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aron Benanav/文 楊喻童/譯
我們將氣候變化失控的時代命名為 “人類世”（Anthropocene），這個命名已經告訴了你一切關於我們人性的悲哀。人類顯然是貪得無厭的消耗機；我們正在以我們的方式吞噬著生物圈。人類世這個表述似乎在暗示，過度開采石油燃料帶來世界經濟的不斷擴張，使人類世這個概念成為可能——這樣的擴張方式已經被刻入到了人類的基因裏。從這個角度來看，試圖扭轉全球變暖方向很可能是一種愚蠢的行為。可是，難道無休止的經濟增長真的是我們人類的決定性特征嗎？
在歷史上很長的一段時間裏，人類作為狩獵采集者生活，既沒有經歷過快速的經濟增長，也沒有擔心過其消失。我們的天性並不是每天勞作很長時間以獲得盡可能多的東西，而是做最低限度的必要工作以保證較好的生活。
這是南非人類學家詹姆斯·蘇茲曼（James Suzman）的新書《工作：從石器時代到機器人時代的深刻歷史》（Work: A Deep History,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Age of Robots）的核心主張。他在書中問道，我們是否可以學會像我們的祖先那樣生活——也就是說，重視自由時間而不是金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他踏上了穿越人類生存30000年歷史的旅程。
在探究過程中，蘇茲曼充分地運用了他自20世紀90年代自己與納米比亞東部（Eastern Namibia）的布希曼人（Ju/'hoansi Bushmen）共同生活和查閱相關文獻的經歷。布希曼人的祖籍在非洲南部的喀拉哈裏沙漠（Africa's Kalahari Desert）。布希曼人是世界上僅存的一些狩獵采集者（hunter-gatherers），盡管現在只有很少的布希曼人還在堅持使用傳統的覓食方式。
蘇茲曼在《工作》一書中對他在鉆石開采公司戴比爾斯（De Beers）擔任企業公民事務總監以及後來擔任全球公共事務總監的歲月提及較少。他於2007年擔任該職務。大約在同一時間，在博茨瓦納政府將布希曼驅逐出喀拉哈裏沙漠，以便戴比爾斯公司在那裏進行采礦作業之後，為了回應公眾的抗議，該公司將其對一個礦床的所有權賣給了競爭對手GemDiamonds（GEMD）公司，後者於2014年在布希曼以前的狩獵地開了一個礦。該公司後來關閉了該礦場，後在2019年又將其出售，據報道說該公司在這個項目上損失了1.7億美元。
蘇茲曼受雇於De Beers公司，該公司花費巨資進行廣告宣傳，使世界上的中產階級相信，鉆石屬於最稀缺的寶石之一，盡管鉆石是一種最常見的寶石。雖然蘇茲曼很少提及他的工作，但是其工作經歷也可能在書中會有所體現。蘇茲曼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打破現有建立在市場上的稀缺性經濟學（scarcity economics）的支配地位“，從而讓人類逃離“因稀缺感而帶來的無休止的經濟增長需求”這一思想陷阱。 這是一個引人註目的新思想介入，它也揭示了現代經濟學和人類學在作為思考氣候危機導向時的限制。
我們30萬年的人類歷史，有95%的時間裏，人類都是以狩獵采集者的身份生活，飲食包括水果、蔬菜、堅果、昆蟲、魚和一些野味。自從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1776年出版《國富論》以來，我們在很大程度上想當然地以為，對於我們的祖先以及後續像他們一樣生活的狩獵采集者來說，保持生存是一項耗費全部精力的活動。蘇茲曼解釋說，近代的覓食者似乎“長期處於饑餓的邊緣”，“被持續的饑餓所困擾”。
這樣貶損采集狩獵者生活的觀念在西方旅行敘事題材小說以及後期民族誌研究中找到了廣泛的支持。探險家們將現在的狩獵采集者認成了活化石，並將其視為是早期時代的工藝品。然而在現實中，這些狩獵采集者都是活生生的人，他們試圖在相反的歷史條件下極力生存。像殖民帝國和後殖民國家一樣，不斷擴大的農業社區以暴力的方式將大多數覓食者趕出了他們長久以來的家園，迫使他們進入更邊緣的地區。西方的報道讓人們誤以為這些被剝奪權利的難民的生活就像他們的祖先自古以來的生活一樣，而事實上他們的生活通常要艱難得多。
一些持不同想法的思想家為這一通常充滿蔑視的主流觀點提供了一個持續的替代方案。例如，18世紀的法國哲學家讓-雅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認為覓食者是現代人無法實現的理想，而不是我們不堪回首的起源故事。在20世紀，人類學家弗朗茲·博厄斯（Franz Boas）和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evi-Strauss）繼續這一傳統。他們反駁了種族主義者和基於階段性的人類進化理論，表明覓食者擁有復雜而智慧的文化。這些思想家是蘇茲曼觀點的重要先驅，但是在《工作》一書中，他並沒有采用他們的想法。
相反，蘇茲曼關註的是相對較新的 “狩獵之人”會議（"Man the Hunter" conference），這是由美國人類學家理查德·李（Richard Lee）等共同組織的會議。這次1966年的會議標誌著人類學家將覓食者作為經濟元素進行思考，這是決定性的轉變，而也這正是蘇茲曼想強調的一點。李一直對非洲南部名為“孔”（Kung）的布希曼人進行研究，這是一個Ju/'hoansi布希曼的旁支民族。李表明，“孔”人只通過 “適度的努力”獲得他們的食物，使他們比西方先進工業社會的人擁有更多的 “自由時間”。他認為，在我們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裏，人類也可能是這樣的。
這個研究結果可能暗示，自亞當·斯密以來，經濟學家對李的同事馬歇爾·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所說的“石器時代經濟學（stone age economics）”一直持錯誤的觀點。使用現代研究方法，社會科學家已經證實李和薩林斯基本上是正確的（盡管他們可能低估了覓食者的平均工作時間）。對於早期人骨的化學分析已經確鑿地證明，早期人類並非一直在饑餓的邊緣徘徊。相反，盡管工具環境簡陋，他們吃得還是很不錯。那究竟是什麼給予了早期人類這樣相對舒適簡單的生活環境呢？蘇茲曼解釋說，早期歷史的轉折點在於人類學會了使用火的能力。這就給予他們“幾乎無限的能量供應”，從而減少了他們的勞作。
火使食物變得容易消化，當我們烘烤一頭猛獁象，或者一堆胡蘿蔔，烘烤過程中產生的卡路裏量遠高於生的食物。獲取這些額外熱量的能力使人類在進化上比其他靈長類動物更有優勢。黑猩猩幾乎把所有醒著的時間都用來覓食，而早期人類每天只需幾個小時的覓食就能獲取他們所需的熱量。
對火技術爐火純青的使用幫助人類從根本上增加了自由時間。蘇茲曼主張，正是因為自由時間的增加，所以後期才塑造了人類文化的進化。在閑暇之余，人們可以長時間與他人一起玩耍，這幫助了語言、敘事和藝術的發展。同時，我們知道了要照顧那些“老得無法養活自己的人”。這是我們與其他少數物種共有的特征。
火的使用同時在其他方面幫助我們變得更有社交性。近期出土的證據表明，早期人類並不像人類學家和考古學家長期以來認為的那樣，在其生存的整個過程中一直生活在小群體中。相反，當食物資源相對匱乏時，人們會彼此間保證足夠的距離，從而更加容易的確保食物的獲取。相比之下，當食物資源豐富時，早期人類會大量聚集到一起，形成一個短暫的社會形態。在土耳其東南部的哥貝克山丘上（Göbekli Tepe），考古學家發現了一個由復雜圓環和巨石組成的巨石陣。在一萬年間，石陣被數次掩埋並重建，且建造時間是農業社會出現之前。
種種發現支持了一個令人驚訝的論點，這顛覆了我們對過去人類深層歷史的所有看法。狩獵采集者並沒有長期食不果腹，也沒有使自己工作到筋疲力盡還沒能獲得持久的安全感。相反，他們的後代，農業時期的人類才是這樣度過的。與獵人相比，農民的生活方式用托馬斯·霍布斯的名言來說，就是“骯臟、野蠻且短暫的（nasty, brutish and short）”。正如蘇茲曼所解釋的那樣，我們對狩獵采集者和早期農民的相對財富的理解的變化使得在使用火之後三個主要的轉變——（在蘇茲曼看來是）農業、城市和工廠變得更難解釋了。它們的出現不能被講述為一個人類擺脫經濟貧困的進步故事。
要知道為什麼關於人類起源的辯論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你只需要翻開任何經濟學教科書的第一頁。這裏你便會發現“稀缺性假設（scarcity postulate）”，即人類有無限的需求和願望但資源數量有限的理論。每當你打開你的銀行app，發現你只能負擔你放在網上購物車中的一部分東西時，你就會體驗到這個原則的真實性。這就帶來了一系列無休止的計算。為了擁有這個，你必須放棄那個。
經濟學將自己定位為研究我們在稀缺性的限制下做出的選擇，即，如何促進我們的生產能力的分配。經濟效率的每一次提高都會使這些限制松動一點，所以我們中的一些人可以在不剝奪其他人滿足自己需求的能力的情況下多滿足一些自己的欲望。為什麼少數富人能夠在世界窮人實現基本的經濟安全水平之前滿足他們的許多奇思妙想，這一直是經濟界的一個令人不安的問題。但經濟學家向我們保證，無論如何，全球貧困的唯一長期解決方案是更多的經濟增長。
這就是為什麼經濟學家把我們的歷史說成是一個漫長的經濟擴張的故事，好像我們作為人類的任務一直是而且永遠是掙紮著擺脫貧窮從而獲得更多的東西。以這樣的方式看待世界，會給我們思考氣候變化，以及威脅人類福祉的生態威脅，如過度砍伐和捕魚，帶來極惡的影響。如果面對這些威脅意味著使用更少的東西，那麼在經濟學家的眼中，這種限制只能是人性的倒退和反叛。
支撐這種標準經濟學觀點的人性論述，正是蘇茲曼的人類學證據所允許他拒絕的。在現實中，稀缺性假設只適用於人類存在的特定時期。在我們歷史上的絕大部分時間裏，人類都認為自己的物質需求是有限的。家庭將滿足這些需求的工作進行分工，當工作完成後，他們就收工了。
當古人們發現自己擁有豐富的資源時，他們通常不會把這些資源看作是為經濟擴張服務的，而是用於舉辦大型的聚會，就像在哥貝克山丘上（Göbekli Tepe）或者在巨石陣上發生的那些事一樣。在許多文化中，在節日裏贈送甚至以儀式性的方式毀掉自己的財產，是彰顯自己財富的一種常見方式。而世界各地的人們繼續把他們微薄的收入花在精心設計的婚姻慶典和葬禮上，這在主流經濟學家看來是反常的。
哥貝克山丘巨石陣
對蘇茲曼來說，人類學對我們前稀缺時代（pre-scarcity）的洞察力為經濟學中的後稀缺傳統（post-scarcity tradition）提供了支持，他將這與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研究聯系了起來。凱恩斯有一個著名的論點，即在經濟衰退期間，國家應該進行赤字支出，而不是平衡預算。不太為人所知的是，在提出這一論點時，凱恩斯不僅希望穩定西方經濟，還希望經濟有所超越，從而進入一個後稀缺社會，在這個社會中，經濟困擾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從人類的意識中消失。凱恩斯斷言，要想設想這種替代方案，經濟學家就必須重新思考經濟學的本質。
如果你試圖盤問人們的偏好來弄清楚他們為什麼想要他們想要的東西，大多數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會認為你極度可笑。正如蘇茲曼所指出的，凱恩斯並沒有那麼草率。他對人類欲望本質的見解在人類學中極為精明，他把欲望分為兩種類型，他稱之為 “絕對” 需求（"absolute" needs）和 “相對”欲求（"relative" wants）。對於城市居民來說，絕對的需求可能包括像清潔的水、公寓、跑步的衣服和公交車卡。而相對欲求指的是那些意味著社會地位的東西，如奢侈品和高端的教育。我們不可能都是上層人士，就像我們不可能都高於平均水平一樣。基於社會地位帶來的欲求不同，欲求可以是無限的，而絕對需求是有限的。
實際上，長期以來的技術進步已經使我們有可能花費少量的工作時間去換取絢麗的方式來滿足每個人的需求。凱恩斯預言，到他孫子的那一代，我們將擁有大量的建築、機器和技能，以克服任何真正的資源匱乏，從而滿足我們的需求。（包括像21世紀人們對智能手機這樣的新需求）。
當然，我們的許多願望可能仍然沒有得到滿足。但在凱恩斯看來，願望大多是對地位的渴望，而不是對財產的渴望。給每個人一雙Gucci休閑鞋也無濟於事，因為一旦每個人都有一雙，它們就無法作為地位的象征品。只有減少不平等的程度才能緩解整個社會的地位焦慮，因為每個人的地位將相對變得更加重要。凱恩斯認為，隨著生產能力的提高和絕對需求的滿足，人們將減少龐大的工作量同時不再對生活感到沮喪。取而代之，人們將把多於的精力用在各種“非經濟目的”上。從而，凱恩斯認為，在未來的後稀缺社會中，人們可能很享受工作，並且每周只需工作15個小時。
對蘇茲曼來說，他認為凱恩斯關於未來工作市場的見解是機緣巧合。當凱恩斯 “第一次描述他的經濟烏托邦時”，蘇茲曼指出，對采集者社會的學習只是在新興社會人類學學科中的冰山一角。直到20世紀60年代，凱恩斯去世後的20年，我們才開始了解到，在我們歷史上的大部分時間裏，人類作為狩獵采集者，實際上每周工作時長僅約15小時。凱恩斯對後稀缺性未來的願景，更像是對稀缺前歷史的復蘇。人類的 “最根本經濟問題”根本不是稀缺，而是饜足。
蘇茲曼2017年出版的第一本書《不富余的富裕》（Affluence Without Abundance）提出了一個令我們深思的問題。一旦日常工作不再是證明我們身份的核心，我們可以從我們的狩獵采集者祖先那裏學到什麼？
而續集《工作》一書主要關註的是一個相反的問題。盡管我們的本能告訴我們沒必要那麼努力去工作，但為什麼我們仍然要牢牢抓住自己的工作身份？在凱恩斯自己假設的孫子們（因為他沒有直系後裔）長大、變老、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後很久，我們還在繼續長時間工作，消費越來越多，我們對生物圈帶來的威脅也越來越大。蘇茲曼寫道：“人類，‘顯然’還沒有準備好申請其集體養老金。”那麼，為什麼我們沒有用不斷增加的收入來換取更多的自由時間？
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富裕社會》（The Affluent Society）中提供了一個看似合理的答案，他在1958年對戰後美國經濟進行了研究。研究中，他提出，凱恩斯低估了我們可以被操縱從而把相對欲求視為絕對需求的程度。這樣的轉變主要是通過廣告，像戴比爾斯這樣的公司在我們身上創造了我們以前沒有的欲望，然後他們告訴我們，如果想要滿足這些欲望，我們必須購買他們的產品。由於我們購買像鉆石這樣的貴重物品主要是為了保持或提高我們在社會中的地位（用當時流行的說法是 “跟上瓊斯家的步伐[keep up with the Joneses]”），但一旦有太多的人獲得這些物品，它們就會失去神秘感。然後，新的、更難獲得的寶石必定會取代已經失去光澤的舊寶石。
對於加爾布雷思來說，他在20世紀50年代的寫作中提出，我們選擇這種非理性的、無限的生產政策的原因很清楚：重點其實不是為了滿足人們的需求（無論如何，大多數需求都是制造出來的），而是為了保持工人就業和工資增長。換句話來說，擴大生產服務可以分散人們對經濟再分配這一棘手問題的註意力。只要每個人的收入都在增長，我們就不會太擔心誰比誰擁有更多。
但在一個實際工資停滯不前、不平等加劇的時代，加爾布雷思的解釋顯得不再有說服力。蘇茲曼解釋道，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我們開始看到 “大脫鉤”現象，既富人的收入在加速增長，而其他人的收入增長則急劇放緩。日益加劇的不平等應該被富裕的國家政體視為問題所在，然而我們的平均工作周並沒有縮小——事實上，在美國，它已經延長了。
蘇茲曼借鑒了已故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的解釋來補充加爾布雷思的敘述。在《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一書中，格雷伯詳細介紹了充斥在經濟中的大量無意義的工作。比如只用按按鈕的人，成天坐在辦公室裏無所事事的人，種種這樣的工作並不會給經濟帶來實質意義上的價值。然而，格雷伯認為，我們的經濟非但沒有剔除這類工作，反而似乎在每個角落都能找到它。格雷伯假設，大量無意義的工作間接導致了經濟金融化。隨著經濟變得更加註重抽取租金而不是新的生產，社會看起來就更像是新封建社會（neo-feudal），而不是資本主義社會，即精英們雇傭了很多無用的下屬作為展示他們財富的方式。
蘇茲曼對非理性的工作形式為何在整個經濟體中激增有自己的答案，但他從一個新奇的角度看待這個問題。他認為，自農業革命以來，即使我們不需要工作我們也一直在工作，這是因為宇宙的物理規律迫使我們這樣做。這個答案非常奇特，因為它從生命本身的背景條件來解釋人類社會最近的一個趨勢。蘇茲曼本質上認為，大自然已經為我們設定了程序，就像它為其他所有生物設定的那樣，我們需要用多於的工作去消耗我們機體內剩余的能量。由於有很多可用的能量，但沒有什麼可做的，我們就通過工作來釋放我們內心的緊張情緒。
蘇茲曼似乎是通過以下方式得出這一結論的，既然我們人類的天性是不做超過我們需要的工作，而是把時間花在讓我們快樂的追求上——比如和朋友們在一起，做飯和吃飯，唱歌睡覺。那麼，如果我們今天沒這麼做，一定有一些更深層次的機制在我們體內起作用，推動我們勞動，直到我們的精疲力竭，而不是把我們的剩余能量用於追求快樂。對於蘇茲曼來說，這種更深層次的機制最終一定是定位在生物學本身的層面上。
這些論點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弗洛伊德關於死亡驅力=的描述，蘇茲曼推測“生物系統（biological systems）”很可能同樣是自發出現的，因為它們在消耗熱能方面比很多無機形式的效率高很多。事實證明，生命體就是一個創造熵（entropy）或產生無序的省力裝置，在加速宇宙熱死亡的進程中，體能系統便會調用這種裝置。蘇茲曼認為，生命更深層次的目的正在以多種方式自我呈現，而我們剛剛開始理解這一點，即作為工具為“熵，詭計之神 "服務。
例如，從達爾文的工作成果中，我們已經了解到雄性孔雀壯觀的尾羽是它們爭奪配偶的一個進化結果。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羽毛更漂亮的鳥類在和羽毛相對差的同類相比時，並沒有獲得交配優勢。蘇茲曼斷言，像孔雀尾巴這樣高能耗的進化特征，除了“消耗能量”，擺脫過剩能量之外，沒有其他功能。豐富滋生炫耀。
同樣的原則也適用於人類生活中，在某些地質層中，人們發現了大量的 “阿舍利手斧（Acheulean hand-axes）”。我們的祖先顯然有一個習慣，那就是長時間用力敲打巖石，把它們磨尖。早期人類在歐亞大陸和非洲各地制造和丟棄了大量這樣的工具。問題在於阿舍利手斧作為手斧來說是沒有實際用處的。根據荷蘭人類學家雷蒙德·科比及其合作者的一篇有趣的論文，蘇茲曼認為，這些很像孔雀尾巴的斧頭的主要用途是為了消耗多余的能量。生物學將我們的程序設定成了這樣，就像孔雀，當我們有“剩余能量”，我們"按照墑定律消耗它"。
阿舍利手斧
蘇茲曼繼續說，同樣的熱力消耗原則在農業的起源以及後來城鎮和城市的建設中同樣起到了作用。是否存在一種可能性，那就是告訴我們到某個點就不要再工作了的人性已經被我們更深層的工作到死的本性推翻？
蘇茲曼認為這兩個原則，就像弗洛伊德的 “愛神（Eros）”和 “死神（Thanatos）”一樣，在人類的內心深處爭奪著最高的地位。從人性的角度來說，我們認為技術上的突破使我們越來越接近生產的完全自動化，這將使大多數人再也不用工作了。這也是我們突破凱恩斯的後稀缺社會的可能性。然而從另一方面來說，我們的近代政府還在固守著經濟增長和創造就業的概念。這種執念體現出了更加深層的生物力量，這可能會導致失控的氣候將我們摧毀。
令蘇茲曼困惑的問題是，為什麼我們到現在還沒有到達凱恩斯的後稀缺性未來？這個問題已經困擾了兩代經濟學家。但是，蘇茲曼的回答雖然具有啟發性，但最終並不令人滿意。所有的生命都可能會遵守熱力的命令來消耗剩余的能量，但人類肯定可以找到其他的方法來做到這一點。人們甚至可以每天舉辦派對來組織自己的生活，而不是繼續充當後資本主義的工作齒輪。但是社會必須保持現狀是有其他的原因。
我們最好從凱恩斯本人身上尋找答案。凱恩斯遠遠沒有把每周15小時工作制看作是資本主義發展的自然進化結果。在寫完關於後稀缺性可能性的文章後，他把余生的大部分時間用於解釋那些阻礙人類到達到後稀缺的力量。
凱恩斯認為，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在沒有政府幹預的情況下，不再能快速增長以維持對勞動力的高需求，這種現象被他的弟子阿爾文·漢森（Alvin Hansen）稱為“世俗停滯”（secular stagnation）。凱恩斯說，在我們生產出足夠的建築、機器和設備來滿足全人類的需求之前，這些固定資產的投資回報率將低於平衡私人投資者的風險所需的水平。換句話說，早在我們達到後稀缺性之前，資本主義繁榮的引擎就會讓位。其結果不是所有人都減少工作周，而是許多人就業不足，其余人工作過度。
當人們考慮到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經濟增長率的長期下降，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現在有更多的經濟學家說凱恩斯是正確的。由於已經有如此多的生產能力，購買新工廠和設備的回報率已經降為低等級。私人投資者越來越不願意投資於經濟的擴張，所以經濟增長率下降，平均失業率上升。
各國政府面臨著巨大的壓力，要讓我們停滯不前的經濟重新走上正軌。為了恢復經濟增長率，一個又一個的國家試圖通過放松經濟管制，減稅，減弱公會的力量來吸引更多私人投資者進行投資。這樣的做法不但增加了低質量的工作，同時導致了不平等的增加。但是這樣的做法對於恢復經濟增長的引擎卻沒有什麼作用。
凱恩斯認為停滯將標誌著資本主義發展的終點，這種想法並不是獨一無二的。他與其他悲觀的科學從業者的不同之處在於，像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一樣，凱恩斯將停滯視為一種機會，而不是一場悲劇。密爾在19世紀40年代寫作時，曾經期待著經濟增長的結束。他認為：“迄今為止，所有的機械發明是否減輕了人類日以繼日的勞累，這是值得懷疑的。” 一旦私人投資的流量降到幾乎停滯，穆勒將其稱之為“靜止狀態（stationary state）”。靜止狀態的出現可能會最終讓社會開始利用其財富來改善普通人的命運。為了創造這樣的情況 ，我們需要增加公共投資：提高工人的教育水平，減輕他們的勞動負擔，並轉變所有權結構，創造一個合作經濟。
凱恩斯曾被大家曲解，認為他主張在停滯的條件下，通過政府刺激私人需求，可以使資本主義經濟復蘇。相反，正如經濟學家詹姆斯·克羅蒂（James Crotty）指出，凱恩斯把自己列為穆勒傳統的遵循者。他稱自己為“自由社會主義者（liberal socialist）”。他所想象的是，在經濟停滯開始後，可能會出現一系列的公共投資，這將取代私人投資成為穩定經濟的主要動力。這種公共投資的介入不是為了使私人投資更具吸引力，而是為了通過提供公共產品直接改善我們的社會。
那麼，為什麼這種後稀缺性的未來沒有實現呢？顯然，凱恩斯對政府在資本主義經濟中的作用以及改變過於樂觀。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因為他認為世界將更多地通過改變思想而不是物質利益來轉變。其他的經濟學家對於後稀缺社會的看法則沒有那麼天真。加爾布雷思談到了支持生產政治的“既得利益”。穆勒在談到這個問題時，思想與馬克思非常接近，他談到“所有特權和權勢階級都會為了一己私利而運用他們的權力”。社會精英們絕對不會讓經濟發展這個引擎停下。也不會放棄他們的公共權力。他們不會讓私人投資者掌舵方向盤，除非迫不得已。
蘇茲曼還批評凱恩斯認為經濟精英將帶領我們走向 “應許之地”，然而在他的敘述中，“雄心勃勃的CEO和有錢人”卻漸漸從背景中淡出。蘇茲曼試圖將《工作》寫成一本試圖覆蓋人類經濟生活的巨作，然而《工作》一書卻忽視了“富人”如何持續擁有比窮人更多的權力這一要點。
直到最近，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都認為經濟階層的出現是與特定的技術突破同步的，譬如農業或者城市生活的出現。蘇茲曼引用了一些考古學證據證明了這個論斷的不正確性。他寫道，許多早期農業社會甚至城市社會仍然是采用“堅定的平等主義（assertively egalitarian）”， 包括 "土耳其的恰塔霍裕克（Çatalhöyük），這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最古老的類似城市的聚落地。"
然而，在摒除了這些解釋之後，蘇茲曼繼續論證，經濟精英的誕生只是另一項科技發明——書寫技術的副產品，他認為，隨著勞動分工變得更加復雜，文字工作者和商人由於其行業的重要性不斷增加而獲得了權力 。
人類學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解釋了為什麼這種對於基於文字的經濟精英起源的敘述是不令人信服的。書面文字的發展不可能催生統治，因為文字是統治的主要產品之一。征服者在5000年前就開發了文字系統，以便對他們所征服的民族進行財產統計和征稅。這些稅收反過來讓征服者從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並成為小君主。新月沃土（Fertile Crescent，古代農業地區，中東的阿拉伯世界）最早的國家是脆弱易崩潰的，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帝國不斷壯大，征服了全球。
蘇茲曼將火、農業、城市和工廠列為人類歷史的關鍵事件。但國家的出現是人類歷史一個劃時代的過渡，其重要性與其他四個事件相同：從深刻的歷史角度來看，“富人”決定國家政治規則的能力，以及阻止“窮人”奪取權力，即使在代議制民主制度下，國家也必須被算作減緩我們走向後稀缺時代的重要力量之一。由於缺乏政治理論，《工作》一書最終幾乎完全回避了我們該如何實現這種轉變。
在這本書的最後幾頁，蘇茲曼 “建議給予全民基本收入”，“將稅收的重點從收入轉移到財富”，以及“將我們給予人類和公司的基本權利擴展到生態系統、河流和關鍵的棲息地。"但蘇茲曼並沒告訴我們哪裏可以找到支持這些政策的選區，或者如何建構為這些目標共同努力的聯盟。《工作》中政治的缺失顯然與該書處理另一個關鍵技術變革的方式有關，不是文字的出現或國家的發展，而是生產的自動化。對蘇茲曼來說，自動化是解釋人類現今經濟問題的關鍵，也是打開通往後稀缺時代的入口的關鍵。
《工作》的核心理論是，自動化和人工智能已經釋放出大量的過剩能量，而這些能量需要找到一個釋放的途徑。在蘇茲曼看來，這個釋放口便是服務業的擴張。比如美國，服務業的雇傭率高達90%。這便是能量過剩的事實。即無論何時何地，只要有大量持續的能源過剩，人們（和其他生物）就會找到創造性的方法去解決能量過剩，而方法便是創造工作。蘇茲曼認為，自動化解釋了為什麼不平等從1980年代開始惡化。當時，“技術擴張”已經在“蠶食勞動力，使財富集中在更少的人手中”。蘇茲曼援引卡爾·弗雷（Carl Frey）和邁克爾·奧斯本（Michael Osborne）的一項著名研究，聲稱目前所有工作中的47%將最早在2030年之前被自動化淘汰。
如果蘇茲曼所說的是真的，要實現後稀缺時代，與其說需要改變政策，不如說需要一場文化革命。這可能就是為什麼蘇茲曼沒有把重點放在具體的政策處方上，而是簡單地表達了希望有催化劑這樣的想法。如“迅速變化的氣候”和“被系統不平等點燃的民眾怨氣”，又或者如病毒肆虐，這些將會動搖人們的理智。
然而蘇茲曼對自動化的看法是錯誤的。他沒有註意到弗雷和奧斯本的研究的局限性，其作者也公開承認了這一點。該研究沒有區分部分自動化的工作和完全自動化的工作，也沒有說明工作將被削減的時間間隔（假設它們會被削減的話）。後續研究表明，只有14%的工作可能在未來幾十年內被自動化淘汰，比過去幾十年完全自動化的工作還要少。
事實證明，熵對服務業擴張的解釋是相對糟糕的。醫院和學校的就業率穩步上升並不是為了發泄我們多余的能量，而是因為這些職業隨著時間的推移很少出現自動化。我們想提供的保健服務越多，就越需要雇用更多的醫生、護士和家庭和健康助理。
只要還有很多工作需要人去做，人類就不可能看到工作的完結。要實現後稀缺時代，反而需要我們重新組織工作，使其在更能滿足工人的同時，更好地去滿足需求。這樣的重組必然會是一個復雜的政治過程，我們需要建立新的機構，並建立民眾對專家的信任，還要讓他們的建議經過民主審議。我們不可能輕易地按下一個按鈕就能抵達後稀缺時代，相反，我們必須通過詳細的分工來進行協調。在這方面，我麼能從祖先那裏學到的東西很不幸是非常有限的。
蘇茲曼以及其他人類學家，如括斯科特、格雷伯和格雷伯的合著者大衛·溫格羅（David Wengrow）匯集了現有的證據，證明人性與經濟學家長期以來引導我們去相信的東西有很大不同。他們認為我們人類有能力“緩和我們個人的物質願望”，但正如蘇茲曼所建議的那樣，只有當我們解決目前不可持續的經濟和社會不平等水平時，這樣得想法才會變得可能。然而，如果像蘇茲曼那樣，從人類豐富的前稀缺時代尋找鼓舞人心的例子，可能會讓我們對實現後稀缺時代的機會更加絕望而不是樂觀。
畢竟，作為蘇茲曼調查的核心，狩獵采集者主要通過像薩林斯所說的“禪（Zen）”的道路來維持他們的富裕生活。他們將自己的物質財富限制在他們能夠攜帶的範圍內。就如在穿越沙漠的長途跋涉中，任何太大、無法隨身攜帶的東西根本不值得擁有。同時，為了維持旅行中的平等地位，采集覓食者會進行“需求分享”。每個人都有權力索要其他人的財物，一般來說，他們都會提出很合理的要求。現今社會下，我們根本不可能回到那樣的遊牧生活方式，也絕對不會接受我們個人財產受到如此嚴格的審查。
最重要的是，蘇茲曼在《工作》中所關註的采集覓食者群體是圍繞著所謂的 “即時回報 （immediate-return）”經濟來組織他們的生活的，他們不為第二天做計劃，更不用說明年了。（格雷伯和溫格羅所描述的更復雜的“延遲回報（delayed-return）”的采集覓食者社會可能有更多的例子，但卻不那麼平等）。相比之下，生產我們認為對我們的繁榮至關重要的商品，包括為數十億人提供供暖、電力和交通，並以可持續的方式做到這一點，將需要大量的規劃。如果人類學家所記錄的前稀缺時期的生活形式是後稀缺時期生活的關鍵，那麼，我們似乎是註定要失敗的。現有的傳統後稀缺性經濟學同樣在建立未來社會方面有所不足。
在20世紀，有很多人嘗試公共替代方案來限制甚至取代私人和利潤經濟增長引擎。但回看歷史，上世紀中期凱恩斯主義的福利國家和赫魯曉夫時代的蘇聯社會主義，兩者最終都陷入了世俗的停滯和隨之而來的社會危機中。
鐵幕後的技術官僚們試圖從中央站點管理他們日益復雜的經濟，就像通過遙控器遠程控制一樣。這樣做使後稀缺時代的實現成為不可能，因為它使未解決的緊張局勢不斷積累，大量的人變得不滿。技術官僚收集信息並提供激勵措施，從而生產了一些被操縱或忽視的社會角色。由於對如何管理自己的生活沒有太多的發言權，大量的人脫離了工作和社會，或者進行了反抗。在西方，結果是通貨膨脹和罷工；在東方則是是經濟短缺和人民廣泛的不滿。
我們不應該試圖恢復久遠的過去或者讓自己與現今的人性理念接軌，我們應該創造新的結構，促進我們去往21世紀的新目的地。我們不應該設定去火星的路線，為了跟埃隆·馬斯克（Elon Musk）和傑夫·貝佐斯（Jeff Bezos）在那裏度假，而是應該設定路線通往一個後稀缺時代的地球，在這裏埃隆和傑夫的財富被沒收並用於更好的目的。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我們需要克服困擾十分之九的人的不安全感，同時也要減少和改變我們的工作。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我們將要改變投資的功能，正如凱恩斯所建議的那樣。要使投資不僅是公共的，而且是民主控制的。擺脫了“稀缺經濟學”的束縛，我們將以新的方式為 “詭計之神”熱力服務，將多余的能量不僅用於追求效率的提高，或用於制造工程師夢想的任何形式的阿舍利式的手斧，而且還用於為其他各種目的服務，如正義和可持續性，科學和文化，當然，也不能忘了舉辦派對。
（本文原載The Nation2021年10月4日刊，原標題為“Making a Living：The history of what we call work”，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society/james-suzman-work/）
責任編輯：朱凡
校對：徐亦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