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解夢夢見冰河融化水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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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天氣是越來越冷了,對於不少地區來說,冷熱天氣的切換只有短短幾天時間。不少地方已經在預測,2021年的冬天即將迎來極寒天氣。與此同時,全球變暖依然是全球氣候變化的大背景。這正是因為,全球變暖會使得極端天氣變得更為嚴重——這其中當然也包括一些地方會出現極寒天氣。

在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史蒂芬·列維特(Steven D. Levitt)與作家、記者、電臺與電視人史蒂芬·都伯納(Stephen J. Dubner)共同創作的《魔鬼經濟學》中,兩位作者探討了全球變暖的事實,顛覆了一些日常認知。這些事實包括全球反芻動物排放的溫室氣體比所有交通活動產生的多50%,以及一根“上天的園藝軟塑料管”或許可以成為“穩定氣候的同溫層保護盾”。

以下內容經出版方授權節選自《魔鬼經濟學》,較原文有刪節修改,標題為編者所加。

《魔鬼經濟學》,[美]史蒂芬·列維特、[美]史蒂芬·都伯納 著,中信出版社,2021年7月。

我們的地球是太冷?還是太暖?

報紙的頭版頭條總是令人悲痛。

“一些專家認為,全球氣候日益惡化,而人類似乎還沒有做好準備。”《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如是寫道。文章援引某些氣候研究人員的觀點,指出“這種氣候變化對人類構成了威脅”。

《新聞周刊》的一篇文章,引用美國科學院編制的一份報告中的內容發出警告,氣候變化“將導致世界範圍內的經濟和社會變化”。更為嚴重的是,“(在這種背景下)政治領導人是否將采取積極的措施來應對環境變化的挑戰,抑或哪怕僅僅減小其影響,氣象學家對此甚是悲觀”。

只要神誌清醒,誰不擔心全球變暖呢?

但在過去,這些科學家可不是這麼說的。發表於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文章預測的可是全球變冷的趨勢。

那時,全球變冷的警鐘已經敲響,因為1945—1968年北半球的平均地面溫度已下降0.28攝氏度。不僅如此,積雪量一直在增加;1964—1972年,美國接受的溫暖陽光減少了1.3%。《新聞周刊》報道說,盡管絕對值相對較小,但溫度的下降“已讓我們這顆行星在通往冰河時代的路上行進了1/6的路程”。

最令人擔心的是,農業系統會隨之崩潰。在英國,氣候變冷已導致種植季節縮短了兩個星期。“由此引發的饑荒將是災難性的。”《新聞周刊》如是警告。於是,一些科學家提出了某些極端的升溫方案,比如“在北極冰帽上燃煤,把冰帽融化掉”。

電影《2012: 冰河時期》(2009)劇照。

毫無疑問,如今我們面臨的威脅卻完全相反。在人們看來,我們的地球不是太冷,而是太暖。當然,煤炭不是在拯救我們,而是被視為氣候變暖的罪魁禍首。我們燃燒礦物燃料來加熱和制冷,開展經濟活動,提供運輸動力,讓我們的生活充滿樂趣。與此同時,我們也在無節制地制造碳排放,任二氧化碳充斥天空。

顯而易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已將脆弱的地球變成了一個溫室,用化學氣體在天空中形成了一層氣幕,吸收了太多的太陽熱量,而這些熱量無法再度返回太空。全球非但沒有變冷,數百年來平均地面溫度已上升0.7攝氏度,而且近些年來變暖速度還在加快。

“我們現在在虐待地球,”著名環境科學家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如此寫道,“地球溫度可能會升高,從而讓我們再回到5500萬年前的高溫時代。如果屆時的確如此,那麼大多數人都會喪命。”

從根本上說,氣候學家業已達成了共識:地球溫度一直在上升。越來越多的人也都認同:人類活動在氣候變暖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人類活動對於氣候的影響似乎又不是那麼顯著。

一般認為,汽車、卡車和飛機是溫室氣體排放的主要來源。受這種觀點的影響,很多熱心公益的人開始購買普銳斯或其他混合動力汽車。但是,當普銳斯車主每次駕車去食品店購物時,他實際上就在抵消選擇該車減少碳排放帶來的益處,至少在他光顧肉類食品區時是這樣的。

怎麼會這樣呢?因為牛、羊及其他反芻動物,是十惡不赦的環境汙染者。這些動物呼出的氣、放出的屁及其糞便,都含有甲烷。以常見的濃度標準衡量,同屬溫室氣體的甲烷,其濃度要比汽車(以及人類)排放的二氧化碳高25倍。全球反芻動物排放的溫室氣體,比所有交通活動產生的多50%。

即使是倡導人們吃本地食品的“本地食品主義”運動,也沒法阻止氣候變暖。卡內基–梅隆大學的兩位研究人員克裏斯托弗·韋伯和H.斯科特·馬修斯近期開展的一項研究發現,購買本地生產的食品,事實上反而增加了溫室氣體排放量。為什麼呢?

與食品有關的80%以上的溫室氣體排放是在生產過程中產生的,而且大型農場比小型農場的排放效率高得多。交通活動中排放的氣體只占了與食品有關的氣體排放的11%,從生產商配送到零售商的運輸活動則只占到4%。韋伯和馬修斯兩人提議,解決上述問題的最佳方案在於巧妙地改變日常飲食。“每周改變一天的飲食習慣,不吃紅色肉類及奶制品,轉向雞肉、魚肉、雞蛋或以蔬菜為主的飲食。這種改變所減少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比從本地采購所有食品減少的排放量更多。”他們這樣寫道。

或許,你也可以放棄牛肉而改吃袋鼠肉,因為出於命運的安排,袋鼠放的屁中並不含甲烷。但想想看,說服美國人吃“袋鼠肉漢堡包”,又要開展多大規模的營銷宣傳活動呢?再想想那些養牛的大牧場主,他們又會多麼拼命地遊說美國政府出臺禁吃袋鼠肉的法律呢?幸運的是,一組澳大利亞科學家正在設法將袋鼠胃中的消化細菌移植到牛胃中,這算是從另一個方向解決問題。

我們恣意汙染地球,並在全球變暖的進程中學會生存,是否可行?

由於多種原因,全球變暖問題十分棘手,難以應對。

首先,氣候學家沒法做實驗。從這點上看,他們更像經濟學家,而不像物理學家或生物學家。他們的目標就是根據現有數據搞清楚各因素之間的聯系,而沒有能力有所作為,例如推動 10 年禁車(牛)法規的出臺。

其次,自然科學研究異常復雜。人類活動的影響取決於諸多因素。例如,假定我們把航班次數增加兩倍,首先是對氣體排放量產生影響,另外還會對大氣對流和雲層的形成產生影響。

為了預測全球地面溫度,氣候學家必須考慮上述情形和其他因素,包括蒸發過程、降水量, 沒錯,還有動物的氣體排放量。氣候模型再深奧、復雜,也沒法準確地描述上述變量,因此, 顯而易見,預測氣候是十分困難的。相比較而言,現代金融機構所采用的風險模型似乎就可靠多了,然而正如近期金融危機所表明的那樣,實情往往並非如此。

氣象科學固有的不精確性意味著我們無從肯定地預測當前走 的這條路會導致氣溫升高 2 攝氏度還是10 攝氏度。我們也無從確切地知道,即使氣溫陡然上升,是否真的會給我們的生活帶來麻煩,抑或導致“文明末日”的來臨。

正是因為這種令人發怵的災難性後果(不論其有多麼遙遠), 才使得全球變暖問題成為公共政策中最亟待解決的議題。如果我們可以確定氣候變暖將給我們造成多大的損失,那麼這個問題就成了經濟問題,歸根結底也就相當於簡單的成本—收益分析。減少碳排放帶來的益處,是否比為此投入的成本更大?如果等著在未來再減少碳排放,情形是否會更好?抑或,如果我們恣意汙染地球,並在全球變暖的進程中學會生存,是否可行呢?

經濟學家馬丁·威茨曼分析現有的最完善的氣候模型後得出結論:未來面臨十分糟糕情形的概率為5%,屆時溫度將升高 10攝氏度之多。

當然,由於預測的是不確定性因素,所以結果就更為不確定。那麼,在全球將面臨重大災難的概率相對較小的情況下,我們應投入多大的成本來應對它呢?

經濟學家尼古拉斯·斯特恩( Nicholas Stern)曾就全球變暖問題為英國政府撰寫了一份百科全書式的報告。他給出的建議是:世界各國每年應將國內生產總值的 1.5% 拿出來應對這個問題。從現在的情況看,也就是每年要為此投入1.2 萬億美元。

然而,大多數經濟學家都知道,人們一般都不願為了應對未來問題而花費大量的錢財,尤其當這種未來問題發生的概率如此之低時。我們也可以靜觀其變,這樣做的理由在於,在將來的某天我們或許有更好的方案,其成本要比現在低很多。

就經濟學家而言,其所受訓練使之足夠冷血,因而能悠閑地坐下來,鎮定地討論全球性災難的利弊權衡問題,相比之下,其他絕大多數人對此就沒有那麼鎮定了。對於未知的情形,大多數人都會做出過度反應,表現為不同的情緒,例如恐懼、責備、麻木不仁等等。此外,未知情形擾人心煩的一點還在於,會讓我們聯想到最糟糕的情形。(想想上次那個寂靜的夜晚,你聽到臥室外面令人恐怖的腳步聲。)全球變暖可能導致的最恐怖的情形,絕對與《聖經》中的描述無異:海平面上升,高溫煉獄,災難頻發,地球混沌無序。

因此,阻止全球變暖的運動熱情儼然已上升到宗教高度,也就容易理解了。這種運動的核心思想是,人類繼承了一塵不染的伊甸園,卻因為汙染了它而罪孽深重,所以為了使人類免於萬劫不復的災難,我們就必須為此受苦受難。詹姆斯·洛夫洛克或許可被視為這種信仰的教皇。他寫出來的懺悔文字,就像禮拜儀式中人們吟誦的禱文一樣,讓人感覺親切,共鳴自然也會油然而生:“我們揮霍資源,過度汙染地球……要做到可持續發展,現在為時已晚,我們當下要做的就是可持續撤退。”

“可持續撤退”聽起來就有點像懺悔一樣。尤其當我們用這種說法來批評發達國家時,這就意味著減少消費,減少資源使用量,盡量少開車,還有就是要逐漸減少地球人口—雖然這麼說可能很殘酷。

電影《愚昧時代》(2009)劇照。

如果說現代的環保運動有一個堅定不移的守護神的話,那麼毫無疑問,這個神就是阿爾·戈爾,美國前副總統、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他導演的紀錄片《難以忽視的真相》不遺余力地宣傳環保,讓數百萬人了解過度消費的危害。此後,他創建了氣候保護聯盟,這個組織將自身描述為“史無前例的大眾遊說項目”。這個組織最引人註目的地方在於,它開展了耗資3億美元、名為“我們”的公益宣傳活動,以倡導美國人改變揮霍無度的生活方式為宗旨。

同時,任何宗教都有異教徒,當然全球變暖現象也不例外。鮑裏斯·約翰遜是一位接受傳統教育的記者,後來順利當上了倫敦市市長。他讀了洛夫洛克的著作後,將之稱為“神父一個”,並得出了如下結論:“就像至高無上的宗教一樣,對氣候的恐懼滿足了我們懺悔、贖罪的需求,並符合‘技術進步定要遭到眾神懲罰’這種亙古不變的潛意識。正因如此,對氣候變化的恐懼與宗教信仰十分相似,因為這一切都是不可知的:你的懺悔或贖罪行為到底是否有效,你根本就無從知道。”

因為我們塵世的伊甸園遭到了玷汙,認為這是人類罪孽所致的狂熱信徒對此大加哀嘆;與此同時,異教徒則指出早在人類出現之前,這個伊甸園的大氣中就已經自然地彌漫著充斥甲烷的濃厚煙霧,以至於生命差點兒就此絕跡。當阿爾·戈爾倡導人們放棄使用塑料購物袋、不開空調、盡量減少出行時,不可知論者則在不滿地嘟囔:人類活動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僅占全球總排放量的2%,其余98%都源於自然現象,例如植物腐爛。

被視為全球變暖罪魁禍首的溫室氣體,也具有外部效應

一旦將宗教狂熱和科學的復雜性剝離,那麼全球變暖問題就變成了一個極其簡單的兩難困境問題。經濟學家親昵地將之稱為外部效應。

什麼是外部效應?當某人實施某種行為時,其他人被迫為他的行為付出代價。外部效應,即為經濟學中所說的“納稅卻沒有得到相應權利”。

如果你碰巧住在一家化肥廠的順風方向,那麼銨散發的臭味就是外部效應;如果你的鄰居舉辦一個聚會(毫無禮貌,居然沒有邀請你),那麼他們的縱情喧囂就是外部效應;被動吸煙也是。同樣,毒品販子本來是要射殺另一個目標,但流彈卻擊中了遊樂場裏的一個小孩,這也是外部效應。

紀錄片《難以忽視的真相》(2006)部分海報。

被視為全球變暖罪魁禍首的溫室氣體,也具有外部效應。你在後院點燃一堆篝火時,你就不僅僅是在燒烤了,你也在排放某種氣體,雖然其影響微乎其微,但終歸也是在給整個地球增溫。每次你坐進汽車、吃漢堡包或乘飛機時,你都在制造某些你自己並沒有為此承擔後果的副產品。

我們設想一下這樣的情形。有個家夥叫傑克,有一棟他自己建造的漂亮房子。冒著酷暑下班回到家,他就想放松一下,好好涼快涼快。於是,他把空調的溫度調到了很低。這麼做時,他腦海中閃過一個念頭,享受冷風會讓他多交幾美元電費,但這點小錢不足以讓他關掉空調。

他沒有想到的是,他的行為將導致發電廠排出滾滾黑煙。因為要發電,首先就要燒煤,水達到沸點後才會變成水蒸氣,水蒸氣的動力推動渦輪機,進而帶動發電機發電,有了電,傑克屋裏的空調才能制冷。

他也不會想到與開采煤礦和運輸煤炭相關的環境成本及工傷問題。僅以美國為例,過去的一個世紀中,葬身礦井的礦工總數超過10萬,後來死於炭肺的工人人數估計在20萬左右。現在看來,上述種種都是外部效應。令人欣慰的是,如今美國煤炭行業致死人數已大幅下降,平均每年的死亡人數大約為36人。

傑克沒有認識到這些外部效應,因此我們難以責怪他。現代技術如此先進,因此往往隱藏了與我們的消費活動相關的成本。從表面上看,傑克打開空調,一點兒也沒有汙染環境。電就那麼神奇地來了,就像是從童話世界中降臨一般。

如果世界上沒有多少像傑克那樣的人,抑或有好幾百萬,誰又會在乎呢?然而,由於全球人口已突破70億,所有這些外部效應累加起來,就不能小看了。那麼,誰應該為此負責呢?

總的說來,這應該不是什麼十分棘手的問題。我們如果知道某人使用一桶汽油而使人類付出了多大成本的話,那麼我們就可以對司機征收相當的稅費。征稅不一定能誘導他放棄駕車出行,事實上也不應如此。征稅的意義在於,確保司機自己承擔因他的行為而造成的全部成本(用經濟學術語來講,就是“使外部效應內部化”)。

接下來,就可以將征稅所得在因環境變化而利益受到損害的人們中間分配。比如,如果海平面突然升高,生活在孟加拉國低地的人們的財產將被洪水淹沒。只要我們確定合適的稅種,征稅所得或許就能給當地的受害者提供補償。

然而,當真的要通過稅收來解決氣候變化帶來的外部效應時,我們能說的只有四個字:祝你好運!因為困難顯而易見,例如征稅多少以及誰來收稅。此外,我們不能忘記這個事實:沒人能保證溫室氣體不跨越國界。大氣時刻在運動,沒人知道其確切走向,這就意味著你們國家排放的溫室氣體和我們國家排放的已然混為一體、無法分辨。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才會“全球”變暖。

電影《愚昧時代》(2009)劇照。

舉個例子,如果澳大利亞突然決定杜絕碳排放,那麼除非其他國家也都這麼幹,否則這個格調高雅的國度即使費心費力地實施成本高昂的措施,也無法享受到由此帶來的益處。一個國家也沒有權力指示另一個國家該如何行動。近些年來,美國時不時會試圖減少碳排放量,但當美國對其他國家施壓,要求其減少碳排放量時,這些國家會來上這麼一句:“嘿,你們分文未付就一路發展成了工業超級大國,那麼我們國家為什麼就不能呢?”在這種情況下,有誰還能指責它們呢?

當我們無法強制人們承擔其行為導致的全部成本時,他們也就沒有什麼動機去改變其行為方式了。過去,當世界大都市的馬糞泛濫成災時,市民轉而使用汽車,這可不是因為汽車對社會益處更大。他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使用汽車最符合他們的經濟利益。今天,我們要求人們改變其行為方式時,並沒有考慮其個人利益,而是打著大公無私的旗號。阿爾·戈爾所提倡的正是這種方式。然而或許這種方式會讓全球變暖問題更加無解,除非人們心甘情願地將個人利益擱置一旁,投入功德無量的事業中來,即使這意味著個人利益將受到嚴重損害。阿爾·戈爾正設法喚醒人們利他主義的道德意識,以及憎恨負外部效應的良知天使。

火山爆發後產生的全球變冷效應

最不可能被視為具有正外部效應的是自然災難。

1991年,菲律賓呂宋島上一座植被蒼翠但水土流失嚴重的大山開始發出轟隆隆的巨響,隨後天空中彌漫著散發出硫黃味的火山灰。那就是歷史悠久的皮納圖博火山—一座休眠火山。附近的農民和城鎮居民不願疏散,地理學家、地震學家及火山學家及時趕往該地,最終說服大多數居民撤離。

6 月 15 日,皮納圖博火山連續而猛烈地噴發了 9 個小時。多次巨大的爆炸之後,火山頂部形成了巨大的碗狀凹陷,即所謂的火山口,其海拔比火山爆發前低了850 英尺。更嚴重的是,這個地區同時遭遇臺風襲擊。根據有關此次火山爆發的記述,天空“傾盆大雨,濃煙滾滾,並伴有高爾夫球大小的浮石塊”。當時大 約有 250 人死亡,主要是由於房屋坍塌,接下來幾天的泥石流泛濫造成了更多的人員傷亡。得益於科學家的預警,許多人免於災禍,這可謂不幸中的萬幸。

這次皮納圖博火山爆發是近 100 年中最猛烈、規模最大的一次。在最大爆炸發生的兩個小時內,噴射出的火山灰直衝雲霄,達 22 英裏之高。大爆炸結束之後,皮納圖博火山噴射到平流層的二氧化硫多達 2 000 萬噸。這給環境造成了什麼影響呢?

結果表明,充斥二氧化硫的平流層就像一層防曬劑,減少了到達地表的太陽光。火山爆發後的兩年中,隨著二氧化硫的逐漸沈澱,地球溫度平均下降了大約 0.5 攝氏度。過去幾百年來,全球溫度不斷升高,而現在,僅僅一次火山爆發竟然就讓溫度明顯下降,雖然是暫時性下降!

皮納圖博火山爆發還帶來了其他正外部效應。世界各地的森林茁壯成長,因為樹木更喜歡散射的陽光。平流層中的二氧化硫濃度更高,人們因此觀賞到了蔚為壯觀的日落。

電影《改變世界的六度》(2008)劇照。

當然,科學家關註的可不是這些,他們註意到了此中的全球變冷效應。《科學》(Science)刊載的一篇論文認為,如果每隔幾年就來上一次皮納圖博這種規模的火山爆發,那麼“這就會在很大程度上抵消預計將於22世紀來臨的人為變暖問題的威脅”。

就連詹姆斯·洛夫洛克對此觀點也有所認同。“或許我們將被一些偶然事件拯救,例如一系列的火山爆發,其規模、強度極大,濃煙滾滾,遮天蔽日,致使地面溫度下降。但是,只有傻帽才會拿如此不靠譜的概率來賭他們未來的生活。”他寫道。

沒錯,只有“蠢材”才會相信,有人能夠說服火山向天空噴發具有保護作用的臭氣,而且還要以合適的周期來爆發。但是,如果真有人認為皮納圖博火山或許有助於防止全球變暖,這又是什麼情形呢?如果竭盡全力地埋頭苦幹,他們能找出簡單、便宜的解決方案嗎?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又能在哪裏找到這種“蠢材”呢?

原文作者丨[美]史蒂芬·列維特、[美]史蒂芬·都伯納

摘編丨何也

編輯丨羅東

導語部分校對丨李世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