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個子，寬邊眼鏡，耷拉著眉毛和眼皮，眼珠不怎麼轉動的徐城北先生去世了，我的心裏滿是哀傷。
徐城北先生是卓有成就的京劇研究家、作家。他的京劇研究，開一代之新風。
丁聰繪徐公
我與徐城北先生的關系很是復雜。我們的相識，是因為張中行師尊的介紹。三十年前，我與中行翁幾乎是一周見三四次面，他新認識的朋友，一定要介紹給我；我的熟人，也陸續變成老先生的熟人。一日，在沙灘後街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行翁辦公室裏遇到徐城北先生，我們自然而然地就熟悉起來。徐稱中行翁為太老師，因為徐的老師黃宗江是中行翁在南開中學教過的學生。我與徐公的關系卻不能這樣地論。幸好，徐公與我又一同師從於吳祖光先生，我們便按照吳門的譜系，我稱他為“大兄”，他呼我為“老弟”。此後，他就開始關照我，把他的關於戲劇的心得說給我聽，夫婦一起參加我的婚禮，寫文章介紹我，為拙著撰寫序言；我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移居東京以後，他怕我在異國過於孤單，經常會寫信給我。那時，給我寫信最多的，一是範用，一是蕭乾夫婦，一是徐城北，我幾乎每周都可以收到他們的信件，都可以感受到他們的溫暖。這些信，我全都珍藏著。無論什麼時候，我看到這些信，我的心就會變得更柔和一些。
徐城北
後來，我才了解到，徐公剛畢業時，他的父母，《大公報》著名的記者徐盈與彭子岡雙雙落難。子岡讓兒子給北京的某戶人家送去一封信，當晚，收信人就親自來到徐家，當面回復子岡說，願意把他的兒子送到遠離是非之地的新疆庇護起來。這位收信人即是大名鼎鼎的王震。二十出頭的徐城北，從北京到新疆，一路上所拿到的介紹信，開頭第一句都是，“今介紹經王震部長介紹的徐城北”。從這時起，直到三十七歲，徐城北才得重返北京城。在他漂泊在外的近二十年裏，他收到的母親與沈從文先生的信最多。曾為遊子的徐城北，格外懂得書信的寶貴。我在東京居住的十五年間，徐城北就是我的沈從文。而我剛到東京時，找不到出路，徐城北鼓勵我用傳統戲劇研究打開局面，他把他的書一一寄給我，作為支援我的“物資”。徐城北可能不知道，東京的日本京劇研究者，非常“認”他，覺得他的著述大不同於以往的京劇論述，滿是新意，活潑而富於啟發。我向日本的研究者們介紹前輩劉曾復先生，大家竟連劉先生的大名都不知曉；而提到“我的朋友”徐城北時，他們立刻高看我一眼。我把徐城北著作《梅蘭芳百年祭》的初版本贈送給早稻田大學演劇博物館，博物館還特地為我頒發了收藏證書。除書信的溫暖之外，徐城北還給遠在東京的我，贈送過這樣的一份榮耀。
談到徐城北先生的京劇研究，他重返北京後，進入到中國京劇院工作，受教於範鈞宏、翁偶虹兩大京劇劇作家，又與袁世海、李世濟等京劇表演藝術家先後合作，既懂臺上的事，又懂臺下的事，還懂文字的事，總而言之，是迅速成為“是這裏的事”，亦即成為“內行”。這還不算，他又師從於黃宗江與吳祖光兩先生，黃與吳的特色，是又新又舊，既在京劇裏，又在京劇外，名氣大，涉獵廣，才華橫溢，天馬行空，沒有那麼多約束。我沒有認真考證過，但在我的印象裏，同時列入範鈞宏、翁偶虹、黃宗江、吳祖光四大編劇門墻者，唯徐城北一人而已。老先生們對他，悉心傳授以外，另有一種溺愛，有什麼好事都想著他，尤其是黃宗江與吳祖光，每有飯局，多會約上他。在上世紀的八九十年代，京劇於大劫之後，損失殆盡，青黃不接，已經無可挽回地走向沒落。老先生們希望有後來人肯於關註京劇，肯於繼續服務京劇，他們對於徐城北的厚愛，正是源自他們對於京劇的熱愛。
以徐城北的家世、才學、人脈，他在文化界做些什麼都比研究京劇要更能出風頭，更能得名得利，徐城北卻一頭紮進京劇的世界，甘心情願坐起冷板凳。某次，徐城北到梅蘭芳梅家串門，正趕上梅先生的忌辰，梅家家祭，梅氏後人依次舉香、跪拜。徐城北正不知所措際，梅蘭芳的兒媳屠珍輕喝一句，“給大師磕頭，有什麼不可以”？徐城北隨即雙膝跪倒，虔誠叩首。他的這一拜，更是他在心底對於京劇的真正認同。數十年來，徐城北關於京劇的著述數十本，包括早期的《京劇100題》、《梨園風景線》、《京劇架子花與中國文化》、《品戲齋夜話》、《品戲齋劄記》、《品戲齋神遊錄》等以及後來的大部頭《京劇的知性之旅》、《京劇與中國文化》等和他的“梅蘭芳三部曲”，即《梅蘭芳與二十世紀》、《梅蘭芳百年祭》、《梅蘭芳與二十一世紀》，總共多達數百萬字，一磚一石地為當代觀眾理解京劇藝術鋪設出一條通道。
徐城北作品
徐城北的京劇研究著述，並不像學院裏的戴學士帽的諸公似的，一門心思要用西方戲劇理論來套住京劇，或是強按著京劇的腦袋，與所謂的西方戲劇理論，比較來比較去。徐城北與前輩的老先生們也不盡相同，他不堆砌大量“行話”，不就京劇談京劇，而是努力把京劇裏的一個個封閉的“音符”打開，將其融入到中國文化、中國歷史、中國社會之中，將其融入到中國人的人情世故、世態炎涼之中；把原本是排斥“外行”的京劇，變成了“外行”容易接近、容易引起共鳴的京劇，變成了與中國文化密不可分的京劇。他對於京劇的方方面面、邊邊沿沿，都悉心琢磨過，但他討論京劇問題都采取的是商量式，不去刻意做出一語論定的架勢。他心裏沒有那麼多顧忌，敢於批評前人，又敢於批評今人，也敢於批評洋人，還給別人批評他也留夠了余地。徐城北沒有當過什麼“長”，基本沒獲過什麼“獎”，沒有申報過“課題”“項目”，沒有在大學裏弄頂“教授”的帽子，他一本書接著一本書地寫，一本書接著一本書地出版。最支持他的，恐怕就是全國各地的出版社了，原因就在於，他的書，好看，賣得出去。在京劇最不景氣的階段裏，徐城北用他的著述，為京劇藝術的普及與京劇研究的拓展，做出過卓越的貢獻。
徐城北先生是自帶“老氣兒”的人。從他的回憶文章看，從年輕時代似乎就老氣橫秋。最初不知道是什麼人，用了《鄒忌諷齊王納諫》的現成典故，開始叫他“城北徐公”，這個稱呼尤為符合彼時年紀還不那麼老卻給人感覺很“老”的徐城北的形象，便在文化圈子裏叫開了，簡略的叫法就是“徐公”。徐公畢生寫作的重點，是“老京劇”、“老字號”、“老北京”，而偏偏他在北京的居所，又是長期居住在西城一條名叫“三不老”的胡同，他的“三老”大都是在“三不老”裏完成的。這些都構成徐城北其人的一種特別的趣味。他的夫人，有名的女作家葉稚珊女士，寫過一篇名文，《丈夫比我大六歲》，把徐公的形象說得生動之極。順便說一句，葉稚珊的散文集《沈默的金婚》，寫公婆徐盈彭子岡夫婦，寫得也極好，大有子岡之神韻，堪稱當代散文裏的上上品。葉稚珊退休以後，我曾鼓動她主編民間刊物，我為之取名《徐娘》，專門發表中年女作家的文章，豈不是再恰當不過嗎？可惜，葉稚珊為了照顧病中的徐公，犧牲了自己的才華。
徐城北也是一位散文作家。他說他的母親彭子岡寫信寫文章，“她行文可以不講究起承轉合，想從哪兒起就從哪起，一點不顯得生硬。本來說著說著，讀信（文）人還想知道後邊怎麼樣，可她忽然不耐煩了，說結就結了，不知怎麼一來，就戛然而止了，還顯得余韻悠長”。徐城北的文章，或許想要反其道行之，最是重視起承轉合，但他文字裏的隨意性，卻是神似子岡的。他著有多本散文集，如《生命的秋天》、《有家難回》，等等，我們兩人與孫郁兄還曾經一起合著過一本《中國學者看日本》。在他的散文集裏，我最喜歡的是《有家難回》，反復讀過好幾次。他寫到某年春節前夕，他被街道幹部轟出北京，臨行前，母親子岡悄悄跑到地壇公園，送錢給他，要他到各地“旅行”，事實上就是流浪。子岡前言不搭後語地囑咐他說：“我那時候約稿，約的都是名人。他們有學問，也有閱歷，跑過許多地方。於是下筆如有神，怎麼想就怎麼寫，怎麼寫怎麼有。說到你，你生在我們這個家，這些年跟著經受了不少苦難，這也不妨認作是一種閱歷。痛苦有時候是好事，是拿錢也買不來的資本。如今，你再出去，認識認識我們的祖國，了解一下祖國的過去，也看看她的現在，以後——我們那時肯定都不在了，你再看看她的將來，這肯定對你有好處。不要灰心，要努力向前。你記住，盡管我們有困難，但是，我們更有理想”。徐城北說，他每逢困難就想到母親的這段話。我在讀到這段話時，亦覺靈魂一顫，從此再難忘卻。徐城北平生經受過多少困難，我沒有為他細數過，但僅僅是撰寫數百萬言的著作，數十年專心致誌的辛勤勞作，這本身就是多麼大的困難。可笑那些排斥過他的人，擠對過他的人，那些故意“晾”著他的人，還自以為是給他制造過“困難”，殊不知在他們母子看來，幾乎是可以無視的。他們都是把事業中的困難當作困難，他們對於事業的理想，又永遠大於事業上的困難。
《中國學者看日本》
剛才說到我與徐公、孫郁兄合著日本遊記的事。1999年秋，在東京大學刈間文俊教授的陪同下，我們三人一同遊歷了東京、大阪、京都、奈良和新澙的佐渡島，那是一次非常值得紀念的旅行。一路之上，我們談了無數的話，一會兒談魯迅周作人，一會兒談譚鑫培與梅蘭芳、余叔巖，一會兒是夏目漱石、川端康成、阪東玉三郎，漫無邊際。孫郁兄是研究魯迅的權威，徐公是研究梅蘭芳的權威，魯迅與梅蘭芳又是一對冤家對頭，日本學者怎麼也想不到我們能夠湊成一隊人馬，而且相處得其樂融融。我們也因為各自領域的不同，在交談中相互都得到諸多的啟發。有趣的是，在赴佐渡島時，我與徐、孫兩位乘坐火車，一大清早趕到新澙的港口，等待從東京趕來的刈間。結果，左等不來，右等不來，我們就踏著金秋的銀杏葉，一邊漫步一邊談文論語，大半天時間就不知不覺過去了。下午，我打電話到東京，這才知道，我們找錯了港口，刈間是在另一個港口等著我們，我們只好各自坐各自的船，到佐渡再集合。雖然有如此之波折，可是，我與徐公、孫郁兄都享受到劇談的快樂，反而內心是喜悅的。
中日學者在日合影，左起為作者靳飛、徐城北,最右為學者孫郁
徐公亦如老先生們對他的期望一樣，也期待著我能更多為京劇服務。他一直批評我寫的太少，書出的少。這個話題，我們在新澙港談話時，徐公也談到過。我並非是不想寫，不愛寫，只是總覺很多問題沒有想明白，沒有弄清楚，擔心拿出來會貽笑大方。中年之後，我陸續多出版了一些書，當年為我們出版《中國學者看日本》的臧永清兄，為我出版了我的關於京劇的第一本專著:《梅氏醉酒寶笈》。當我把這本《梅氏醉酒寶笈》送到徐公手裏的時候，他卻已經連講話都困難了。徐公是掙紮著讀完我的這本書的，他流了淚，他知道，我仍在為我們的理想而努力著。我沒有當著他落淚，然而，想到我們新澙港暢談的情景，我是哭都哭不出來了。
作為京劇的研究者，徐公與我都經歷過京劇“內無糧草，外無救兵”的時期，我們也都看到了京劇重被奉為“國粹”的現在，我們更清楚，前途依然是困難重重。城北徐公先走了，我引用子岡前輩的話為他送行，“盡管我們有困難，但是，我們更有理想”，我相信，只要我們的理想仍在，徐公所熱愛且為之服務一生的京劇藝術，必將克服困難，繼續前行。徐公，你在九天之上，等著看吧。
2021年10月30日 北京
（責編：孫小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