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明光
我的老家在諸暨馬劍金家山村，杭州、紹興、金華三市交界的“龍門山”麓。村口是“馬溪灘”，不遠處就是“馬劍大山”。離別家鄉三十多年，但老屋的記憶總是揮之不去。
早年爺爺意外去世，磨礪練就了父親耿直個性，骨子裏又烙著善良基因。父親善思不輕言，日常表情很威嚴。小時只要他眼睛一看，我們就不敢吭聲，靜靜走開去幹活。常對我們說，做人要正直，善良，厚道；有條件幫幫別人，不要去占人家便宜；遇上不講道理的人，能忍就忍，別爭一時之氣。
老屋樓上，有扇窗門始終關著，我很好奇。那天大人都出去幹活，我爬上凳子撬開了門閂，打開一看，發現窗外是隔壁鄰居家的床鋪。
晚飯後，在飄忽的煤油燈下，我好奇問父親，他一臉嚴厲訓斥：“以後不許去打開”。第二天，父親就用鐵釘把門閂釘死了。當時我讀不懂父親的表情，等長大後才明白：那是多麼的無奈、無助、憤懣！原來是鄰人強勢建房，少砌一堵墻，直接從我家北墻拼出去，把窗戶堵死。面對這種“野蠻”做法，父親滿腹悲涼，又只能忍氣吞聲。現在，這窗門還緊閉著。
家裏有一套祖傳線裝書，裏面全是治療各種常見病的“土方子”。晚上，父親就在煤油燈下小心翼翼地查找著，把治療常見病的“方子”摘錄下來。白天，上山去采來草藥，曬幹、研成粉末，裝在幾個密封的罐子裏。有人尋上門，就問清病情，對著“方子”配給藥，叮囑如何服用。方圓幾十裏沒有藥店和醫生，我老爸就憑這套祖傳“藥書”，為遠村近鄰鄉親們消除了許多病痛，且從不收一分錢。患者千恩萬謝，常把自家省下來的番薯、蘿蔔送來。
我老爸讀過幾年書，寫得一手好字。每年的農歷過年，老爸最忙碌，也是老屋最熱鬧。老爸把精心準備的筆墨紙硯排開，在吃飯的“八仙桌”上開始寫春聯，弟弟幫磨墨，我把寫好的春聯在地上晾幹，鄉親們就圍著“桌子”觀看稱贊著。那場景，成了小山村的一個文化表現節目。許多鄉親拿著春聯會補上句：“明年還要來拿啰！”
我老媽純樸，平常，善良。每天天剛亮，拎著籃子去菜地采摘蔬菜；回家就燒水、掃地、做早餐、餵雞鴨；等大家用完餐出門後，她又開始餵豬、洗衣；然後出門去拔餵豬的野草。
村口有塊我家自留地，邊上有爺爺栽種的三株大梨樹，是小山村的一道風景。每年沒等成熟，就有小孩用竹竿敲打或爬上去采摘，鄰居來通風報信，我老爸不在意笑笑：“讓他們摘吧，現在也不好吃，大人去一喊，跌下來就麻煩了”。梨頭熟了采摘時，讓圍觀看熱鬧的鄉親拿著吃，看著大家連著皮大口地啃著白嫩的梨頭，我老媽一旁提醒：“慢點吃，別噎著！”然後，每人分給幾個，讓帶回家給父母；路稍遠的長輩，第二天會拎著籃子給送去。
二個表弟因父親突遭意外去世，也住在我家。影響最深、最快樂的是祖孫三代12人一起生活的那些年。白天大人上山砍柴，下地幹活；小孩去讀書、放牛羊。到了晚上，大家端著熱氣蒸騰的番薯粥，咬一口脆脆的腌蘿蔔，挾一塊老媽自做的黴腐乳。我們小孩就端著碗到門口“道地”，座在石墩上，望著星星月亮，說說笑話，直到老媽來喊。
現在，老屋的門關了，銹跡斑斑的彈子鎖象征性掛在門上；老屋的燈不亮了，屋柱子上的電燈開關拉線結上了厚厚的灰塵。經歷了幾十年孤獨風雨，老屋也變得蒼涼，在寂寞中漸漸老去。
每年的清明、冬至，從墓地回來，我都會去老屋看看。望著空空蕩蕩、蒼白淒涼的老屋，心裏沈沈的，覺得胸悶，一股莫名的孤獨和淒涼襲上心頭，美好的回憶也變得模糊起來。只有門口磨豆腐的小推磨，原地靜靜地躺著，曾給兒時帶來幸福和快樂的“吱嘎”聲，也成了遙遠的回響。
走進竈頭間，結實的大鍋蓋已積上厚厚的塵；撫摸著衰老、剝落的竈臺，心頭泛起絲絲酸楚：那裊裊炊煙，一碗碗熱騰騰的“媽媽菜”，是那麼清晰卻又虛幻，無法觸摸，又繾綣纏繞。
走到樓上，曾用舊報紙糊貼的頂棚，殘缺脫落；站在父母生前躺了一輩子的舊床前，心裏塞塞的隱隱作痛，又會清晰浮現母親在縫補破衣，父親在翻著藥書，摘錄“土方子”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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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無論我們離開多久，走得多遠，回到老屋，發現這才是最溫暖的家，是放松，是心安。父母在，就是家；父母走了，家就成了老屋；家鄉就成了故鄉。但我們的心，仍會留在老屋；我們的根，仍在老屋；夢裏常回的，還是老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