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年前的北大校園中，曾出現過這樣一幕場景：
一個老者緩緩走上講臺，只見他套著大馬褂，頂著瓜皮帽，腦後拖著一條細細的辮子。
講臺下的學生理著幹凈的短發，個個清爽利落，他們看著老者清朝遺老的模樣，頓時哄堂大笑。
老者直了直身子，不慌不忙地說：“我是頭上有辮子，你們這些剪辮子的，難道心裏就沒辮子了？”
學生們頓時安靜了下來。
這個老者叫辜鴻銘，是北大的英文教授，也是我國著名的翻譯家。
他翻譯了《論語》、《中庸》、《大學》，是第一個將傳統經典翻譯給西方世界的中國學者，也是第一個讓西方人讀懂中國經典的人。
這些譯作自出版起就震驚世界，同時也讓辜鴻銘名揚海外。
當時的西方世界流傳著一句話，到中國可以不看三大殿，但不可不看辜鴻銘！
林語堂贊他，英文超越出眾，兩百年來未見其右。
孫中山贊他，中國有三個半英文人才，辜鴻銘就是其中之一。
然而，在同時代的更多人眼裏，辜鴻銘是一個守舊的怪老頭。
其實，他不是古怪，而是心懷熱愛——對祖國的熱愛，對中華文化的熱愛。
滿腔熱情，不知投向何處
按照血緣，辜鴻銘算是一個混血兒。
他出生於馬來半島檳榔嶼，父親是中國人，母親則是葡萄牙人。
民國時期的馬來半島是英國的殖民地，父親辜紫雲為英國人布朗工作。由於布朗沒有孩子，就將辜鴻銘收為養子。
從小，辜鴻銘就處於多元的文化氛圍中。這種成長環境的好處是，眼界寬廣；壞處則是，難以有文化認同。
12歲那年，布朗決定帶著辜鴻銘到歐洲遊學。
在臨行前，父親將辜鴻銘叫到跟前，對他說：“無論你到哪裏，你周圍是什麼人，英國人、法國人、還是德國人，你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國人。”
初到國外，辜鴻銘依照父親的囑托，時常向東叩拜祖先。
房東太太在他每次叩拜祖先後，都會故意調侃道：“你的祖先什麼時候來吃這些酒饌啊？”
他總是笑著答道：“就是你們祖先，聞到你們所送的鮮花之時。”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辜鴻銘的生活方式逐漸西化。
有一次，他在英國的一家飯店上男洗手間時被服務員誤認為是女孩。
辜鴻銘費盡唇舌，才讓對方相信自己不是女孩，也不是變態。
為了減少麻煩，他幹脆剪下辮子，換上西裝，以西式樣貌示人。
也許就連他自己都沒想到：此時無足輕重的辮子，日後會被自己愛若生命。
與此同時，辜鴻銘接觸了大量的西方經典著作，能全篇背誦莎士比亞和《浮士德》。
在西洋遊學的11年間，他輾轉英法德，學會了這幾個國家的語言不說，還先後在愛丁堡大學、柏林大學讀書深造。
在大學期間，他主攻西方文學，兼修數學、自然哲學等多門學科，是一個難得一見的通才。
可以說，在辜鴻銘的青年時期，他對西方的了解要遠超東方。
對於西洋文明，辜鴻銘旁征博引，滔滔不絕；但對中國文化，他卻只能依靠零星的兒時記憶來了解。
盡管如此，他對西洋文明並沒有產生認同感。
在拿到愛丁堡大學碩士學位後，辜鴻銘沒有留在歐洲，而是立即返回出生地馬來半島。
車爾尼雪夫斯基說過，人的活動如果沒有理想的鼓舞，就會變得空虛而渺小。
辜鴻銘也是如此。
他在新加坡英屬殖民政府找了一份錢多事少、離家近的工作，過上了小公務員的生活。
對於彼時的辜鴻銘來說，雖有滿腔熱情，但心卻空空如也，不知歸向。
得遇伯樂，方知心中所尋
在新加坡工作期間，辜鴻銘並不滿足於安穩的生活，他始終在尋找值得奮鬥一生的目標。
當聽說學者馬建忠因公事途經新加坡時，他主動前去拜訪。
兩人暢談三天三夜，馬建忠系統地向辜鴻銘介紹了中國文化的要義，這讓辜鴻銘萌發了對母國的向往。
對於這次會面，辜鴻銘這樣評價：“在新加坡與馬建忠的會晤，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經歷。正是馬建忠，使我改變成為一個真正的中國人。”
這次會面後，辜鴻銘立即辭職，重新蓄發留辮，穿起馬褂。
後來有人揶揄他，說他在歐洲遊學期間剪了辮子，回來後卻偏偏蓄辮子，是在故意標新立異。
實則不然，一個人要表明自己是誰，形象是最直觀的宣言。
更何況，他不只是更改了形象，還有內心。
辭職後，辜鴻銘在家苦讀一年，從頭學習中國文化，讀遍了自己能夠搜尋到的傳統典籍。
為了獲得更多的學習資源，他移居香港，在大量閱讀的同時，還定期回到祖籍福建，拜師補習漢語。
隨著對中國文化了解得越多，他對中國文化的興趣也日益增長。
一次在從福建返回香港的船上，他興致勃勃地給外國人講解起中國文化。
流利的英文引起張之洞手下張玉書的註意，張玉書將他引薦給張之洞。
張之洞當時為湖廣總督，經辦洋務，正缺辜鴻銘這樣精通西學的人才。
於是，辜鴻銘成了張之洞的幕僚。
也正是這一時期，辜鴻銘發現很多外國人對中國的看法非常片面。
他們陷入自己的文化思維中，想當然地以為“中國人野蠻、未開化”，對中國文化有太多誤讀。
在看漢學家理雅格的譯作時，辜鴻銘尤為氣憤。因為在理雅格的譯作中，被我們奉為先賢的孔子，被他解讀為一個沒有信仰、好說大話的鄉野村夫。
為此，辜鴻銘寫了一篇文章——《為祖國和人民爭辯》，署名為“一個中國人”。
這篇文章發表在英文報刊《字林西報》上，自發表起就引起西方媒體的關註，很多知名報刊都發表了對這篇文章的看法。
其中，倫敦《泰晤士報》認為這篇文章不可能是中國人所作，因為英文用詞極其高貴典雅。
辜鴻銘暗自得意的同時，也明白了讓世界了解中國遠比想象中艱難。
因此，他確立了一生的事業，向世界傳播中國文化。
辜鴻銘從出生到明確自己是誰，應該有什麼樣的誌向，足足用了30年時間。
很多人都說做人要早立誌，但《滕王閣序》中有一句話，“東隅已逝，桑榆非晚。”
在人生的旅途中，比立誌更重要的是堅持。
只有堅持，我們才能避免空想，真正有所作為。
幾經周折，熱忱始終不減
辜鴻銘本以為，回國就意味著回到屬於自己的文化圈。
然而，事情並沒有想象中順利。
剛回國的時候，辜鴻銘的辮子還沒有長起來，一小撮短發肆意地拋在腦後，顯得有些不倫不類。
幕府裏有很多人在背後指指點點，覺得辜鴻銘是假洋鬼子。
在張之洞60大壽時，辜鴻銘一時興起，比較了一下中西文化制度。大家都積極加入到討論中，各自發表著自己的見解，惟有一個叫沈曾植的進士，滿臉不屑地坐在那裏，一言不發。
辜鴻銘忍不住問他：“閣下為何一言不發呢？
沈曾植說：“你講的話我都懂，你要聽懂我講的話，還須讀二十年中國書！”
沈曾植的輕視激起了辜鴻銘的鬥誌。
他開始重讀四書五經，逐字細摳其中真義。由於不會查康熙字典，他讀起來很吃力。
或許優秀的人天生就會遭人眷顧吧，這件事被張之洞知道後，張之洞決定親自教他。
在張之洞的指導下，辜鴻銘得以博覽群書。
經過多年的積澱，等沈曾植再次拜訪張之洞時，辜鴻銘派手下將張之洞的藏書搬到客廳。
沈曾植不解，辜鴻銘說：
“請教沈公，哪一部書你能背，我不能背？哪一部書你懂，我不懂？”
沈曾植明白辜鴻銘學有所成，他肯定地回應道：“今後，傳承中國文化的重擔就落在你的肩上啦！”
事實上，辜鴻銘也沒有讓沈曾植失望。
中日甲午戰爭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訪問中國，在武昌與張之洞會面。
作為幕僚，辜鴻銘隨其一同出席。
推杯換盞間，辜鴻銘送給伊藤博文一本自己譯的《論語》。
伊藤博文故意問：“聽說你精通西洋學術，難道還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於兩千多年前，卻不能行於二十世紀的今天嗎？”
辜鴻銘聽出對方話中的譏諷之意，清了清嗓子，不卑不亢地回答：
“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數學家的加減乘除，在數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在如今，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並不會三三得八。”
伊藤博文一時語塞，半天回不過神來。
很多人因為辜鴻銘對中華文明的維護，將他看成頑固的保皇黨。
但他的保皇，和大多數為己謀利的保皇黨，有著本質不同。
他自己曾這樣說過：“許多外人笑我癡心忠於清室。但我之忠於清室，非僅忠於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於中國之政教，即中國之文明。”
茨威格有一句名言：“一個人生命中的最大幸運，莫過於在他的人生中途，即在他年富力強時發現了自己的人生使命。”
辜鴻銘無疑是幸運的。
他雖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卻在對的時間遇到了對的良師益友，從而找到了一生的熱愛。
正是因為心懷熱愛，他才能不怕困難，從頭學習中國文化；
正是因為心懷熱愛，他才能不懼人言，真實地做自己。
汪曾祺說：“人總要呆在一種什麼東西裏，沈溺其中。茍有所得，才能證實自己的存在，切實地掂出自己的價值。”
我們也應如辜鴻銘一樣，找到一生之熱愛，活出真正的自己！
作者 | 彼海，燈下讀歷史，執筆走天涯。
圖片 | 《覺醒年代》劇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