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躍忠
今天是六一兒童節。在從古到今的社會生活中，有關兒童的題材創作十分豐富，在瓷器、繪畫、金銀器、銅器、絲織品等方面都有表現，是我國傳統吉祥圖案之一。在宋元瓷器的紋飾或造型上，有許多關於兒童題材的一些作品，已有學者通過對當時耀州窯、磁州窯、景德鎮窯等的研究發現，各個窯口在燒制的有兒童題材的瓷器作品時有各自不同的特點。
一 宋元瓷器中兒童題材作品的分類
宋元時期，有關兒童題材的作品豐富多樣。僅瓷器中就有許多關於兒童題材的圖案，其中在耀州窯、定窯、景德鎮窯、磁州窯等燒制的瓶、罐、盤、碗、枕等器物上最為常見。這種關於兒童生活嬉戲的圖案，現在一般稱之為“嬰戲紋”，此外還有一種兒童模型的瓷塑，在我國許多窯口的考古發現中都有出土。因此，我們根據兒童形象在瓷器中圖案和造型的區別，將瓷器中有關兒童題材的作品分為兩大類：一種是兒童形象直接或刻印或繪花在器物的表面，成為器物裝飾的一部分，是平面兒童形象的表現；另一種作品中，兒童的造型是塑造出來的，有立體的效果，給人以更加直觀的印象。現根據這樣的區別將宋元瓷器中包涵兒童形象的器物分為兩類：
(一)甲類作品中，嬰戲紋圖案的種類是多種多樣的，但總體看來，又可以分為兩個不同的型：第一種主要是表現人們對美好生活的一種期盼，把兒童和另外的事物結合在一起，組成了有吉祥含意的圖案，是人們內心中所希望的在日常的使用器物上的體現。第二種則主要反映的是那個時期兒童日常的生活，描繪了孩子們在遊戲玩樂中的生活場景，能夠真實再現當時兒童所喜愛的活動和遊戲內容，表現了兒童天真活潑、愛動愛鬧的天性，鄉土氣息濃厚。
第一種類型 兒童紋飾經常與植物紋、動物紋相配合，組成一幅幅寓意吉祥的圖案。在宋元時期瓷器上的嬰戲紋中，這是一類主要的內容。“嬰戲牡丹”、“蓮生貴子”“百子圖”等圖中，既反映著人們對孩童天真爛漫的喜愛，又有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圖一 四嬰戲葡萄紋瓶
在這件四嬰戲葡萄紋瓶上(圖一)，圖案中的四嬰都是胖胖的大頭圓臉形象，留有短發，戴項圈、手鐲和腳釧戲，有的身穿兜肚。整體圖案以葡萄果實為主體，枝葉為輔，四童嬰分別攀於枝條上。其中一嬰雙手攀枝，頭向下看，懸空；一嬰單手攀高枝，一手抓矮枝騎在枝上；一嬰一手攀枝左腿搭在樹枝上做跨躍狀；另一嬰一手攀枝，一手踩枝，身軀微斜做遊蕩狀。童嬰的爛漫童真、頑皮可愛盡在其中，逼真地刻畫出一群可愛的童嬰嬉戲場面。
在富有吉祥意義的圖案中，還有一類比較特殊，就是化生類嬰戲圖案，這類圖案的出現有著很深的佛教文化的因素。按照佛教《金剛經》中的說法，世界上的眾生的出生分為“四生”，即人和哺乳類為擡升，鳥類為卵生，蟲類為濕生，無所依托、借業力而突然出現者則為化生。化生象征著多子多福，其紋飾圖案有蓮花化生、牡丹化生、魚化生、螺化生等。在這種圖案中，有的孩童赤腳站立於蓮心上，雙手捧舉，身披飄帶；有的則騎在海螺上，還有的踩在蓮枝上，各個孩童化生的圖案不盡相同。如下圖中的魚化生圖案(圖二)，孩童為大頭圓臉，戴項圈，神情天真活潑，雙手抱緊魚頭，騎在這條大魚上，在波浪滔滔的海水中前行。
圖二 魚化生圖案
第二種類型又可以分為三個類型，A類是描寫兒童釣魚、趕鴨、學習等鄉間日常生活圖案，B類反映兒童進行蹴鞠、捶丸等體育活動圖案，C類則反映兒童自由自在玩耍的場面，比如放風箏、騎竹馬。再現了宋元時期鄉村兒童豐富多彩的生活場景，也讓人切實感受到童年的樂趣。
圖三 童子垂釣枕(局部） 河北省博物院藏
A類型 在河北省博物館中收藏有一件童子垂釣枕(圖三)，該枕為橢圓形，枕長28.8厘米，寬22.1厘米。枕周壁繪卷草紋，粗獷放達，增強了畫面的活躍氣氛。枕面周邊繪有外粗內細兩道墨線邊框，內繪主體圖案。一個頭梳劉海的孩童，身穿粗布長衫，手拿釣竿，站立池塘邊，身體微微前傾，全神貫註地凝視水中遊動的三條小魚。一條魚兒正欲咬餌，另外兩條小魚也趕緊過來爭搶，魚兒在水中來回擺動，在水面上泛起道道漣漪。站在岸上的孩童既緊張又興奮，屏住呼吸，一動不動，急切地想讓魚上鉤，那種心情讓觀者也完全可以感受出來。這幅圖整個畫面構圖精巧，筆墨簡練，僅寥寥幾筆，就將一個孩童的動作與心理全部反映出來，情趣無限。孩童趕鴨圖，也是第一種類型中經常可以看到的圖案之一。天津歷史博物館收藏有一件孩童趕鴨圖枕(圖四)，枕面為橢圓形，長24.3厘米，寬18.1厘米。周壁飾有卷草紋，底部印有豎式雙欄上蓮葉、下荷花“張家造”窯戳。枕面用兩條細線作邊框，以兩條如意形線為開光，在邊框與開光之間有四組蝌蚪紋。開光內繪一個臉型豐滿的孩童，頭梳劉海，上身穿花衫，內著深色兜肚，下身穿束腰長褲，他右腿直立，左腿剛擡，一個正在前行的姿勢，肩上扛有大大的荷葉，驅趕前面的鴨子。這幅圖不得不佩服作者的精妙構思，孩童持荷葉，看來已經是從池塘邊放鴨回來了，否則手上是不會有荷葉的，一個簡簡單單的細節，讓觀者有這麼多的想象，看圖之後回味無窮。孩童讀書學習的場景也進入了嬰戲紋的創作題材中，在一件金代的豆形枕上(圖五)，繪有一孩童頭紮雙髻，身著白衣，坐於石臺上，神態有染，他右手持筆，左手拿著一張紙平攤於石臺之上，正準備寫字，在其身邊放著硯臺和墨。石臺的一旁零星生長的一些小草，為這幅學習圖增添了幾分生機。
圖四 孩童趕鴨圖枕
圖五 孩童讀書紋枕
B類型 在反映孩童體育活動的嬰戲紋圖案中，孩童蹴鞠是一重要內容，河北省博物館藏有一件白地黑花童子蹴鞠八角紋枕(圖六)，圖上孩童頭紮小髻，上身穿花衫，下身穿長褲，腰間緊緊紮著一條緞帶，他雙手張開，右腿微微擡高用於將球踢到空中，雙目則註視著在空中的皮球，這樣的姿態，有點類似於今天足球運動中的顛球動作。在當時的體育遊戲中，蹴鞠是一個非常流行的活動。蹴鞠，又名蹴球，是我國古代早已存在的一項體育活動，到了宋代更加興盛，在主要描寫當時社會生活的《東京夢華錄》中對這項活動中的球門有這樣的記載：“約高二丈許，雜彩結絡，留門一尺許。”故宮博物院還收藏有一件孩童捶丸枕(圖七)，枕面以粗細兩條線為邊框，細線成如意形，邊框內繪一孩童頭紮兩小髻，裝束高雅，身著花衣，腰系打結腰帶，足蹬長靴，左手後擺，右手高舉球杖，雙目望著小球，正準備發力向球擊去。孩童神態專專註，揮動著手臂，強勁有力。畫面簡潔，形神兼備，真實表現了孩童捶丸時的場景。捶丸是當時另一種球類遊戲，用球杖擊球，使球進入“窩兒”為勝。所謂“窩兒”即是在地上挖的洞穴，這項活動和現代高爾夫接近。在宋元時期，捶丸相當受人們的喜愛。“捶丸之戲，於宋時稱極盛。蓋宋徽宗、金章宗皆愛是戲。盛以錦囊，擊以彩棒”。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寧誌老人著《丸經》，“所述猶是宋時舊制也。”這種在宋元時期都極為流行的體育活動，兒童的參與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在當時瓷器紋飾中出現兒童捶丸是很正常的現象。
圖六 童子蹴鞠八角紋枕
圖七 孩童捶丸枕
圖八 八角形嬰戲風箏枕
C類型 河北磁縣文保所收藏有一件八角形嬰戲風箏枕(圖八)，枕長28.7厘米，寬20厘米，高10厘米，周壁繪卷草紋，枕面以粗細兩條線為邊框，內繪嬰戲風箏紋。該孩童赤裸著雙臂，胸前系一個兜肚，下身穿著長褲。他右手持紡輪，左手向前擺，邊跑邊向後看，身後的風箏這時正徐徐上升。這樣的場景，就好像清詩人高鼎《村居》中所描述：“草長鶯飛二月天，拂堤楊柳醉春煙。兒童散學歸來早，忙趁東風放紙鳶。”宋元時期，放風箏是很受人喜愛的一項娛樂活動，可以說是老少鹹宜，其樂無窮。這時的放風箏從元宵節過後一般持續到清明節前後，清明節因此也有一個別稱為“風箏節”。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收藏有一件孩童騎竹馬紋枕(圖九)，畫面上孩童梳雙丫髻，上身著長袖花衣，下身穿肥腿長褲，腰系長帶，一手持馬鞭，一手持馬韁，做催馬揚鞭之狀。而孩童胯下之“馬”，則是由長滿綠葉的竹竿制成，馬頭是用布縫制而成的玩具馬頭，並配上絡頭韁繩，馬尾則是用竹竿上的一個細長的葉子表示。在中國古代，騎竹馬是歷史悠久的兒童遊戲。早在《後漢書》中就有記載，郭為官政績很好，孩童歡迎他到來時“各騎竹馬，道次迎拜”。到了宋代，這個遊戲又被賦予了新的含義，人們以為孩童玩起竹馬遊戲後，長大後會走富貴路，成為一種吉祥的願望。由於有這樣一個美好的祝願，成人有時也會鼓勵孩子們去玩竹馬遊戲。當孩童策馬揚鞭時，定是塵土飛揚，童趣無限。童子猜拳紋枕是嬰戲紋中的另一件精品(圖十)，圖中兩個孩童作劃拳狀，一孩童頭頂紮一小髻，赤身穿一花兜肚，身體略向前傾，右手出拳，左手五指張開，雙腿彎曲。另一孩童頭頂無發，頸部帶一個項圈，身穿長袖花衫，右腿微微彎曲，左腿稍稍擡起，右手出掌，左手側伸出兩指，雙方的眼睛都緊盯著對方所出的拳式。有趣的是，我們可以發現這兩個兒童的左手姿勢都是一種下意識的動作，正是這種強烈的動作表現出兩個孩童瞬間緊張的心情，就像突然靜止的電影畫面一樣，制作者抓住了兒童嬉戲是最精彩的部分，將其定格，把他們全神貫註的表情和姿態刻畫得淋漓盡致。
圖九 孩童騎竹馬紋枕
圖十 童子猜拳紋枕（磁州窯白地黑花嬰戲紋枕） 故宮博物院藏
(二)乙類作品也分為兩個大型，第一種是單獨捏塑出孩子的形象，塑造成為嬰孩的模型；第二種則是做成孩兒枕，兒童的造型大多作為瓷枕的底座，增加枕的美觀。
第一種作品從性別的角度來看，有男孩也有女孩；從民族來看，不僅僅塑造漢族孩童，也有其他民族的孩童；從孩童的姿態來看，有些孩童是站立的，身體前傾，彎腰弓背，雙手撫膝，有些孩童盤腿而坐，雙手放於大腿之上，還有孩童兩腿叉開坐於石墩上，目光向前，雙手合十；從孩童的動作上來看，有抱著寵物如貓狗之類，有抱著掛果的，還有擊鼓的、抱盒的多種動作。孩童中不僅有普通人家的孩子，還有身著羽毛編成的道服、手中持凈瓶的道童形象。瓷塑孩童身上的服飾也不盡相同，有身穿窄袖長袍的，有著圓領窄袖的，還有一些孩子頸部帶有項圈。這些不同性別、民族、姿態、動作、服飾的孩童瓷塑，讓我們全面感受到了那個時代兒童的活潑可愛。在一件元代樞密府的釉瓷洗上(圖十一)，塑造著四個孩童的形象，該洗為正橢圓形，澡盆狀，內塑四個洗澡的兒童，兒童均展開雙臂用手抓住池沿。人物塑造真實細膩，開臉稚氣，四肢及腳趾的刻劃都十分精細到位，洗底部及內壁共塑四張荷葉，又環繞每個兒童頭頂處塑出四條藤莖供兒童抓握。這件瓷塑中，將四個孩童的形象自然地放於一個洗中，構思不可謂不妙，而做工又相當的細膩，是瓷塑作品中的精品。
圖十一 嬰戲蓮池瓷塑洗
圖十二 定窯白瓷孩兒枕 故宮博物院藏
宋元時期的孩兒枕中最著名的一個是收藏於故宮博物院的定窯白瓷孩兒枕(圖十二)，該枕造型以小孩背部作為枕面，嬰兒側臥於榻上，孩童眉清目秀，體態圓潤，雙目微開，小手放於頭之下做欲睡狀，兩腳彎曲交疊，狀態悠閑，形象非常生動。而枕的做工上，從花紋到衣飾都精雕細刻，逼真流暢，顯示出傑出的制瓷與雕刻工藝，是宋代藝術寶庫中不可多得的珍品。而孩兒枕上孩童的數量，不僅有一個的，並且會有一個孩兒枕上塑有兩個孩童的形象，如湖田窯發現的一件孩兒枕作品(圖十三)，枕體塑成兩個手持蓮枝的孩童背向交體側臥於扁平長方形墊板上。左側嬰孩右手支頭，左手抱蓮枝；右側嬰孩左手支頭，右手抱另一嬰孩的胖腿。嬰孩都頭紮雙髻，身體胖乎乎的。孩兒枕上嬰孩的造型，多為孩童手持荷葉，這多與當時的“摩喝羅”有關。
圖十三 北宋湖田窯孩兒枕
無論平面兒童形象的表現，還是立體的捏塑兒童的形象，在宋元時期的各個窯口都有發現，兒童天真爛漫、活潑可愛的形象被栩栩如生地展現在作品中。
二 宋元時期兒童題材的窯系特點
嬰戲紋圖案以及孩童造型的瓷塑是我國南北方瓷窯都喜愛的裝飾題材之一，描寫兒童生活的畫面很多，耀州窯、定窯、景德鎮窯、磁州窯系燒制的瓶、罐、盤、碗、枕等器物上最為常見。
耀州窯瓷器上的嬰戲紋圖案種類繁多，董彩琪在《耀瓷嬰孩紋飾》分為嬰孩與植物紋、動物紋和水族紋飾組成的圖案；嬰孩模型玩具及瓷塑；孩兒枕及其枕面上裝飾嬰孩紋飾；化生類嬰孩紋飾。在技法上，耀州窯以刻花為主，印花少，刻花工整流暢，有淺浮雕的藝術效果，瓷塑作品也較多。
定窯瓷器中，嬰戲紋飾多為體現吉祥如意的圖案，多見於碗、盤、碟、洗之類的器物內壁上，孩兒枕也有發現。其技法多為印花、刻花工藝裝飾圖案，圖案布局嚴謹、繁復，層次分明。孩兒枕的雕塑水平和造型能力也顯示了定窯在制瓷工藝中的成熟，體現了很高的藝術水平。
景德鎮窯燒制的嬰孩形象多見於孩兒枕上，孩童的形態多樣，數量也有一個和多個之分。而在嬰戲紋圖案中，多為孩童戲花之類，工藝上使用刻花的技法，紋飾中的線條顏色富於變化。
磁州窯瓷器上的嬰戲圖案主要是反映鄉土生活氣息的日常生活圖案，所表現的內容也非常的豐富，嬰孩的數量在一件器物上多為一兩個，很少有多個嬰孩同在一器物上嬉戲的圖案，並且多飾於平整的枕面上。在這個窯口也生產刻劃有嬰戲牡丹之類紋飾的圖案，但總體來看，最能反映磁州窯嬰戲紋特色的為前一類。磁州窯的瓷器在北宋時期很少見有嬰戲紋飾，到了金代，嬰戲紋開始大量出現，多為繪花工藝，很少見有刻花、劃花的工藝用於嬰戲紋的創作。
這四個燒制兒童題材作品的窯口有著一定的聯系，比如說甲類作品和乙類作品在各個窯口都有燒制，只是比例不同而已。但是這四個窯燒制的作品還是有一些不同：(1)磁州窯嬰戲紋飾多為彩繪技法，雖有剔花、珍珠地劃花等其他技法，但較少見；而其他三窯多以印花、刻花為主，幾乎沒有彩繪紋飾。(2)景德鎮窯、耀州窯、定窯中的作品中的孩童形象多為群嬰圖，而在磁州窯中孩童多為一兩個，很少見兩個以上的作品。(3)磁州窯嬰戲紋鄉土氣息濃厚，多為甲類作品中的B型，反映的兒童活動種類多樣，而景、耀、定三窯作品則是甲類作品中的A型，多表現一種祝福、期盼的心情。(4)磁州窯嬰戲紋飾多裝飾在平整的枕面上，易於發揮彩繪的直觀性，其他三窯多飾於盤、碗、碟、洗的底部。
三 宋元時期兒童題材瓷器流行的主要原因
瓷器上的嬰孩紋飾豐富多樣，裝飾風格也變化多端，使得嬰孩形象在宋元時期的瓷器上得以淋漓盡致地表現，這些充分說明嬰孩紋飾在瓷器上的流行，而瓷器上嬰孩紋飾大量出現的原因又為如何，筆者做一個簡單分析。
首先是受中國傳統多子多福觀點的影響。中國民間自古以來就認為子孫多為家族興旺的表現，而嬰戲紋圖案中還經常與蓮花組合在一起，構成嬰戲蓮花圖，人們取其諧音“連生貴子”之意，表達人們對這一願望的渴望。
其次，在當時的社會風俗中，需要大量的孩童造型的瓷器。宋代，每年的七月七日，人們稱之為“乞巧節”，每家每戶往往要擺上香案進行“乞巧”，而香案上會供有小孩的形象，為“摩喝羅”。這個說法來源於佛教“，摩喝羅”為佛教中的童佛，天生聰穎，密行第一。這種孩童的形象原是祝願婦人“宜男”的祈禱用品，到了宋元時期，又有了求子的含義。“乞巧節”在宋元時期很流行，這個原因也使瓷塑孩童在這個時期大量出現。
第三，佛教文化的影響。化生圖案的出現也是從這個時期開始的，嬰戲紋飾中的“荷葉化生、魚化生、螺化生”等，都是受佛教的影響，表現了人們企求平安吉祥的願望。
第四，中國古代嬰戲作品的影響。關於兒童題材的創作早在春秋戰國已經萌芽，不過這時期兒童還不是創作的主體，只是附屬於其他的形象之間。到了三國魏晉時期，作品中兒童的形象有了很大發展，出現了單獨以兒童為主體的創作，比如三國時期孫吳朱然墓中出土一個漆盤，在盤中間黑紅漆地上部畫山峰，山前空地上兩童子持棍對舞。在嘉峪關壁畫磚墓上同樣也有一組關於兒童放牧、采桑、驅鳥、護桑的圖案。到了隋唐時期，有關兒童題材的創作開始大量出現，比如在繪畫中，就有周昉的《孩兒圖》，韓滉的《村童戲蟻圖》、《放牧圖》，而在《宣和畫譜》中，對這一時期畫家張萱有這樣的評價：“又能寫嬰兒，此尤為難。蓋嬰兒形貌態度自足一家，要於大小歲數間，定其面目髫稚，世之畫者，不失之於身小而貌壯，則失之於似婦人。又貴賤氣調與骨法，尤須各別。”說明當時的畫家不僅進行兒童畫的創作，而且對繪畫兒童的一些技法進行了探討，出現了一些繪畫兒童圖案的高手，自成一家。從張萱所繪畫的《搗練圖》中也可以看出作者對兒童繪畫的熟練。在鎮江市丁卯橋唐代銀器窖藏中也出土了一件鎏金小銀壺，在銀壺的腹部刻有三組人物圖，一幅是三童舞樂，一幅是二童對坐，一幅是說唱圖。在唐代，制瓷業開始大規模出現，兒童形象也開始出現在了瓷器的裝飾上。現在發現最早的在瓷器上繪有兒童圖案的窯口是長沙窯，出土有一件彩繪嬰兒持蓮紋壺，該圖案繪於青釉瓜棱壺的流下，褐色線條勾勒，近於白描，畫面為一個系著紅兜肚的胖娃娃，左臂纏繞飄帶，右肩上扛一個蓮枝，回頭向遠處望去。孩童體態豐滿，笑容滿面，給人一種天真爛漫的童趣。在宋代，以兒童為題材的作品大量出現，開封有名“杜孩兒”即因擅畫嬰兒得名。而蘇漢臣則對畫嬰兒尤為專長，收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的《市擔嬰戲》(圖十四)和《秋庭戲嬰圖》，都是膾炙人口的作品。而磁州窯作品中的彩繪圖案多受此影響。在磁州窯嬰戲圖案中，孩童的形象一出現便是非常成熟，沒有一個漸變的過程，究其原因，只能是受當時繪畫中嬰戲圖案的影響。
(圖十四) 集古名繪 冊 宋 李嵩《市擔嬰戲》(局部）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第五，從各個瓷窯的角度來看，當時瓷器已經不是皇宮貴族的專用品，瓷器的大量買主為平民階層，既然民間有對嬰戲紋圖案的喜好與需求，燒制出大量的有關兒童題材的作品也就不足為奇了。
四 結語
宋元時期瓷器中的兒童文化是豐富多彩的，從圖案中的內容來看，既有反映人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吉祥圖案，又有能讓我們了解當時兒童生活真實場景的彩繪圖案；從立體的瓷塑作品中看，不僅能看到兒童的造型裝扮，更讓觀者感受到了造瓷匠人對人物刻畫的細膩程度和制瓷工藝的高超水平。當時我國有眾多的窯口燒制兒童題材瓷器作品，但不同的窯口燒制的瓷器有不同的特點，從而也看出各地人們的審美心理的不同。而當時瓷器中出現如此多反映兒童形象的作品，是具有多種原因的，既有歷史傳統，又有當時社會風俗習慣的影響。總體來看，兒童題材的瓷器作品，作為瓷器燒制中一類特別的種類，本身便是我國藝術寶庫中珍貴的藝術品，它所體現出的歷史考古藝術價值對我們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幫助。
（本文作者單位為山西博物院，全文原刊於山西博物院官網，澎湃新聞經作者授權轉刊時有編輯。）
責任編輯：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