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出版人沈昌文於2021年1月10日清晨去世，享年90歲。“今晨六時許，女兒發現，沈公睡去。”沈公生前好友，出版人俞曉群如此告訴媒體。
沈昌文（1931-2021），1931年9月26日生於上海。1951年考取人民出版社校對員，後任社長秘書、主任、副總編輯。1986年到1996年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總經理，兼《讀書》雜誌主編。後發起創辦《萬象》，退休後一直活躍於出版界。（新京報記者 侯少卿 攝）
沈昌文生前曾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總經理，兼《讀書》雜誌主編。後發起創辦《萬象》，退休後一直活躍於出版界。他的離去對於出版界而言無疑乃一大損失，眾多編輯、作者都難忘與他熱烈討論選題之後拐進胡同巷尾的蒼蠅館子飽餐一頓，或是更早之前他在臨時編輯部用電砂鍋燉的私房紅燒肉。
沈昌文為當下的出版事業留下了怎樣的精神遺產？為此，我們采訪了沈昌文的故交、出版人俞曉群。俞曉群與沈昌文有著三十多年的師徒情誼，他們共同經歷了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出版業和文化界的輝煌時代。在俞曉群眼裏，沈昌文繼承了上溯至鄒韜奮先生的“三聯精神”：思想先鋒、個性獨立、為大眾說話。此外，沈昌文特別希望知識分子能走出書齋，寫一些通俗易懂的文章。沈昌文的這個信念，為當年的“文化熱”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在2013年接受新京報采訪時，沈昌文曾興衝衝告訴記者，“我的夢就四個字——無疾而終。宋美齡就是無疾而終，一覺睡下去就完蛋了，這是最幸福了。”如今，他在睡夢中辭世，某種意義上也算如願。
下文從“沈公其人”、“沈公與《讀書》”、“旁人說沈公”與“沈公自述”四個角度，與你一同追憶這位中國當代出版史上的豐碑人物。
沈公其人：三聯書店“掃地僧”
撰文丨肖舒妍
沈昌文的晚年生活，稱得上是無病無災、豐富多彩，就連困擾其多年的白內障也在退休後經由手術徹底治愈，視力恢復後的他過得愈發逍遙自在。
1996年從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總經理兼《讀書》雜誌主編任上退休之後，1998年與“三結義”的兩位“義弟”陸灝、俞曉群創辦《萬象》雜誌，又先後擔任多個出版機構的顧問，是“在京海派”非官方的總頭目（許紀霖語）、為發展北京餐飲營業作貢獻（王蒙語），隔三差五還要跑一趟三聯書店，喝杯咖啡、復印文件、翻閱新書。
直到2017年，每逢月末最後一個周五——三聯書店傳統的“《讀書》服務日”——沈昌文還會背著自己的雙肩包到書店晃蕩一圈，滿臉帶笑。只有看到新書展臺布置不當，他才會板起面孔，親自擺放妥當。
沈公舊友、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系主任江曉原還記得，第一次見沈公，他對著在場的記者自我介紹：“我是三聯下崗職工沈昌文。” 隨後又加了一句，“我在三聯掃地。”這樣半真半假、亦正亦諧的介紹實在符合沈公的風格。
但在熟讀金庸的有心人聽來，這句話又別有洞天——《天龍八部》中就有一位在少林寺打掃藏經閣的無名老僧，武藝高強卻從不外露，有大智慧卻無大架子。若是沈昌文拿掃地僧自比，不也正合適麼？
沈昌文。
“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曾與沈昌文共事多年的《讀書》雜誌前主編吳彬這樣評價這位老友。在《八八沈公》一書中她寫道：老沈自有獨特的工作和處世之道，他從不把自己包裝成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更樂意以“亦正亦邪”的面目示人，開口閉口“我是商人”。他也從不諱言自己做出版要賺錢，他在自己設計的“《讀書》服務日”專欄中起個筆名叫“金香”，對應的是“銅臭”。
她記得沈昌文用自己“經商之道”賺來的費用為編輯部早早添置了復印機、傳真機等當時人民出版社大樓裏獨一無二的現代設備，還親自侍弄電磁爐、咖啡壺來招待大家。
“雖然他招待大家時，常因衛生太差而遭受譏嘲，比如他請喝咖啡的漂亮杯子上汙痕道道，同仁們便拒絕使用；他說沒關系他會洗洗，大家認為他的手不比杯子幹凈，他又表示會用肥皂洗手，老董（董秀玉）笑笑說：該先洗洗你那肥皂。即便如此，他還是用這些大大不符合衛生標準的家什，贏得了無數海內外學者的歡心，大大拓寬了刊物的作者群。”
在同一本書中，陸灝更是直言“老沈有‘臟癖’”，祝願他“吃得邋遢，做得菩薩”。可見沈昌文不修邊幅、不講衛生、愛下蒼蠅館子、愛吃臭鱖魚臭豆腐臭冬瓜的形象多麼深入人心。
《八八沈公》是一眾好友為了慶祝沈昌文八十八歲米壽而編。“八八”者，“扒扒”也，於是書中也盡是沈昌文的糗事怪癖。撰文“扒扒”者多是他的後輩或下級，彼此之間卻毫無長幼尊卑之芥蒂，暢所欲言。
沈昌文掃地僧式的性格決定了彼時《讀書》編輯部“老不像老、小不像小，官不像官、兵不像兵”的氣氛，而《讀書》編輯部的氣氛又決定了《讀書》雜誌的風格。
《八八沈公》，脈望著，草鷺文化｜浙江大學出版社 2019年8月。
沈公與《讀書》：“三無掌櫃”帶了個“三無”編輯部
沈昌文初至《讀書》編輯部時，主管《讀書》編輯部的領導曾告訴他：“要和作者推心置腹地聊天，最重要的是要裝著什麼都不懂。”這一點在沈昌文之後的為人處世中始終有所體現：“把一個思想評論雜誌《讀書》長期堅持下來，讀者越來越多（從兩三萬到十三四萬），靠的無非是認識到自己的局限和無能。”
沈昌文從不自稱知識分子，也毫不避諱自己銀樓夥計的出身。14歲從初中輟學，半工半讀考上了上海私立民治新聞專科學校，靠做假賬、賺小費來維系學費，最終還是斷糧肄業。結果卻靠著私刻公章，偽造了一封《學習報》社的介紹信，化身記者考上了人民出版社的校對員。這樣的出身反而讓沈昌文深諳社會運行之道，時刻把自己放空、放低，進而海納百川。
沈從文孫女沈帆為時年75歲的沈昌文所做漫畫“廢紙我買！”。這張漫畫後來被沈昌文印在了自己的名片上。
有趣的是，後來的《讀書》編輯部承襲了沈昌文的風格。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編輯部除沈昌文任主編之外，由三位女編輯共挑大梁。而三位女編輯在進入編輯部之前，一位是油漆工，一位是工農兵大學生，還有一位則是卡車司機。
“四個人，一半沒受過系統的、正規的高等教育，一半根本就是勉勉強強的中學畢業。說起來大家都挺傷心，但卻因此而少了點束縛，多了點跑野馬的不羈之氣；又因此而逐漸形成一種獨特的思維方式，也算是不幸之幸。”趙麗雅（筆名揚之水）這樣回憶當年的編輯部。
許紀霖笑稱這幾位編輯是“三無人員”——沒有學歷、沒有職稱、沒有閱歷，只憑自己的能力。他第一眼對沈昌文的印象就不太好：“這哪是一個讀書人，分明就是一個剃著板寸的北方大掌櫃嘛！”可相處之後，才見識到這個“三無掌櫃”的威力，沒有一點真本領，哪有資格在名流如雲的讀書作者圈中端茶送水？
《讀書》1979年創刊號，其中包括了李洪林的著名文章《讀書無禁區》。後來沈昌文撰文寫道：“記得《讀書》雜誌，不必去記得沈昌文之流，但不能忘記李洪林。”
沒有學歷、沒有職稱是真，沒有閱歷卻說不過去。但“三無”卻確實是沈昌文與一眾編輯總結出的《讀書》辦刊經驗，只不過此處的“三無”指的是“無能、無為、無我”。
王蒙為沈昌文《閣樓人語》一書所作的序言《有無之間》特意提到了這項特質：出版人只有進入兼收並蓄的“無”的狀態，即無先入為主，無偏見，無過分的派別傾向，無過分的圈子山頭，無過多的自以為是與過小的鼠目寸光，無太厲害的排他性，無過熱的趁機提升自己的動機，才能真正團結住各不相同的作者。
而這，正是沈昌文的獨特魅力所在。
沈昌文的那種裝傻充楞、把自己的身段放得很低的處事態度，和他在做事業時呈現的這種姿態，確實是一種人生大智慧。沈公走了以後，以後再也不會有這樣的人。”吳彬在近日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回憶道。
參考資料：
[1]脈望.八八沈公[M].浙江:浙江大學出版社,2019.
[2]沈昌文.閣樓人語：《讀書》的知識分子記憶[M].北京:海豚出版社,2018.
[3]姜妍.沈昌文：How happy I am! [N].新京報,2013-11-11.
沈昌文。
旁人說沈公俞曉群：他繼承了鄒韜奮的三聯精神
采寫丨徐悅東
新京報：在你眼裏，你覺得沈昌文先生是一個什麼樣的出版人？
俞曉群：沈昌文是這個時代中國文化界和出版界的標誌性人物。他正好處在歷史的轉軌時期。作為當時三聯書店的總經理和《讀書》雜誌的主編，他在文化建設和思想的先鋒性上所起到的作用，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歷史會銘記沈昌文這樣的人物的。
俞曉群與沈昌文。俞曉群，著名出版人，曾任遼寧教育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遼寧出版集團副總經理、海豚出版社社長等職務，主持策劃過“國學叢書”、“書趣文叢”、“新世紀萬有文庫”、“萬象書坊”、“海豚書館”等叢書。
新京報：那你覺得沈昌文先生在編《讀書》雜誌和執掌三聯書店工作時，為當時的“文化熱”具體做出了什麼樣的貢獻？他的工作方式有什麼特點嗎？
俞曉群：沈昌文有一句名言——我不是一個知識分子，我是一個“知道”分子。沈昌文一直堅持著出版人和媒體人的職業精神。他對自己職業的基本定位非常清楚——他是為文化界、學術界和知識分子服務的。
沈昌文本身非常有才學，但在自我定位上，他一直對作者們充滿著真誠的服務精神。因此，如今好多人會在懷念他。
另外，沈昌文、董秀玉、範用等那一批三聯人都繼承了上溯至創辦者鄒韜奮的“三聯精神”。“三聯精神”的第一個精神是“思想先鋒”，出版人要超越大時代，堅持思想先鋒性。“三聯精神”要求“個性獨立”，這意味著不會加入任何派別和傾向，要有自己的獨立意識。
“三聯精神”還要求“為大眾說話”。鄒韜奮一直堅持說，媒體是要為大眾說話的。這個意識一直牢牢地融入到沈昌文的思想當中。在沈昌文晚年的時候，他好幾次跟我說，堅持“韜奮精神”並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沈昌文還特別希望學者、文化人和知識分子能夠走出沙龍，寫一些大眾能夠看得懂的文章。這也是他編的《讀書》《萬象》以及其他圖書在當時那麼受歡迎的原因。他編的這些書籍，為那時中國的思想啟蒙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萬象》1998年雜誌創刊號。
新京報：那麼，沈昌文先生為當下的出版事業留下了什麼樣的寶貴遺產和文化積澱？
俞曉群：沈昌文的文化積澱屬於歷史性的積澱。這個積澱肯定不會像落葉一樣隨風飄散，而會積澱到人們的思想深處。沈昌文讓大家知道，思想解放是什麼，思想啟蒙是什麼，出版人和文化人應該做什麼事情，文化人和出版人應該擁有一個什麼樣的追求和思想意識。在這些方面，沈昌文已經給我們樹立了太多的榜樣了。
沈公自述：如何將優秀的著作“引進來”？
原作者｜沈昌文
摘編｜劉亞光
下文摘錄自沈昌文回憶錄《也無風雨也無晴》，沈昌文著，海豚出版社2014年8月版。
在三聯書店籌備期間，陳翰伯已經在為我們考慮出版歷史題材的翻譯書。此老也是一個平易待我的老民主派。他主動為《讀書》雜誌寫紀念 兩周年的文章時，還專門找我這一小幹部來征求意見，我至今難忘。他在三聯書店籌備期間，就領導我們做了一件大事：中英合作出版《泰晤士歷史地圖集》。這是一項大工程。但在鄧蜀生、楊柏如等同事努力下，只用了三四年時間，這本六百六十幅彩圖、三十萬字說明的大型圖集就於一九八六年出版了。
陳翰伯還最早提出重譯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由我找董樂山先生著手，1979年三聯書店出版。在這同時，又出版了《大地的女兒》（史沫特萊）、《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史沫特萊）、《“我熱愛中國”——在斯諾生命的最後日子裏》（斯諾夫人著）、《安娜•路易 斯•斯特朗回憶錄》、《手術刀就是武器——白求恩傳》（泰德,阿蘭等著）、 《中國——我的第二故鄉》（王安娜著）,等等。一九九一年，又出了《續西行漫記》（尼姆·威爾斯著）。
我對李慎之先生“向後看”的意見心悅誠服，而且覺得策略上最可行，當局絕不會因而開涮我。我想找一些有意義的外國老書，但我只會讀俄語書，看英語書很吃力。怎麼辦？當初我在範用領導下做巴金著作的時候，註意到巴老翻譯過不少書。我們曾經重印過一些。如《六人》（洛克爾著， 一九八五），《我的自傳》（克魯泡特金著，一九八五），《獄中二十年》（妃格念爾著，一九八九）。到一九九一年，在範用帶領下還出版了《巴金譯文：選集》。我發覺這些書很好看，於是進一步査看巴老主持的出版社的書目，再査看三四十年代整個上海的翻譯書目。由此，意外地發現了美國作家房龍的書，再進一步去找原書。幾經研究，我覺得他的《寬容》最符合當前需要。我們多少年來，特別在“文化大革命”的年頭， 受的教育都是要進行你死我活的鬥爭。現在當然要改變，要提倡寬容，使人們的生活更舒適、更自由、更多生機和活力。從此以後，寬容已經成為生活的必須。我們完全沒有意料到，這本美國五六十年前的通俗著作，一九八五年在中國出版後那麼受歡迎，中譯本一下子印了五十六萬冊。它後來甚至被列入高中語文教案。
以後又翻譯了一些房龍著作。如：《漫話聖經》（一九八八），《人類的故事》（一九八八）。很想把房龍的書全翻譯過來。但覺得有些對我們的“思想解放”直接作用不很大。於是又去發掘別的外國舊書。不久，也從老上海的出版品中發現了茨威格。我首先著手組譯他的《異端的權利》，一九八六年出版後影響也很大。這本書中刻畫了一場為“異端”爭取權利的“蒼蠅撼 大象”的鬥爭。盡管說的是西方五百多年前的事件，原書出版也已有七八十年，但對剛從“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中清醒過來的中國人有巨大的吸引力。它使我們知道集權體制對人性的摧殘到了何等樣的程度。八十年代在談及過去時有“多數的暴政” 一說，這就是要求社會能保護少數人的言論自由。這本書適應了中國讀者這方面的精神需求。
《寬容》，[美] 亨德裏克·房龍著，迮衛 / 靳翠微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5年9月版。
接著，又出了茨威格的《人類群星閃耀時》《一個政治家的肖像》《昨日的世界》。遺憾的是，起先我們沒有找到德文原書，只能從英語、俄語轉譯。外國老書的原本有時找不到。名翻譯家施鹹榮知道這事，也伸出援手，設法幫我們從美國免費運來許多美國的圖書館淘汰的舊版書。
這方面的選題越做越大。後來，腦筋動到外國駐華使館等單位身上。由於當初羅孚老先生的引薦，我知道五十年代香港有個“今日世界”出版社，出版過不少有價值的譯自英語的美國經典作品。我很費勁地找到一些，讀後大感興趣。不僅其中大多數是所謂美國的“老書”，符合我們的要求，而且不少書譯筆奇佳，例如張愛玲的譯品。我如獲至寶，趕緊同美國有關單位聯系。他們也十分配合，不僅免版稅，而且還能提供補助。我那時不敢要美國人的補助，特別是據說這家出版社有美國情報系統的背景，怕犯錯誤，後來想出 一招：讓他們買不少書，實際上同補助差不多。後來還想出版“英國文化叢書”，卻一事無成。英國人不肯理我，大概是因為我的English實在太差勁了。
但我究竟是會一點俄語的，當然要關心俄文書。忽然，有一個機會讓我見到一本俄文新書：《情愛論》。它不是老書，但講的是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也算是老故事。這本書的中譯本三聯書店一九八四年出版，印了一百二十萬冊，使得我們的經濟獲得了很大的改善，這本書是一個保加利亞作家用俄文寫的。他引了很多馬克思的著作。書中主要論點是說，馬克思從來沒有否定過肉欲，因為肉欲是愛情的唯物主義基礎。我們談馬克思主義什麼都要談到唯物主義。從唯物主義的角度看，怎麼能否定肉欲呢？怎麼一談起肉欲就好像犯罪。講情愛，講肉欲，這是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非常犯忌的事情。現在一下子“撥亂反正”了。
2014年，沈昌文參加新京報年度好書致敬禮，為年度好書作者楊天石頒獎。
我之選譯這本書也有自己的研究基礎。我關心這類問題由來已久。我在前面說過，五十年代中，潘光旦先生來人民出版社洽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這部名著吸引了我的註意，便開始閱讀。1960 年，我從俄文翻譯了《列寧給全世界婦女的遺教》（蔡特金著），開始大量閱讀這方面的中外文材料。我意外地發現，馬克思、恩格斯其實是一貫熱衷討論情愛包括肉欲問題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裏有不少這方面的材料。如一八六七年他給恩格斯的信裏就引述了雷尼埃關於生殖器的詩，可惜在中文版《全集》裏一律照印原文，不譯成中文。可這反而引起了我的閱讀興趣。我用當年在河北高碑店農村學的法語基礎知識，左手査字典、右手查文法，耐心研讀一過，不勝驚訝之至。
那麼我現在當然要想法重印潘光旦先生的名譯《性心理學》。但我怕三聯老人批評，於是請他們信任的老文人戴文葆先生當編輯。以後不久，又安排重新出版三聯老書：《性健康知識》。《性健康知識》是老革命董秋斯所譯，當然老革命不會反對。如果反對，我一定反唇相譏，說他們不尊重老人。盡管我在選題上層層設防，但出於我的怯懦性格，還是在翻譯書上做了手腳，主要是對內容做了刪節。也許這手腳非做不可。
出《情愛論》《寬容》，都有刪節。刪到了一本《第三次浪潮》身上，激起了輿論界的巨大反響。這本當代外國人寫的書，是在上面那位領導人講話不久以後出的，我本來就不放心，所以出版方式是：限國內發行。但書中有反對馬克思主義的話，我一律刪去。這一刪，引起了軒然大波。研究者發現書中把作者阿爾文·托夫勒否定馬克思主義的話都刪了， 認為這樣一來不是把此人美化了嗎？他們由此指出，這是錯誤的。我們很贊成乃至欣賞學者的批評，但是，出當代的翻譯書，舍此還有別的辦法嗎？
撰文 | 肖舒妍；徐悅東
摘編 | 劉亞光
編輯 | 李永博；王青
校對 | 劉越
來源：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