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湃客·有數
趙鹿鳴 祝曉蒙 趙博文
遠豐村，東莞市虎門鎮一個偏安一隅的小村莊，四周山水環繞。但前村長鄧伯仍然記得十多年前這裏空氣中刺鼻的味道。
“當時整個虎門的垃圾都會運到這裏來，能聞到很大的腐臭味，很多人感到不舒服。”鄧伯回憶道。“尤其是刮西北風或臺風的時候，村裏臭不可聞。”
在村裏經營小飯館的唐大姐也深有感觸，“那幾年的臭味是很重的，就好像住在垃圾場旁邊。當時整天不敢打開窗戶。”
2009年，因垃圾堆積問題長期無人管制，遠豐村一公裏外的山鞍部出現了高約十米的“垃圾山”，引發全國關註。
與此同時，當地人關於汙染與死亡的傳言，不脛而走：2003年至2009年，這座僅有百余戶人家的小村有11人罹患癌癥，其中9人已經去世。
原因何在？人們指向了這座“山”。
從此，遠豐村與全國數百個在飄搖和憂慮中度日的村莊們有了一個共同的名字：“癌癥村”。
消失的“癌癥村”
作為一種群體疾病現象，“癌癥村”的字眼在本世紀初出現，迄今已引發數次公眾關註。其中，以2005年前後淮河流域湧現的消化道腫瘤集聚問題為標誌性事件。
2013年，時任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副主任的楊功煥帶領團隊公布了淮河流域癌癥研究的結果，證實了“癌癥村”與地方汙染的相關性，引起熱議。
同年，原環境保護部（現為生態環境部）在《化學品環境風險防控“十二五”規劃》中對“癌癥村”的首度提及與承認，使它站在風口浪尖，並隨之與環境治理的議程緊密相連。
但討論消失得很快。2013年後，有關“癌癥村”的報道與文獻數量明顯下降，至今已趨近於無。
2018年7月，長期關註“癌癥村”問題的華中師範大學地理系教授龔勝生在科學網表示：“最近幾年，媒體對癌癥村的披露似乎沈寂了許多。”
某種程度上，沈寂與政府的環境治理行動互為結果。但需要確認：“癌癥村”消失了嗎？它已是過往雲煙，或仍是危機？七年間，極少在公共話語中出現的“癌癥村”，都發生了什麼？
有必要重返原地，知往鑒今。
一個樣本2020年10月，我們對廣東省東莞市虎門鎮的遠豐村進行了深度走訪。
遠豐村的“垃圾山”本為虎門鎮的垃圾填埋場。2003-2013年的十年間，虎門鎮的大多數生活垃圾均運輸至此。
但由於歷史原因，最初的選址、籌建等未按照衛生填埋場的規範進行，致使其填埋工作實為粗放的垃圾堆放。
幾乎無人負責的“垃圾山”，對周邊居民的生活環境與身心健康造成巨大困擾。2009年與2013年，包括央視在內的全國媒體曾兩度聚焦遠豐村“垃圾山”的存在與該村的癌癥集聚狀況。
遠豐村“垃圾山”舊貌，南都網 圖
十年前都發生了什麼？前村長鄧伯透露，當年整個村子面臨著嚴重的空氣汙染，加上當時一些手工業和加工廠的出現，河流水質堪憂。村裏每年都有得癌癥的，但無人驗證二者間是否真的有關系。
遠豐村村民試圖解決汙染問題的方法主要有三種：找政府、找媒體和遷離汙染源。
“早就投訴過政府了，投訴無效的。”村民秦大姐回憶道，“零幾年的時候簽了合同，垃圾場屬於東莞市的，簽了30年合同，可以倒30年垃圾。”
盡管承認“垃圾山”對生活影響嚴重，但秦大姐表示，不清楚當年“6年11個村民患癌”的新聞是否屬實，她認為遠豐村被算作“癌癥村”有誇大的成分。
她推測，沒有得到政府反饋後，有的村民為了督促垃圾場搬走，可能會把事實再誇張一點，利用媒體的影響力，對外聲稱這裏汙染很嚴重，得癌癥的人很多，以便向政府施壓。
“我覺得本質原因是大家不願垃圾場這個汙染源影響到自己。”被問及當地的癌癥是否高發，前村長鄧伯略加思索後回答道。
被媒體廣泛報道後，遠豐村備受關註的反面是預料之外的汙名化效應。遠豐村村民曾對此憂心忡忡。
“朋友都來問我，‘你兒子以後怎麼結婚？你女兒以後怎麼嫁人？’。小孩去學校都被人歧視，農民種的菜都沒人敢要，都說遠豐村的菜是汙水澆灌的，吃了要得癌的……”時任懷德管理區幹部的鄧先生傾訴道。
對比全國報道，遠豐村的情況具有代表性：名號帶來了關註，也許緩解了當地的環境危機。但同時，會引發更多的不安。
“咱家會不會輪到得癌癥？”，在一種概率估計中，有人選擇搬走，加重全村的蕭條；村裏的農產品外銷困難，經濟步步落後；外村不願與“癌癥村”往來，村民遭遇歧視，年輕人的婚姻甚至受到影響。
2010年後，遠豐村部分村民外遷，形成新村。目前，新村已逐步發展為集鎮，毗鄰虎門鎮草埔工業區。
遠豐村是不是“癌癥村”？無論事實如何，問題似乎已有結論——多年來，這個村莊被作為一種典型案例在各類環保科普類材料中提及。
不過，結論的背後面臨著兩難局面：尋求“癌癥村”的身份可以獲得媒體曝光與政府關註，或將幫助村落改善環境，但代價是承擔汙名化的結果，甚至存在“事實被誇大”的復雜局面。
那如果不尋求媒體曝光、不去網上申訴？那家鄉的癌癥與汙染問題只會永遠是個謎。
“癌癥村”名錄身陷難題的遠豐村並非個例。二十余年來，全國各地的“癌癥村”曾在村民自發聲討與媒體介入中被逐個披露。
如果說癌癥是一類疾病的統稱，僅關涉作為個人的身體疾患和他的健康未來。那麼“癌癥村”基於地理，連接一個又一個生活的共同體。與傳統鄉野作為都市客體的恬靜圖景不同，它帶來了意外和不安。
2001年，記者朱海峰在《中國礦業報》發表《采礦廢水害了一個村》一文，關註廣東地區癌癥高發的村落。這是可溯源的一份較早提出“癌癥村”的報道。
此後，“癌癥村”一詞似乎被賦予了話語合法性，公共衛生的歷史撕開了新的一頁，來自各地的“癌癥村”報道接連湧現。它們陳述著20世紀末工業化進程後的另一種結果，展示一部分人正面臨的、令人擔憂的健康危機。
討論“癌癥村”問題的前提，是商討並確認它們的名錄。不過，各方說法較難統一。2009年4月，《鳳凰周刊》以《中國百處致癌危地》作為封面故事，披露我國上百處癌癥高發地區。
同年7月，龔勝生教授指導學生孫月飛在《中國癌癥村的地理分布研究》的論文中指出，截至2009年，中國“癌癥村”的數量應超過210個。
2013年初，一份由公益人士制作的“中國癌癥村地圖”在互聯網上流傳，村子數量被認為超過200個。
同年，龔勝生與張濤發表在《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3年第9期上的《中國“癌癥村”時空分布變遷研究》一文中認為：截至2011年底，我國共有351個“癌癥村”被披露。
總體來看，其他同時期研究，其研究數量在200-370個間浮動。
2013年後，相關討論戛然而止。人們所說的“癌癥村”都有哪些、分布在哪裏、情況如何？至今如一個謎團。
基於已有的可信材料（核心期刊文獻；權威媒體報道；政務平臺；地方BBS），我們對“癌癥村”的數量與分布信息進行了核查、討論與篩除（如，部分存在於各類“癌癥村名錄”卻無法溯源信息的村落名稱不會被納入）。
進一步的，再次基於可信的公開材料，以培訓編碼員的方式對“癌癥村”的具體情況進行了二次編碼。
通過以上流程，我們獲得了348個“癌癥村”的信息。這個數量不代表現實生活一定有348個村落為“癌癥村”，而是表示我們在公共話語中發現至少有348個村落被冠以了“癌癥村”的身份。
董丞妍等人在2014年的《中國“癌癥村”的聚集格局》一文中認為，癌癥發生率在全國平均值以上的有安徽、廣東、山東、河南、江蘇、河北、江西、浙江及湖南9個省區市。我們的發現與之基本相符。
從公開披露的材料來看，這些村落中，食管癌、胃癌、肝癌等呼吸道惡性腫瘤的提及次數較多，而地方媒體與居民也多將它們與水汙染問題相聯系。其次，為肺癌等呼吸道惡性腫瘤，多被歸因於空氣汙染，但總體比例較低。
在部分媒體的報道裏，一些村落可能出現幾種癌癥同時高發的情況，或是伴隨白血病等其他重癥，但此類報道大多沒有結合嚴謹的科學調查指出，而更多來自當地居民在權益聲張中透露的內容。
經過核實，約七成“癌癥村”僅為村民與媒體的單方申訴，政府與權威機構拒絕或尚未承認癌癥聚集的事實，更未承認事實與地方汙染關聯。
無解的難題“癌癥村”真的有癌癥集聚？集聚背後真的源於汙染？盡管相關報道在2004-2013年頻繁出現，但這條基本的邏輯鏈條認定面臨重重困難。因為，不承認的背後，有一定的無奈性。從各個地區的實際情況發現，“癌癥村”的認定無法達成明確標準。
正如時任全國腫瘤登記中心副主任陳萬青對《財經》的解釋：“癌癥村”是現象，但不能視為一個醫學概念。“醫學研究至少以縣為一個單位。以村為單位的樣本量太小。”
認定與歸因的標準尚不清晰，但研判何為“癌癥村”有一個大致的共識：一個時間段內，該村落或整個區域的患癌死亡率明顯高於相鄰地區。
從近年城市與農村癌癥死亡率的數據來看，長期以來，城市略高於農村，但兩者的數值逐漸接近。同時，均保持微弱上升的趨勢，截至2019年達到160人/每10萬人，城鄉癌癥診治壓力逐年增大。
而對比河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陳阿江等人在2005-2010年開展的調研，在廣東北壩村、江西澗南村等相對典型的“癌癥村”中，患癌死亡率已高達300人/每10萬人，是當時全國水平的2-3倍。
不過，與前文談到的現象一致，關於“癌癥村”患癌死亡人數的統計，也基本止步於2013年。這重新指向了那個最原始的問題：“癌癥村”消失了嗎？
消失一詞可被理解為兩種，一種是經過治理後的不復存在，一種是在媒體或研究中不被談起。從進一步搜集的資料來看，後者也占有一定因素。
在人民網創立的全國性政務反饋/投訴平臺“領導留言板”上，以“癌癥村”為關鍵詞檢索癌癥與汙染相關投訴，依然可以找到136條來自全國各地民眾的投訴信息。其中，近九成信息發布在2013年後。
“本村是遠近聞名的癌癥村，水質汙染不達標嚴重危害村民身體健康。本人家庭現有兩名癌癥患者深受病痛折磨。因病致貧不在少數嚴重拖累脫貧攻堅大計！請有關部門關註一下可以檢測水質，早日實施凈水工程。”
2018年8月，家住河南鄧州市李窪村的村民在留言板上表達了自己的擔憂。他所提到的李窪村，至今未在“癌癥村”相關報道中出現過。
還值得註意的是，在投訴量的地區分布中，河南與山東、安徽位列前三。而它們均有部分市縣位於癌癥集聚問題頻出的淮河流域。
“呼吸新鮮空氣”，“喝到幹凈的水”，在這一百余位投訴者看來，這些生活權益在他們家鄉還有較大的完善空間。2013年至今，將“汙染”，“健康”，“癌癥”等關鍵詞聯系起來的投訴不在少數。
在統計的136份投訴中，政府承認汙染並表示整改的反饋僅為23%，約三成投訴至今未收到回應。難回應、難認定，是“癌癥村”字眼未在報道或文獻中出現後，依然存在的政民互動局面。
陳阿江在《“癌癥村”內外》淮河流域調研後指出：“從醫學科學的角度看，要確定癌癥高發的原因是相當困難的，汙染致癌 （病） 則有更多的不確定性。”
他認為，有些“癌癥村”的事實中可能包括了被構建的成分，而這主要基於對政府的信任感缺失，或對汙染加劇的公共環境的擔憂，並不一定對應著某個嚴謹的公共衛生結論。
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2013年後，“癌癥村”這一詞會在媒體與文獻中幾近消失，可能是基於一種減少過度關註、“去汙名化”的共識。再加上前文談到的“認定難”，致使它逐漸淪為一個歷史性的詞匯。
如，2014年，中國科技部宣布啟動新版《中國癌癥地圖集》的編制工作，目的是重新設定癌癥在中國的高發地區和重點防治區域，擬定2017年推出。但截至2020年10月，並無消息釋出。
汙染的源頭是什麼，身處其中的受害者又該如何自處，作為樣本的遠豐村現在有變好嗎？在下一篇，我們將給出解答。敬請期待。
主要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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