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舊金山華人鄧達民有一張來自聯邦調查局（FBI）的光盤——他的妹妹、美國航空公司乘務員鄧月薇（Betty Ann Ong）2001年9月11日在11號航班上的最後通話錄音，4分02秒，標誌著9·11恐怖襲擊事件開啟。
那天美國東部時間8時19分，鄧月薇用機上固話打往美國航空預約中心：“3號乘務員，在飛機尾部。駕駛室無人回應，商務艙有人被刺傷。我覺得空氣裏有某種毒氣，我們難以呼吸。我認為有人正在劫持飛機。”
不到半小時後，8時46分，這架被劫持的波音767衝向紐約曼哈頓島上的世界貿易中心北塔。9時03分，美聯航175號班機撞擊世貿中心南塔。9時37分，美國航空77號班機砸向華盛頓特區的五角大樓。10時03分，美聯航93號班機在賓夕法尼亞州墜毀。
911事發現場，世貿中心雙子塔。圖片來源：美國特勤局
9·11事件奪去近三千人的生命，將紐約地標世貿中心雙子塔從城市天際線徹底抹除。而當建立世貿中心的概念在1939年紐約世界博覽會上提出時，它曾代表一個閃亮的願景——“世界由貿易而和平”。
“英雄”
2001年9月11日7時59分，美國航空11號航班從波士頓機場起飛，本應一路向西飛往洛杉磯。機上載有92人：11名機組成員，76名乘客，5名恐怖分子。
“我的名字是Betty Ong，11號班機3號乘務員。”8時19分，鄧月薇取下機上電話打往位於南卡羅來納州的美國航空預約中心。約三分鐘後，機上能顯示航班軌跡的應答機信號被人為關閉。五分鐘後，鄧月薇提供了劫機者的座位號。8時26分，機頭轉向100度，朝南沿哈德遜河直奔紐約。
直至她生命的最後時刻，鄧月薇與地面維持了23分鐘的通話，冷靜而專業，被視作“美國的英雄”。
鄧月薇。受訪者供圖
她的哥哥鄧達民向南都記者介紹，鄧月薇在舊金山華埠出生長大，是第三代移民，祖籍廣東。爺爺鄧聯隆來自開平市“護龍鄉龍安裏”，在1910年代的軍閥割據時期遠渡重洋，到美國之後做一些小生意，開雜貨鋪、餐廳、洗衣店，回國結婚後，將妻子也接到了美國。1920年，兩人的兒子鄧錦仕在美國俄亥俄州出生。鄧錦仕長大後，同樣回開平認識了妻子余金愛，兩人在廣州沙面舊時的美國領事館成婚，育有一兒三女，鄧月薇是最小的一個。
對於鄧月薇在最後通話中表現出的勇氣，家人並不十分驚訝。20世紀70年代，鄧錦仕夫婦在舊金山華埠開了一家雜貨鋪，鄧月薇在店裏幫忙。鄧達民回憶，春節期間，幫派總會進店收“保護費”，且“入鄉隨俗”地要求店主將現金塞進紅色信封。看到他們，鄧月薇會站起來說：“滾出去，我們不需要給你錢。”而父親會選擇破財擋災。
“她就是這樣的一個人。”鄧達民說，一個在超市裏看到插隊會毫不猶豫制止的人，工作中會確保她所在航班一切妥帖的人。
當鄧月薇執勤的11號班機低空略過曼哈頓島建築，紐約與新澤西港口事務管理局警員林維敏（David Lim）正在世貿中心南塔車庫，牽著他的拉布拉多警犬“天狼星”（Sirius）對車輛進行防爆檢查。林維敏也是祖籍廣東的移民二代，這場襲擊裏世貿中心首批救援人員中的唯一華裔。
林維敏和警犬“天狼星”（Sirius）。受訪者供圖
誰能想到爆炸物會是一架飛機？
鄧月薇電話的另一端，美國航空營運專員Nydia Gonzalez最後聽見她為全機人祈禱。
“怎麼了Betty？Betty，說句話。Betty，還在嗎？Betty？”Nydia馬上告訴美國航空緊急事件專線：“我覺得我們可能失去她了（也指失去信號）。”
8時46分，這架起飛時載有近35噸燃料的波音767飛機紮進世貿中心北塔93至99層，撞擊當場殺死了機內和樓裏的幾百人，切斷樓內全部三條緊急逃生通道，令91樓以上的人無處可逃。
雙子塔
陳思進就在北塔80層。半小時之前，他剛走進8067號辦公室。“我喜歡在工作前先欣賞一下窗外曼哈頓的景色。遠處的聯合國大廈、帝國大廈，連同無數密林般的高樓，此刻都盡收眼底。那來往於大橋上的車、大河中的輪船，更給人一種鼓舞人心的動感。”
1990年，來自上海的中國留學生陳思進初到美國，進入克裏夫蘭州立大學攻讀機械工程碩士學位，他感到機械工程是夕陽學科，於1992年轉入紐約市立大學改學電腦工程，專攻軟件設計。他的自傳提到，“期間，為了昂貴的學費，像大多數留學生一樣，我和妻子小玲一邊求學，一邊到中餐館和衣廠拼命打工。”
輾轉十年後，陳思進接到華爾街當時五大線上交易平臺之一BRUT ECN公司的聘書，任高級金融軟件工程師。站在世貿中心北塔80層眺望風景，“這第一高樓恰好象征著我當時攀登到的人生高度。通過一言難盡的苦鬥，我終於跨入標誌著美國上流社會的華爾街，登上這華爾街的樓中之樓。”
陳思進年輕時在華爾街。受訪者供圖
滿懷憧憬地開啟這個早晨的還有華人移民二代羅怡達（Thomas Lo），他的父母分別來自福建和山東。羅怡達本科畢業於耶魯大學分子生物學專業，已拿到醫學院錄取通知。他推遲了入學，轉而嘗試烹飪以及金融行業。9月11日這天，他在世貿中心南塔73層的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這是他拿到銷售助理工作的第二周，也是他的23歲生日。
羅怡達。受訪者供圖
更殘酷的巧合發生在鄧月薇身上。她是在1987年父母退休、賣掉雜貨店之後成為一名空姐的，駐地在波士頓。在鄧達民眼裏，妹妹從小就渴望旅行，但小時候家裏沒錢也沒空，活動範圍不超出舊金山的華埠，從未去過迪士尼樂園。“我想這是Betty渴望去看看更大的世界的原因。”鄧達民對南都記者說，母親偶爾會嘮叨她，為什麼不找個離家近的文員工作，坐飛機太危險了。
鄧月薇本不該是11號航班的乘務員。她準備跟兩位姐姐去夏威夷度假，想著多掙點經費，才臨時加入這趟航班。三姐妹約定，她到加州之後，當天中午一起吃飯。
南塔車庫裏的林維敏已經在世貿中心工作19年了。他在紐約出生長大，父母在皇後區經營中餐館。1980年，他進入港務局工作，受1993年世貿中心車庫爆炸案的刺激，他在1997年選擇成為一名重點檢查爆炸物的警犬隊警員。
“末日”
2001年9月11日8時46分，當鄧月薇所在的11號班機撞上北塔，剛喝了一口咖啡的陳思進感覺被人猛推了一下，差點一頭撞上電腦屏幕，“我回頭一看——見鬼，根本沒人”。這股震顫傳遞到南塔車庫，林維敏把狗舍關好，離開前留給“天狼星”一句話，“我等會兒就回。”在南塔73樓的羅怡達只聽到“boom”一聲巨響，窗外紙張飄落。他不明就裏地跟著同事下樓。
北塔樓梯井裏，陳思進與同事下到四十多層時，開始見到樓上撤下來的傷者，有的被燒傷，有的面孔被煙熏得變了色。他後來在電視裏看到有人忍受不了高溫的炙烤，從大廈窗口爬出來往下跳。而林維敏親眼看到有人墜落在廣場，他逆行上北塔，先是通過A號樓梯井向上，一遍安慰慌張的下樓人群，指導他們前往安全區域，到了27層，他將一名輪椅上的傷殘人士托付給消防員之後，改用B號樓梯井朝上，抵達北塔44層，指導人群通過他剛走過的路徑疏散。
羅怡達在南塔44樓的電梯換乘層猶豫之時，9時03分，美聯航175號班機撞擊南塔。
羅怡達感到大樓的劇烈傾斜、搖晃，金屬彎折的尖銳噪音像電鉆鉆進大腦。“有那麼幾秒，我覺得這棟樓倒下的話，我不可能活下來。今天就交代在這裏了。”
晃動一停，羅怡達抓緊時間迅速下樓。快到一樓時，他以為外面應該是擠滿救護車、消防車、嘈雜人群的混亂場面，卻發現街面什麼都沒有——電力中斷，塵埃遮天蔽日，就像電影裏落滿灰燼的鬼城。
9·11事發後的紐約街頭。圖片來源：美國特勤局
現場安保人員指示人群不能從大門出去，要走地下通道。當羅怡達在幾個街區外的一個出口回到地面，轉身向南塔望去，高層已成一片火海。
根據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的調查結論，大火是雙子塔倒塌的主因。跌落下陷的樓層地面拉扯著四周的柱子向中心扭曲彎折。高層部分一旦開始下沈，大廈就如一副垂直的多米諾骨牌頃刻坍塌，一切無可避免。
林維敏從北塔44層開始清空每個樓層剩余人員，到35層左右時，伴隨著一股隆隆聲，氣流衝刷而至，他的呼叫機裏傳來警方頻道的播報——受撞擊56分鐘後，9時59分，世貿中心南塔轟然倒塌。一路狂奔到布魯克林大橋附近的羅怡達看著它灰飛煙滅，底部擴散開一片巨大的蘑菇雲。“我以為樓被炸彈擊中了，這些氣體可能有毒，在幾秒之間吞沒了附近的建築，朝我們撲來。”
林維敏接到撤退命令，他下到北塔21樓時遇到了正在救助傷員的其他救援人員，一行人繼續下樓，樓道裏的燈光逐漸熄滅，“我能感到這棟樓已經在散架了”，到了5樓，他們碰到兩名消防員，停下來幫助他們一起撤退。
被美國航空11號班機擊中後，北塔支撐了1小時42分鐘。陳思進是最後一批逃出大樓的人之一，他一路跑到一座公路橋底下躲避，目睹大樓像巧克力受熱一樣融化。煙塵洶湧如雪崩，破碎的玻璃等建材和雜物從百米橫空飛出，砸中站在公路橋上的人。
9·11事發後的紐約街頭。圖片來源：美國特勤局
羅怡達此刻只想遠離曼哈頓。他一直朝布魯克林的方向走，同時也害怕腳下的大橋成為下一個襲擊目標。他在布魯克林也不認識路，只能隨機搭上前往皇後區方向的巴士，花了3個小時才回到家。至此，他與家人失聯已有6小時了。羅怡達的父母正在國外，他撥通他們所住酒店的電話，“我爸爸哭了，我從來沒見過他哭。”
“告別”
當一切歸於死寂，林維敏等十幾名救援人員被困在了北塔的廢墟裏，他們在成為一個“氣穴”的樓梯井四樓，奇跡般地還活著。
林維敏對南都記者回憶，一片漆黑中，混凝土和金屬粉末的味道充斥鼻腔，嘴裏的滋味像是含著變質的藥。得益於他的手機和外面救援力量的幫助，五個小時後，他們所在的樓梯井被打穿，下午3點左右，十幾人從原本的6樓爬出。
林維敏生還的北塔B號樓梯井。受訪者供圖
外面的世界成了一個巨大的廢物堆積場，“裏面有一些我希望能忘記的東西。”林維敏哭著大喊著警犬“天狼星”的名字，被送上救護車前往醫院。“天狼星”留在了南塔的廢墟裏，它的骸骨於2002年的冬天被挖出。
在9月11日當天一共四架被劫持的飛機上，一些不幸中的幸運兒給親人留下了遺言。鄧月薇並沒有，她甚至沒有嘗試，與美國航空接線員維持了23分鐘的通訊，直到斷線為止。
那時加州時間是清晨5點，鄧達民的妻子正洗漱準備去學校上班，聽到電臺廣播說世貿中心北塔被不明物體擊中，她喊醒了丈夫。電視直播中北塔正在熊熊燃燒，濃煙升騰。兩人親眼看著第二架飛機撞上南塔。
新聞裏在討論這些飛機是從哪裏來的。鄧達民致電美國航空詢問“Betty Ong”在不在事發的航班上，他們說不在。“我們很釋然，打電話給妹妹，留言讓她在平安降落之後回復。”隨著有第三和第四架飛機受劫持的信息傳出，當天下午，鄧達民再次打給美國航空詢問“Betty Ong”。回答還是沒有。
鄧月薇、余金愛、鄧錦仕、鄧達民（從左至右）1987年在廣州白天鵝賓館。受訪者供圖
命運開了個玩笑。一直等不到消息的鄧達民晚上再次確認才知道，“之前他們以為Betty是乘客，沒有檢查空乘人員的名單。”
他對南都記者回憶，“我打電話給爸爸媽媽，當時他們在自己家裏。我讓他們坐到椅子或者沙發上，然後告訴他們，妹妹就在撞向世貿中心的飛機裏。”電話那頭是漫長的沈默，隨後傳來哭聲。
憑依
一個月後，2001年10月，鄧月薇家人在舊金山機場附近舉辦的紀念儀式上，看見一名陌生女子朝他們走來。美國航空公司營運專員Nydia告訴他們，她曾與鄧月薇通話。
這是鄧家第一次知曉錄音的存在。他們開始不斷向相關部門申請接觸這段錄音。約半年後，2002年4月，鄧達民走進舊金山機場的一個房間，在不能錄音也不能做筆記的前提下，第一次聽到鄧月薇生前的最後一次通話。
原本長達23分鐘的通話只有前4分鐘被機器自動錄下。鄧月薇反復介紹自己身份和機內情況，說到“我們找不到任何醫（生）……”時戛然而止。
“我們還是很慶幸有這段錄音，當時一共四架飛機被劫持，世貿中心受撞擊後通訊基本切斷，很多遇難者沒能留下最後的訊息。”這4分02秒如同一個黑匣子，是追憶也是證據。“我們就坐在那（個房間）裏，想重聽多少次都行。”鄧達民說。
9·11之前，陳思進已經十年沒寫過中文了。剛到美國的頭幾年，為了提高英語水平，他與妻子拼命看英語電視、電影，聽英語廣播、歌曲，讀英語書報，只想盡快融入美國社會。通訊方面，“頭一兩年還寫些中文信，後來電話費便宜，信也不寫了。”
成為一名作家是他自兒時就有的願望。“本來我是想退休以後再恢復中文寫作。但是9·11讓我意識到，這個人生啊，不一定有明天。”
“那天與死神擦肩而過，在我終於逃離大樓不到3分鐘時，大樓轟然倒下。這個異乎尋常的經歷激起了我對人生的重新思考；引發了我要寫一本書的衝動。”他與妻子小玲合著了傳記《闖蕩北美》，以這段話作為開篇。
陳思進與部分9·11幸存者聚會。受訪者供圖
雖然9·11幸存者的心理咨詢費用可以全額報銷，陳思進傾向於用自己的方式療愈。事後五年裏，他向大量中文媒體詳細描述這場夢魘。“這確實是一個脫敏的過程。”他對南都記者說，“到後來，我好像變成了上帝視角，在說別人的事情。”
林維敏是港務局的第三名亞裔雇員，“我覺得我有代表華裔發聲的責任”，他對南都記者表示。二十年間，他出席了紐約和舊金山舉辦的無數9·11相關活動。
2001年後，林維敏升職成為港務局官員，他在自己的辦公室墻上掛滿“天狼星”的舊照，其中一個木雕寫著“夥伴、家人、好友”。“天狼星”遇難後，許多人想送一只狗給他，他最後接受了黑色的拉布拉多“小樹枝”（Sprig）。他強調說，“小樹枝”不是“天狼星”的替代品，而是一份感情的延續。
警犬“小樹枝”（左）與林維敏。受訪者供圖
至2014年退休之前，林維敏被外界視為港務局主要的亞裔代表，他認為自己應當鼓勵更多亞裔加入執法隊伍。林維敏對南都記者表示，今年9月11日，他將前往紐約的9·11紀念館&博物館，且在電視節目中露面，也會抽時間與同事一起悼念遇難的救援人員。
為了紀念鄧月薇，舊金山華埠十年前重建的華人康樂中心以她的名字命名。鄧達民說，妹妹生前喜歡小孩子，熱心照顧老人，康樂中心是孩子們能夠自由安全地玩耍運動的空間，也為長者提供舞蹈室和社交活動場所。鄧家用募集到的款項給器材和活動提供資金支持，“我們想，Betty看到這一切會感到開心的。”
鄧達民對南都記者表示，過去20年，家人對鄧月薇的懷念從未改變。父親在2007年去世，生前每天守著電視看新聞，子女進門喊他，他轉過頭來，臉上掛著淚。“他說他在過去六年裏一直在等，等一則Betty還活著、將要回家的新聞。”
鄧月薇會說粵語，以前總陪母親余金愛去看粵劇，兩人回家後，她會穿上長袖的衣服，把廁紙塞進袖筒模仿水袖，像角兒那樣揮動轉圈，唱剛才聽到的曲目，把家人逗得笑到肚子疼。過去二十年，余金愛每日為女兒上香。2007年丈夫離世後，她要侍奉的牌位又多了一個。
鄧達民說，“我們算是幸運的，提交DNA樣本之後，匹配上一小塊Betty的腿骨，在距離北塔兩個街區的地方找到。骨頭在紐約火化後，在舊金山下葬——至少她的一部分回了家。”每年9月11日之前，他會提前一兩天先去一趟墓地，在妹妹和父親的墓前放下鮮花。
鄧月薇等遇難者的姓名鐫刻於雙子塔舊址上的方形水池邊。受訪者供圖
生日
“我的朋友們都說，你的生日日期也太糟糕了。”羅怡達對南都記者表示。
2001年，他23歲，剛剛本科畢業，未來有許多分岔可選。“經歷9·11讓我認識到生命的脆弱。任何一個人都可能毫無道理地死去。如果我沒有馬上撤離，如果我在更高的樓層工作，或者飛機撞擊的位置更低一些，又或者大樓更早倒塌，我會很輕易地就死了，而不是毫發無傷地撿回一條命。”羅怡達說：“我媽媽講，你的時候未到。那是你的23歲生日，一定有23個天使將你護送下了樓梯。”
他花了一些時間“重新評估計算人生中各種事物的價值。”金融行業似乎不再有足夠的意義，羅怡達決定重返學醫之路，入讀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烹飪也是他孩提時代的夢想，學醫期間，他周一至周六上課，周日去一家法國餐廳跟以前的烹飪導師一起工作。“我覺得麻醉醫生和廚師之間有相通之處，都要掌握各種元素間的平衡。”他還成了一間中餐廳的廚藝總監。
羅怡達（右）。受訪者供圖
嶄新的21世紀隆隆向前。9·11次日，陳思進任職的公司就在新澤西州敲定了一個臨時辦公場所，他因此得以暫時遠離受哀痛與疾病陰霾籠罩的曼哈頓下城。
一年之後，他曾與同事重返故地。“那天我記得很清楚，路程不過15分鐘，剛開始天是晴的，但我們越往Ground Zero走，天就越陰。到了那兒以後，下起了毛毛的細雨，我感覺非常瘆人”。紐約的9月本應氣溫舒適，這個地方卻讓他有陰郁之感，從此便再也不想去。
陳思進對南都記者總結說，9·11加速了他的職業進程，“我拼命幹，想爭取提前退休，能全職寫作。”BRUT ECN被納斯達克兼並後，2003年，陳思進加入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任證券投資部助理副總裁，進入管理中層。兩年後，他升任美國銀行證券公司副總裁，“VP在華爾街不算高層。但是華人能夠進入中層很不容易，我在職場上還是蠻順利的。”
在華爾街，陳思進全程見證了次貸危機的緣起，這兩場相隔數年的災難間不無勾連。9·11令互聯網泡沫破滅後的美國經濟雪上加霜，美聯儲開始實行貨幣寬松政策，一度降至負利率。美國政府放松房貸，放出次級貸款，華爾街將次貸不斷打包產生衍生證券。陳思進說，這種模型的先決條件是房價不能跌。在房價再也漲不動之後，到了2007年，衍生證券開始暴雷。
“華爾街的合同都像多米諾骨牌，一個一倒，全部倒下。”紐約再次成為原爆點，金融海嘯蔓延全球。“用佛教的說法，叫‘成、住、壞、空’。”
陳思進2009年在宏利集團更上一層，任董事合夥人，後跳槽到加拿大皇家銀行任風險管理資深顧問，直到2020年退休。二十年來，他的作家夢也基本實現，除了財經寫作和各種隨筆，陳思進與妻子合作出版了五本小說，其中一本正在做影視改編。
2011年9月，十周年祭的前幾天，他在舉家遷往加拿大多倫多定居之前，曾特意到世貿中心原址道別。陳思進對南都記者說，與死神擦肩而過後，他把9·11視作第二個生日。“今年呢，算是我的20歲生日。長大成人了，我也與這件事情也做個了斷，英文叫做closure。”
羅怡達則認為自己不需要一個“closure”。“9·11沒有傷害到我。二十年前，我為重生滿懷感激，二十年後，新冠疫情來襲，能順暢呼吸已經很幸福。”
羅怡達救助新冠病人有時需佩戴PARP呼吸器。受訪者供圖
羅怡達也發現自己再度置身災難的震中。截至2021年9月10日，800多萬人口的紐約市已確診104萬例新冠感染病例，超過3萬人死亡。他是醫院前線工作人員，每當尋呼機響起，就意味著有一個病人呼吸困難至需要插管的程度。疫情達到峰值的時候，他曾兩個月沒見過兒子。苦中作樂的是，每次將生死邊緣的病人成功救回，醫院就會奏起特別的音樂，提醒他所一直追尋的人生價值。
今天，羅怡達將迎來43歲生日。已至中年的他仍決定舉辦一個生日party。“我將為死難者悼念，同時慶祝我的生命仍在繼續。”
出品：南都即時
采寫：南都記者 林子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