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6日上午10點，昆明癌癥康復協會的一間會議室裏，綠洲藝術團的20多位團員正在排練一支彜族舞蹈《煙火舞》。
把棕色笨重的會議桌推走，就是一個排練場。65歲的祝蘭珍身形靈活，擰肩、松胯水到渠成。張渝生是舞隊裏為數不多的男性之一，他腳踩一雙黑色高幫的廣場舞鞋，動作流暢。
綠洲藝術團原是昆明癌癥康復協會下的一個文藝隊，成立於1996年，團員都是癌癥病人。
沒人能說清團裏這麼多年具體有多少成員，在綠洲，不時就有人離開這個世界，也不斷地有新的病人加入。現在最年輕的一位團員58歲，是去年加入的。只要熱愛文藝，通過昆明癌癥康復協會，都能加入綠洲藝術團，前提是癌癥病人，有團員開玩笑說“我們團的門檻高”。
成立25年，綠洲藝術團已經在當地小有名氣。常被邀請到各處演出。除了雲南，北京、深圳、陜西、山東等地也留下他們的舞姿。有團員告訴記者，她進團裏，是受到氛圍感召，抱團抗癌。
綠洲藝術團參加演出。受訪者供圖
“你看他們像癌癥病人嗎?”
正式排舞前，先來一段熱身，大家一起練中華通絡拳，站在最前面領隊的是一個戴著貝雷帽的老太太。老太太叫齊德明，今年70歲，出拳勁道。單腿站立時，腳底像磐石一樣穩。
在團裏，齊德明德高望重，誰見了都要喊一聲“齊老師”。 她年輕時在工會組織群眾工作，現在說話仍中氣十足。
齊德明是乳腺癌患者。2000年，剛進團時，還在做化療。
生病那年，齊德明48歲。一天早上醒來，枕頭上躺著一窩“小鳥巢”，全是自己掉落的頭發。她眼淚啪嗒一下掉了下來。化療奪走了齊德明的頭發，也奪走了她生活的動力——生病後，從病床走到門口，都走不到。
“算算家裏的錢，按每個人50%，先還掉人家”，當時她兒子找親戚借錢開了一家餐館，倒閉了。齊德明向兒子交代後事，還要求自己死後，把一對眼角膜捐了。
單位領導見她狀態不對，介紹她去癌癥康復協會下屬的綠洲藝術團。第一次來綠洲藝術團時，團友們正在跳一個新疆舞。
“你們這跳的是什麼，手都伸不出去，新疆舞應該是勁歌勁舞”， 邊說，齊德明邊拉開架勢示範。
齊德明有不謙虛的底氣，她是老知青。16歲下鄉，加入了宣傳隊，背著包袱、鋪蓋，成天在雲南邊境的村子裏巡演。齊德明翻出幾張黑白照片，一個紮著兩條大粗辮子的女孩手抱著琵琶，要不就是肩膀上架著小提琴。“裝樣子的噻”， 齊德明笑著說。一笑，嘴巴便癟了下去。
但跳舞卻是實打實的真把式，年輕時，齊德明可以一下把一條腿擡到樹上，兩個胳膊還能抱住樹。
在鄉下的空地上，她自學芭蕾舞，練會了《白毛女》裏的《北風吹》片段。雲南少數民族多，哪個民族的舞蹈，齊德明一學就會。聽到音樂，就能編舞。
進了綠洲藝術團，本來都想準備後事的齊德明有點慚愧， “這些人怎麼這麼堅強”。在綠洲，每個人頭上都會頂著一個標簽“某某癌”， 齊德明得的乳腺癌治愈率高，在裏面算是輕的。
11月9日，齊德明在跳舞間隙對鏡整理頭發。新京報記者王霜霜攝
陳明是綠洲藝術團最早的一批成員，剛來時，綠洲還是一個只有幾個人的文藝隊，成立不到半個月。
“我們當時毫無編舞能力，跳的都不算舞，只能算一種健身娛樂。”陳明戴著一副眼鏡，紮著辮子，頭頂冒出了很多白發。她是一位絨癌患者。
得癌癥時，陳明32歲。當時醫生告訴她，這種癌癥的死亡率有80%。做完手術一年多，陳明也不想出去見人，呆在家裏，又總是胡思亂想。 她第一次來綠洲時，幾個人正在跳舞，每個人笑容都很燦爛，一個工作人員問：“你看他們像癌癥病人嗎?”
進了藝術團，齊德明擔起了編導的職責。她想把綠洲往一個專業的歌舞團上打造，拉來自己的雙胞胎姐姐一起編舞，還找專業的舞蹈老師來教團友跳舞。慢慢地，綠洲藝術團團友們的舞技上去了，演出多了，在昆明文藝圈慢慢打出了名堂。
綠洲藝術團部分團友合照。受訪者供圖
團友
一支舞結束，中間休息了十多分鐘。祝蘭珍像只黃鸝鳥一樣，在人群裏飛來飛去。走到哪兒，哪裏就是一片笑聲。
“別人叫我們‘少奶奶’，哈哈哈……”， 祝蘭珍毫無忌諱地拿自己的疾病打趣，她也是一個乳腺癌患者。
1997年，祝蘭珍確診乳腺癌。做完手術，她失去了一只乳房。她掀開衣服，一條長長的豎刀疤從鎖骨延至肚皮，一邊的胸部凹空了。
生病前，祝蘭珍是一家工廠的職工，16歲進了廠，退休前是開包裝機的。她是機長，一條流水線的質量、任務量都壓在她頭上。自己的性格好強，每年都想爭“先進機臺”的稱號。完不成任務，“著急啊，上火啊”。在廠裏吃飯，祝蘭珍沒上過桌。打了飯，端著一路吃到車間，洗洗碗，繼續幹活。“像跳舞這些”是她從來都不感興趣的。
切掉一個乳房兩年後，祝蘭珍又被推進了手術室。腋窩長了包塊，10根淋巴被清除掉了9根。又過了四年，祝蘭珍的子宮和卵巢一起被切除了，上面發現了肌瘤和包塊。“我是個老挨刀的”，她說。
第二次手術後，祝蘭珍申請了提前退休，那一年，她43歲。
剛進綠洲藝術團時，她只敢站在後排，覺得自己跳得不好。但看著跳得好的人，心裏又羨慕。排練回去，她在家開著音響，開始回味，哪個動作跟哪個動作連貫，“如果卡在那一點，就走不下去”，不自覺就用手比劃起來。
剛學跳舞時，祝蘭珍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馴服自己的那個“假胸”。少了個乳房，她花400塊錢買了一對矽膠義乳，用了十幾年，裏面的矽膠像化了的豬油。
“有二三兩呢”，祝蘭珍拎著裝著義乳的胸罩說，她把一塊布縫在胸罩裏面，把義乳塞進去。有時，跳著跳著舞，兩個胸就一高一低。
剛買的新胸罩，祝蘭珍會重新加工一下，拿一塊新布縫在胸罩裏面，針腳縫得嚴嚴的，漏一個小口，這樣把矽膠義乳塞進去，就不會移動。
67歲的張渝生，穿一條寬松的運動褲，喜歡把發白的短發從腦門後梳到耳朵前，張渝生說自己身體素質一直很好，還是半大小夥子時，常到海埂公園一圈圈地遊泳。
2006年，查出肝癌，做化療時，別人連喝口水都要吐，他還能在病房吃掉一大碗妻子買來的米線。
張渝生曾是藝術團最積極的團友之一。但在去年，他一度因妻子的突然離世而一蹶不振。
張渝生和妻子是一個單位的同事，都在宣傳隊裏。張渝生會跳，會唱，嗓音高亢，宣傳隊裏排《智取威虎山》，演員在臺上演，他在旁邊唱。既唱楊子榮的唱段，也唱少建波的。沒有麥克風，全憑自己的嗓子把音送出去。他的肺活量高，在樂隊裏還吹小號。
一次，妻子把一根軟軟的竹竿伸到人群中，說“願者上鉤”，竹竿正好碰到了張渝生的後背。見大家一起哄，妻子紅著臉跑了。從此之後，宣傳隊裏的人就開始把二人往一塊撮合。
去年，張渝生的妻子因卵巢癌去世。從確診到走，只用了7個月。他一下子瘦了8公斤。
家裏的茶幾上堆滿了一摞摞的藥盒;飯桌上，幾盤剩菜，用保鮮膜封著。一條吃得只剩下頭的魚最搶眼;客廳角落裏堆滿了紙箱。書櫃上有一張黑白照片，一個一頭卷發的女孩靠在一個穿著白襯衫男孩的肩膀上，兩個人笑著望向前方，這是張渝生和妻子年輕時的合照。
“她在時，家裏清清爽爽的。她一走，我也不知道怎麼收拾，亂七八糟的東西越堆越多”，站在客廳中間，張渝生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釋。妻子是幹家務活的一把好手，結婚後，張渝生連一雙襪子都沒洗過。
妻子走後，每天早上四五點，張渝生就坐在沙發上流淚，“很孤獨”。在生活上的無力感，更加重了思念。 他不想出門，不是對著妻子的遺像發呆就是去院子裏站著。綠洲排練，再也叫不動他了。
“如果到了我撐不到的那天，我會去找你的”，張渝生常在深夜發朋友圈。綠洲藝術團團長周韻律看情況不對，給他打電話，“藝術團不能缺了你，你要為了大局著想”，才把張渝生叫出了家門。
現在，張渝生又恢復了以前的生活，每周六是綠洲藝術團排練的日子。張渝生早晨7點就出發，和小外孫女告別後，往公交車站趕。
段立在“告別演唱會”上跳舞。受訪者供圖
“告別世界”的演出
在綠洲藝術團，幾乎每個人都會主動提起一個名字——段立，團友們描述，她臉白白的、腰很細，身材、模樣都很好，團裏都叫她“小水仙”。
團友們說，段立是個“舞癡”。每次排練，來得最早，練到衣服能擰出水來再走。家裏專門有個練功房，每天早上，還會去遊泳、健身。
2018年9月的一天，綠洲藝術團的成員都收到一個邀請，段立請大家參加一場演出。
一個小劇場裏坐了五六十人，現場還有樂隊，除了綠洲的團友，段立還請來自己一群玩樂器的朋友，她的主治醫生也坐在臺下。
“謝謝大家接受我的邀請……”段立穿著一條銀色的裙子，化著妝、拿著話筒站在臺上，為自己主持。
這個時候，陳明才明白這是段立給自己做的告別演出。演出的前幾個月，段立的肝癌復發了，手術效果不好。
段立和綠洲的姐妹合跳了一支藏族舞，她甩著長長的水袖，一遍遍地轉圈。腰不似之前靈活了，但精神看起來不錯。
隨後，她又跳了段獨舞。她換了一身蒙古族衣服——一條白色、鑲著金邊的長裙，腳踩銀色的靴子，腰間系著腰帶。伴著音樂，身體後傾，有韻律地抖動肩膀，臉上始終帶著微笑。
“感謝綠洲的姐妹們，永遠為我留著一扇門，願好人一生平安，願世界永遠美好”，跳完舞，段立舉著話筒說。說最後幾個字時，她聲音哽咽，說完，深深地向臺下鞠了一個躬。
陳明回憶，跳完那支獨舞後，段立的臉色煞白，“她想給自己一個完美的告別，想讓大家記住她最美的一面”。
一個多月後，大家聽到段立去世的消息。
段立曾留下遺言：“不要送別”。 “她是把自己的生命扔進舞蹈裏了”，陳明說。
段立的離開給綠洲的很多人都帶來震撼，“她想把自己最漂亮的一面留給大家，走得很有尊嚴”，陳明說。
陳明在綠洲藝術團有一位病友，叫萬蕾。陳明說萬蕾是一個樂觀的人，一直為治療自己尋找各種新的療法。患病期間，還生下了女兒，滿懷欣喜地迎接了新生命。“只要活著，就有無限的可能;活著是一件讓人很快樂的事情。”陳明一直記得萬蕾的話。
去年中秋節時，萬蕾去世。告別儀式上，丈夫深情回憶：患癌十九年來，她實現了做媽媽的願望，成功教育了美麗的女兒成長。她還努力幫助窮困的癌友，幫助他們與癌抗爭。她從沒有放棄過生命，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我們就是群體抗癌。什麼是群體，群體就是和大家在一起，互相幫助，團結友愛。這個力量能支撐著我走過很多艱難困苦。另外一方面，在活動中，人也得到鍛煉，更加能體會到生命價值的存在。”齊德明說。
11月11日，祝蘭珍臥室陽臺的綠植生機盎然。新京報記者王霜霜攝
日子，重生
在柔緩的音樂下，一個挑著水桶，傣族服飾打扮的小姑娘跳著舞，去參加潑水節。突然四個戴著面具、穿著黑衣的“癌魔”張牙舞爪撲過來，音樂變得驚悚起來。小姑娘躺在了地上，一個醫生和三個護士跳了出來，扶起了她……
2011年，齊德明用癌癥病人的經歷和傣族舞蹈的表現形式，編排了一個舞蹈《潑水節的祝福》，這個節目被中國抗癌協會選中，被邀請到了北京的北展劇場表演。2006年，綠洲編排的舞蹈《花腰帶》也曾在北展劇場演出過。
為了《潑水節的祝福》呈現最好的效果，齊德明帶著大家排練了一年多。
“比我們上班的還忙，你是掙歐元還是掙美元?”加入綠洲藝術團後，兒子有時會調侃齊德明。
但兒子也向記者吐露自己的心裏話，他很為母親開心。齊德明確診乳腺癌時，整個人變得很消沈。“每天穿著睡衣睡褲在家裏走來走去，不願出門”。加入了綠洲後，人好像又有了主心骨。每天都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出門，精神狀態也變好了。
11月的昆明，草木繁茂，毫無蕭瑟之感。排練結束，大家相邀去黑龍潭公園賞楓葉。團裏女性居多，穿得花花綠綠，列成一隊，爬一個小山丘。公園廣播裏放了一首少數民族歌曲《爾吉》，“哦……哦……”大家跟著喊了兩嗓子，余音悠長。
“後面的這些山我都爬過”，陳明指著黑龍潭公園外的一些山頭說。患病之後，陳明喜歡上了登山，還當過“驢頭”。 50歲那年，她登上了哈巴雪山，這座山被稱為登珠穆朗瑪峰的“敲門磚”。
陳明常和朋友出去自駕，啥時候想吃餌塊了，再掉頭回來。一般一個多月就過去了。川西線基本走遍了，新疆也走了大半。她離婚了，一個人生活。
陳明現在在考心理咨詢師的證書，她以後想做臨終關懷的工作，“死亡對於癌癥病人，特別是晚期癌癥病人，是必須去接受的事實，但如何為自己的死亡做一個決定，保持自己生命的尊嚴?這就是我為什麼要學心理咨詢。”
和丈夫離婚後，祝蘭珍還談過一次戀愛，談了幾個月，祝蘭珍告訴對方，自己做過乳腺癌手術。如果不介意，就接著處。對方聽了後，回了句“處處看”。回去後，再也沒給她打過電話。
祝蘭珍的臥室和客廳裏擺滿了一盆盆的綠色植物，肥肥的多肉一串串簇在盆裏，幾乎要炸開。“你看，綠油油的”，望向這些綠植時，她的眼裏滿是溫情。飯桌上還擺著一大盆紫色玫瑰花，假花，但一副旺盛的樣子。祝蘭珍很喜歡被生命力包圍的感覺。
現在她和兒子一起住，兒子37歲了。沒結婚，她也不催。“日子是他自己的，我把我自己照顧好就得了”。 家裏養了只貓——一只7歲、肥得沒脖子的藍短。
不想出門時，祝蘭珍窩在家裏的吊椅裏，把腳一盤，看小說。客廳有一個大大的落地窗，傍晚，夕陽的光灑滿了沙發，她往外看，忍不住感慨：“啊，這日子太好混了”。混著混著，24年過去了。
有一次，有人問她多大歲數，她回“24”。重生的24歲。
新京報記者 王霜霜 編輯 胡傑 校對 張彥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