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疆
距今4000多年前的上古時代，經歷了長達4000年的幹冷事件（地學史稱8200aBP事件）後，全球氣候大規模變暖。此時的中原地區溫暖潮濕，植被繁茂，亞熱帶的北部邊界沿太行山南麓一直到燕山腳下，大象、犀牛、虎、豹等野生動物在此廣泛分布。由於農業文明的發展，人類生存邊界逐步向外拓展，大象作為陸地動物中體型最大的個體越來越多地走進了人們的視野。三皇五帝時期，據《容成氏》（成書於春秋前期，相傳容成氏曾擔任黃帝的大臣，發明了歷法）第24-27簡記載，華夏部落的核心區被稱為“敘州”，而這一地域範圍到了夏朝，據《尚書·夏書·禹貢》（成書於戰國時期）中的記載已被稱為“豫州”。“豫”在《說文解字》中解釋為“豫，象之大者”，能以大象來給文明核心區命名，足見大象在時人心目中的地位。許多近現代的古文字學家也對“豫”做出了解釋：徐中舒推斷“豫”字中的偏旁“予”應當為“邑”的訛寫，“豫”就是產象的地方；胡厚宣認為“豫”從象，就是一人牽象的意思；文煥然甚至認為商代黃河下遊以象為役畜，比“服牛乘馬”還要早，《韓非子·十過》中所雲“昔黃帝合鬼神於西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便是基於當時大象在日常出行中作為一種交通工具的最早想象。
如果文字出現之前的古史傳說有一定的事實原型，那麼中原地區先民對大象的認知歷史就會更加久遠。《尚書·堯典》中記載了舜“象為之耕”的傳說，對於“象耕”的解釋，唐代陸龜蒙在《象耕鳥耘辨》中解釋道：“獸之形魁者無處於象，行必端，履必深，法其端深，故曰象耕”，正是因為大象體型龐大，走起路來端正沈穩，與耕作時的要求大致相符，才可以成為人們效法的對象。舜還有一個同父異母的弟弟，名字叫“象傲”，聯想到宋朝著名文學家陳造《次韻胡學長喜雨》中的“萬象赴傲睨”，可見大象在當時被視為帶有一種吉祥的寓意，後來象傲被封到了有庳（“庳”通“鼻”，在今永州營道縣北）這個地方，顯然這個地方的命名也與具有長鼻特征的大象有關。
圖1：甲骨文中記載“獲象”的蔔辭
殷商時期，隨著甲骨文的出現，中原地區的象群從此有了確切的文字記載：在殷墟發現的甲骨文中，有一片蔔辭說：“今天晚上有雨，能擒獲大象嗎？”另一片蔔辭說：“殷王田狩於楚地，獲大象二匹。”（見圖1）商朝人將捕獲的大象一部分用於獻祭，在商代中期鄭州小雙橋遺址的王陵區祭祀坑就發現了大象骨骸；另外一部分大象則被人們進行了馴化，1935年殷墟王陵東區1400號大墓附近發現了埋有一頭成年象和一名馴象人的象坑，1978年殷墟王陵西區東南祭祀坑M35中發現了一只頭戴銅鈴的幼象。經過馴化後的大象被商人投向了戰場，據《呂氏春秋·古樂》記載：“商人服象，為虐於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於江南，乃為《三象》。”商朝軍隊在征討東夷叛亂的過程中便使用了戰象，後來被周公所率領的軍隊驅趕到了南方，還作詩紀念。據明代謝肇淛《五雜俎·人部二》中所載：“象戲，相傳為武王伐紂時作”，象戲也即象棋的鼻祖。關於象陣攻擊的場景最著名的便是《左傳·定公四年》所記載的“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楚昭王被吳國的軍隊逼急了，在大象尾巴綁上蘆葦點燃，驚慌的象群衝向吳軍，不少士兵頓時淪為了象腳下的肉糜。
圖2：商代夔紋象尊青銅器（左）和西周鳥紋象形尊（右）對比
周公不僅把商朝軍隊的主力追打到江南，推翻了商朝的統治，消滅了附屬商朝的五十個小國，同時把可能會對人民生命財產安全造成危害的虎、豹、犀、象驅逐到了邊遠之地，方才贏得了民心，這便是《孟子·滕文公章句下》中所載：“周公相武王誅紂，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從此大象逐步從中原向南方退卻。這也反映出了一個現實，即有商一代，定居農業取得了非常大的發展，隨著農業生產不斷向外開墾荒地，以及城邑建設和城市生活所需要的建材柴禾，野生動物的棲息地也在不斷被破壞和縮小，從而引發了人與野生動物，特別是居於食物鏈頂端的大型獸類的衝突，因此才要把它們驅離。到了東周，中原人已經在當地看不到大象了，南唐徐鍇《說文解字系傳》在“像”字下有雲“韓子曰：‘象，南方之大獸，中國人不識，但見其畫，故言圖寫似之為象’”，可見當時只能憑借之前的畫作去想象了。不僅如此，殷商時期有大量的象形青銅器。但到了西周就很少見到了，即便是極少數在造型上也與真實大象具有很大差異（見圖2）；與此同時，從這一時期文字的演化上，自商周以來，“象”這個字已經由最初的具象逐漸變得抽象甚至很難識別了，所有這些證據都顯示中原人對於大象已經不再熟悉了（見圖3）。
圖3：“象”字形演變圖
圖4：山東長清孝堂山祠堂車馬出行畫像前部摹本
圖5：河北定縣西漢墓出土銅車飾圖像摹本
到了漢代，大象作為外邦向中原王朝顯示友好的貢品重回中原。正如《說文解字》中所解釋的那樣：“象，南越大獸”，其中很大一部分便是從嶺南的南越國進貢的。據《論衡校釋·卷十一》中記載：“元狩二年（前121年）夏……南越獻馴象、能言鳥”；《後漢書·卷八十六·南蠻西南夷列傳》中記載：“永元六年（94年），郡僥外敦忍乙王莫延慕，遣使譯獻犀牛、大象”。從漢代開始，大象不再像先秦時期那樣從事耕田和作戰，而是憑借其龐大的身軀出現在出行儀仗隊列中（見圖4），在漢代的馬車裝飾和畫像磚上便有許多這樣的場景，有時還與來自西域的珍禽異獸以及駱駝一同出現，頗有一番異國情趣（見圖5）。與此同時，在“事死如事生”的觀念之下，自漢代之後，儀仗隊列中的大象便以石像生的方式成為了皇帝、重臣陵墓的守衛者（見圖6）。除此之外，漢代民眾對於長生的追求渴望帶來了西王母信仰崇拜，《藝文類聚》中記載:“哀帝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夏，京師郡國民，聚會裏巷籲陌，設張博具歌舞，祠西王母”，人們用西王母所喜愛的博戲、歌舞來祭祀她，甚至還想象出了西王母的仙樂班中擬人化的白象彈琴的形象（見圖7）。
圖6：霍去病墓前的“臥象”石像生
圖7：陜西定邊郝灘鄉新莽至東漢墓壁畫（局部）
魏晉時期，大象往往是作為樂隊的車駕出現在節日或是皇帝出行的儀仗隊中，據《晉書·輿服誌》記載，晉武帝太康年間（280-289年）平定東吳後，“南越獻馴象，詔作大車駕之，以載黃門鼓吹數十人……元正大會，駕象入庭”，在皇帝出行的“中朝大駕鹵簿”中，大象載著“鼓吹一部，十三人”作為隊伍中心隊列的先導。六朝由於江南佛教的興盛，《洗象圖》開始出現，並且從此成為了中國繪畫中的一大題材影響後世，這一方面是因為大象是文殊菩薩的坐騎，隨著佛教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融合後逐步深入人心；另一方面“象”與“相”諧音，“洗象”即“洗相”，正契合了佛教經典中“不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中對破除一切名相執著的寓意。據《宣和畫譜》記載，此類題材最早的傳世作品便是由梁武帝時期的畫家張僧繇所創作。
圖8：宋代蘇漢臣《洗象圖》明代佚名仿本，美國亞瑟·M·薩克勒博物館藏
到了唐代，大象依然是宮廷儀仗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但已不再是作為樂隊的車駕。據《唐會要·卷十一》記載，武則天萬歲通天元年（696年），“鑄銅為九州鼎成，置於明堂之庭”，當時迎九鼎入名堂的儀式，武則天“令宰相諸王率南北宿衛兵十余萬人，並仗內大牛白象曳之，自元武門外曳入，天後自制曳鼎歌調，令曳者唱和焉”。大象對於音樂節奏的把握早在漢代就已被人註意到，如果說當時還只是如《漢書·卷六》顏師古註中所描述的“教能拜起周章，從人意也”那樣做簡單的跪拜，那麼到了唐代，大象的歌舞表演就從想象變成了現實。《嶺表錄異》中記載了林邑國國王宴請大唐使節時的舞象表演：“曲樂動，倡優引入一象，以金羈絡首，錦襜垂身，隨膝騰踏，動頭搖尾，皆合節奏。”不僅如此，林邑國自唐太宗、高宗、玄宗朝都有向朝廷進貢大象，據《全唐文·卷四百六》中的記載，當這些大象進入長安城時，“聞之者遐邇必至，睹之者士女鹹集”，引發了全城的轟動。據《舊唐書·卷二十八·誌第八》記載，玄宗朝（712-756年）每逢八月初五日的“千秋節”，在勤政樓下都會舉辦盛大的表演來慶祝玄宗的生日，其中便有“又五坊使引大象入場，或拜或舞，動容鼓振，中於音律”，作為最受歡迎的節目，大象的歌舞表演“竟日而退”。唐代大詩人杜甫還創作有《越人獻馴象賦》。
後來，安史之亂爆發，朝廷中的馴象遭受了滅頂之災。《資治通鑒·卷第二百一十八》中記載，曾與玄宗一同目睹過犀象和舞馬表演的安祿山，“既克長安，命搜捕樂工，運載樂器、舞衣，驅舞馬、犀、象皆詣洛陽。”據《古今說海·明皇雜錄》中記載，安祿山大宴幽燕戎王、番夷君長，騙他們說：“吾當有天下，大象自南海奔走而至，見吾必拜舞。”可結果大象“瞪目憤怒，略無拜舞者”，安祿山惱羞成怒之下，“命置於檻穽（亦作“檻阱”，指陷阱、牢籠）中，以烈火爇（焚燒）之，以刀、槊俾壯士乘髙投之洞中，胸臆血流數丈”，如此殘忍地將大象全部殺害，“鷹人、樂工見者無不掩泣”。安史之亂平定後，大唐國力日衰，宮苑中已經無力供養大象了，《資治通鑒·卷第二百二十五》中記載，大歷十四年（799年），唐德宗認為“象費豢養而違物性”，於是便“詔文單國所獻舞象三十二，令放荊山之陽”；到了晚唐，據《嶺表錄異》記載，乾符四年（877年），占城國（前林邑國）像往常一樣進貢馴象三頭，“當殿引對，亦能拜舞”，但隨後便放還本國。
到了宋代，最初大象仍被視為吉兆。據《文獻通考·物異考十七》，建隆五年（964年），“有象自至京師，群臣表賀，以為巨獸由遠方而來，國家當撫有海南之兆也。大象的到來預示著其所生活的地方即將歸附中央朝廷，“未幾，廣南平”。據《宋史·卷二·太祖本紀》，乾德四年（966年），“庚子，占城獻馴象”；開寶九年（976年），“吳越王獻馴象”，大象作為貢品代表了地方政權對中原王朝的認可。北宋年間，大象依然是天子出行儀仗中的重要部分，據《宋史·卷一百四十六·誌第九十九》中記載：“政和（宋徽宗年號）大駕鹵簿，象六，分左右。”但是，由於宋代北方人口的大量南遷使得人口重心轉向江南，許多荒地逐步得到開墾，導致了歷史上曾在中原地區爆發的人象矛盾在江南再度上演。據《文獻通考·物異考十七》記載，“建隆三年（962年），有象至黃州黃陂縣，匿林木中，食民苗稼，又至安、復、襄、唐州踐民田，頗為患，遣使捕之”；《宋史·誌十九》中記載，乾道七年（1171年），“乾道七年，潮州野象數百食稼，農設阱田間，像不得食，率其群圍行道車馬，斂谷食之，乃去。”《欽定授時通考》中收錄了朱熹擔任漳州知府時所頒布的《勸農文》：“本州管內荒田頗多，蓋緣官司有表寄之擾，象獸有踏食之患”，正因野象踩踏莊稼，於是“本州又已出榜，勸諭人戶殺象獸”，而且“今更別立賞錢三十貫，如有人戶殺得象者前來請賞，即時支給”，如此一來，不久便“去除災害，民樂耕耘。”正因人象矛盾凸顯，相比中國歷史上其他時期，大象在有宋一代並不怎麼受人歡迎。
圖9：西方畫家筆下的忽必烈和士兵們乘坐象輦想象圖
元朝的時候，大象在中國歷史上首次以皇帝座駕的身份出現。據《續資治通鑒》記載，至元十七年（1280年），“（十月）丙申，始制象轎”，吏部尚書劉好禮言：“象力甚巨，上往還兩都，乘輿駕象。”關於“象轎”具體長什麼樣，沒有明確的記載，《明史·輿服》僅略提到“元皇帝用象轎，駕以二象”；元代詩人張昱《輦下曲》中說道：“當年大駕幸灤京（上都的別稱），象背前馱幄殿行”。元世祖忽必烈每年在上都和大都之間往返巡幸都乘坐象轎，雖然兩地相隔五百余裏，但其實象轎並不慢，元熊夢祥在《析津誌》中寫道：“其行似緩，實步闊而疾攛，馬乃能追之。”忽必烈之所以采用大象作為乘禦，正是希望借助大象的龐然身軀彰顯帝國威儀，以此震懾敵人，據鄭元祐《元故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知秘書監鎮太史院司天臺事湯陰嶽鉉字周臣第二行狀》中所記載，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乃顏反叛，忽必烈最初念及黃金家族的情感，不願將乃顏處死，“故親禦象輿以督戰，意其望見車駕必就降”，結果乃顏非但沒有被嚇跑，反而“悉力攻象輿”，最終忽必烈不得不下令“盡殲納延（乃顏）”。馬可·波羅在《馬可·波羅遊記》中對此次出征忽必烈乘坐象輿的情景有更加具體的描寫：“大汗站在一個木制的塔上，周圍有許多弓弩手，木塔由四頭大象馱著，每頭大象都穿著用結實的皮革做成的盔甲，盔甲上又覆蓋上一層用金子和絲做成的織品，木塔頂上高高飄揚著象征日月的皇旗”，後來西方畫家根據馬可·波羅的描述創作了忽必烈及其軍士乘坐象輦的想象圖（見圖9）。除此之外，元代的大象延續了北宋的傳統，充當了天子出行的儀仗，據《元史·誌第二十九·輿服》中的描述，位於儀仗正中央的“頓遞隊”打頭陣的便是六頭大象，同時還配備了“導者六人，馭者南越軍六人”。
圖10：《出警入蹕圖》（局部）中的象車，臺灣故宮博物院藏
到了明代，與忽必烈所乘坐的架設在象背上的象轎和象輦不同，明代皇帝乘坐的是大象拉的車。據《萬歷野獲編》中的記載：“（大）輅以二象駕之。玉輅，亦駕以二象。”更為有趣的是，明代的大象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與武官一樣擁有了食祿、品級，而且犯錯誤了也會遭到貶斥：“平日所受祿秩，俱視武弁（即武官）有等差，遇有罪貶降，即退立所貶之位，不復敢居故班。”正是因為這些大象“排列定序，出入綴行，較人無少異”，所以被時人嘆為“真物中之至靈者”。明清時期，大象同樣作為儀仗隊中的一員出現在重大國事活動中。據《明史·卷六十四·誌第四十》記載，洪武元年（1368年）十月，朝廷定下了元旦、冬至、聖節、冊拜、親王及蕃使來朝時的最高儀仗禮儀，其中便有“虎豹各二，馴象六”分列左右的記載。此外，繪有大象形象的裝飾也出現在皇帝所乘坐的“大輅”中，“內飾綠地描金，繪獸六，麟、狻猊、犀、象、天馬、天祿”，大象和犀牛與其它想象出的神獸共同護佑皇帝出行。在明清的歷史文獻中，還更加細致地記載了帝京中對大象的管理：“象初至京，傳聞先於射所演習，故謂之演象所。而錦衣衛自有馴象所，專管象奴及象只，特命錦衣指揮一員提督之”；到了清代，對大象的使用和管理基本遵循了明代，據《燕京歲時記》記載，“國朝因之，一如其舊，但改錦衣衛為鑾儀衛耳。”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康熙皇帝第二次南巡，在描繪此次南巡的《康熙南巡圖》中，從永定門至南苑的正門外，一路上都可以看到大象的儀仗隊列。
圖11：王翚、楊晉《康熙南巡圖》（局部）中的永定門外鹵簿儀仗
正是因為自漢代以來，帝都的大象都來自於帝國周邊政權的進貢，只有當中央帝國安定繁榮才足以影響周邊部族，他們才會不遠萬裏趕著大象前來，所以在某種意義上，大象的到來也就意味著國內的安定祥和。由於明清時期大象已經在江南人口密集的農業區基本絕跡，所以老百姓對大象並不排斥，反倒是喜愛有加。據《燕京歲時記》記載，“同治末年、光緒初年，越南國貢象二次，共六七只，極其肥壯。都人觀者喜有太平之征，欣欣載道。”每年農歷六月六日，酷暑難耐的大象都會在象房所在的宣武門外的護城河衝水納涼，謂之“洗象”，時人嚴允肇作有《洗象行》來描繪當時的情景：“長安六月車塵揚，都人傾城觀洗象。黃門鼓吹前導行，玉河響閘流奔放……蠻童赤身跨象背，遊戲波濤覺神王。須臾牽挽出水濱，水鼻一噴飛雪浪。”因為大象平時不容易得見，有些人甚至出高價包下了附近的酒樓，如王士禛的《竹枝詞》所描述的那樣：“千錢更賃樓窗坐，都為河邊洗象來。”除此之外，《洗象圖》作為六朝、唐、元、明、清的傳統題材，在清代也有了新的變化：深受三世章嘉活佛影響的乾隆帝大力推崇佛教，《洗象圖》中第一次出現了帝王的角色：乾隆帝扮作普賢菩薩的樣子，安詳地坐在那裏，與正在洗象的白象默默對視。這幅畫所要展現的是乾隆所希望塑造的個人形象：不僅是人間的帝王，也是佛界的要神。
圖12：丁觀鵬《弘歷洗象圖》（局部），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責任編輯：臧繼賢
校對：劉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