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解夢與異性朋友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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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情是一個美好的詞匯,而“成癮”聽起來卻沒那麼好。然而,二者之間可能有某些共同的基礎。我們常常形容人們“墜入”愛河——多麼地瘋狂、無節制而非理性!時至今日,“戀愛腦”這類詞語的流行,也反映出在人們心目中,熱戀中的男女一天不見到對方的心情,與“癮君子”的狀態之間似乎也並非完全不同。一些權威的科學研究甚至也宣稱驗證了這種聯系。

不過,科普作者邁雅·薩拉維茨認為,將“愛”與“成癮”捆綁的觀點不僅是反人性的,而且十分危險。它不僅可能將美好的愛情汙名化,使得人與人之間無法建立親密的聯結。更重要的是,它可能扭曲人們對“真愛”的理解。厘清“愛”與“成癮”糾葛的科學史與文化史,我們才能更好地區分什麼是危害我們的“癮”,什麼是帶給我們力量的“愛”。以下內容經出版社授權摘編自《我們為什麼上癮》一書,有刪改,小標題為摘編者所加。

《我們為什麼上癮?》,作者: [美] 邁雅·薩拉維茨,版本: 理想國丨海南出版社2021年9月。

愛與成癮的相似性?

人們第一次描述成癮的時候,就將它與愛相提並論。早在強迫性的藥物使用行為被視為一種疾病之前,它最早被看作一種愛得太多的“原罪”。正如前文提到的,過去人們認為成癮是對一些特定物質產生了危險的“熱情”。詩人、歌曲創作者也總是用比喻手法將這兩件事聯系起來。人類最古老的歌曲以文字的形式流傳至今,這首刻在有4300年歷史的石碑上的埃及情歌中,便有幾句這樣的歌詞:“我愛慕你的美貌/我臣服於它。”“洛克西音樂”樂隊也有首歌叫《愛情是迷藥》。但是直到1975年斯坦頓·皮爾和阿基·布羅德斯基出版了開創性的著作《愛與成癮》,心理學才把愛和成癮並列進行全面研究。兩位作者一步步地證明了不健康的感情—無論是對藥物還是對人—具有一些共通的基礎特征。

首先,成癮者身上的幾乎一切行為都會出現在愛情中。人會癡迷於所愛的人或物的特征和細節,如果接觸不到成癮對象,就會產生渴求。在有些情況下,人為了保證自己能接觸到讓他們上癮的人或物,會做出極端的、反常的甚至不道德的行為。戒斷會產生焦慮和恐懼,只有藥物或愛人能緩解這些痛苦。愛和成癮,都會深刻地改變人的偏好。

重要的是,誤入歧途的愛情和成癮一樣是學習造成的問題。墜入愛河的人學會了將愛人和與其相關的或身邊的一切事物建立強烈的聯系。藥物也會讓成癮者建立起類似的聯系。很快,畫面、聲音和氣味等相關的線索,就能讓人重蹈覆轍,做出那些癡迷的行為。比如,心煩意亂的情人聽到愛人的歌時,可能會給“他們”打電話;之前在卡爾頓昂斯酒店住過的成癮者再回到酒店中,可能就會產生對可卡因的渴求。壓力通常也會導致對藥物或愛人的渴望死灰復燃。

處於愛情和成癮中的人,減少壓力的系統都與成癮對象產生了關聯,只有藥物或愛人才能讓你感到放松,就像年幼的孩子需要他們的父母一樣。而且,為愛癡迷和成癮都很少會在青春期之前出現,這兩種現象都是由人的發育階段塑造的。但是,要真正理解親密愛情和成癮為什麼具有相似性,以及這如何證明成癮是一種學習障礙,關註點必須要轉移到大腦上。

20世紀70年代,《愛與成癮》出版的同一時期,伊利諾伊大學的蘇·卡特帶領的一群研究人員開始嘗試揭開動物的“配偶聯系”(pair bonding)背後的神經化學原理。這一時期,來自巴爾的摩的坎迪斯·珀特和所羅門·斯奈德兩位科學家,最先分離出了使海洛因和類似藥物發揮作用的受體。兩人的研究最終促使人們發現了人類大腦中天然存在的阿片類物質—內啡肽和腦啡肽,這兩種物質在成癮和愛情中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實際上愛和成癮的化學基礎驚人的相似,並且都與學習和記憶有著密切的聯系。

奇怪的是,我們了解人類之間產生情感紐帶的化學原理的第一步是研究兩種不知名的田鼠的性生活,其中一種是一夫一妻制的橙腹草原田鼠。只有5%的哺乳動物是一夫一妻制,也就是會和異性個體形成長期穩定的兩性關系,一起養育後代。另外一種田鼠叫山地田鼠,它們會到處勾搭,永遠不會安頓下來。山地田鼠會隨意交配,雄性個體不負責養育後代。卡特和她的同事們發現,這兩種動物之間的關鍵區別是交配方式,他們立即意識到研究這兩種動物的大腦可能會揭示一夫一妻制的生理基礎。

研究人員窺探了兩種田鼠的腦部之後,這些生理結構差異立刻顯現出來。這兩種動物多巴胺系統的神經回路有著很大區別。橙腹草原田鼠雌性個體產生愉悅感和欲望的神經回路中,包含一種叫“催產素”的激素的大量受體。橙腹草原田鼠雄性個體這一回路中既有許多催產素受體,也有許多抗利尿激素受體;山地田鼠則截然不同,雄性和雌性山地田鼠腦部的相關區域的激素受體都要少得多。

而到了行為層面,這一差異就會產生重大影響。卡特和她的同事們發現,催產素對於哺乳動物的社交生活很關鍵。她這樣告訴我:“它能控制部分神經系統,向其中輸入信息,產生安全和信任的感覺。”如果沒有催產素,小鼠就無法區分親人和陌生人,小鼠母親也就沒有辦法學會養育自己的後代。同樣,橙腹草原田鼠的愉悅神經系統中催產素受體和抗利尿激素受體的特定分布,正是它們保持一夫一妻制的原因。這些受體分布在特定的位置,讓田鼠的大腦能產生關於特定伴侶的記憶,所以它們才能成為“今生唯一”。這一過程發生在交配過程中,大腦會將伴侶的氣味與性的愉悅和巢穴的舒適聯系在一起。之後,當伴侶在場時,應激系統就會受到抑制,多巴胺和阿片類物質水平就會上升。相反,伴侶不在的時候,應激系統就會激活,並出現戒斷癥狀。雖然有些橙腹草原田鼠仍會跟其他個體“出軌”,但是它們一般不會為了“情人”“小三”而拋棄“原配”。

相反,山地田鼠並不是一夫一妻制的。對它們來說性的感受當然非常好,但是特定的伴侶並不重要。山地田鼠大腦中負責產生愉悅感的區域,並沒有足夠的催產素或抗利尿激素受體,所以它們總是無法將對特定伴侶的記憶與性快樂聯系在一起。對山地田鼠來說,可以與任何有魅力的異性交配。對於這種動物來說,性體驗只有新鮮感能帶來愉悅感,而熟悉感則不能帶來快樂。

人類的神經系統似乎更接近於橙腹草原田鼠。我們會形成配偶聯系,但我們也能享受跟不同的人進行性行為。在遺傳學中也能看到催產素和抗利尿激素系統與情感紐帶的相關性。研究表明,催產素受體和抗利尿激素受體基因的差異,在人處理感情的方式和自閉癥等會影響社交技能的疾病中也發揮了一定作用。比如,一些研究表明,男性的抗利尿激素受體基因的一種變化,可能會導致他結婚的可能性降低50%,而具有這種基因型的已婚男性,婚姻質量也會更差。這一基因跟決定雄性田鼠一夫一妻制的基因相似,但不完全相同。

男性和女性在性高潮時都會釋放大量催產素。女性在分娩和餵奶的時候,這種激素的含量也會急劇上升,導致分娩時子宮收縮、分娩後“下奶”。同時,催產素也能讓父母對孩子產生感情。所以,催產素就得到了“愛情激素”和“擁抱物質”的別號(人們對抗利尿激素的研究和了解則要少得多,但這對雄性哺乳動物情感聯系的產生至關重要,而且似乎能讓雄性動物對可能傷害幼崽或與雌性交配的競爭對手或入侵者產生攻擊性)。

電影《消失的愛人》劇照

催產素的影響

顯然,催產素能讓人知道誰比較友善或至少熟悉,而誰是敵對和陌生的。從化學作用上說,它似乎能幫助關於愛人的記憶與大腦愉悅中心的神經回路產生關聯。不幸的是,催產素顯然也能讓人關於藥物的記憶與之產生同樣的關聯。對於藥物成癮來說,與壓力緩解和愉悅感產生聯系的不是某個人,而是某種藥物。有趣的是,事實上,一些小型研究表明,催產素或許能緩解海洛因、酒精成癮的戒斷癥狀,原理大概就是催產素產生的這種聯系,以及愛情和成癮之間的聯系。

但催產素本身似乎並不能產生愉悅感或渴望。至少當催產素做成噴霧劑(目前我們掌握的在不做開顱手術情況下的最佳給藥方式)的時候,它的作用跟安慰劑沒有明顯區別。但它確實會對行為產生微妙的影響。比如,有研究證明催產素能提高信任感,能讓自閉者更準確地判斷其他人的情緒。但催產素的效果也不都是正面的,它能強化情感聯系,刺激“自己人”中的利他主義產生,但它也會提高對“別人”的敵意。研究表明催產素會提升種族主義或其他歧視的程度,歧視的具體內容取決於人將什麼人視為自己人,將什麼人視為外人。催產素能強化社交信號,讓記憶更深刻,但不一定能讓這些信號對他人產生良好的感覺。

不過,愛情、性和社會交往的愉悅感,實際上來自我們之前提到的多巴胺和阿片類物質。催產素讓人將快樂與特定的人聯系起來,比如父母與子女、朋友之間、愛人之間。但快樂本身—以及我們在愛情中和所愛之人身上感受到的舒適、放松和溫暖—至少部分是由內啡肽和腦啡肽產生的。相反,我們對愛人的渴望和想跟愛人在一起的動機則可能更多是多巴胺的作用。比如,研究發現將某些多巴胺受體阻斷後,橙腹草原田鼠就不會出現組成穩定配偶關系的偏好。正如前文所述,“欲求”與多巴胺的相關性更大,而阿片類物質似乎能同時產生“欲求”和“喜歡”這兩種愉悅感。催產素的作用是將上述物質的釋放與愛人的出現聯系起來,從而讓人渴望和喜歡特定的人,它也可能會對藥物產生同樣的作用。

但是,催產素對社交關系產生聯系的作用與環境情況高度相關。這在演化當中具有重要的意義。跟弗洛伊德的理論相反,一種哺乳動物如果首選跟自己父母相似的個體作為性伴侶,這種動物就不太可能會繁衍興盛,因為這種近親雜交方式很快就會產生具有遺傳缺陷的後代。但是,精神分析之父也不完全是錯的,愛情和父母親情背後的化學基礎是非常相似的。童年期形成的偏好,的確會影響動物和人類在配偶選擇方面的傾向性。

除此之外,養育孩子的方式,對產生情感紐帶的系統,也會產生巨大的影響。對孩子關愛有加、積極回應的母親所養大的孩子,跟在冷漠中長大孩子相比,體內激活的基因不盡相同。毫無意外,受到忽視和精神創傷會讓個體產生社交關系的難度更高。這些變化同樣是由催產素、抗利尿激素、阿片類物質和多巴胺介導的。它們不僅會影響下一代養育後代的方式,而且會在更普遍意義上影響下一代與人相處的方式。比如,患有邊緣型人格障礙(主要表現是極端情緒反應,時而依依不舍,時而又表現出憎惡或冷酷拒絕)的女性對催產素的反應是,在需要合作的實驗中表現得更加不信任,這與她們童年期受到的忽視和對拒絕的敏感有關。化學物質和環境因素,在一個人如何學會愛、學會愛誰的過程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人在嬰兒時期,催產素會讓大腦專註於記住養育你的人的特征,並且讓這些特征與舒緩壓力產生關聯,哪怕照顧你的人性格反復無常或殘忍冷酷。所以,如果你在一個充滿暴力或忽視孩子的家庭中長大,這可能會扭曲你對成年後兩性情感關系的反應。從本質上來說,催產素會塑造你對伴侶的期望。如果你的父母為人溫和又可靠,你就可能學會期待溫和可靠的愛情。反過來說,如果你學到的是“感情都是帶刺的玫瑰”,在相對健康正常的環境下,你可能就難以識別出真的愛情了。事實上,你可能更容易被粗魯或不體貼的伴侶所吸引。你可能也會強迫性地尋找藥物,因為你發現,藥物能給你一種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真愛的感覺。如果你的情感紐帶系統因為任何原因—遺傳、環境或二者皆有—產生了扭曲,你可能難以感受到其他人對你付出的真愛,你就也可能會從藥物中尋求解脫。

電影《真愛至上》劇照

的確,由於催產素對神經回路的作用取決於基因和環境這兩重因素,因此它的作用會千差萬別。由於催產素的作用不僅在人與人之間有所不同,而且對於同一個人,在發育過程中產生的各種情感關系中,發揮的作用也不相同,因而催產素的作用的復雜性又被進一步放大。催產素對神經回路的基本作用是讓我們迷上彼此,所以它在成癮中也起了關鍵作用。和愛情一樣,成癮也是在特定的發育情境當中學習而來的,一個人的童年也會影響成癮風險,其中部分原因與童年會影響一個人對愛的體驗是一樣的。這意味著,成癮和愛情一樣,每一例都個性而獨特,所以每個人的成癮的體驗和戒癮之路都迥然不同。而且,對於愛情而言,你一般都會在負面結果面前一往無前,正如莎士比亞所說,“真愛無坦途”。不需要妥協和堅持的愛情是極其罕見的。

個人主義思潮與愛情的汙名化

愛情是真容易上頭,或者更恰當的說法是—愛情是成癮行為的樣板。我從小在人際關系方面有不少困難,因此在愛情上運氣不好也毫不意外,至少我早年間是這樣。在我成癮和恢復的過程中,20世紀80年代的“共同依賴”運動(codependency movement),讓我的愛情難上加難。這場運動是伴隨著家庭互助會(Al-Anon)的壯大而逐漸興起的,該協會為酗酒者的家屬提供了“十二步法”項目,而這是建立在有缺陷的心理學原理之上的,以致最終宣傳了有害的觀念,而這些觀念至今依然存在於成癮治療和政策中。共同依賴的理論承認愛與成癮之間的聯系,但是方式有些詭異,而且說到底是有害的。

“共同依賴”的觀念本身並沒有太多爭議,意思是有些人對伴侶過度依賴,而且會通過努力解決他人的問題來規避自己的問題。人們對酗酒者的妻子的刻板印象是,她們會替丈夫開脫,同時還會努力說服他戒酒,這當然能反映一定程度的現實。現實中明顯有這樣的人:他們經常會跟成癮者糾纏不清,成癮者身上的諸多問題會分散他們的精力,認識並解決“控制”行為的最終後果可能會適得其反。

但是,共同依賴運動將這種觀點引向了危險的一端。由於成癮當時被看作一種疾病,共同依賴自然也就成了一種病。但是,任何人都找不到能區別“共同依賴者”和正常人的可靠的診斷方法。而且,共同依賴的問題,很快就和“嚴厲的愛”這一理念掛鉤了,幾乎所有對成癮者照顧的行為都會被診斷為共同依賴,因為這些行為會“導致”他們繼續使用藥物。所以,共同依賴顧問和戒酒協會的成員建議抑制自己的愛並減少實際幫助。當時的文化還倡導個人主義,任何形式的依賴他人都會被視為軟弱,你可以自然地將正常的人類需求歪曲為一種病態,並且增加關於成癮的痛苦和羞恥感。事實上,90年代初是共同依賴文化的鼎盛時期,某些心理學家甚至宣稱94%的感情都是不正常的。在一部流行動畫片中,一場“正常父母養出來的成年孩子”大會的參會者寥寥無幾。

在這樣的背景下,皮爾和布羅德斯基的《愛與成癮》一書強烈聲明愛是一種成癮,所以它能成為1975年的暢銷書就不令人意外了。兩位作者通過將成癮與愛情這種最自然、最健康的情感進行對比,目的是讓成癮去汙名化。但考慮到這本書出版時的文化背景,它並沒有讓成癮看上去不病態,反而讓愛情看上去病態多了。

共同依賴運動的創始人急切地利用了這本書,他們認為該書支持了自己的觀點—跟成癮者戀愛的人或者由成癮者撫養長大的人,都是病態的。1991年,《愛得太多的女人》(1985)一書的作者羅賓·諾伍德說,每一個這樣的女人都該讀這本書。《不再共同依賴》(1986)的作者梅洛迪·貝蒂也是這場運動中的關鍵人物。運動隨著80年代人們對藥物的恐慌逐漸蔓延,並愈演愈烈,到90年代時引發了人們對所有人都會受到成癮的影響的恐懼。對愛人的癡迷,很快就變成了患有共同依賴這種成癮疾病的預兆,人們認為希望所有時間都跟新伴侶一起度過,是不正常、不健康的。愛情當中任何類似成癮的行為都是刺眼的危險警告,人應該結束一切帶有癡迷特征的愛情,將共同依賴扼殺在搖籃中。

由於這種觀念和十二步法項目的存在,共同依賴運動也深深相信成癮是一種疾病。如果成癮是一種疾病,那麼病態的共同依賴式的愛情,從醫學上看也就是一種障礙癥。學習和文化的作用,以及他們對生理和心理的影響被徹底忽視了。皮爾和布羅德斯基在《愛與成癮》1991年的再版前言中寫道:“對我們來說既可悲又諷刺的是,我們工作的成果最後淪為給更多‘無力控制’的事情貼上‘疾病’的標簽。”這本書印刷出版的時候恰逢共同依賴運動風靡一時。他們本來想表達的觀點是:正常的愛情可能會扭曲,變得像使用藥物一樣具有強迫性,進而影響生活。但他們的作品卻被錯誤解讀成:所有的感情都不過都是形形色色的成癮,大多數愛情都是以自我為中心的妄想。

這種邏輯跟美國20世紀七八十年代高度個人主義的思潮非常契合。心理學排斥從演化角度解釋人類行為的觀點,因為這些觀點被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和優生學色彩汙染了,這一時期的學說認為,個人完全可以滿足自我的所有需要。生物學與自我滿足毫無幹系。一個人要獲得快樂,完全不用依賴其他人,只要按自己的心意去做就可以了。正如一些女性主義者所說的,“魚有多需要自行車,女人就有多需要男人”。又如心靈雞湯所說:“只有你學會愛自己,別人才會來愛你。”盡管部分觀點對糾正錯誤的生物決定論是有必要的,但還是矯枉過正了。

人類的生物學基礎並不會決定一個人一生的性別角色,也無法解釋證明人種之間有任何有意義的差別。

《愛的太多的女人:給所有為愛迷茫的女人》,作者: [美] 羅賓·諾伍德,版本: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1年11月

成癮與“真正的愛”有何不同?

但是,生物學基礎的確決定了人類是一個社會物種。現在我們知道人類本質上是互相依賴的,心理學甚至生理學證據都支持這一點。比如,嬰兒需要大人抱著、摟著他,這樣他的應激系統的調節功能才會正常;如果沒有同樣幾個人對他施予反復的關愛,嬰兒出現終生的精神和行為問題的風險便非常高。在人們尚未普遍認識到這一點的時代,事實上孤兒院輪班照看的嬰兒中有1/3都會夭折,其實這都是缺少個人化的關愛導致的。直到20世紀40年代,精神分析學家勒內·施皮茨進行了一項嬰兒對比研究,其中一組嬰兒是在幹凈醫院中由很少與他們發生身體接觸的護士撫養長大的,另一組嬰兒是由允許照管自己子女的囚犯母親撫養長大的。女囚犯的嬰兒無一例外都茁壯成長,但是生活在看似更安全的醫院中的嬰兒中,有1/3不幸夭折,而且其余的孩子中很多都出現了明顯的語言發育推遲。沒有了父母癡迷地用身體接觸表達關愛,親生或收養的嬰兒大都會出現生長停滯、身體逐漸衰弱的情況。

雖然愛情不是健康生活必不可少的,但多少擁有一些親密關系,才能讓人保持健康。研究發現,其實孤獨對健康的不利影響和吸煙不相上下,比肥胖的傷害還要大。一個人的人際關系越豐富、質量越高,其精神和身體健康狀況往往也更好,這不僅僅是因為人們想要跟健康的人做朋友。無論是孩子還是大人,人際關系健康狀況的提高,也會改善整體的健康狀況。

不過80年代末我對藥物上癮時,心理學對人類的相互依賴並沒有那麼深的了解,或者說不夠重視。熾烈的愛情被詆毀為成癮,人可以需要任何人,甚至需要本身就是癮君子的人。那時候成癮者擁有的任何人際關系,都會被先入為主地貼上“共同依賴”的標簽,即使這個人已經正在戒毒了。真心愛一個有某種成癮的人,這種觀念只會招致譏諷嘲笑。

雖然研究很快證明,沒有任何科學方法能將有“共同依賴”的人從人群中區分出來,但是“共同依賴”這個概念還在繼續傳播,今天成癮研究領域中很大比例的專業人士仍然采用它,這十分令人痛心。事實上《不再共同依賴》一書仍是關於成癮題材的暢銷書。雖然有些人在戀愛關系中的確會表現得像上癮一樣,不過除了趣聞逸事之外,很難有任何更充分的證據支持共同依賴的觀點。“共同依賴”這種人格是不存在的,也沒有共同依賴這種“大腦疾病”,這種所謂“障礙癥”也沒有明顯可靠的疾病進程。共同依賴“確診”的科學性,可能還比不上星座運勢,娛樂性更是遠遠不如後者。

至少共同依賴對我個人造成了巨大的傷害。我剛開始戒毒,就有人告訴我,基本上所有人跟我交往都只是因為共同依賴。這意味著我根本無法辨別戀情的好與壞。所以,鑒於我深知自己需要愛,便忽視了自己所有的戀愛關系都很不健康的事實。我覺得殘羹冷炙也比什麼都沒有強。我沒有認識到讓成癮區別於濃厚興趣的特征,恰恰造成了不健康的愛情和人類最美妙的情感體驗之間的差異。換言之,能讓人生變得豐富多彩的感情才算是真正的愛,如果一段感情導致人生失去了原來的色彩,那它只能算麻煩和問題。不管你愛的是某個人、某種藥物或某項智力活動,只要能激發人的創造力、溝通能力和心底的善意,就不能算是成癮,但如果它讓人變得孤僻、遲鈍和卑鄙,那就是一種成癮。

這與“共同依賴”的理論形成了鮮明對照。按照“共同依賴”理論,如癡如醉、轟轟烈烈的愛情,根本不能算“真正”的愛。這樣說來,羅密歐和朱麗葉也病得不輕。我認為更合理的觀點是:癡迷可能會失控,但愛情的本質就是讓人癡迷,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讓兩個人緊緊相依。事實上,陷入愛情的人腦內的血清素水平會下降,這種現象在患有OCD的人身上也會出現。不過,低水平的血清素不總是壞事,當你遇到一個可能成為終身伴侶的人時,癡迷是健康、正常的現象。如果這份愛不是相互的,或者你的愛人會虐待你,那就另當別論了,但不能因為癡迷本身而給愛情與成癮畫等號。

電影《真愛至上》劇照

如果一切熱情本身都是病態的,那真愛絕對算是一種疾病。我覺得,這種說法不僅可恥、不人道,而且愚蠢。它沒有考慮到真愛帶給人類最大的意義和快樂,當然它也帶來了痛苦和失落,但是,疾病是不可能帶給人類任何幫助的。這種觀點向我們這類有成癮問題的人傳遞了一個信號:我們是不值得被愛的怪物,而這正是我們心中的恐懼所在。這種觀點沒有任何幫助。

更不用提女權主義角度對共同依賴的批判了,這種視角也非常重要而且準確。除了共同依賴理論的其他所有問題之外,把關愛看作共同依賴,是將女性的典型行為區別對待,是將其定義為一種疾病的做法。這種觀點給女性安上了“愛太多”的罪名,卻沒有認識到人類的相互依賴和正常的人際關系需求。在共同依賴運動如火如荼時出版的《精神障礙病人的診斷和統計手冊》(DSM)中,將成癮的正式診斷名稱確定為“物質依賴”,這其實也蘊含著相同的意思。正如我們發現的,當成癮的真正問題不是依賴而是一種強迫、有害的行為時,“依賴”本身就是病態的。

而且,一個女人盡力幫助自己酗酒的丈夫在老板面前藏好酒水,如果只因為讓丈夫面對酗酒後果才是更好的,就認定這個女人“有病”,這種說法不僅不準確,而且不合邏輯。即便效果不盡如人意,盡力幫助自己的愛人也是值得贊揚的行為,而非一種病態。事實上,正如我們所見:認為對成癮者友善,“協助”他們是弊大於利的,這種觀點本身就是錯的。健康的人際關系對戒毒而言是必要的,雖然愛不是總是人的全部需要,但沒有愛,很少有人能完全康復。愛不總是能治愈成癮,但是沒有愛或者無法感受到愛,通常也會導致成癮問題。同情只是治愈良方中的一味藥,而不是疾病癥狀。美國的藥物政策之所以完全無用而且會帶來災難性的傷害,“嚴厲才能戒毒”這一社會理念要負很大責任。

作者|[美] 邁雅·薩拉維茨

摘編|劉亞光

編輯|李永博

導語校對|盧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