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欣賞】敬天、明德、保民
——酹酒周公廟，問津齊魯源
作者：胡春雨
世人莫不知曲阜，是因為孔子，譬如巍巍泰山，令萬世高山仰止。然而孔子之不可逾越，在於集中華文明之大成，其所以降臨茲邦，在於深厚的歷史土壤。當殷周革命，武王開國之際，崛起於西部的周王朝，“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是為魯公。”太史公的寥寥數字，點明了曲阜的時空方位——從五帝定倫到周公制禮，這裏一直是中華文明的中心地帶。
《曲阜縣誌》雲：“少昊金天氏，姓己，名摯，黃帝之子玄囂也”。《史記》載：“嫘祖為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先祖世系，歷歷可見。上古時代“東方曰夷”，少昊為東夷著名領袖，早在先民追隨黃帝奠定中華民族的時代，便曾以曲阜為都。這是坐落於中州與東方之間的重鎮，盤庚遷殷之前，一度成為商朝的首都，後來的奄國，依然是“大邦殷”的重要東方屏障。《易》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事大矣哉。”當重塑天下的革命再度爆發，曲阜成為大周肱骨重臣周公的封國，與深入東夷前哨的齊國南北聳峙，與遠在陜西故國的鎬京東西相望。
《左傳》雲：“封建親戚，以藩屏周”，這是五千年國史的大轉折，從此山東大地，由悠久的東夷時代向燦爛的齊魯文化演進。在當時的中國版圖上，如荀子所言，新的政權“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占五十三人”，中央王朝一統江山，或封親戚，或建功臣，棋布要衝，聲氣相求，穩步取代著來自上古“萬邦林立”時代的地方邦國。中國再次向著“大一統”的歸宿大步邁進，為秦漢以後的郡縣制奠定了基礎。隨著新政權及其立國精神的確立，深刻塑造著整個中華民族的文化面貌，貫穿封建制度的宗法觀念便是其一。其中的主要奠基者便是周公，漢代追封周公為元聖，與孔子並稱周孔，來自民族進程的推動。
《中庸》雲：“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孔子的偉大，在於禮崩樂壞的春秋時代，“刪詩書，定禮樂”，總結文化之大成，指引人類之大道。在此過程中，孔子雲：“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直到晚年慨嘆，“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我們隱隱看到，屹立在孔子背後的周公，實乃鍛造中華文化的靈魂人物。有周一代，周公以其偉大功勛可用天子禮樂，曲阜對中華文明的中心作用，不僅是遙遠的上古之都，而是周文化的東方中心。“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當王室衰微，盛世不在，中國歷史進入前所未有的長期戰亂，孔子在此總結文化精髓，照亮東方時空。
辛醜孟春，筆者從孟子故裏鄒城返濟，選擇了飛馳的高鐵，有幸取道曲阜，當然要補上莊重的一課：祭拜少昊陵和周公廟。史載少昊葬於魯東門外，來到魯故城遺址東面不遠，果然在松柏中遇到了四千多年前的聖跡。不過號稱“東方金字塔”的並非少昊陵，而是黃帝出生紀念地——壽丘。《闕裏誌》載，“少昊陵在壽丘東北三十步”，恰是一座隆然而起的土山，永遠守候在壽丘之後。宋代“推本世系，遂祖軒轅”，為紀念黃帝“疊石壽丘”，建景靈宮於此。大明開國，訪求先代陵寢，延續文明香火，禮部遂定議祭祀少昊於曲阜，在中華民族的奠基史上，為山東寫下了濃重的一筆。拜別少昊陵，就在不遠處曲阜古城的東北隅，遇到了周公廟。
拜謁周公廟，同樣是從欞星門開始。原來欞星門並非孔子文廟的專屬建築，在中國古天文學中，欞星乃天上的星宿，子孫萬代趣走門下，代表著“尊聖與尊天等。”一個民族倘若雄視萬古，總要懂得仰望星空，祭祀周公的聖殿自然包括了這層深義，盡管在孔子接過道統的接力棒後，周公廟得以清閑了許多。歷史上的周公廟最初是魯太廟，隨著周末楚國滅魯毀於一旦，隨著宋代文運昌明得以重建。
靜靜走入欞星門，沿甬道穿行在穆穆古柏之間，兩側旁門的匾額上，一邊寫著“經天緯地”，一邊寫著“制禮作樂”，寥寥八字，概括了元聖之德。所謂經天緯地，令人想起《中庸》對先聖的贊頌：“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制禮作樂正是這樣的偉業，因此“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禮並不只是徒生煩擾的繁文縟節，樂也並非簡單的唱歌跳舞，而是《周易》中的“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從文化面貌的整體高度，實現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禮記》雲：“禮者，履也，律也，義同而名異，五禮者，吉兇賓軍嘉也。”禮就是行為的準則，包括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又說：“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在中國人看來，人世的真理出自天地的永恒，承載著秩序的追求與和諧的彼岸。周公時代，從宗法井田到婚喪嫁娶，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創制了完整的制度體系，寄托著宏大的立國精神。中國之為禮義之邦，貴在以文化民，融信仰於禮俗之中，讓子民安身立命，不能純靠法的強制。禮包含了法又不限於法，是德法融合的概念。所謂“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考察謚法：“經天緯地曰文”，“創制垂法曰憲”，宋代追封周公為文憲王，準確評價了周公的鴻勛。
走進周公，邁入第二進院落的，是承德門。垂裕後昆的“俊德”，同樣來自優秀文化的繼承，一個民族的征程因傳承而致遠。“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來的道統，貫穿著中華民族的仁愛基因，周公在《尚書》中的誥令，屢屢頌揚歷代先聖之德，“在昔殷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至於帝乙，成王畏相，惟越事厥棐有功，不敢自暇自逸。”時代的偉大來自精神面貌，殷之先民敬畏天道，無敢怠荒，團結奮發，做好自己。周公則以完成文王的德業為畢生使命，“我道惟寧王德延”，自謙並無建樹，“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只是光榮傳統的繼承者。由此看來，湯武革命亦所以踏破歷史斷層，復歸人間正道。
孔子雲：“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誌，善述人之事者也。”繼承德門後通往周公聖殿的，是達孝門。赫赫殷周，同樣源出黃帝，周的祖先後稷以農著稱，在堯舜時即為民生進步立下了偉績。周的祖先“篤義興仁”，漸至“諸侯順之”。此時的“大邦殷”氣數將盡，從“帝甲淫亂”到殷紂“淫亂不止”，國勢日非。於是文王“乃陰修德行善，諸侯多叛紂而往歸西伯”，歷史的天平逐步向周人傾斜。《史記》雲：“周公旦者，周武王之弟也，自文王在時，旦為子孝，篤仁，異於群子。及武王即位，旦用事居多。”周公參與了滅商的全過程，使之躋身大聖的，則是武王駕崩後攝政成王的七年間，從“克受殷之命”到奠定成康之治，前人的事業最終由周公完成。
克商二年，武王病重，深患新政權根基未穩，“我未定天保”。危難時刻周公挺身而出，禱告以自己替武王到天庭侍神，祈求“無墜天之寶命，我先王亦有所歸”，披陳了不變的初心。武王駕崩後，“予造天役，遺大投艱於朕身”，形勢驟然緊張，“周公恐諸侯叛周，公乃攝行政當國”。一時流言四起，包括王室高層在內懷疑周公篡位，三監之亂爆發。前人的未竟事業，譬如“若嗇夫，予曷敢不終畝？”周公以其精誠取得了太公、召公等肱骨老臣的支持，力排眾議，率大軍“肆朕誕以爾東征。”歷經三年，戰果輝煌，摧毀卷入叛亂的大量方國，“滅國者五十”，從此中央政權直接控制的疆土直達海域。
周公東征，不啻周人的“二次革命”。與民國時代不同的是，革命力量根深基厚，得以迅速掃蕩舊勢力，為中國由古國林立而統一封建創造了條件，極大推動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融合進程。對山東而言，從此改變了東夷地區的原貌，按照錢穆先生《國史大綱》的說法，太公的齊和周公的魯始封於河南，至此推移至山東。如此說來，周公才是真正的齊魯之源。
然而“軍政”只能是“訓政”的開始，盡管歷代側重不同，但只有建設才是根本出路。宏大的建國方略在周公的主持下展開，其中營建洛邑，“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裏均，”成為周人進據中原的關鍵一步。歷經殷周革命，黃河上下更緊密的綰合起來，立國形勢由之一變。同時，徹底弭平龐大的殷商勢力至為關鍵。周公大開大闔恩威並施，一方面大規模移民，將殷人的骨幹外遷洛邑等地，編制周八師等精銳彈壓；一方面分割商朝腹地，封殷王室的老朋友微子於宋，封武王幼弟康叔於衛。我們看到，《今文尚書》二十八篇，來自周公的篇目超過三分之一，足見一生憂勤。仰望周公的聖殿，匾額上的“明德施勤”便不難理解。
年輕的康叔，擔負起衛國首封的大任，從繼承先王的立國思想到治理當下的建國大綱，周公從方方面面反復開導：“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造我區夏。”周的開國以人為本，選賢與能，文武兼施，德法結合。要求康叔“別求聞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於天，若裕德乃身，不廢在王命。”繼承歷代先聖的偉大傳統，只有以德治國讓人民安居樂業，才能長治久安。同時，政權的鞏固需要厲行法治寬猛相濟，做到認真執法“敬明乃罰”，才能謀求社會穩定，“乃大明服，惟民其敕懋和”。對於公然顛覆社會秩序、踐踏基本倫理的，則要重拳出擊，否則“不於我政人得罪，天惟我民彜大泯亂”，維系社會秩序的底線。在用人行政、打擊腐敗諸方面，周公總結經驗詳細教導，為後世留下了治國理政的“大經大法”。
近人夏曾佑先生評價：“周公集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大成，其道繁博奧衍”。周公之為元聖，繼承並改造了當時的文化傳統，乃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思想寶庫。瀏覽《尚書》，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恰是敬天、明德、保民，乃自古以來不可背離的三大綱領——我們的時代應當如何繼承周公？我想，敬天與明德精神相通，一個是敬畏天道，一個是以人為本，最終的歸宿是保民：人民才是歷史的中心。和諧天人的關鍵，在於以大德成就時代，讓時代成就大德。
我們曾把自古一切信仰當作迷信，不僅是周公斥責的侮蔑“昔之人無聞知”。當打到聖神之後，才發現自己的靈魂無所寄托，沒有了彼岸的永恒，沒有了現世的底線，唯有物欲的追求。上帝玄遠，乃天道的代表，讓有限的生命仰望無限的蒼穹，心有所畏則不敢放肆。所謂天人合一，生命出乎自然，侮蔑天道終將自戕性命。現在，人類無休止的索取導致生態惡化，全球危機此起彼伏，令人想起董仲舒警示的天人感應，倘若迷信自己無視天譴，時代終將陷入滅頂之災。夏殷的滅亡貪婪是直接原因，舉國沈湎於酒，乃集中的癥狀表現。其危害在於“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社會風氣的頹敗導致“天降危”。如今神明漸行漸遠，科技日益發達，讓我們更有資本放縱欲望，當“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回望歷史，不覺汗下。
先民敬畏上帝，但在周公那裏沒有盲從，而是“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於文王受命”。天道不遠，在於明德，天心無常，賞善罰惡，而民意就是上帝臉色的晴雨表。從殷先王的“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培養核心價值，引領社會風氣，到“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詞”，末世罔顧天理，充斥邪說害道，一旦“天惟時求民主”，一代政權的興革，在於誰能為民做主。在這條艱辛的道路上，“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攝政七年之間，為中華文明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遠遠超出他的時代，讓後世代代傳承：“欲至於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胡春雨，天橋作協副主席，齊魯晚報簽約作家、舜網文學駐站作家，民革天橋總支委員，民革濟南文史研究會、南充抗戰歷史文化研究會理事，天橋新階層聯誼會建言獻策委員會、山東鵲華律師事務所主任，濟南作協、明湖詩詞學會、山東散文學會、中國詩詞研究會會員。榮獲濟南市出彩統戰人，民革山東省委、中共濟南市委統戰部參政議政先進個人，民革濟南市委思想宣傳、參政議政先進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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