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有人在網上提問，胡適跟魯迅比較，哪一個更牛一些？
底下有個人回復，當然是胡適比較牛了，畢竟這麼渣的一個人，至今還有那麼多人捧他，這都牛氣到棺材板都壓不住的程度了。
胡適和魯迅都是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除他倆外，還有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劉半農、錢玄同和周作人等，他們之間的關系也一度很親密。
而這些人中，又以胡適最為特殊，他也被很多人冠以新文化運動的先驅、領袖、旗手。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曾經的言論影響力相差無幾的這幾人，如今恐怕只剩魯迅一枝獨秀。
那麼，作為曾經在一條壕溝裏戰鬥的戰友，魯迅跟胡適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為什麼後來走向了對立面？
楊角風談晚清民國人物第124期：胡適究竟幹了些啥，為什麼魯迅一開始與其交好，後來卻很討厭他？
一、
其實一開始，胡適跟魯迅的關系還是相當親密的，某些思想主張也比較一致，比如白話文運動。
1917年1月份，胡適還在美國留學的時候，他就寫了一篇文章，叫《文學改良芻議》，發表在了《新青年》雜誌上。
至此，胡適開始以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身份推行文字改革，並在不久後被有著同樣思想的北大校長蔡元培邀請到北大授課。
到了第二年，胡適又加入了《新青年》編輯部，開始大力提倡白話文，宣揚個性解放、思想自由。這一年的4月份，魯迅創作了第一部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並投放在《新青年》，於1918年5月份刊出，他們倆的故事也就此開始。
以白話文寫成的《狂人日記》刊出後，立馬引發了學界的轟動，有褒有貶，其中胡適是大力贊揚的。為了表示對其感謝，魯迅熱情地邀請胡適到自己家裏吃飯，胡適也想結交這位文學健將，於是應約而至。
這一次見面，氣氛還是相當愉快的，胡適見飯菜裏有辣椒，很是疑惑，問魯迅：
“你們浙江這邊，不是喜歡吃甜，不喜歡吃辣嗎？”
魯迅笑了，說你說得對，那邊確實不愛吃辣，愛吃辣的是我，主要為了解困。
胡適還是不解，魯迅繼續解釋：
“夜深人靜天寒人困之時，摘個辣椒切幾段放嘴裏嚼嚼，立馬額頭冒汗，雙目流淚，身體發暖，睡意頓消……”
二、
從1918年到1922年，胡適跟魯迅一直互相欣賞，對待新文化的觀念也比較雷同，但這之後，倆人的關系便急速惡化。
兩個人關系好的時候，魯迅發了篇《熱風·隨感錄·四十一》在《新青年》上面：
“何以從前的古猴子，不都努力變人，卻到現在還留著子孫，變把戲給人看。還是那時竟沒有一匹想站起來學說人話呢？還是雖然有了幾匹，卻終於被猴子社會攻擊他標新立異，都咬死了：所以終於不能進化呢？”
胡適看完後，大呼精彩，整個人激動得睡不著覺：
“一夜不能好好地睡，時時想到這段文章。”
魯迅跟周作人合夥翻譯的《域外小說集》在東京出版，胡適也送上高度評價，說既有古文的底蘊，又有西方的內涵，比林紓、嚴復的譯文強多了。
同樣，魯迅也沒少捧胡適，甚至在他遭遇其他學派攻擊時，他還幫胡適回擊：
比如，胡適寫了一篇文章叫《我的兒子》，發表在《每周評論》上，抨擊封建愚孝問題。隨後，魯迅就也來了一篇《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來助攻，繼續抨擊封建愚孝。等到胡適受到學衡派和甲寅派攻擊時，魯迅還寫了兩篇《估學衡》和《答 KS 君》予以回擊。
這段時間，倆人經常互贈書籍，一起喝酒，一起探討問題，甚至魯迅創作的《中國小說史略》，也有大量資料來源於胡適。
三、
直到1922年的某一天，胡適接到了一通莫名其妙的電話後，魯迅跟胡適之間的關系，開始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這一年春夏相接的某天，胡適正在家中看書，突然電話響了，胡適也沒多想，直接拿起了電話：
“哪位？”
電話那頭卻是嘿嘿一笑：
“你是胡博士，好極了，你猜我是誰？”
胡適很不耐煩，直接回一句：
“我聽不出來！”
他的這個回答，讓對面更加笑個不停，隨後說了一句：
“甭猜了，我是宣統啊！”
胡適當時就楞住了，自言自語道，宣統，皇上？
原來，那時候的皇宮是沒有電話的，畢竟內務府的人要想貪點錢，是務必阻止皇上跟外部聯系。但是此時溥儀的老師是莊士敦，在他的大力推薦下，溥儀給宮裏裝上了第一部電話機。
興奮之余，溥儀開始照著寫有政府機關和京城名人的電話本打電話，由於溥儀也讀過胡適的《嘗試集》，對待新文化運動也有自己的一知半解，於是就撥通了胡適的電話。
末了，溥儀還邀請胡適到宮裏來談談，在確信來電是溥儀之後，胡適興奮不已。當然，後來胡適還是去宮裏見了溥儀，並在會面後不久給莊士敦寫了一封信表述自己的心情：
“我不得不承認，我很為這次召見所感動。我當時竟能在我國最末一代皇帝一一歷代偉大的君主的最後一位代表的面前，占一席位。”
四、
一個是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胡適，一個是封建帝王的溥儀，他們倆的會面自然就成了轟動一時的大新聞。
一時間，說什麼的都有，說胡適還有封建臣民的情節，說胡適請求皇帝是否可以免跪拜，說胡適是帝師……
其實，還是得說句公道話，換做我們普通人，估計能跟昔日的帝王見一面，也是很多人願意去做的，至於還有沒有這種封建帝王思想，這在胡適作的詩中可以看出來：
“咬不開，捶不碎的核兒，關不住核兒裏的一點生意；百尺的宮墻，千年的禮教，鎖不住一個少年的心！”
也就是說，胡適覺得溥儀也是受害者，他現在開始覺悟了，這次見面根本就沒有奴才見皇上的卑微，也沒有新思想對舊思想的鄙視，而是帶著對自由的共同目標而去的。
為此，胡適還是發文登報給自己辯解了一下：
“一個十七歲的少年，在宮中很寂寞，很可憐。想找個人談談，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事。不料中國人腦筋裏的帝王思想，還不曾洗刷幹凈。一件很有人味的事，成了怪詫的新聞了。”
胡適的這段話還是很有禪意的，就像佛學常說的一個典故，說的是老和尚背姑娘過河的事。結果小和尚不理解，走了二十裏後問老和尚，你怎麼會背姑娘過河呢？
老和尚笑了：
“你看我把她背過河就放下了，你怎麼背了二十裏地還沒放下？”
晚清民國另一位奇人辜鴻銘也說過類似的話：
“我的辮子在腦後，你們的辮子在心裏！”
五、
此事便是魯迅跟胡適關系變得微妙的開始，但此時還沒有走向對立面，魯迅還是挺胡適的，畢竟朋友嘛。
這之後的胡適開始宣講讀書人不要談論政事的思想，而他自己卻逐漸步入了政界，講究從上而下的改革。而魯迅則跟他走了相反的路線，開始從政界走向了民間，開始替底層人民發話。
1924年，馮玉祥率兵進京，並幹了一件飽受爭議的大事，那就是跑進了紫禁城，趕走了溥儀。
因為這事，胡適很生氣，畢竟也算進入政壇了，有發言權，他致信北洋政府：
“清室的優待乃是一種國際的信義條約的關系，堂堂民國，欺人之弱，乘人之喪，以強暴行之，這真是民國史上一件最不名譽的事。”
當然，胡適反對的是違背契約精神，但在一些人看來，這就是擁護帝王，當時幾乎一波倒地批判胡適，要把他驅除出北京，還評論他：
“一個新文化的領袖、新思想的代表，竟然發表這種論調，真是出乎我們意料之外……”
其實也很好理解，若是連不合理的契約也遵守的話，豈不是如今的中國還得留著《南京條約》、《辛醜條約》？
作為一名有著新思想的胡適，怎麼可能提出仍然保留皇上的倡議呢？
後來，魯迅也抨擊胡適：
“先是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召見胡適，而後，則是胡適與段祺瑞政府和老蔣集團互遞秋波。”
六、
其實，歸根結底，還是胡適跟魯迅的思想根本就不在一個頻道上，尤其是對待自己的文化上面。
胡適雖然頂著一堆博士頭銜，實際上他眼中看到的美國人，大都是徒有其表的人物。對他們明顯的殖民行為，選擇視而不見，甚至會覺得，是你們自己瞎折騰自找的，不然幹嘛侵略你，不侵略別人？
魯迅在面對這類“聖母”的時候，他會：
“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
難道就不能寬恕他們嗎，魯迅回答：
“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而胡適卻不這樣，他選擇寬恕帝王，寬恕美國人，寬恕日本人，寬恕軍閥，寬恕敵人，甚至他還會加入他們，成為“聖母”。
先舉一個有關跟日本人簽訂《二十一條》的例子，國人那麼反對，甚至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但是胡適是大力歡迎：
“吾國此次對日交涉，可謂知己知彼， 能柔亦能剛，此則歷來外交史上所未見。吾國外交其將有開明之望乎？”
再舉一個“九一八事變”後，胡適對此事的態度問題，他竟然主張中日都不在東三省駐兵。自己的國土，竟然自己不能駐兵，氣得魯迅當場發了一篇文章叫《友邦驚詫論》來抨擊。
胡適甚至提出來，日本人最該做的是征服中國人的心，這下子更是讓魯迅憤怒不已，提筆寫到：
“胡適博士不愧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
七、
再說說胡適的所謂的成就，所謂的被人們稱頌的貢獻：
胡適發布的推廣白話文的文章，其實是用文言文寫的，第一個寫白話文的人是魯迅，也是魯迅推動了白話文的廣泛傳播。
胡適當美國大使的那幾年，一點贊助都沒拿到，卻給自己弄了一堆博士稱號，氣得老蔣都大罵：
“駐美大使胡適對於彼使命與任務之成敗，幾乎毫不在意，此等官僚與政客，無膽、無能而不願為國家略費心神，凡事只聽其成敗，是態可痛、可悲之至也。”
胡適在北大任職的時候，曾經評價毛澤東，說他水平太差，根本考不上北大。多年之後，面對已經逃到小島上的胡適，毛澤東評價道：
“胡先生若是回來的話，北大圖書館館長非他莫屬！”
以此來諷刺胡適，當年說自己只是圖書館助理員，根本不是他的學生，也考不上北大。
但是毛澤東評價魯迅卻是：
“魯迅是中國的第一等聖人，中國的第一等聖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聖人的學生。”
胡適的作品，毛澤東喜歡不喜歡看，咱不知道，但是對於魯迅的著作。不管是在延安，還是在抗戰的路上，毛澤東始終帶著。即使到了臨終前，他的書桌上仍然擺著一本打開的，最新版的《魯迅全集》。
而毛澤東的一大憾事就是，終盡一生都沒能來得及見魯迅一面，這是一大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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