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虎尾巴書房》，謝其章著
謝其章先生把他的書房稱為老虎尾巴，這當然本自魯迅的自稱，他在本書的自序中提到，1946年10月魯迅去世四周年之際，許欽文寫了篇《在老虎尾巴的魯迅先生》，此文刊登於《宇宙風乙刊》的第三十一期上，這是不是老虎尾巴的最早出處，謝先生並未肯定，他只是說，自己查過了魯迅全集的註釋，未曾發現更早的記錄。
謝先生的書房雖然比魯迅的老虎尾巴小一些，但他認為自己的書房與魯迅的老虎尾巴略約相近，而他平生又崇敬魯迅，於是他也就以此來命名這個書房。他有記日記的習慣，因此他在序中提及正是他轉行成為自由作家的這一天，有了老虎尾巴之名，而他在這個尾巴中所作出的成就，亦足令其驕傲：
二十幾年來出版了二十幾本書，發表散篇文章千余篇，均生產自“老虎尾巴”。“老虎尾巴”接待過電視臺十多次采訪，甚至拍過電影呢，這部電影（《光影百年》）的首映於人民大會堂舉行，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並於新聞聯播中播出首映的消息。這也許是我的老虎尾巴最高光的一瞬。
本書中的第一篇文章談到的就是《魯迅“老虎尾巴”傳播史》，1924年5月25日，魯迅遷居到阜成門宮門口西三條胡同21號，他遷居於此的第一位訪客就是許欽文，後來許在紀念文章中寫到了魯迅堂號的來由：
魯迅先生這才重行露出笑容來解答，“因為便宜點，這是灰棚，上面是平頂的，比較正式的房屋，錢可以省一半多。――這樣在屋後面拖一間的灰棚，在北京，叫做老虎尾巴。現在我是住在老虎尾巴裏了！”
北京人管這樣的房屋叫老虎尾巴，其實我沒有聽說過，也許這是魯迅時代老北京人的稱呼方式。魯迅的這間書房我去過幾次，面積確實不大，書桌也確實簡陋，看來，偉大的作品並不需要豪華的文化用品來作支撐，也許，這正是謝先生“掠美”於魯迅堂號的原因所在吧。但謝先生的父親也是位正統的讀書人，他似乎並不贊同兒子的這種作法：
有一次父親厲聲對我講，“你為什麼用‘老虎尾巴’，這不是魯迅的麼？”看似一個玩笑的沽名釣譽，也防不住旁人認真起來。
盡管謝先生的書我讀過很多本，但是對於這部的新作，我還是有所感受，他的文章頗具可讀性，多年前我曾說過，喜歡藏書的朋友中，陸昕先生和謝其章兩人的文章寫得最好看，至今我還是這麼認為。但是從本書中的文風看，我覺得謝先生還是有所改變，他少了一些調侃，多了幾分認真，謝氏風格的俏皮話也不見蹤影，好看的程度有所降低，但文章的紮實度卻有了提高。我不清楚從賣書的角度講，這是好事還是壞事，但至少是，這樣的寫法依然很對我的胃口，而他在文章中的坦誠也一如既往，這也正是謝文受歡迎之處。比如他在書中直白地稱：“‘以書養書’算的是經濟賬，二十年來我所得稿費，差不多與購書款扯平，再說得庸俗一點，一萬來冊書刊近乎‘免費’白來的。”
其實，他的這種想法應當是所有文人的共同願望，但能實現者卻不多，反過來說，這更加能夠看出謝先生的勤奮。而本書中有多篇談的都是他的淘書經歷，《海澱鎮淘書小史》則是對某個淘書地的成果總結，細讀此文，雖然能夠感受到謝先生所講述的藏書環境江河日下，但同樣也有其得意之筆：“我只買了十幾本研究魯迅的小冊子，其中線裝大字本《魯迅批判孔孟之道的言論摘錄》是以三十元買的，多年後以九千元之價拍賣出去，大字本最火的時候，買書比買股票增值多。”我不知道這是否是謝先生藏書史中的意外所獲，但從書中還是能夠讀出他對那個時段的懷念：
這次書市不同以往，第三天我們幾人又去了，皆存一線希望或心有不甘。沒想到卻各有所得，柯衛東得《草兒》，被評為最佳；趙國忠得《骨董瑣記全編》；我得《清朝內廷禦制印泥法》《北京繁昌記》《現代史料》（第壹集）等，都是三五十塊一本。《現代史料》後以五千元轉讓給某革命文獻收藏者，剛剛去孔夫子舊書網查了一下此書的價，好家夥，有以二萬三千元成交一本的。
《邵晉涵年譜新編》，朱炯著
此書為朱炯先生所贈，而我在去年曾往余姚尋找邵晉涵遺跡，在那裏正是麻煩朱炯先生帶我前去探訪。如今的邵晉涵舊居已經變成了熱鬧非凡的菜市場，朱炯先生極具情感地向我講述著這一帶的變遷過程，而今我在他的這部專著裏看到了邵晉涵舊居的老照片，睹物思人，朱炯先生當時向我講述邵晉涵故事時的憤慨之情，瞬間又浮現在眼前。
本書在卷首列出了余姚邵氏家族及其世系，世系圖讓讀者極為直觀的看到邵氏族人的相互關系，朱先生在正譜中列出了傳主從1歲到54歲的各種事跡，卷末附有《卒後大事紀年》，而附錄一則為傳主的墓銘、傳略和序跋，附錄二則為邵晉涵文章的輯佚。朱炯先生在《後記》中寫道：
民國間，邑前輩黃半坡先生欲撰《清邵二雲先生晉涵年譜》（以下簡稱《邵譜》），讀縣誌久香公之行略，知余先祖撰有邵二雲先生年譜，曾訪叔高祖湘生、鄂生兩先生，但被告之已失其稿而未果，故其有“鄉前輩朱久香先生蘭曾撰《邵二雲先生年譜》四卷，今其稿已無存者”之嘆！半坡先生“惜朱稿之不傳，懼鄉獻之莫征，爰采諸家文集、筆記所載與先生有關涉者，分年系綴”，於民國二十年撰成《邵譜》這。因“一·二八”事變，原稿化為灰燼，半坡先生又搜覓厘正，於民國二十一年重新撰就付印。
20年前，北京的中國書店每年舉辦大型的古舊書市，某次我陪楊成凱先生轉市書，他翻到了一冊民國鉛排本的《邵二雲年譜》，勸我買下，然該譜蟲蛀較為嚴重，更何況在那個時段，我對排印本並不措意，但楊先生卻稱，此譜史料價值較大，我聽其勸，還是買了下來。而今從朱炯先生的《後記》中得知，這本民國二十一年的排印本確實難得，由此而讓我感念楊先生的指教。
近兩年，我正在疏理與《四庫全書》有關的文獻，而二雲先生正是纂修《四庫全書》著名的“五征君”之一。而昭梿在《嘯亭雜錄》中還有“四布衣”之說：
乾隆中，上特開四庫全書館，延置群儒。劉文正公薦邵學士晉涵，於文襄公薦余學士集、周編修永年、戴檢討東原於朝，上特授邵等三人編修，戴為庶吉士，皆監修四庫書，時人謂之“四布衣”雲。
這些都說明了邵晉涵對《四庫全書》的完成起到了重要作用，而朱炯先生的這部專著則讓我了解到了更多的細節。
《倫明全集》，倫明著，東莞圖書館整理
此書為李炳球先生安排東莞市圖書館館長李東來先生贈於我者。李炳球先生是東莞市政協常委、文化文史和民族宗教委員會主任，兩年前經過文白先生安排，我前往東莞的鄉鎮去尋找倫明舊居，帶我尋訪者就是李炳球主任。我們在聊天中，他告訴我正在編《倫明全集》，如今終於看到了成果，而我從編纂委員會名單中了解到，北京信息管理系教授王余光先生及李炳球、李東來為該編纂委員會主任，而此委員會中的委員也大多是業界著名專家，比如有北大圖書館館長朱強先生、中山大學圖書館館長程煥文先生、深圳圖書館原館長吳晞先生、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館長倪俊明先生等等，可見該書編委會陣容是何等之強大。
關於倫明，只要是愛好古籍的人，可謂無人不曉，這主要是源於他撰寫的《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但除此著作之外，似乎少有人了解到他還有哪些著作傳世，經過該委員會這麼多專家的收集，倫明的著作竟然有五大本之多，翻閱該書，讓我對倫明先生有了進一步的了解。
本書排在最前面的是倫明生平，其中的一些細節是我以前未曾留意者，比如倫明的祖父倫夢麒曾經是東莞縣的武秀才，其父倫常曾在陜西等地任過知縣，並且精通醫術，還創建過醫院，在當地還增建了毓秀書院，把自己的藏書捐獻到該院之中。我上次在他的家鄉尋訪之時，未曾看到該書院，卻找到了倫常帶頭集資興建的“登瀛橋”，以及他築建的“思倫閣”。
倫常有四個兒子，第二子就是倫明。倫明在24歲時考中光緒二十七年的舉人，父親的藏書之好也傳到了他那裏，這給他一生致力於典籍收藏埋下了種籽。倫明曾經拜康有為為師，在萬木草堂弟子名錄中排在第二十四位，而康有為也有藏書之好，想來對倫明也有影響。對於倫明在目錄版本學方面的成就，嶺南大學教授冼玉清對其有極高的贊譽：“五十年來，粵人蓄書最富而精通版本目錄之學者，當推東莞倫哲如先生。”
倫明一直以教書為業，以束脩所得用來買書，顯然很不容易，其曾自稱：“余一窮人耳，譬入酒肉之林，丐得殘杯冷炙，已覺逾分，遑敢思大嚼哉。”然而倫明有自己的辦法，他任職於北京大學國文系期間，經過補書匠魏氏的建議，在琉璃廠開了一家名為通學齋的舊書店，魏氏跟倫明講了開舊書店的三個好處：“裝書便一也，求書易二也，購書廉三也。”那時倫明立下雄心要續補《四庫全書》，這樣的雄心可謂宏大，而開舊書店正是他搜集版本的最佳方式。按照魏氏所言，一者得書容易，再者得書價錢也便宜，於是他從會文齋書店挖來了店夥計孫殿起，由孫來主持通學齋，並且將孫殿起培養成了極有名氣的目錄版本學家。
那個時段，康有為在琉璃廠開有長興書店，此店是由康有為的弟子張伯楨來負責，專門銷售康有為萬木草堂圖書，因為倫明也是康有為的弟子，故當年的通學齋也代賣其師的著作，康有為去世後，長興書店迅速衰落下來，那時康有為的保皇觀念以及學術觀已不受讀者所青睞，故其著作十分滯銷，然而倫明卻主動找到張伯楨，將長興書店的庫存接了下來，由此可窺倫明有著怎樣的尊師之道。可惜後來倫明回到了南方，通學齋也轉到了孫殿起名下。倫明去世後，通學齋繼續經營，直到公私合營時，並入了中國書店。
關於倫明講課的情況，《倫明全集》中收錄有張中行在《紅樓點滴》中講述的一段趣事：
講目錄學的倫哲如（明）先生，他知識豐富，不但歷代經籍藝文情況熟，而且，據說見聞廣，許多善本書他都見過。可是有些事卻糊裏糊塗。譬如上下課有鐘聲，他向來不清楚，或者聽而不聞，要有人提醒才能照辦。關於課程內容的數量，講授時間的長短，他也不清楚，學生有時問到，他照例答：“不知道。”
可見倫明是一位原原本本的人，他只將心思關註在自己喜好的事物方面，其他的事幾乎充耳不聞，但是這樣一位死板的人，我卻在《倫明全集》中翻到他寫過四首名為《老妓》的詩，比如第一首為：
歌筵生怕問芳齡，粉黛骷髏見欲驚。
晚節猶輸作商婦，當年枉自惜雲英。
命中花債償難了，夢裏春婆喚不醒。
嬴得詞人感同病，西風蘭苑吊殘馨。
為什麼寫這麼多同題之詩，這勾起了我的八卦之心，於是將這四首詩細讀一番，其中似乎並無情色之意，都是感嘆老年妓女的生態之艱，這也同樣可窺倫明是何等心地善良。
《論語義疏》，（梁）皇侃撰，季曉冬主編
此書為廣西師大出版社馬艷超先生所贈，為該社《蛾術叢書》中的一種。季曉冬先生在《影印說明》中，對該書的版本源流作了簡要疏理，首先談到了歷代書目對於《論語義疏》的著錄，而後稱：
南宋時亡佚，中土惟有邢疏流傳，皇侃《義疏》殊不可見。此書於東瀛流傳之最早記載為宇多天皇寬平年間藤原佐世《日本國見在書目》，著錄為“《論語義疏》十卷，皇侃撰”，寬平年間是西元八八九－八九七年，可知皇侃《論語義疏》於唐時已傳入日本。其後以鈔本形式廣為流傳，經日本學者影山輝國調查，目前日人鈔本可確認者凡三十六部。
對於這36部日本人的鈔本，季曉冬在《說明》中一一列出，其中有7部藏在臺灣故宮博物館圖書文獻處，這7部日本舊鈔本均為楊守敬舊藏。對於這些版本中最早的一部，季曉冬在文中稱是“根本遜誌以足利學校藏鈔本校刊而成”，對於這部書的抄寫方式，該文中有著詳細描述：
改易“《論語義疏》”為“《論語集解義疏》”，體式全依邢疏，首列經文，註文於其下，上冠“註”，並加橢圓形圈，其下為疏文，有“疏”字陰刻並加圓圈，先疏釋經文，次釋註文並加陰刻“註”字，於所釋經、註皆有長條形格線圍之。
楊守敬曾對該版本所存在的弊端提出過批評：“安得皇疏舊本，一同明式之刊……且其文字為根本以他本及邢本校改者，亦失多得少。”然而即便如此，這個版本在乾隆年間流入中國後，還是成為了多部翻刻本的底本：
此書於乾隆年間傳回中國，學者始睹皇侃《論語義疏》原貌，先後有《四庫全書》本、武英殿本、王亶望本、《知不足齋叢書》本、《古經解匯函》本、《四書古註群義匯解》本，體式內容或稍有差異，然其源本皆為根本遜誌寬延三年本。
關於此書影印所用底本的來由，季曉冬在《說明》中稱，乃是緣自1922年，日本大阪懷德堂為孔子2400年祭，倡議校印皇侃《論語義疏》，並以時懷德堂講師的武內義雄任其事。而對於整理此版本者以及整理方式，該《說明》中有如下交待：
武內義雄，字誼卿，號述庵，師從狩野直喜、內藤湖南，二戰期間曾任“東宮職禦用掛”，為日本天皇講授中國哲學史。武內氏治學嚴謹，恪守立足文獻之學術風格，認為“所有的古典研究都必須從兩種基礎研究做起，第一，通過校勘學獲得正確的文本；第二，弄清書籍的來歷，時行嚴密的原典批評。”武內氏以首尾完好、時代明確之文明九年本為底本，再以寶德本等十種古鈔本及吉田篁墩《論語考異》、市野迷菴《正平版論語劄記》兩種寫本為校本，終成《論語義疏》十卷並《校勘記》一卷。
以現代的觀點來看，武內義雄整理的《論語義疏》也有問題存在，主要原因是那個時候敦煌藏經洞中的《論語義疏》殘卷尚未被發現，此後王重民在法國查看了伯希和帶走的這個殘卷，認為敦煌藏經洞所藏乃是皇侃《論語義疏》的原貌，為此王重民認為：“余所獲此卷，確為皇侃原形，其式乃合於唐人《五經正義》之單疏，與武內氏所考稍不合，使武內氏見此，則當稍改變其意見矣。”然而，季曉冬認為，武內義雄並不贊同王重民的判斷：
武內義雄則認為，《禮記子本疏義》為六朝寫本，早於敦煌殘卷之為李唐中葉以後之鈔本，故未以王重民之說為然。高橋均以之與室町時期鈔本進行比較，認為敦煌本是經特定的編者改編，並非皇侃義疏原貌。李方先生則以敦煌本與懷德堂本之體式、經文、註文、疏文詳細比對後，認為敦煌本絕非皇疏之原形，而是唐時講經師所作之講義提綱，此觀點得到多數學者認同。
本書還有曲阜師範大學孔子文化研究院陳東先生所撰《皇侃〈論語義疏〉及其版本源流》，疏理了各個版本之間的關系，在此文之前，陳東先生以圖表的形式列出了該書不同版本之間的關系，看上去最為清晰明了。在此文的開頭，陳東先生就給出了這樣的概括：
從文獻學的角度來看，《論語》註釋性著作有四部書最為重要。一是魏何晏等編纂的《論語集解》，它是兩漢、三國時期經學家研究《論語》的結晶；二是梁皇侃的《論語義疏》，它囊括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玄學家對《論語》的發揮；三是南宋朱熹的《論語集註》，它是兩宋時期理學家《論語》精義的薈萃；四是清劉寶楠的《論語正義》，集清代考據學《論語》研究成果之大成。
接下來，陳東系統地疏理了該書的特殊性，其首先稱：“皇侃《論語義疏》無論形式還是內容，在《論語》詮釋史上都是一個‘奇葩’，一個不一樣的存在。”如此嚴肅的一部經書，竟然用“奇葩”這樣的詞來形容，想來皇侃的撰寫方式必定有些奇特，按照陳東的說法，就是皇侃在解經形式上，吸收了玄學、佛學談經說法之制，開創了儒學史上的“義疏”學。而究竟何為“義疏”，陳東在此作了普及性的講解：
“義疏”在文體上有兩大特點，一是分“科段”，二是設問答。所謂分科段，是指對經註文進行解構，分章、分段來講解。《論語義疏》科段有三層：分篇、分章、分段。分篇，即二十篇，每篇題下皇疏必有論說，解說“所有次前者”之由。皇侃認為《論語》二十篇的編排是大有深意的。篇之內分章，於每章後解說章旨。最後是分段。如《子張篇》“凡二十四章，大分為五段。”最短的《堯曰篇》也分三章，第一章又分“五重”。
而關於皇侃所作“科段”的特點，陳東將其總結為“經文章節或文句前後並列者，必言其條理”，而其認為皇侃解《論語》的另一個奇葩之處，則是“立足於釋家立場來指責儒家”，但即便如此，皇侃還是認為孔子不是凡人，因為他的境界遠超凡人。然而凡人做夢，如果孔子不是凡人，他不應當做夢，可是《論語·述而》篇中，孔子自稱“吾不復夢見周公也”，既然“不復夢”，說明以前還是有夢，那如何來解讀這個矛盾呢？在皇侃所作之釋中，給出的解釋為：“聖人懸照，本無俟夢想。而雲夢者，同物而示衰故也。故李充曰：聖人無想，何夢之有？蓋傷周德之日衰，哀道教之不行，故寄慨於夢，發嘆於鳳鳥也。
對於皇侃的解釋，陳東的解讀為：“聖人是否有夢，對傳統儒家而言並不成問題，但因莊子說過“至人無夢”，所以從玄學家的角度就必須加以解釋。聖人本無夢，不過是為了與眾人表現一樣，故而稱自己有夢。”
對於《論語義疏》的奇特寫法，以及內在價值，陳東在序言中給出的總結是：
皇侃《義疏》中的《論語》描繪了一個生動的、空靈的、多彩的、虛幻的世界，沒有經學家的固執呆板，沒有理學家的嚴肅造作，沒有考據學者的枯燥無趣。這可能就是皇侃《論語義疏》在當今世界仍有人翻閱的理由所在。
陳東在疏理皇侃《義疏》的版本時，講到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已經失載，可見該書在南宋中期以後漸失流傳。乾隆初年，余蕭客從《經典釋文》《兼明書》等文獻中僅找到六條佚文，而後列入其所編的《古經解鉤沈》中，到了乾隆二十六年，《四書考異》的作者翟灝與其友人杭世駿一起到杭州大藏書家汪啟淑家中看書，在那裏他們見到了山井鼎所撰《七經孟子考經補遺》，由此而了解到皇侃的《論語義疏》在日本還有傳本。乾隆三十六年，武林汪鵬前往日本，購買到了《論語集解義疏》。乾隆三十七年，皇帝詔告天下，征集遺書編纂《四庫全書》，布政使王亶望在浙江省設立遺書局，而汪鵬將該書獻出，由王亶望進呈給四庫館，該書由此而得以收進《四庫全書》。
其實，王亶望也知道該書的價值，他將日本原刻本進獻給四庫館的同時，以巾箱本的形式翻刻了一部，當時他是請鮑廷博來擔任校勘。乾隆四十七年，王亶望因貪汙獲罪自盡，此巾箱本原版歸鮑廷博所有，鮑氏將該書再次刷印，匯入了《知不足齋叢書》第七集中，而匯入之前，鮑廷博將卷首所刻王亶望之名鏟掉，而後該書在學界流傳起來。
但是，當時有不少的學者對《論語集解義疏》的真偽產生懷疑，相應的爭論，陳東在文中也有敘述，有興趣的朋友可翻看此篇紮實的介紹文章，而該書也等於說明了，為什麼此次影印《論語義疏》要以日本大正十二年懷德堂紀念會鉛字排印本為底本。
《父親的聲音》，朱傳榮著
此書為朱傳榮老師所贈，書中以多個篇幅、多個角度講述了其父朱家溍先生的生平事跡，書前有趙珩先生所作《序言》，《序言》後為《家世簡述》，朱傳榮根據家譜上的記載，將蕭山朱氏一族追溯到了唐代，而後談到她高祖的父親朱鳳標在清道光十二年從蕭山考取一甲二名進士之後，來京任職，自此之後就有了北京朱氏這一支。
朱傳榮的這部書並沒有寫成傳記形式，而是用很多片段來展現朱家溍先生的各個方面，比如她在文中引用了啟功先生2003年10月在朱家溍追思會上的發言：
我的外祖家和朱先生的外祖家有通家之誼。我母親的姐姐（榮綺）是朱先生的外祖（張仁黻）和科舉業（座）師，我的先母和朱先生的母親常在一起玩耍，兩家小孩的一同玩耍的友誼是最堅固、最友好的。
朱傳榮談及由於大家族之間親戚套親戚，她自己也說不清楚一些親戚之間的具體稱呼方式，正是從啟功先生的這篇發言稿中，才清楚了朱家與啟家的通家之誼。而我從文中了解到，趙元方乃是朱傳榮的舅舅，趙先生以收藏明代銅活字本著稱於世，他所藏之本大多捐獻給了北京圖書館，而我也得到了其中的幾部，當時並未聯想到，趙元方與朱家溍的關系，朱傳榮還提及，沈兆奎是趙元方的老師，而沈兆奎的藏書目錄的原稿正藏在寒齋。
朱傳榮在書中將這些耳熟能詳的人物隨口道來，真的令我嘆羨。她在本書中還提到了故宮早期創辦出版社的情況，而這段經歷是我以往所未曾留意者：
成立於1957年的文物出版社印刷廠，以銅版與珂羅版印刷的精美享譽將近半個世紀。尤其以1957年出版的《宋人畫冊》，1962年出版的《故宮博物院藏瓷》，1965年出版的《故宮博物館藏花鳥畫選》最為知名，成為印刷史上的高峰。
對於該出版社的來源，朱傳榮說，是鄭振鐸在1949年擔任文物局局長之後，想在北京建一家質量上乘的出版社，以便將故宮的藏品予以出版，那個時候，最好的印刷企業在上海，故在1952年，鄭振鐸委托上海出版公司的劉哲民了解當地情況，而他所得到的反饋，則是鹿文波的開文制版水平最高，於是鄭振鐸將此人以高薪聘到北京，建起了印刷所，到了1955年，鹿文波制作出了《宋人畫冊》單頁，1957年又出版了精裝本的《宋人畫冊》，此畫冊的印刷水平可謂那個時代的頂峰，由此令該書風行天下。鄭振鐸在《宋人畫冊》的序言中，也點明了鹿文波等人為此所做出的貢獻：“選畫之功，以張珩、徐邦達二君為主；印刷之功，則始終由鹿文波君主持。這部《宋人畫冊》得以成功，是和他們幾位以及許多從事於此的工作人員們的努力分不開的。”
我細寫這段歷史，同樣源於自己這件事有著間接的關系。二十余年前，在海王村的一場小型拍場會上，我見到了幾塊銅版原版，由於我對《宋人畫冊》的熟悉，我明顯感覺到這就是該書的其中幾塊銅版，然此物並未引起其他買家的關註，因此我以很便宜的底價買了回來。當時買得這幾塊銅版，純粹只是出於好奇，因為此前並未接觸過銅版原物，而今讀到朱傳榮的這部書，我方了解到，這些銅版均為鹿文波親手刻制。
當年印刷廠從上海遷京時，引起了不小的爭議，因為原業主鹿文波的月薪高達600元，這在上世紀50年代，幾乎超過了所有人的工資收入。朱傳榮在文中引用了老故宮人的所言，那時國務院總理的工資也才400塊錢。但從《宋人畫冊》的質量來看，故宮花高薪引入此人，並沒有花冤枉錢，因為《宋人畫冊》的出版，才使得人們看到了何為頂級印刷品。而鹿文波能夠刻出如此精美的銅版，這跟他的腕底工夫有很大關系，朱傳榮在本書中恰好寫到了這一點：“鹿先生掰腕子有名，在院子裏沒輸過誰。而且不是同齡人，是晚輩。內中原因，正是一生在銅版上運刀養成的功夫，穩而持久的控制力。”
朱傳榮的這部書中，更多的是講到了朱家溍先生各種生平事跡，這些事跡讀來令我大感親切。在二十余年前，朱家溍先生被有關部分請到天津利順德大飯店舉辦了一場講座，我也前往聽講，那個時期藝術品拍賣剛剛興起，在座聽講之人除我之外，基本上都是大款，朱老先生輕聲漫語的講述著文物的歷史，他所講的知識讓一些大款難以聽得明白，他們現場提議，能不能講得通俗一點，我看到朱先生沈吟了一下，轉而講述一些與文物有關的掌故，而其面部絲毫沒有變化，老先生的涵養給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
幾年之後，經故宮圖書館翁連溪先生之介，我前往故宮拜訪了朱家溍先生，老先生的辦公室不大，裏面堆滿了各種物品，因此前我已了解到蕭山朱氏以藏碑帖聞於世，並且這些碑帖大多捐給了故宮，於是我鬥膽向朱先生講述自己也有藏碑帖之好，而後提及了幾部自認為得意之本，朱先生對我的所藏頗有誇贊之語，我當然知道他的誇贊更多的是一種鼓勵，而我借機請老先生給我寫一個藏碑帖的堂號，當時我自己起名為“石墨簃”，朱先生認為此號不佳，後來他給我的所寫為“怡情石墨”，到如今，這個堂號仍然懸掛在寒齋的碑帖室門楣上，每睹此匾，朱先生的諄諄教誨之態，都會浮現在眼前。
《古今女範》，明馮汝宗撰，劉禹、張艷艷、馮松監制
此書32開，精裝彩印兩冊，乃是劉禹先生所贈，書前扉頁印有“十年誌慶”字樣，由此可知該書是泰和嘉成拍賣有限公司成立十周年之紀念物，本書前註明總計印制了300部，贈給我的是第182部。而此書的後記中，列明了該公司每年編一本這樣的紀念物，第一種為《春秋五霸七雄通俗演義列國誌傳》，該書底本現藏寒齋，成為了泰和嘉成系列的排頭兵，以此來論，我對這個廣受人們喜愛的書系有開創之功。而劉禹兄僅贈我第182號，這令我大為腹悱，更何況，其所出十種中，有幾種我看到書名頗感生疏，本想譴責他忘我首功一件之事，轉念細思，或許是我的漸忘所致，好像他也都給了我，只是我不知道塞在了哪裏，看來我並沒有意識到劉禹先生的恒心，他能堅持十年，一路出下來，並且預告出明年春拍將出第十一種，如此推論起來，這個系列將會長長久久，這頓時鉤起了我的收藏癖，於是在此大聲疾呼：劉禹先生，您一定要贈我一個全套，否則的話，我會到你公司門口撒潑打滾。
想到這個惡作劇時，開心之余，忽然覺得與眼前之書格調不符，因為本書號稱《女範》，所寫均是古代賢良之女，雖然說史上並無《男範》一書，但我多少還是要註意點形象，於是我痛下決心，從《女範》中汲取養分，以便讓自己變成一位賢良淑德之男。其實大約二十年前，我已經買得了一部《女範編》，後來得知那部書是蘇州的黃艦先生送拍者，他事後告訴我，這部書的底價其實定得不高，因為它來得便宜，但即便如此，那部書是市面上首次得見者，我以高價得之，依然不悔。而今泰和嘉成上拍的這一部，以178萬余元的價值成交，而這又是我所得那部書價格的數倍，這個落差大慰我心。雖然有人說，泰和嘉成上拍的這一部，品相比我之所得略好，然俗話說，老婆是別人的好，書是自己的好，我還是接著敝帚自珍吧。但既然有這樣的故事在，我認為劉禹至少要送我此書的前五號，可他居然無視我跟此書有著這樣的因緣，這讓我斷然否定他贈書於我的美意。
但是，我又突然想到“贈人玫瑰，手有余香”這句話，呃，我把主賓關系想反了，應該是他手有余香，而不是我。在這裏不辯誰的手更香了，而《女範編》裏精美的插圖確實讓我想到了“攬二喬於東南兮，樂朝夕之與共”的豪邁，雖然劉禹先生贈送給我的是影印本，略感差強人意，但畢竟近幾十年來，市面上僅出現過兩部《女範編》，如今原版與影印本放在了一起，也跟古人強調的二美具庶幾近焉，從這個角度來說，還應當感謝劉兄的美意。更何況，他在本書的前言中，對該書的價值做了簡要的疏理，這也讓我得以廣見聞，其首先稱：
《女範編》四卷，又稱《古今女範》，明黃尚文輯，程伯陽繪，黃應瑞、黃應泰鐫。明萬歷間刻本。四周單邊，白口，九行二十字。是書從周武王之母太姒至明代鄒元標之妻共選120位典型的封建女教人物事跡，每人立一傳、繪一圖，為明代徽派版畫中的精品。
對於本書的輯者黃尚文和繪者程伯陽，他又在前言中寫道：
黃尚文，系明代徽州歙縣黃氏第二十六代。工書，小楷行草深得蘭亭、聖教序之意，尤工畫。繪圖者程伯陽，史載極少，據（清）曹溶輯《明人小傳》，“程伯陽，歙人。王仲房雲：‘師道家貧賣藥自給’。詩多漫興，而沈思者自入法。”
而對於該書的刻工，其又稱：
黃應瑞，字伯符，其弟應泰，字仲開。均為徽州虬村黃氏版畫刻工的傑出代表。兄弟二人擅刻圖，作品細密纖細、富麗典雅。黃應瑞刻有《大雅堂雜劇》《朱楓林集》《四聲猿》《曉采居印印》《婆羅髓墨圖》《墨海》《性命雙修萬神圭旨》《新編秘傳堪輿類纂人天共寶》，與黃應泰等合刻《古今女範圖》《狀元圖考》，與黃應祥（應瑞二弟）合刻《覆瓿集》，與應祥、一中（應瑞子）等合刻《閨範圖說》，以及與其他人合刻的《程朱闕裏誌》《太史楊復所先生證學編》等。黃應泰除與其兄合刻諸書外，還有獨刻的《帝鑒圖說》，與黃麟等合刻的《方氏墨譜》《程氏墨苑》等書。
徽州黃氏兄弟刻書極具名氣，這麼多名品均出自其家族之手，這的確令人感嘆。而該書的《前言》中又引用了鄭振鐸在《西諦書話》中著錄的，他所得的《古今女範》：
乃乾得古今女範四冊，曾持以示余。圖近二百幅，為程伯陽繪，黃應泰，黃應瑞（伯符）昆仲所刊，線條細若毛發，柔如絹絲，是徽派版畫書最佳者之一。余渴欲得之，屢以為言，而乃乾不欲見讓。後在北平王孝慈先生處亦見此書一部，印本相同。他處則絕未一見。屢訪各肆，皆無之。十余年來，未嘗瞬息忘此書也。丁醜冬，國軍西撤，乃乾忽持此書來，欲以易米。余大喜過望。竭力籌款以應之。殆盡半月之糧。然不遑顧也。鬥室避難，有此“豪舉”，自詫收書之興競未稍衰也。數日後，過中國書店，復於亂書堆中得女範編殘本三冊。
看來，在抗戰時期能夠得到這樣一部書，也很不容易，陳乃乾藏有一部該書，曾向鄭振鐸出示，該書內精美的版畫令鄭先生為之眼亮，可惜陳乃乾也是愛書之人，無論如何都不願意將該書轉讓給鄭，十幾年後，因為戰爭而引起的生活資源匱乏，陳乃乾 主動將該書讓給了鄭振鐸，而有意思的是，鄭買得該書的幾日之後，竟然在中國書店的殘書堆中發現了三冊殘本，對於此殘本的狀況，鄭振鐸又寫了篇跋文：
此書即黃尚文古今女範，殘存三冊，缺第一卷一冊。價奇廉，故復收之。印本較後，程伯陽及黃氏昆仲之署名，皆被挖去，而補入劉金煌、劉玉成、劉振之、劉汝性諸名，蓋劉氏得其板而掩為己有者。末又增入劉宜人、吳氏節、天佑雙節，節婦劉氏，貞烈汪氏數則，皆與劉氏有關者。但所增數則之圖，亦典雅精整，足與黃氏媲美。
看來，該套書版在明代時已經轉讓他家，故在署名方面，有了新的變化，同時還增加了數幅版畫，可見該書的原版和再刷版都值得收藏。而泰和嘉成公司能將該書影印出版，則可讓收藏者多了一份比對資料，就這個角度來論，劉禹先生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