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見邊吃包子邊走路周公解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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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順/口述

孔寧婧/撰文

我是王德順,今年85歲了。2015年,我79歲,因為在國際時裝周發布會上,光著膀子走T臺,火了一把;今年夏天,我去學開飛機,刷新了中國飛行學員最大年齡記錄,被大家知道了,又感嘆85歲上天飛行真是不容易,說我老當益壯。

從49歲開始北漂到現在,我幹了不少事。演啞劇、演“活雕塑”、學騎馬、學騎摩托、走模特步、健身遊泳、開飛機......有人叫我“中國最酷爺爺”,其實對我來說,倒沒想著非得挑戰自己、突破自己,只是從小到大的性格如此,想到的,就要去做到,還要做到最好。

我愛運動,出行多是自己騎自行車,一直騎到今天。

1936年,我出生在遼寧沈陽,父親在一個工廠的大食堂裏,做了一輩子廚師;母親是個家庭婦女,她生養了我們兄弟姐妹九個。我在家裏排行老二,上頭就一個大哥。

我們這些孩子是散養長大的,扔出去自己玩,我母親的任務就是把孩子餵飽,不餓死。一大家子都靠父親一個人,一個月45塊錢的工資過活,所以家境是很困難的,每天都是窩窩頭、白菜湯,白菜湯裏如果有幾塊豆腐,那就是好菜。

從小父母對我們沒有什麼教育,自己愛走什麼路自己走。那個年代,上學沒有學費,我最開始也跑去上學,但五年級沒念完,就念不下去,出去找工作了。我考去了沈陽電車公司,當一個售票員,那年我14歲。

幹了兩年後,我大哥抗美援朝復員回來。到家裏一看,我在電車廠幹賣票收費的活,立馬就對我說,你不能幹這個,你需要讀書去。然後我就辭職,又回去讀書了。我特別聽我大哥的話,他是我的偶像,我什麼都向他學。他唱歌好,我也想學唱歌,他朗誦好,我也去學朗誦。我們在泳池裏遊泳,看見他去十米跳臺跳水,我也跟著跳。

因為耽誤了兩三年的課程,我已經不能上正規的學校了,只能上私立的補習學校。小學的課程基本不學了,直接學了初中、高中的課程。19歲,我到了沈陽第一家軍工廠,去那兒做了一名電工。一個月的工資是42塊5,這是一級工人的工資。

這幾年書肯定是沒白念,那會兒去軍工廠也是要考試的,起碼得有一定文化才能當工人,跟我一起考進去的大概有五六十個人。進去後分不同工種,每個人報自己有什麼特長,我報了電工。“電”相關也算不上我的特長,但我從小就對自制蒸汽機、直升飛機這些東西特別感興趣,動手能力也比較強。

60多年後,我終於實現了開飛機上天的兒時夢想。

1958年的時候,蘇聯專家來中國,在工廠裏挑選有文化的學生做學徒。工廠一共三千多人,只選三個,我是其中一個。蘇聯專家教我們怎麼用大炮打飛機,指揮儀怎麼使。還沒等教完,1959年蘇聯專家就撤走了。後來,我就開始去沈陽工人文化宮報各種興趣班,學各種東西。

工人文化宮裏有教舞蹈的、有教唱歌的、有教演戲的,還有朗誦,什麼興趣班都有。受我哥哥的感染,我也喜歡搞文藝活動,就把這些班都報了,下班後就跑去學。哪個班都不收費,你只要來學就行,而且都是專家教課,沈陽音樂學院的院長和教授都在那講課。

在文化宮裏還有一些演出機會,1959年的時候沒有電視,都是語音員在電臺演廣播劇。我當時的聲音挺清脆、洪亮的,在廣播劇團裏老能演主演,我就在想,或許我可以演話劇?這時候萌生了這樣的念頭。

正好我們工廠歸軍隊後勤部管,軍隊組織了一個演出隊,就把我選進去了。可能因為我長得像是個正面人物形象,在隊裏朗誦、唱歌、演歌劇,一場戲裏面好像從頭到尾都有我。

演出隊去全國各地的軍工廠巡回慰問演出,每個地方待一周的時間。全國軍工廠有很多,我們巡演了將近一年的時間,到處轉,這一趟回來之後,我覺得我能演戲。我就到沈陽軍區抗敵話劇團,大門口放了塊他們寫的招聘牌子,一看到我就自個兒進去了。我說,你們要不要學員?我想來考試。裏面的工作人員問,你是幹什麼的?我說,我是軍工廠的工人,他就讓我在那兒等一會兒。

過了一會兒,來了好多軍人,我一看,這些軍人我都認識啊。因為沈陽軍區抗敵話劇團當時盡演些電影,拍電影軍事片,這些片子裏都有他們啊,像田華、王心剛什麼的,這些大演員都在。他們就給我考試,讓我唱個歌、跳個舞,演個小品。這些個我都在文化宮學過了,我很輕松的,一遍一遍都做了。做完之後,他們說,行了,你回單位等著去吧。

沒過幾天,軍工廠的廠長就找我了,說抗敵話劇團讓我去報道,我知道我考上了。我在工廠待了5年後,1960年去了抗敵話劇團,在那裏,我演了10年的話劇。抗敵話劇團屬於部隊文工團裏的,這就算參了軍,當了文藝兵。進部隊之後,正規的那一套部隊訓練都得有,先得把你練得像個兵了,站有站相,坐有坐樣。

1968年,我在沈陽軍區抗敵話劇團,當時我還是一個小戰士。

話劇團講求“一專多能”,這是當時的口號,意思是,你的專業是話劇,但你還要有別的能力,你得會唱歌、會跳舞、會說山東快板。為啥呢?我們要去給戰士做慰問表演,有的地方戰士不多,就需要演些小節目。我記得有一次去慰問戰士,哨所在四千米高的山頂上,上面只有一個士兵,我們也覺得這是職責,執意要去。好幾個人給這一個人唱首歌,打個快板。

除了慰問演出之外,我們也演一些戲。比較多的就是戰爭、革命題材的,我在的劇組演《年輕一代》,我是男主角。這批學員裏,我年齡最大,24歲,老同誌演出劇目時,人員不夠了,就把我調到另一個隊裏,覺得我比較成熟。

我們那時候都特別聽話,完全服從組織安排。團裏大家都20多歲了,但不許談戀愛,你想我們這麼多學員,十個男生十幾個女生整天待在一起,待了十年,互相沒有感覺那不可能,但誰都不敢談戀愛。直到60年代,我們沒人管了,才兩兩配成對兒。

1966年,我第一次談戀愛,也是這輩子唯一一次。她也是我們團裏的女學員,團裏這麼多人,只有她一個人,看我的目光眼神不對,我感覺到她可能對我比較有好感。跟她在一起後,我說,你做我媳婦吧,她就是我現在的老伴兒。

1968年,我和同是沈陽軍區文工團的女演員結婚了,軍人生活讓我們懷念終生。

1970年,我從沈陽復員到長春,1974年才到了長春話劇院,繼續演話劇。一直幹這行,我從沒覺得乏味。我很享受演戲,到現在都能記得,演完戲後,觀眾的那種熱情,掌聲、呼喊,讓我特別驕傲。

從舞臺上走下來,我和妻子一塊兒,經過菜市場的時候去買菜,在那兒挑菜的時候,哪個菜最便宜,哪個菜已經爛了要扔掉了,我買哪個菜。那是70年代,我掙得工資就這麼多,一個月50多塊錢。

我想,我在舞臺上那麼輝煌,觀眾那麼熱情,他們把我看成“神”似的,這麼一個好演員,下臺後買菜是這樣一個狀態,心裏的落差是相當大的。那個時候演員的工資普遍都是這樣一個水平,能勉強維持生活的水平。

1973年,我和妻子去吉林北山遊玩。

在演戲上,我也有過磕磕絆絆。我演話劇的時候,學習的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體系,它主要告訴你,你要把你演的故事當成真事兒,要真哭、真動情, 追求把自己完完全全投入到角色的情感裏去。

1979年,我演《萬水千山》裏的教導員李有國,按照劇本設定,李有國昏倒後被警衛員喊醒,繼續帶著大家一起前進。

有天演出時,我演到昏倒的戲份,演警衛員的人怎麼叫也叫不醒我,我真的激動得昏過去了。一個演員背過身,衝著我嘴上,“啪”一個嘴巴子,“王德順,該你說話了!”把我打醒了,另一個演員給我提詞,“讓革命......”,“讓革命騎著馬前進!”我這才想起這句詞,說完後,大幕哐哐拉上。

這劇演完下來後,騎車回家的路上,我特別高興,覺得進入了那個狀態,我連昏迷都能體驗到了,我研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研究到家了啊。走著走著,好像突然又要昏倒了,我就把自行車一扔,“咣”地躺在了雪地上,那時候是大冬天,長春的雪老厚的。

我想這怎麼回事?

第二天到醫院去檢查,醫生說我是植物神經紊亂,竇性心律不齊,是心臟病。如果演戲要再這麼投入,很快就變成神經病了,我第一次感覺到問題的嚴重。不僅不能演,看戲也不行,換了別的演員上臺後,一演到那個地方,我在下邊又要昏倒了。我一想,完了,我的演員生涯是要到此結束了。1980年,我停了一年沒有演戲,改做行政工作。

當時我已經有了一兒一女,女兒那年11歲,考進了中央音樂學院附小,妻子舍不得孩子一個人去北京,為了陪讀,就考去中央戲劇學院。我一個人帶著兒子在長春話劇院演戲,兒子跟我一起演,他一般演劇裏面的小孩。

1979年,我們全家在沈陽老家的合影。

加上業余表演的時間,前後我演了30年的話劇。從話劇轉去演啞劇,要從一次中央戲劇學院副院長丁揚忠到我們劇院講課說起。他講布萊希特理論,說作為演員,演戲就是演戲,你不可能成為戲裏的人,好的戲就是你通過外部形體來表達內在情感,觀眾認可你,你的情感到位了,就完成任務了。我突然一下子開竅了。

表現出來像真的,那就是演員的功力。從那以後,我琢磨怎麼用形體來表達情感,各種動作、表情,這個就是啞劇,不說話,做一個動作就能表現出來。我開始在戲裏面嘗試這種表演方法,為了深入研究,我就到長春市聾啞學校給聾啞孩子們排啞劇。

1986年,在拍攝造型啞劇劇照後,攝影師在劇場為我們留下一張全家福。

那時候,中國的戲劇史上還沒有啞劇。我妻子去中央戲劇學院導演進修班讀書時,有一個奧地利的啞劇演員去他們學校演啞劇,看完之後,她就明白了啞劇是怎麼一回事。那個啞劇演員演完後,非常幽默地說,我今天在這兒就給你們講這些,如果你們還想看,請把椅子搬到文化宮去,我在那裏還有一場演出。

有不少學生真的去了,但學生都沒有票,有的翻墻進去,被抓住後讓人轟出場了。我妻子就給後臺打電話說,我是中央戲劇學院的學生,這位啞劇演員邀請我們來看,並且我的丈夫正在研究啞劇,所以我需要看。工作人員拿出來兩張票,給了她。

看完後,她回來告訴我,啞劇究竟是怎麼回事兒。我自己也演,但都是瞎摸索,有了一點借鑒,立馬豁然開朗。我立即動身去北京,專門去找丁揚忠,把在表演上的經歷跟他從頭到尾說了說。他聽完,邀請我去參加中戲的第一屆布萊斯特學術研討會。

在會上,我演了自編自演的“農夫與蛇”的故事。結束後,德國大使館的文化參贊就邀請我去參加世界啞劇節。

1987年,在德國科隆,我參加第十二屆國際啞劇節,這是中國啞劇第一次登上國際啞劇舞臺。

我以為是說著玩玩的,沒想到,人家真給我發邀請信了。我那時候還沒有成熟的啞劇作品,表演的都是小片段,而一臺正式的啞劇,時間得夠一個半小時。我妻子一聽我已經答應人家要去了,就說,那開始排吧,當時距離世界啞劇節只有兩個月的時間。

我妻子是個創作高手,一個禮拜她就能想出一個節目。兩個月後,一臺完整的啞劇創造出來了。我們要帶著這部劇,去北京,給德國大使館審查。我們一家在北京沒有房子,也沒地方住,只能找到一個沾點兒親、帶點兒故的人,就到人家家了。四口人,借住在一張大床上。

啞劇《殺雞取卵》劇照,這是我的啞劇表演中一個重要劇目。

沒等到演出,人家真親戚來了,把我們從家裏攆出來了。北京三月份的晚上,外面下小雨,我們一家到王府井的地下通道躲雨,一看地下通道裏,要飯的、彈棉花的,什麼樣的人都有。我妻子說,就缺藝術家了,咱們給補上吧。就這麼在地下通道蹲了一宿。

第二天天亮,妻子讓我趕緊回去,看看人家親戚是不是出去旅遊了,借機睡一會兒,當天晚上就是德國大使館的審查演出。我太困了,一直睡到下午四點,突然驚醒,想到還有好多事沒辦,晚上演出的舞臺還沒有整理,燈光也還沒對,這麼多事沒做。我拼了命地跑,跑到中國對外公司劇場,一看,幕條整齊了,地毯鋪好了。是我妻子一個人早早來到劇場,把這些起碼十幾個人幹的活兒全都幹完了。

晚上七點,我穿上演出服上臺。那天我演得出神入化,整個人的狀態一下子奔放出來,平時做不了的動作,全部超常發揮。演完後,德國大使館的文化參贊說:“太好了,就讓這一臺到世界啞劇節去。”我聽到,腦子“嗡”一聲。此前,我們一直把這件事當作一個“餅”,畫餅充饑,等於是精神支柱,現在是幻象成真。

德國啞劇節演出後的聚餐。

參加世界啞劇節的經歷讓我有了信心,堅持繼續編演啞劇,也給了我離開長春,開始北漂生活的動力。我覺得啞劇在長春不會有觀眾,一定要去文化的中心演才行。那一年我48歲,從德國回來,開始了北漂生活。

來北京之後,長春話劇院就把我除名了,在北京也沒有進劇團,我們一家四口一臺戲。那些演出作品都是我們一家四口共同的成果,就像是我們的孩子。妻子給我編劇,女兒給我鋼琴伴奏,兒子主持報幕。我們四個人在10年多的時間裏,每天都在一起。

還是沒地方住,找親戚朋友、同事介紹,哪兒能住兩天就住兩天,有時候一個地方能住幾個月,有時候一兩天就被人趕走了。打開地圖,北京的東西南北中,沒有我們沒住過的地方。

八年,我們流浪了八年,沒有自己的房子。但那是我們最快樂的時光,演出結束了,在回家路上的那種快樂,討論著剛剛的演出有幾次掌聲,站在馬路邊吃熱氣騰騰的包子充饑......雖然不知道要往哪走,哪裏是家。

1990年,我去參加奧地利啞劇節。

我們所有的精力都在演出上,如果沒有演出,沒有這個精神寄托,這樣漂泊的生活我肯定過不下去。我的向往就是啞劇,是我們家庭自己創造的,我們要經營它、發展擴大它,要讓全國人民都能看到啞劇這種表演形式,還想讓世界人民都看到,中國也有啞劇。

因為參加過世界級的表演,我有很多機會出國演出,去法國、瑞士、奧地利這些國家。在國內的演出費常常是一兩百塊,主要都是在各大學校裏演,到國外演出掙的錢就比較多了,一次有一萬塊人民幣。國內演出的錢基本就夠我們生活了,國外演出的錢就存起來。

1994年,我們全家一起去參加上海國際啞劇節。

1993年,我用攢下的錢,在沙河買了一個三居室的房子,那一年我56歲了,才有屬於自己,落腳的地方。

57歲時,我又經歷了一次在表演上的轉型。1994年,羅丹博物館到北京來展出,我去看雕塑,買了一本雕塑的畫冊給妻子看。她看了大概不到10分鐘,就跟我說:你又要有作品了。如果能跟雕像一起演出,它不動,你一個人動,根據你動作的變化來推進情節,動作和感情一變,這不就有故事了。

在巴黎羅丹博物館,我站在夏娃雕塑旁與她合影。

這想法太獨特了,跟啞劇表演也有點兒像,全世界還從未有過一個演員跟雕像在舞臺上演出的。一個動作維持一分鐘,我排了一個半小時的一出劇。劇目有了,我就去找表演場地。我向當時國際藝苑酒店的老板劉旭毛遂自薦,他是版畫家,懂藝術,一看這些照片,他就激動了。

為什麼叫“活雕塑”呢,並不是說要去演一個雕塑,而是把自己當成雕塑,通過表演體現雕像的情感,讓觀眾覺得,雕像也“活”了。演活雕塑一方面受到羅丹雕塑展的啟發,另一方面,我確實年齡在變大,體力上演啞劇慢慢跟不上了。

1993年12月1日,是我的第一場活雕塑演出,在國際藝苑酒店的大廳裏。我請美術學院的學生做了三個雕像,一個是哀求的女人、一個是夏娃、一個是永恒的春天,我和這三個女人演繹三段故事,主題是苦難的愛情。演出之前,我給各個大使館發了邀請函。

那天的現場本來是五十個座位,擠進去一百多人。我把自己全身塗滿了青銅色的油彩,音樂一響起來、燈光一亮起來,舞臺上一出現雕塑,所有的觀眾都湧到臺前,很多記者拍照,第二天全世界的媒體都報道了,新華社、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港澳臺各家媒體都發布了。

後來又在中央戲劇學院演了一次,一百多個座位的劇場裏,一下子擠進來幾百人。我擺一個姿勢、做一個動作,就一片掌聲,那天晚上的演出可謂是瘋狂。 但是演完後,戲劇學院副院長的一番話說得特別直接,他說,王德順,你演這個活雕塑,你可“活”不了。現在大家都看娛樂、看小品,誰看你這麼嚴肅的藝術。他讓我不要被今天這個場面迷惑了。

我在後臺化妝,準備活雕塑的演出。

他說得沒錯。之後的商業演出,都很失敗,我去哪裏給別人介紹活雕塑,人家都說看不懂,不能接受。第一次售票演出,是在西安的一個豪華大酒店,我在演,我妻子跑到觀眾席後面看觀眾的反應,有人拿著大哥大在劇場後面大聲說話,被我妻子給請出去了。

還有一次,一個意大利搞遊樂場的老板,邀請我去五棵松的公園參加嘉年華,總共演十四場,隔一天一場。我看到旁邊的港臺明星音樂會,臺下有好幾千觀眾,我這邊的舞臺下,觀眾不足十個,心裏的挫敗感還是很強的。這回我明白了,為什麼戲劇學院的院長說我的活雕塑“活”不了。

就在我最痛苦、最苦惱的時候,瑞士歐米加手表的百年慶典邀請我去演出。他們要在中國各大城市巡回展演,想找一臺嚴肅高雅的藝術,和品牌的調性相匹配的。他們在北京,看了好多臺節目,最後只選中了我的活雕塑。跟著他們在全國演了一圈後,我意識到,我的節目是有固定的受眾群體的,國際上是接受我的,這才從挫敗中解脫出來。

不管演什麼,演戲這件事是貫穿我生活的,我的本職工作就是一個演員。我有很多嘗試,都是在為做好這個工作做努力。65歲學騎馬是為了拍一個叫《天地英雄》的電影,這個電影從頭到尾都是騎馬打仗。當時我去試戲,導演說我什麼條件都符合了,就看馬術能不能通過,馬術得練到什麼程度?撒開手也能掌握馬奔跑的方向,騎在馬上還能打仗。

2014年,我在無錫拍攝《七武士》,其中打戲不少,戲裏我又騎馬了。

這一聽就很有難度,但當時也沒覺得有壓力,我相信我能學會。我到北京馬場訓練,其他人都是騎半個小時,下馬休息一個小時,我一上午四個小時都騎在馬上。我知道我年齡大了,身體條件肯定差很多,只能通過努力去彌補。一天八小時,每天都這麼練,足足兩個月,我做到了撒開手,不牽馬繩,用兩條腿控制馬跑的方向,雙手耍著刀。

78歲時,我還在劇組開重型摩托。演戲之前,副導演問我電瓶車能不能開?我說可以啊,到了現場,給我一臺大摩托,讓我踩油門剎車,跟電瓶車完全不一樣,那麼多開關得控制。副導演說沒練的時間了,讓我直接上去試試,當時的試戲場地在北京後海的胡同裏,人和人走路的時候都擦肩摩背,一騎兩邊都要撞到人,根本沒辦法騎。

沒過多久,這戲就在天津正式開拍了。我按照導演的要求騎著轉了一圈,最開始沒什麼問題,後來一腳油門踩下去,沒控制住,直接衝著攝像機去了。車子往前衝的過程中,我想要是撞上了,攝影機肯定得全碎,於是當機立斷,一下子把摩托車扔了出去。我自己也摔出去了,摔得挺嚴重。

我爬起來後說的第一句話是:先別上醫院,把這個鏡頭拍完再說。拍完之後,我才去醫院檢查,還好腦袋沒事,也沒有骨折。妻子陪我在天津拍戲,她住在賓館裏,我回賓館後什麼也沒跟她說,就躺到床上了。當時正好是足球世界杯,一直播到晚上,我躺著看了一晚上,其實是身上疼得不能動,韌帶都挫傷了。這一摔,疼了我一年,我瞞著我妻子,怕她擔心,她到現在都不知道這件事。

在法國拍攝電影《這裏那裏》,我在攝像機裏看自己演的片段回放。

2015年,我參加了中國國際時裝周的T臺走秀。這件事說來也挺巧,當時那臺秀的服裝設計師叫胡社光,我女兒負責給他這臺秀做音樂。他偶然間從我女兒手機裏看到我的照片,就問這老頭是誰?看起來挺精神的,轉手又把我的照片給服裝公司總裁看了,總裁說,照片上這是我30年前的時裝模特老師啊!

1987年,北京時裝俱樂部聘請我去培訓時裝模特,那會兒是我表演啞劇最忙碌的時期,但為了生計也要想辦法賺點外快。我也沒有走模特步的經驗,可表演了那麼多年,形體姿態肯定好,形體訓練的基礎是一樣的,要拉伸身體,訓練成一個挺拔的人。這位總裁是當時我的模特學員。

這麼一來,總裁就給我打電話,讓我幫忙去走一趟秀。服裝設計師開始讓我穿個東北大棉襖,我心裏還犯嘀咕:服裝表演都是華麗高貴,整個大棉襖是什麼意思啊?他跟我解釋,說小時候他爸爸媽媽在黑龍江就是穿著大棉襖,坐在熱炕頭上,叼著大煙袋,這個畫面在他腦海裏揮之不去,我一聽明白了,他想表現對家鄉的眷戀之情。

鄉情和親情,開頭和結尾是我的,具體怎麼表演他不管,我可以根據音樂自由表演。開頭的音樂是一種狂風暴雪的感覺,我把演啞劇的感覺拿出來了,表演逆風而行,觀眾特別喜歡。結尾表演,設計師說沒給我設計服裝,他看到我鍛煉得一身的肌肉,讓我光著膀子上去。音樂效果也是要表現東北漢子,我就這麼走上去了。

2015年,我參加中國國際時裝周的T臺走秀。

臺下觀眾看到我沒穿衣服,先是楞了一下,他們應該沒見過這麼大年紀的老頭還光著膀子走秀的吧,舞臺上鼓風機把我的頭發都吹起來了。第二天,媒體的報道就出來了,說我秒殺小鮮肉,叫我中國模特爺爺。

對於這些稱呼,我沒有什麼喜歡不喜歡的,叫我什麼那是人家的自由,說我啞劇演員、活雕塑演員、模特,還有人說我是健身達人,什麼稱呼都有,怎麼稱呼是人家從不同的角度認識我。

還有給大家印象特別深刻的就是我的長頭發和長胡子,其實這些都是我在舞臺上表演的工具。演啞劇《殺雞取卵》,我要模仿一個雞在奔跑,就要“啪”一下頭發都散開,所以就一直留著。現在影視劇導演給我打電話,總問,王老師你頭發胡子還在嗎?我說在,人家說,那你來演吧。頭發胡子不在了,就沒戲了。

2021年3月,我去上海拍戲,因為疫情,時隔一年多,我打完疫苗才出來幹活。

學開飛機是今年的事,但是為什麼想到要學這個,原因是去年的一次意外體驗。我在沈陽的一個侄子想學滑翔傘,因為是極限運動,家裏人誰都不同意,他就過來征求我的意見。我這個性格,肯定支持他想做的事。他最後真的去學了,學完後飛得特別好,全家誰都不知道,只有我知道。

去年春節,我回了一趟沈陽,大年初一早晨起來,我這個侄子就到我住的賓館,跟我說把滑翔傘拿來了。我一開始不懂他啥意思,還讓我跟著他去酒店大廳看。一整個滑翔傘鋪在大廳裏,他就開始教我,哪個線是控制哪個方向的、傘怎麼樣立起來、立到頭頂上怎麼飛。我心想,他該不會是讓我去飛吧?我這麼大年紀了,哪裏玩得了這個。

講完後他背起包,就要帶著我去試。是我鼓勵他去學的,現在我要是後退了,多下不來臺。我硬著頭皮就去了,試了一個多小時,也沒飛起來。我以為這麼一次之後就沒事了,沒想到第二天早上,他到點又來了。這一次,用了10分鐘我就把傘給立起來了,周圍人看到我這麼大年紀了還在飛,都給我鼓掌。我突然認識到,我是有學習能力的,也有記憶能力和操作能力。

2020年,我回沈陽老家過年,侄子帶我體驗滑翔傘。

那是不是可以嘗試去開飛機呢?

小時候我老做飛上天的夢,還自己做過蒸汽飛機,一直到60多歲,我還會夢到自己飛起來了。我看了很多夢的解析,有說夢到飛起來是遇到貴人了,有人分析要有危險了,這些都是唯心主義,我覺得我媽媽說的最對:夢是心頭想,你有一個欲望達不成,在夢裏就要滿足。

今年夏天,我去北京的一個飛行俱樂部報名。能順利報名,我鉆了個漏,這個俱樂部說明上寫的年齡限制只有最低年齡16歲,最高年齡他忘寫了。去之前我也擔心,人家不收,畢竟我這麼大年紀,他們得擔多大風險啊,如果出事了,可能人家俱樂部就黃了。但沒想到,這裏的負責人熱情地接待了我,他們說,之前有60歲的老人想來這學,都被勸退回去了,我雖然85歲,但他們看到我的精神狀態,不覺得我老。

第二天,他們就給我安排了體檢,在機場的航空人員體檢鑒定中心,按照飛行員的標準來檢查你的身體。內科外科都檢查一遍,再做專業的眩暈測試,我都沒問題,最後到主任那裏簽字,各項都通過了。

飛行課程首先是理論學習,了解飛機結構、飛行原理、發動機原理,還要懂得氣象學、空氣動力學......我用30天時間學理論,其他學員都是開車來回,沒人住校,只有我一個人在俱樂部住了一個月。我這人就這樣,一旦想做好一件事,就能把全部精力都用上。

2021年8月,我順利從飛行俱樂部結業,拿到民用航空器駕駛員執照。

飛行員的書那麼老厚,我一天能看8個小時。這麼多新理論,是我從來沒接觸過的,但我能看下去,還能看懂。一個20多歲的年輕人跟我是同期學員,有一次過來跟我說,“爺爺,教練老說我學習態度沒你好”。教練在旁邊說,當然了,給爺爺一篇英語,他一晚上全背下來了,你四五天了,還沒背下來。

考試那天,教練把卷子放在我面前,也沒提前打聲招呼,讓我準備一下。不到50分鐘,我就答完交卷了。我看著教練改卷,擔心能不能夠60分,夠60分及格通過了,才能上手實戰操作啊。改完後,教練跟我說:82分。我當時樂得,整個人跳起來了。

實操學習是50天,一開始就上真的飛機操練,沒有模擬機。教練會告訴你坡度、仰角、航向,怎麼控制這些,當時是能記住,但等真的上飛機了,我就弄得亂七八糟。第一天練習,我可以說是手忙腳亂,腦子裏一片空白,按鈕上的英文都不認識了,雖然教練坐在副駕駛的位置上,我不害怕,但慌亂的感覺是很強烈的。

一天訓練一小時,大概10多天的訓練之後,我才從這種慌亂的狀態中調整過來,能控制飛機。我讓它往哪兒飛,它就往哪兒飛,我讓它飛多高,它就飛多高。我能做到意識先行了,先想到下一步該做什麼,再去操作。但我一直沒有什麼飛行的享受感,練習的前半段是緊張,後半段又是註意力極度集中,還沒有達到松弛的程度,能有心情眺望飛機窗外的風景。

飛行前,我在教練員的幫助下,對飛機做最後的檢查。

我現在的生活作息是,早餐6點醒來,上午在家看劇本、背臺詞,下午固定去健身房健身三個小時,一小時遊泳、一小時力量、一小時拉伸。

現在排戲還是特別多的階段,每年要拍十幾部戲,差不多一個月就有一部。所以,我一年有一半的時間不在家住,要跟劇組,短的跟兩三天,長的跟四五個月,都有。演的都是一些小角色,有時臺詞也很多。我喜歡演戲,一叫我去演,我就特別高興。我一會兒演皇上、一會兒演俠客、一會兒演農民......演什麼角色我都願意。

女兒和兒子都有自己的生活,女兒還在做音樂創作工作,兒子幫助我整理一些資料。妻子在家寫劇本,也給我講戲。有劇組發劇本來,她會先看劇本,然後告訴我這個戲是怎麼一回事兒,到什麼地方說什麼話,怎麼進入這個角色。

2018年8月,妻子陪我去山東濟南拍戲,並度過了她76歲的生日。

健身的習慣是從演活雕塑開始就保持下來的。活雕塑往往需要半裸身體,身上要有肌肉,不能是肥肉,所以我當時就到健身房,把肌肉都練起來。從57歲到現在,練了近30年,健身讓我覺得很愉快,今天這一天沒浪費。

不拍戲時,每天下午3點到6點,我都在健身房鍛煉3個小時。

有的人喜歡安靜地過一生,有的人想要奮鬥拼搏,我沒覺得哪個地方累,這是性格決定的。你看奧運冠軍拿獎牌的高興,是人生高峰的體驗,但你不知道他這些年忍受了多少傷痛,他為了那塊獎牌,寧願玩命地吃苦。我的目標就是要求自己在能力範圍內做到最好。

電影《誰的青春不迷茫》殺青合影,我在裏面和年輕人搭戲,演男主角的爺爺。

當然,不服老是不行的,身體上的變化很明顯地體現出年齡的變化。以前我能遊蝶泳,現在遊不起來了;以前能一口氣遊上個一千米,現在五十米就累得不行了;舉杠鈴的動作和以前沒有太大差別,但重量要減少一些。前兩年,我去拍一個韓國導演的戲,從頭一天晚上拍到第二天早晨五六點,對身體的挑戰很大,高強度的拍攝現在我也只能盡力去適應。

2016年,我在密雲水庫拍了一天武戲,累得癱坐在地上,拍武戲已經感到力不從心了。

我得接受自己老去,那是老天爺管的事,但是思維和心態不一定會變老,這在一定程度上是我自己控制的。在我這裏,老了還是沒老,唯一的標準,就是看你敢不敢去做沒做過的事,如果你還敢去嘗試,證明你的心態還是年輕的。

2017年1月,我和妻子陪孫女滑冰車,不拍戲的時間,我都會陪孫女。

我不會因為哪天不能演戲、不能健身而感到落寞。我曾想能活到84歲,一生可能就結束了,而如今一看,我的生活和生命還是很順暢、很自由。生活到哪個階段就是哪個階段。

曾經有一個人問我,你害怕死亡嗎?我說,這事我還真想過,開飛機的時候,我曾經假設飛機出事故了,往下掉的時候,我會是什麼樣的狀態?會大喊大叫嗎?我想我不會,我會平靜地接受,我覺得我來到這個世界上,該做的事都做完了,沒什麼遺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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