怡保是馬來西亞霹靂州首府，也是該國重要城市，華人比例高於馬來人，市內通行粵語，文化多元。因曾是產錫重地，怡保也被稱作“錫都”。 （受訪者供圖/圖）
新近的專欄裏，黎紫書寫的凈是老去。她即將50歲，專欄取名“老練習”。照母親的說法，這個年紀“死就一世，唔死就大半世”。人生到此，大體塵埃落定。
2019年9月回到馬來西亞，黎紫書再沒出遠門。她待在家鄉怡保，行動管制後更少出門吃飯，只能在網上與朋友聊天。“偶爾去采訪，也不曉得去什麼地方，碰到什麼人，還是有一點擔心自己是不是帶著病毒。”給新冠疫情困住，她不免心生懊惱。
黎紫書排行第二，母親和大姐一起住。大姐考試幾乎從未及格，高中輟學打工，賣物件、賣早餐，不願考駕照，也沒什麼憂愁。由此，黎紫書從小就覺得自己是大女兒。母親倒隨遇而安，不畏病毒，唯恐染病連累家人。“那語氣，並非人生再無牽掛，僅僅是活累了。”
變故還在衍生。怡保雨量豐沛，大大小小的降雨召之即來，不久前猛然幹旱酷熱，持續約莫一個月。氣候驟變不同尋常，又好像與其他地方同甘共苦。雨水回來，生活就更熟悉一些。
黎紫書每天去後巷餵流浪貓狗，別人家的貓有時跑來湊熱鬧。她救活過狗群中的老大，三年過去，它的“傻氣”已然消失。講述種種“最安慰的事情”時，她身後飄起清真寺綿長的吟誦，一輛摩托突然轟隆駛過，迅速歸於沈寂。
以“流俗”為名，黎紫書將周遊於恒常與無序的生活搬進長篇小說。她初始就認定要寫一位盲人女性，為她開放視覺之外所有感官。作家時常忘掉頭等大事，不慎讓主角銀霞迎來光明。她趕緊閉上眼睛，嘗試摸索椅子，重新體會無盡的黑暗。
2020年，黎紫書的第二部長篇小說《流俗地》出版，距離前一部《告別的年代》恰好十年。小說入選了2020年《亞洲周刊》中文十大好書的小說部分，並於次年推出簡體中文版。書寫又一次誘發病痛，作家“將每日能端坐在電腦前寫作的時間當作回光返照般，被施舍得來的時光”。她時時告誡自己，也許這是“最後一部長篇”。
與黎紫書從前的作品相比，很多讀者自《流俗地》讀到了更多溫情。作家說不出變化由何而生，或許心境改變，又可能源自人生嶄新階段。兩部長篇小說精準對應兩代人的生活，主角杜麗安與銀霞，分別與母親和黎紫書年齡相若。
以喧鬧和孤寂並存的方式，《流俗地》記錄了銀霞的成長過程。“某種程度上也是我自己對這個土地、那個時代的回憶跟見證吧。”黎紫書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銀霞背後拖著的影子，是我”作為讀者，黎紫書每每遇到未能“立起來”的小說人物。她為之惋惜，相信作者需要投入更多情感。她先給銀霞吹一口氣，“那些人物自然就找出來了”，生活靜默地滲入小說。女孩定然具有不同尋常的智慧，但人生總體是平衡的，“不至於有那麼誇張的大苦大難”。
生活於彼此同情又不乏各自盤算的地方，理應有真誠的朋友相守。華人男孩細輝被生活壓制得性情軟弱，毫不意外地崇拜依靠銀霞。近打組屋“樓上樓”既然五方雜處，另一位夥伴不妨是聰明的印度裔男孩拉祖。在中國作家王安憶眼中，“三人牽手走在路上，羅漢護觀音似的，沒有芥蒂，沒有罅隙，混沌一團天籟，簡直要飛上天去。”這份友情，理想化地抗拒著成長帶來的世故。
“小說就是傳達無法用思想和概念命名的東西。”線上發布會中，王安憶談及日常生活的美學，“否則的話，我們何必再寫小說？”
“這種東西只可能是生活提供給我們的。”王安憶繼續說道。隨著書寫，黎紫書拓展著認知。她只是當記者時接觸過盲人，希望未來的小說讀者能接受銀霞。她試圖去除視覺、形象，全然以盲人角度描繪銀霞，但發現並不可行，“太難了，也不好看。”於是鎮流器嘶嘶響動，理發室裏彌漫著香氣，貓兒不時擦身而過，它們融入銀霞的人生，等待光亮到來。
那要太長時間。銀霞十六歲時央求母親梁金妹，想去盲人院學習本領以自立，未獲應允便由委屈、憋悶滑向痛苦。“黑暗如一副厚厚的頭罩套在她頭上。”寫到這處場景，黎紫書淚流滿面。朋友讀過小說，覺得銀霞正像作家自己。“回頭看看，似乎也能看到銀霞背後拖著的影子，是我。”黎紫書認可了彼此的相通。
“我特別滿意人物這部分，寫出來的效果是可以接受的。”黎紫書喜歡自己筆下的角色。眾多女性堅忍地生活著，她在成長過程裏接觸到了她們的原型。“我不過把生活中的真相寫出來，沒有特別地歌頌那些女性。”她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覺察到改變命運如此奢侈，人們盡量保持著生活的尊嚴。梁金妹執意購買二十一件套的“安利皇後鍋具”，攢錢經年累月，往後農歷新年之前都拿出來仔細清洗。一套餐具，漸漸化身為傳家之寶。作家少時生活拮據，在鄰居持續推薦之下，辛苦多年的母親突然下定決心，存錢買下一套鍋子。自家的、朋友的，諸多淡忘掉的小事，借由文字重回世間。
黎紫書期待第二部長篇小說《流俗地》成為嚴肅的文學作品，同時必須精彩、好看，讓讀者享受閱讀長篇小說該有的樂趣。此外，她也希望馬華文學能夠關註更加廣泛的議題。 （受訪者供圖/圖）
“河水不犯井水地在一個地方生活”平日的閑言碎語透露著族群分野與歷史傷痕。在密山新村的盲人院，銀霞認真地學習了馬來語和英語，結識了傾慕的馬來人老師；她和兩個好友，又占據三大族裔裏人數較少的兩個。相比華人與馬來人，印度人最少獲得社會關註。在《星洲日報》擔任地方記者期間，黎紫書更容易接觸到印度人的生活與文化。
寫作生涯早期，黎紫書就著意展現族群間的互動，《流俗地》依舊。小說取用怡保的綽號“錫都”，鋪排開不同的神靈、語言、學校，乃至配套民間彩票的《大伯公千字圖》，爭先恐後地往來於日常生活。“我們各個族群本來就應該在一起生活的，可是相對來說對彼此的文化還是關註得比較少，大家河水不犯井水地在一個地方生活。”黎紫書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樓上樓”幾乎是錫都最顯眼的建築。盡管那裏“五方雜處”，拉祖一家仍像華人社區中的異文化楔子。拉祖的父親經營狹小的理發室。“所有在樓上樓長大的男孩，不計種族，全都曾經被各自的父母押送到那裏，坐在那張電椅似的黑色旋轉椅上領教過這位印度大叔的剪技和刀工。”
大人憑手藝養家，與孩子最親近的倒是墻上的鮮艷神像。盤坐的象頭人是迦尼薩，印度教智慧之神，主神濕婆之子，一邊象牙斷掉了。黎紫書“第一個就是想到他們的象神”，卻對它的名字和來歷一無所知。
拉祖與華人孩子處得融洽，常拿迦尼薩的斷牙測試銀霞。黎紫書的印象裏，有些印度人語言能力很強，英語、粵語應用自如，很多印度孩子就在華校念書。印度人占全國人口將近七成，不成比例地貢獻了醫護人員和律師等專業人士。因著努力和幸運，拉祖與偶像“日落洞之虎”卡巴爾·辛格成為同行，依著法律鋤強扶弱。
采訪臨近結束，黎紫書突然想起拉祖慘死的場景。那是真實存在的，華人少婦目擊兇案全程，竟是她的親身經歷。那條巷只有一戶印度人家，與周圍人家沒有來往。男主人遇襲身亡，大家才知道他是公益律師，當晚太太抱孩子出門，家中正好沒人。她記得自己供職的《星洲日報》報道了兇案，但沒有關註新聞後續，不了解兇案是否破獲。想來，印度人的報紙會更重視這條新聞。
拉祖只活了三十六歲，黎紫書一開始就決定讓他像現實那般離開。事件在華人社區中反響平淡，按小說描述：“這麼一宗血案，由於死者非我族類，在華文報章只占極小的篇幅；內容單薄潦草，也沒有附上死者的遺照或其他照片。”
遇害的律師是五十七歲的巴拉蘇德蘭，血案幾天後即有數名嫌犯落網，稍稍令人欣慰。2014年，即拉祖遇害後三年，卡巴爾·辛格在現世車禍去世。又過三年，一位華人乩童自稱與“日落洞之虎”辛格通靈，籌款為印度英雄塑造神像，尊他為拿督公。
敬拜辛格的天峰宮在霹靂州，州府便是怡保。城市原名“壩羅”，意思是錫礦場，礦業早已由盛及衰，牽涉著現實世界的大事小情。毫不意外，拿督公混合著華人、東南亞地方信仰與伊斯蘭教的眾多元素。
黎紫書就讀的華文小學在近打河畔，旁邊的壩羅古廟也叫大伯公廟。大伯公通常就是土地神，這裏則供奉著人格神張理。清代乾隆年間，那位冒險出洋的廣東客家人因颶風意外到達檳榔嶼。他留下造福當地，獲得了崇高的聲望。
至於迦尼薩的象牙，銀霞總會認真地解說：“斷掉的右牙象征迦尼薩為人類做的貢獻。”
“這就是傳說中的文學作品嗎？”周六課外活動結束，若校車還沒來，小學生黎紫書可能散步到組屋一帶。人們住在對面的巍峨高樓，日復一日地消磨時光。“雖然被稱為城市，可是在我眼中永遠是一個小鎮的地方。”她回憶道，家鄉仿佛自小就是停滯的，沒有像樣的書店，也見不到蓬勃的文化活動。
當然總有一些事情是特別的。平生僅有一次，黎紫書在公眾場所因讀書而淚流不止。那是中學圖書館，她身著校服，莫名地拿起《孔乙己》落座閱讀。她不清楚角色們生存的時代，哭泣也許只源自同情，“想的東西比作者寫出來的還要多”。
“那也是第一次覺得，這就是傳說中的文學作品嗎？”黎紫書當時全然不了解魯迅，但那種力量給她留下很大的影響。
“黎紫書”這個名字也在中學浮現。向華文學會壁報投稿時，她用過很多筆名。有一天她放棄聽講，低頭在本子上練習簽名，畢竟“當作家的話要用一個認真的筆名”。她密密麻麻地練習了幾頁紙，黎、紫、書，三個筆畫頗多、兼具簡繁的漢字湊在一起，像個好看的簽名。自1980年代初華文小學采用，簡體漢字使用範圍逐漸擴大，許多華人仍舊能辨識繁體漢字。就像報紙，現在還保持著正文簡體、標題繁體的有趣體例。
雖然會考發揮不錯，但黎紫書不想留在校園，就告訴母親成績不夠上大學。母親際遇坎坷，只念過三年小學，認識些漢字，丈夫又長期缺席，孩子們的學業便順其自然。經過小學教師、鞋店銷售、茶房洗碗等零散工作，黎紫書進入《星洲日報》工作。調去吉隆坡總社前，她常有機會去組屋釆訪，看著它裝上防盜鐵花，如籠子堆砌起來，卻仍舊不大熟悉樓中生活。
第一次參加《星洲日報》的花蹤文學獎，黎紫書就意外拿獎，“迫不得已”地使用眼下的筆名。另一方面，她用本名林寶玲撰寫報道、時評和專欄。“寫那些報道、新聞的時候，要忘記自己是一個作家、小說家，必須用記者的、新聞人的筆來寫東西。”她和自己約定。
兩條線平行地延展，一位專欄讀者就喜歡上短篇小說《州府紀略》。他想象作者是位成熟老練的作家，聽人講兩邊根本是同一個人，半信半疑地打電話去報社核實。知道事情原委的讀者非常激動，主動提出要幫助她。她不願意上大學，這位馬華商人後來資助她寫成《告別的年代》。這並非孤例，後來豆瓣小組中也有讀者興奮地發現了真相。
2006年，黎紫書離開新聞業。這段職業生涯讓她積累了眾多素材，觀察和書寫陌生的過客。“如果沒有當過記者，很難想象我可以寫出今天這些小說。”她認為，自己曾是比較自閉的人。
依學者王德威歸納，黎紫書接下來“四處遊歷，常在北京、英國與德國等地停留”。《告別的年代》於2012年在中國大陸出版，其後她在一次訪談中回憶：“遇到了許多人，見到許多我以前沒想過的事情，在旅行中接觸到的世界跟我以前熟悉的那個馬華世界非常不一樣。”當時馬華文學的引進還相對罕見，如今張貴興、黃錦樹等馬華作家的作品受到好評，《流俗地》與黎紫書反而顯得新鮮。
黎紫書不曾如眾多馬華作家那樣，前往臺灣讀書或寫作，作品漸漸偏離馬華文學常見的家國主題。她希望關註人的生存困境，豐富馬華文學的種類。
2014年5月與黎紫書會面後，黃錦樹在文章中評論，她初期在文學獎的成功“要麼忽略了被模仿對象更深切的文學關切（譬如對某些大問題的思考），認為那是無關緊要的，不過是得獎的工具”。他曾因對馬華文學的直白批評聞名，被王德威比喻為“壞孩子”。他持守著自己的理想，定居於臺灣南投埔裏，“幾乎處於自我放逐的狀態”。
觀念成型自有其過程。黎紫書回想，或許與自己年輕時受訪有關，但關乎作品的答問已然遺忘。時過境遷，她想象關系應該好轉，對話與會面之後，又有了報上的長文。“他可能對我有一種期望，我讓他失望。”黎紫書有自己的看法，“我一直把我們當作平輩的作者，我覺得我們可以像文友那樣交流。”
現在，有人想要黃錦樹的作品，還能通過黎紫書聯系到黃錦樹。“我是中間人這樣的，禮禮貌貌這樣子。”她覺得，現在的狀況很好了。
怡保的壩羅古廟供奉著人格神張理，與其他大伯公廟有所區別。清代乾隆年間，冒險出洋的廣東客家人張理因颶風意外抵達檳榔嶼，選擇留下，指導當地人伐木做屋、開墾土地，由此獲得了崇高聲望。受訪者供圖 （受訪者供圖/圖）
“經得起更廣大的文學世界檢驗”2020年，《星洲日報》請黎紫書列舉“這階段的你最喜歡的作品”。她給出的選擇是：大衛·格羅斯曼的《一匹馬走進酒吧》、希沙姆·馬塔爾的《歸來》以及石黑一雄的《長日留痕》。作家們來自不同族裔，或回憶錄或小說，書中都蘊含著無可挽回的失落。
很多怡保年輕人借著上大學、找工作的機會離開家鄉，去大城市或鄰國新加坡。許多年前，黎紫書也帶著沮喪離開怡保。她的工作內容常年大同小異，方才申請調去吉隆坡總社。經歷過長期都市生活，她卻想念起家鄉緩慢的步調。
回鄉與探望母親，黎紫書往往需要叫車。優步或本土品牌Grab等應用較晚在怡保流行，出租車數量有限，她與司機們聊天，和兩家電臺的接線員們熟絡起來。“有一天這些東西會用到我的小說裏面。”那時的經歷留在了她的記憶當中。
所以銀霞如此聰慧，背下整本《大伯公千字圖》，以心算贏下棋局。她在成長和行走中了解自己的城市，直到成為出租車電臺接線員，腦海中收藏著整張地圖，無數人情與之關聯。她終於得到恩典，遇見名為“有光”的先生，一同在她不曾見到的熟悉街巷中遊走。
地圖與年表，黎紫書在創作期間實在地繪制過。她希望《流俗地》將是“一幅充滿市井氣俚俗味的長卷”。“我們一直都生活在這裏。”她認為馬華文學當觀察更多元的生活，“有點可惜，我們其實可以做得更好一點。”
書寫《流俗地》，黎紫書吸取了《告別的年代》的經驗。後者寫到八成時，她突然眩暈嘔吐，身體虛脫，英國醫生未認真檢查，“便判斷是某種病毒，無可救藥，說是待有一日它走了便走了”。這次她規劃節奏，保障閑暇時光，沒想到未到一半就耳鳴眩暈，幾乎倒地不起。她更要為下一部長篇小說做眾多準備，心理、精神、生活條件一齊聚合為勇氣。
“各種各樣的構想已經進入到我腦子裏面，經常會想要這樣寫，要那樣寫。”但黎紫書短期內仍無法動筆，長篇小說著實帶來巨大的消耗，“它好像掏空了你身體的什麼東西，確實整個人會少了一些什麼。”她正在空隙中翻譯兩本英文作品——小說，以及關於小說的講義。
這當然與她對多元的期待有關。“我們應該想象自己能夠面對或者經得起中文世界以外，更廣大的文學世界檢驗。”黎紫書期待馬華文學不止“遊到公海”。她瀏覽豆瓣的評論，閱讀英文作品，再檢視自己的中文寫作。
對《流俗地》的認可，有一部分來自母親。每次新書出版，黎紫書都拿一本給母親，為留個紀念，向朋友炫耀也好。她不指望母親讀懂這些晦澀的文字，沒想到母親後來講每本都看過，但沒有確認好看或看得明白。
“只有《流俗地》她是真的喜歡看。”黎紫書回憶著那種不同尋常的反饋，“看了《流俗地》以後，她經常問我：‘下一本書什麼時候出來？’”
南方周末記者 宋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