世價值。通過這樣的行為，全球化導致了完全非差異的文化。從普世化消失的那一刻起，一個無所不能的全球技術-結構就開始了獨裁統治。但這一技術-結構，如今不得不在涵養自身的普世化尚未缺席的情形下，去面對自由的、猛烈擴張的新獨特性。
歷史將機遇賦予了普世化。今天，即便一邊是毫無其他選擇的全球命令，而另一邊是引發暴亂的漂浮的獨特性，解放、民主和人類權力的概念依舊看似恐怖。它們持留為過去普世化的幽靈。普世化曾致力於提升一種由超越性、主體化、概念化、真實和表象所塑造的文化。相反，今日虛擬的全球化已用屏幕、神性、數字和毫無深度的時-空連續體取代了普世化概念。（至少）普世化還保留著對世界、身體或過去進行本質性指涉的空間。一種辯證的張力或批判性運動，其實體就存在於歷史或革命暴力當中。但對批判性否定的驅逐卻為另一形式的暴力——全球暴力——打開了大門。這一新的暴力是由技術效率和確定性的霸權，組織化整體，完整循環和一切等價交換所塑造的。此外，全球暴力終結了理性的社會法則（這是與啟蒙運動和普世化緊密聯系的理念），同時也終結了行動者的法則，行動者的命運曾與批判性對抗及歷史性暴力緊密地相連。
全球化是致命的嗎？有時候，其他文化而非我們的文化更能逃避非差異交換的致死性。今天，普世化與全球化之間的批判性視點在哪裏？我們已經抵達這一不可逆的視點了嗎？何種眩暈將推動世界去消除那一個理念？而同時，又是哪種另外的眩暈要強迫人們無條件地認同那一理念？
普世化即是一種理念。當它在全球化中得到認同的時候，它作為一種理念就消退了。它選擇自殺，選擇自身的終結而迅速消失。由於人性取代了上帝死後留下的空位，人性便是自我的神性，人已成為了唯一的尺度並且至高無上。然而這種人性並無任何終極性。由於缺少宿敵，人們實際上不得不制造花樣繁多的非人化位移，以從中創造出敵人。
這正是全球暴力所從出之處。它是一個系統的產物，該系統能夠發現否定性和獨特性，包括獨特性的終極死亡在內的任何形式的蹤跡。它是社會的暴力，其中，衝突不被允許而死亡也不得認可。在某種意義上，它是終結暴力本身的暴力，力求建立一個消除一切與自然相關的東西（不論是身體、性、生育還是死亡）的世界。或許不該稱之為全球的暴力，而應說是全球的病毒。這一暴力形式實際上就是一種病毒。它通過傳染而運轉，通過連鎖反應而前進，並一點一點地摧毀我們的免疫系統和抵抗能力。
然而遊戲遠未結束。全球化並未取得完全性的勝利。為了對抗這種消解性和均質化的權力，異質性力量——不僅是不同的而且顯然是對立的力量——正在四處興起。在對全球化不斷增長的強烈反應，以及對全球化社會與政治進行抵制的背後，我們發現了一種對否定性的並非簡單懷舊的表達。我們發現了一種強制的、關於現代性和進步的修正主義，一種對全球技術-結構和全球物體系的拒絕，這個全球化的物體系承擔了一切文化的等價原則。這種反應可以采取某些暴力、變態和非理性的形態，至少在我們傳統的啟蒙思維的視域裏，它們可以被感性地視為暴力的、變態的和非理性的。這一反應可以采取集體化倫理、宗教和語言學的形式。它也可以采取一般情感爆發甚至神經錯亂的形式。無論如何，把如是的反應草率地痛斥為平民主義、保守主義甚至恐怖主義都是錯誤的。一切具備此類性質的事件，近來都急切地投入到了對全球化抽象的普遍主義的抵抗當中，這其中也包括伊斯蘭自身對西方價值觀的反對（這是因為伊斯蘭是眾多價值中最具力量的爭論，並在今日被視為西方世界的頭號敵人）。
誰能夠擊垮全球體系？當然不是反全球化運動，它把減緩全球化的無管制進程作為了單一的目標。這一運動的政治影響或許很重要，但其象征效力只有微乎其微的價值。這種運動的反面不過是統治體系能否輕松地保持內在控制的問題。肯定性的選擇並不能擊垮統治體系，但既非肯定性又非否定性的獨特性卻可以做到。它們呈現為一組不同的象征性命令。它們不服從價值判斷或政治關系。它們既是最好的也是最壞的。它們不能在集體之歷史行動的意義上被正規化。它們反對任何獨一的統治思想。然而它們並不將自身表象為一種獨特的反對主義。簡單地說，它們創造了自己的遊戲並制定自我的法則。一些語言學的、藝術的、肉體的或文化的獨特性是特別精巧的，但其他，例如恐怖主義，卻是暴力的。恐怖主義的獨特性是為其他文化的獨特性報仇，這些獨特性為了對抗獨裁的全球權力而付出了滅絕的代價。
在這裏，我們不是要討論“文明的衝突”，而是討論一種人類學意義上的對抗，這種對抗發生在非差異的普世文化與一切在所有領域內都始終保持變化的事物之間。從全球權力的視角（其信仰的基本要義就像一切宗教的正統學說一樣）出發，任何差異和獨特性的模式都是異端。獨特性力量要麼加入全球體系（自願或被迫）要麼就被滅亡。西方（或曾經的西方，在其丟失自我價值很長一段時間以前）的使命是依據殘酷的文化等價原則來馴服一切文明。一旦一個文明喪失其價值體系，它就只能通過攻擊他者文化的方式來尋求復仇。除去政治或經濟目標，戰爭——如阿富汗戰爭——的目的就是將野蠻狀態正常化並將所有區域連為一體。它要征服反動地區，在地理與精神的雙重意義上把任何野蠻的、持續抵抗的區域殖民化、馴化。
建立全球體系是一種強烈嫉妒的結果。這種嫉妒是一種非差異的低級文化對擁有更高等級的文化的嫉妒，是覺醒了的、得到強化的體系對更高強度的文化環境的嫉妒，是去神聖化的社會對獻祭儀式的嫉妒。依據統治體系，一切反動形式都是實際上的恐怖主義。（依照這一邏輯，我們甚至可以說，自然災難都是恐怖主義的形式。大的技術事故，像切諾貝利事件，既是恐怖主義行動也是自然災難。博帕爾、印度的毒氣泄露以及其他技術事故，都可被視為恐怖主義行徑。所有墜機事件都可以由恐怖組織宣稱負責。非理性事件的主要特點在於，這些事件可以歸咎於任何人或被賦予任何動機。在某種程度上，我們能把任何事情，甚至寒潮或地震，設想為犯罪。這並不新鮮，1923年的東京地震中，成千的朝鮮人遭到了殺害因為他們被認為對災難負有責任。在一個強烈轉型的體系，如我們的體系中，一切事物都具有不穩定的相似效力。一切都趨向那個自稱是絕對可靠的系統的崩潰。就我們的視角來看，我們處於理性的和綱要化的系統的控制之下，我們能夠想到的最壞的災難實際上就是系統自身的絕對穩固性的表現）。看一看阿富汗，事實是，在這個國家自身內部，我們所認為的一切“規訓”的自由及其表達——從音樂、電視到看婦女面孔的權力——都被禁止了，這個國家采取了與我們所說的文明（不論借助何種宗教原則）完全相反的方式，無法得到“自由”世界的容納。現代性的普世維度是無法被拒絕的。就西方及其雙向模式的視角而言，在其獨特的思維方式中，不把現代性理解為善的顯然的根源或人性的自然理念都是一種犯罪。同樣地，當我們價值與實踐的普遍化受到某些個體的懷疑（他們流露出他們的懷疑，並因此立即被視作是狂熱分子）時，這種懷疑也成了一種犯罪。
惟有一種強調象征義務的邏輯可以解釋全球化與普世化之間的衝突。為了理解世界其余部分對西方的仇恨，我們有必要反轉視角。非西方世界人民的仇恨並非基於西方偷走了它們的一切而不曾歸還這樣的事實，而是由於這一事實，即它們接受了西方的一切卻從不允許回贈。仇恨不是因為掠奪或剝削，而是源於恥辱。正是這種仇恨能夠解釋9·11的恐怖襲擊事件，那是一種恥辱的行為對另一種恥辱的回應。
全球權力所能遭遇的最壞事情並不是被襲擊或毀滅，而是蒙受恥辱。全球權力在9·11中受辱，因為恐怖分子施加給全球體系的東西是體系本身無法償還的。軍事報復只是一種物質回應。然而，在9月11號，全球權力被象征性地擊潰了。戰爭即是對這一挑釁的回復，但不是一種象征性的挑戰。象征性的挑戰在他者因償還而蒙羞時就被接受並移除了（但這一情形在他者被炸彈炸飛或被關押在關塔那摩監獄裏時並不奏效）。象征義務的基本法則規定，任何形式的統治都是以對應者及其償還的完全缺席為基礎的。單向度的禮物就是那種權力行動。而善的統治，善的暴力，恰好就是能夠只給予而不許回贈的。這也是處於上帝的位置所意味的事情。或者是處於統治者的地位，他允許奴隸生存以繼續為之工作（這種工作並不是相關生存的象征性配對物，實際上，奴隸唯一能做的回應就是反叛或死亡）。上帝曾經還允許獻祭的空間，根據傳統的命令，通過獻祭的方式來回贈上帝、自然或其他的超驗實體是可能的。這就確保了人類和其他事物之間的象征性平衡。然而今天我們不再擁有可以回贈的，償還象征性債務的對象。這就是今日文化的絕癥。並非禮物是不可能的，而是配對的禮物喪失了。所有的獻祭形式都被中性化和移除了（留下的只是對獻祭的可笑模仿，可以在當下各種犧牲的實例中瞧見的）。
我們因而處在了只能接受並且總是接受，不是來自上帝或自然，而是以技術機械論方式實現的普遍交換與滿足的不可救藥的境地。一切在實際上都能夠給予我們，不管我們喜歡與否，我們擁有了獲取一切的權力。我們就像那些奴隸一樣，生命雖然得到了赦免卻依舊為無法償還的債務所限制著。這一情景還要在延續一會，因為它正是經濟貿易裏交換的基礎。總會有這樣的時刻，根本性的法則重現了，消極的回贈不可避免地應答了積極的轉送；對被奴役的生活、被保護的生存及存在的飽和狀態的一種暴力的清洗作用將會發生。這一反轉可以采取暴力的公然行動的姿態（例如恐怖主義），但也可以是一種關鍵的讓渡（這更符合我們的現代性特征），一種自我仇恨，一種懺悔，換言之，是一切以不可能之回贈禮物的強化形式出現的否定性激情。
我們對自我——作為怨恨的隱晦目標——的不滿是我們現實、權力、舒適的剩余物，是普世的有效性，是明確的成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為那些被馴化者準備的宿命。這也是恐怖分子對我們文化感到厭惡的地方（這解釋了他們得到的聲援和其得以發揮作用的魅力）。恐怖主義的支援並不只來自被羞辱和被損害的人們的絕望，同樣還來自由主義全球化賦予特權者的不可見的絕望，來自我們自己對無所不能的技術，對壓迫性的虛擬現實，對網絡與程序之主宰的盲目服從，它們可能重繪了全人種持續退化的進程——所有人類都已被全球化了（畢竟，人類對其他物種在地球上的霸權難道不是想象西方對其余世界之統治的一面鏡子嗎？）。這種不可見的絕望，我們不可見的絕望，在其成為我們一切欲望之認識結果的時候就已是無望的了。
因而，如果恐怖主義來自於現實的這種過度，來自現實的不可能之交換，如果它就是某種給予的結果，那麼，這種給予沒有任何可能的配對物或償還，如果它就產生於激烈的文化衝突，那麼，一種把它當作客觀的邪惡而加以克服的幻象就會產生。由此，在荒謬和無意義中，恐怖主義乃是我們社會自身的審判和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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