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章開沅先生離世。章先生去世後，在諸多悼念文章中，使我們印象深刻的不僅是他的學問和思考，更在於他在不同世代所體現的風骨和精神。在今天這個時常追問何為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如何安身立命的時代，章先生的生命歷程和獨立的人格，是對這個問題最好的回答。
為了追憶章先生，我們特邀章先生門下弟子華中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山東大學博士後張曉宇先生撰寫一文回憶他從章先生治學的過往。在這篇文章中，章先生不僅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大學者，也是一位如同生活在我們身邊的親切、隨和的老人。他對晚輩後進的提攜獎掖，晚年對歷史與人生的思考，是他在教育和學術之外留給我們的另一筆財富。
撰文丨張曉宇
章開沅先生的辦公室，就在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所的605室。
章開沅的辦公室。
2012年9月，我來到華中師大中國近代史所東西方文化交流中心攻讀博士學位。東西方文化交流中心是章先生開創的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中心升級而來，資料室在607，緊挨著先生的辦公室。為了扶持中國基督教史這個相對弱小研究方向的成長，先生直至晚年都還在基督教史方向帶博士生。2014年先生請辭“資深教授”，也不再招收博士生，我就這樣極其榮幸地忝列於諸位蜚聲海內外的學長們之後，成為先生名下最小的學生。
自我從法律轉學歷史以來，先生的鼎鼎大名即如雷貫耳。先生之治學和為人，早已是我們年輕學生心目中的典範。尤其是他在歷史關鍵時刻無懼個人榮辱安危的抉擇，更彰顯了一個歷史學家的風骨。2012年9月10日教師節上午，師兄王渺帶我去605拜訪章先生。那是我第一次見到先生，心中甚為忐忑，生怕應答不當，給先生留下不好的印象。當得知我是山西人時，先生告訴我，他的先人節文公，就曾在山西為官，家族多人葬在太原。先生笑稱，“山西也是我的家鄉，我們是老鄉啊”。隨後又說，“我大哥的孫子也叫曉宇，名字和你一模一樣”，緊接著先生又補了一句：“啊，我這不是故意要占你便宜啊。”所在皆笑。這一下就拉近了距離，也消除了我的局促感。先生隨後又跟我們講了許多章氏家族的故事。那次見面只有短短二十多分鐘，但讓我記憶猶新，對我以後的研究也產生了重要影響。
先生那時87歲，但身康體健，耳聰目朗，每天上午九點左右步行到辦公室。彼時我自由散漫，遲睡晚起，經常是我到資料室時，先生已經坐在辦公室許久了。先生一般是上午十點半左右步行回家，臨走前還經常到607來轉轉，跟在資料室的小朋友們聊一聊。經常有海內外的學者來拜訪章先生，劉家峰教授和劉莉老師負責聯絡和接待，我們學生端茶送水，幫點小忙。加之我三年學業中，還有不少文書需要麻煩先生簽字，每次見面先生就順帶與我多聊一會，我因此而近水樓臺，常得聆聽先生教誨。
先生之教導
我在華師求學期間，學校後勤集團經常讓學生搬家，三年搬了六次家，苦不堪言。2014年6月時，學校又進行宿舍調整，要求原來住在東區十棟的博士生全部搬入指定之過渡宿舍，再於9月開學時搬入新建成之國交三棟博士生樓。大家對此憂心忡忡，一來“秀才搬家盡是書”，重復搬遷未免勞頓之苦；二來東十本不在裝修之列，無需過早清場。眾人思量再三，決定聯署向學校請求暫緩搬遷，但又因種種原因顧慮重重。那天我正好有事去先生家，遂向先生表達了一下我們的顧慮。先生閱完我寫的請求書草稿後說，有意見向學校反映並無不妥，但要註意遵循合法渠道，表達合理訴求，尊重既有程序機制，逐級轉呈。隨後我們嚴格遵循先生的囑咐，向東十宿管老師和我本人所在學院提交了請求書。後來我們與學校各級領導、老師的交流也比較順暢，最後學校也在一定程度上采納了我們的請求。這一事件也讓我深刻領悟到了先生做事的智慧。彼時我正在研究晚清宗教自由請願運動，這種經驗也讓我對先生所倡的“參與史學”，有了深一層的理解。
諸多老師曾言及，先生年輕時頗嚴厲。而我從先生讀書時，先生已經87歲高齡，是個慈眉善目的老人家了。有一次我去武漢機場接先生和師母，提早到了十多分鐘，想著怎麼打發時間，於是打開手機玩起了遊戲。這一下不得了，激烈廝殺中，竟然忘記了時間，直到先生站在我的背後，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才發現先生已經到了。此事我至今想起都頗為汗顏，他一定看到了那個貪玩誤事的小子在做什麼，可是他沒有任何責備之意，也沒有跟任何人說起過。
先生對我的錯愛和學術上的提挈，應該是在我寫完湖州教案的文章之後。我博士論文是從近代國際法角度研究清末教案的，有幸的是，這一課題竟然讓我與先生所關註的章氏家族史產生了一些交集。我在研究湖州海島教案期間，發現該案中的湖州士紳領袖章祖申，竟然是先生荻溪章氏家族的第十五世先人。章祖申尚有一海外遺孤，為瑞典親王羅伯特·章，先生曾專文論述。我本科學習的是法律專業，從法學到歷史的轉型也並非一帆風順。求學之中的挫折只是一種外在的經歷，最難的是如何將兩個不同學科的研究方法和內容有效結合的問題。對於許多跨專業的學生而言，一種學科範疇上的“身份認同危機”如影隨形——你始終要回答“我是誰”與“你是誰”的問題。湖州教案的文章寫完後，我呈予先生審閱。先生以近九十歲之高齡，不辭勞苦閱完拙文後說：“盡管你以前不是學歷史的，但是從這篇文章來看，你已經是入了門了，考證功夫算是做到家了。”他還跟我講了許多章祖申的生平事跡。對於我這樣一個歷史學“半路出家”的學生而言，能得到先生這樣的認可，我心中的感慨、感動難以形容。2015年初，我有幸入選參加臺灣“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和復旦大學聯合舉辦的近代史研習營。臨行前，先生特地簽了不少書，委托我帶給他在臺北的老朋友們。先生額外還簽了十本書，只寫了先生的落款，未寫擡頭，對我說：“這十本書，你帶上，方便結交朋友。”我後來才深刻體會到先生幫我拓展學緣的良苦用心！
2017年，我的學長陳新林博士在香港設立開源書局，先生鼎力支持，並把自己1990—1994年在海外訪學期間的日記《北美萍蹤》貢獻出來，作為開源書局出版的第一本書。我有幸受先生和學長委托，幫助先生整理日記，為其中所涉人名、地名、事件作註，做一點力所能及的工作。先生交遊廣泛，日記涉及人物有幾百位，堪稱一部海內外中國史學人的“點將錄”。且先生寫日記時從未想過要出版，嬉笑怒罵，落筆無間，記述內容相當豐富，這也給考訂增加了不少難度。除卻郵件、電話聯系外，我還經常為了解清楚先生日記中人、事的背景，往返於福建和武漢之間。只是我先前從未有任何出版和編校經驗，第一次就以先生的日記來“練手”，過程中出了不少錯誤，校不勝校，也給陳新林學長和編輯杜一鳴兄添了不少麻煩。然先生待我實在太過寬容，從未責備於我。
先生與章氏家族史研究
章先生晚年一直推動兩個研究，一個是先生的老師貝德士的研究，一個是先生的家族史研究。前項有徐炳三教授著力進行，後項現在由我來協助推進。與先生初次見面時所聊的內容，也成為我後來著手章氏家族史、企業史資料的搜集與整理研究的開始。2016年12月，章先生轉給我一封信，委托我查考他的外公徐襄甫的生平。先生一度以為徐襄甫在1911年前歿於四川，結果《王典章先生年譜》中的一則記載證實，直至1914年徐襄甫尚在安慶造幣廠任職。得益於史學數據庫資源的發展，我先通過“E考據”，基本勾勒出了徐甫陳（字襄甫）的生平，再先後前往四川省檔案館、宜賓市檔案館和安徽省檔案館查閱相關檔案，較為完整地還原了徐甫陳的一生。這一過程讓先生甚為驚訝，他連連驚嘆“E考據”的威力。先生就是這樣具有開拓性、包容性，對學術界的新潮流保持著敏感度和接納度。2015年，章開沅先生基金會曾邀請臺灣清華大學的黃一農教授來華中師範大學講學，其中就有關於“E考據”的專題演講。
對湖州教案的挖掘，也加深了我對先生祖籍地湖州的認識。2017年4月28日，我隨先生、師母和馬敏教授、田彤教授一同來到湖州，在先生的祖居地尋蹤訪古，也有幸結識湖州當地的多位學者和章氏宗親。
2017年4月28日，章開沅先生與本文作者（張曉宇）等在湖州荻港村合影。
長期以來，關於章氏家族及其企業史的研究未能獲得較大推進，並不是這個議題不重要或不具有學術價值，其直接原因在於相關史料的缺失。安徽社科院錢念孫研究員收藏的章氏家族手稿《手澤珍藏》的發現，為這一研究帶來了轉機。章先生指出，“這批遺存函劄文稿，大體上可以體現維藩公西北從戎，蕪湖設廠，當塗采礦，乃至晚年策劃在秦皇島營建鋼鐵冶煉基地的雄圖大略。”
《手澤珍藏》原稿封面（上）和內頁（下）。
《手澤珍藏》彩印出版封面。
2019年10月底，章氏家族資料搜集工作也迎來重大突破。我興奮地給先生打電話，報告新發現。我說，我找到的您的家族史、企業史的資料太多了，周錫瑞教授有《葉家》，我想我也可以寫本好書《章家》了！先生在電話裏說：“你還有你的其他安排，慢慢來，你的時間還長，我的時間不長了。”那一刻我怔住了，以至於後面怎麼回復先生的，我都忘記了。
11月2日，在和徐炳三教授交換了意見後，我鄭重給先生回信：
關於章氏家族的研究，我之前一直不敢下手，主要原因就是找到的資料不夠多。現在這個問題解決了。我找到的資料，已經只有看不完的煩惱了。我完全可以寫好一個家族史的故事了。我既可以把您家族的故事講清楚，還可以保證它的學術性。無論如何，徐老師和我都會努力，讓您盡早看到關於貝德士的研究著作，和我關於您家族史的研究著作。我們還有很多問題需要向您請教，請您和黃老師保重身體！
2019年11月28日在安徽師範大學召開的“企業家精神與工業文化遺產：章氏家族與近代中國實業”會議上，我得以結識《手澤珍藏》原稿的收藏者錢念孫研究員。會議結束後，我又在馬鋼集團朱青山先生的帶領下，實地考察了馬鋼的南山礦、姑山礦各礦場，與史料記載相核對。朱青山先生還帶我深入到地下四百米的采礦作業面，現場感受采礦的過程。12月，我又在安徽省圖書館找到一冊章維藩書信集，遂第一時間前往查閱。在皖圖古籍部主任石梅老師和錢念孫先生的幫助下，我得以獲得這份寶貴的資料。有如此豐富的史料，我有信心在章氏家族史和章氏企業史等方面，開展紮實且有深度的學術研究。章氏家族從章節文、章棣父子歷仕林則徐幕府、左宗棠幕府以來，一直隨著中國近代史的波瀾而同進退。他們家族的歷史，也是中國近代史的縮影。
章先生在《實齋筆記》中自述他從事張謇研究的緣由：“一是由於幹臣公（維藩）的事跡，誘發我研究張謇的興味，也有助於我對張謇的理解；二是由於這樣紳商門第的背景，有利於我與自己某些研究對象之間的溝通，使我得以結識一批清末民初的知名人士和他們的後裔。”先生所言實際上頗為謙抑。舉個形象的例子，我們歷史系師生常開玩笑說，你怎麼敢來學歷史，家裏有礦嗎？章先生家裏還真有礦，而且不止一座，當然是民國時期的。
章先生的曾祖父章維藩（1859—1921），是安徽近代民族工業的先驅。他生於山西太原，少年隨父章棣參與左宗棠西征，負責糧餉轉運等，因軍功保舉，先後就任安徽牙厘局提調、無為州知州、懷寧縣令、宣城縣令等。1895年他辭官從商，在蕪湖開辦益新機器面粉廠。民國初年，他又籌資在安徽當塗縣創辦了寶興鐵礦公司。寶興公司極盛時期，在當塗擁有十余座礦場。抗日戰爭期間，寶興鐵礦公司被日偽以低價強購，納入偽華中礦業公司。1945年光復後，國民政府稱其為敵產而拒不發還原所有人，並謀籌組國有鐵礦公司。解放後，寶興公司的原有產業成為馬鞍山鋼鐵廠的一部分。2019年，安徽省國資委將其所持馬鋼集團股份的51%無償轉讓給中國寶武鋼鐵集團，馬鋼集團成為寶武集團控股的子公司。這一股權變更，使得寶武集團的歷史淵源可直接上溯至民國初年。先生這樣的家世和出身，為他從事近代民族資產階級、商人商會的研究，提供了共情的先天條件。
章維藩繡像。
2020年以來，我陸續完成了章維藩書信集的點校和註釋工作，並撰寫了《章維藩書信所見人物交遊》和《懷寧徐甫陳生平考述——兼論“E考據”在家族史研究中的應用》兩篇文章，發給先生審閱。2020年9月我再回母校，與馬敏教授商議《手澤珍藏》的識讀和點校工作。在李壽昆教授及其弟子張萌的幫助下，前項工作得以完成。此時，我對先生家族史的認識也進入了新的階段。從章節文、章棣、章維藩到章兆奎、章學海直至章開沅先生，縱觀章氏家族成員在近代中國歷史大潮之中的選擇，他們既不冒進，又絕不保守；更為重要的是，他們每次都能準確地踩在歷史的節點上，既能順勢而為，又有所秉持，創造了章氏清芬堂近百年的輝煌。
9月中旬，先生抱病起身，為我籌備出版的資料集寫序。序中先生稱，“我從事家族史研究為時較早，從上個世紀60年代初以來，大半輩子的主要精力都用於張謇家族研究。”早在給周錫瑞教授大作《葉：百年動蕩中的一個家族》的序中，先生就指出，當前仍然要倡導宗族史與家族史的研究，“因為這是中國傳統社會一個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而且至今在觀念與實體上仍有大量遺存，從這個角度來研究中國，理解中國，包括中國的過去、現在乃至將來，仍然是很有價值的學術工作。”
2021年4月2日下午，我隨馬敏教授、彭南生教授、徐炳三教授和劉莉老師，一同去楚園拜訪先生和師母。我帶著初步整理好的《荻溪章氏清芬堂函劄史事錄》，詳細向先生匯報章維藩在創辦益新面粉廠和寶興鐵礦公司中的各種經歷，及章氏家族的各種故事。先生聽著，不時補充文獻中沒有記載的家族往事。先生氣色很好，除了行動不便，依舊那麼睿智、健談，思路清晰、敏捷。
4月2日下午，張曉宇拜訪章開沅先生（照片為徐炳三教授所攝）。
4月6日下午，我再隨劉家峰教授和陳新林博士來楚園看望先生。陳新林博士請先生和師母保重身體。劉老師向先生匯報，山東大學的楊加深教授對《手澤珍藏》中維藩公的書法、詩詞造詣，評價極高。這讓先生也頗為意外。先生高興之余，提筆為《荻溪章氏清芬堂函劄史事錄》題字：野叟知難，古今如此。意即像章維藩這樣的“野叟”，不為公眾熟知，查考起來頗有難度。我突然想起來，先生曾言，華君武先生的姐姐曾給章先生的長兄章開平寫過一封信，敘述章家與華家之間的姻親關系，我遂向先生討要信件。先生略一沈思，轉頭看著我說，“這封信你那裏有，你那時候都拍了的！”經先生這麼一提醒，我方想起來，2018年一天我回武漢的時候，先生特地拿出那封信，讓我拍照留存。只是我拍完之後未詳細閱讀，即束之高閣。那一刻我除了汗顏之外，倒也非常高興，因為先生記憶力竟然如此之好。我們甚至覺得以先生的身體狀況，活到一百歲也毫無問題。誰知那天竟是我們三人最後一次見到先生！
4月6日劉家峰教授向章開沅先生匯報。
4月拜別先生後，我再前往合肥，查閱皖圖所藏的另一本章維藩遺作，為《荻溪章氏清芬堂函劄史事錄》增補材料，收獲頗豐。5月16日，我寫完《章維藩函劄所見人物交遊考》初稿三萬五千多字，5月20日在鄙校舉辦的學術會議上報告。5月26日，我終於整理、點校完《荻溪章氏清芬堂函劄史事錄》的第六部分。點校期間，我還向先生的長女明明老師匯報進度。5月27日，我又在近代蕪湖海關報告中找到數則關於益新面粉廠的記載。那天我還在想，下次再去見先生，我又能給老爺子多講幾個乃祖的好故事了。誰想次日，先生就永遠地離開了我們！
4月6日章開沅先生題字：“野叟知難，古今如此”。
4月6日，章開沅先生與張曉宇等人在楚園合影。
5月28日上午，當我得知消息後，我腦中一片空白，渾渾噩噩，懵了很久。我知道這一天遲早會來，但是來的這麼早，我們都沒想到。下午，我坐在辦公室幫學院起草唁電完畢，自己又寫了一副挽聯，痛悼先生。
別楚園五十二日，病未奉歿難視，更傷懷數載庸碌無為愧對教誨，小子一慟千裏外；
居武昌六十三年，宏道德著文章，尤可敬畢生不媚時語獨尋真知，士林如公有幾人！
挽聯難稱對仗，但情真意切。小子不才，承蒙先生錯愛！怪我做事太慢，拖延成性，浪費了許多寶貴的時間，以至先生未能等到資料集出版即撒手人寰！我想起2015年6月我畢業臨行前，想著不能常陪先生左右了，特來向先生辭行，向先生鞠了一躬，情緒有點激動。先生拍拍我的肩膀說：“沒事，來日方長，來日方長。”那時候，我們又有誰知道這來日究竟有多長呢？天道無知，不假吾師三百歲！痛哉！
5月29日早上，我抵達武漢。我想起以前在武漢念書時，先生每年冬天去廣州過冬，春天再回來，我經常在這個到達口接先生和師母。我多麼想先生能再拍一次我的肩膀。上午我趕回母校，來到追思堂吊唁先生，實在抑制不住，淚如雨下！中午，我來到先生辦公室瞻仰。605室陳設一切如故。我又想起每次面見先生時，先生坐在桌子的那頭跟我說話的情景。先生桌上有一放大鏡，遇到字小的文書時，先生就會拿起放大鏡來讀一讀。
章開沅先生的辦公桌。
以前，當我坐在607亂翻書時，我常能聽到先生從605出來時關門的聲音。緊接著，就會看到老爺子戴著他的鴨舌帽，拎著他的小黑包，緩緩走過607的門口。
現在，那個身影不會再有了。
作者｜張曉宇
編輯｜李永博
校對｜李世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