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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江山】
劉剛/文
佛教中國濫觴
佛教何時傳入中國？有認為，在秦漢之前，春秋戰國之時。
王嘉《拾遺記》說，燕昭王七年，沐胥之國即印度，有術士來朝，“五年乃至燕都”，俞樾《茶香室叢鈔·卷十三》說是“佛法入中國之始”。《列子﹒仲尼篇》有“丘聞西方有聖人焉”，唐人道宣便在《感應記》中得出“孔子深知佛為大聖”的結論，可經考證，今本《列子》是晉人的偽作。
據隋朝《歷代三寶紀》記載，秦始皇四年，曾有沙門十八賢者攜經來傳教，被始皇囚禁，半夜，金剛破獄，十八沙門皆逃。貌似荒誕，但梁啟超在《佛教之初輸入》中指出，秦始皇與阿育王同時，阿育王曾派遣宣教師到各地傳教，那時，中印之間已有海路交通，所以派遣的教師也許有至中國的。不過，來者命運也不會比被坑之儒的好，唯有逃生而已。佛教於始皇時傳入，有可能先在民間流傳，秦因其蠱惑亂法而囚之以監獄，但囚不了佛法的種子。
佛法的種子，有可能就混跡於神仙術中生長，潛移默化，到了漢代，便悄悄發芽，漢武帝時，雖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但遊仙之心常在，漢人對佛，大概多以神仙視之。佛像出現於希臘化之後，阿育王時期佛教傳入中國，似乎未帶佛像來，有可能是來自恒河流域的原始佛教，若從海上來，則為南傳一路。
後來的漢傳佛教，從西域來，為北傳一路，由恒河北上，從南亞往中亞，從興都庫什山抵天山，從犍陀羅至敦煌，伴隨佛教，將希臘化世界同中國式天下連接起來，以中國絲綢、印度佛教還有希臘化貨幣為紐帶，維系著東西方橫跨歐亞的一個世界格局，有全球一體化趨勢，經過希臘化和中國化以後，世界歷史的統一性就用佛法表達。
中國引入佛法，就是對世界歷史統一性的追求和表達，由天下觀走向全球一體化，此固然與漢唐時期通西域的歷史活動有關，帶有明顯的王朝地緣政治意圖，但從根本上來說，還是跟中國傳統文化的抱負有關，對於世界歷史的統一性，有一種使命感和民族性的訴求推動。
中國文化對於佛法的追求，是從中國皇帝的一個夢開始的。
東漢永平年間的一天夜裏，漢明帝劉莊做了一個夢，夢見一位金人。身高六丈，後腦發光，從空中飛來。明帝說給大臣們解夢，有人說：所夢者，即天竺聖人。明帝趕緊遣使，從洛陽出發，前往天竺，去求佛法。漢使過天山越蔥嶺，輾轉至大月氏，遇僧人攝摩騰和竺法蘭，於是，白馬馱經，與使者東返，在洛陽城正西門外，依據天竺舊式，建造白馬寺。
此前，中國人與佛教雖也有過接觸，如張騫通西域時，已知天竺與中國有交通，還有漢哀帝時景盧出使大月氏，其王使人口授《浮屠經》……但這些，均非中國主動獲取，而是被告知被傳入，第一次西天取經，就從漢明帝開始，取來的第一部經書，便是《四十二章經》，此經，由攝摩騰和竺法蘭二人合作，在中國第一寺——白馬寺譯出。
為傳教方便，二人從編譯入手，選佛陀語錄，以一段話為一章，共四十二段，即《佛說四十二章經》，然後描繪佛像供養，由是，東土佛法僧三寶具足。
中國佛教的歷史由此開端，有了第一個寺院，第一部經書，二僧居中國，傳佛法，住洛陽白馬寺中，並逝於中土。
《佛說四十二章經》語錄，形式上頗似《論語》，是二僧因勢利導，面對儒生有意為之，還是無心插柳，儒佛相通？總之，梵文譯成漢語，就被漢化了。
《佛說四十二章經》題目七個字，佛是人，四十二章經是法。佛說為經，“說”，悅也，即悅所懷也，就是將自己的心喜道出。
其實《佛說四十二章經》並非小乘家言，來自西域的佛法，無論其希臘化，還是中國化，都是但求統一，無分大小，因此，漢傳佛教所謂“大”，是大乘與小乘合流，並非將二者區分開來。
王權分裂佛教
以漢傳佛教為大乘者，是包含了小乘在內的。實際上，被認定為“小乘教”者，從來就不肯承認自己為“小乘”，單方面指定，是“大乘教”對其他派佛教的歧視和貶稱。
正如孔子死後，儒分為八，佛亦如此。佛陀時代，以佛為師，稱為“根本佛教”，其律制，乃“尊上座而重大眾”，以長老居上座，但開會時，則依大眾決議。
佛寂後，大迦葉在王舍城集結，優婆離誦出律藏，阿難誦出經藏，而無法參與此次結集的大眾，卻在附近二十余裏處，發起萬人大結集，稱為界外結集。
佛教各部派，都記載了佛教僧團的此次分裂，成為部派佛教的開端。若僅為僧團內部分裂，還好彌合，大迦葉號召“第一次結集”後，至佛滅百年，“第二次結集”時，佛教僧團已分為傳承經法的阿難系僧團和傳承律戒的優波離系僧團。阿難系僧團傳傳教於北方；優波離系僧團傳教化於東方和西方。兩大師承，三大僧團，共承佛陀教法與律戒。
王權介入，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參與進來，使得僧團“根本分裂”。當時，孔雀王朝首都華氏城，阿育王在城內建雞園寺，供養十方僧眾。
三大僧團共居一寺，產生分歧，優波離系僧團大天，升座說戒，詆毀阿羅漢，與阿難系僧團起了爭執，阿育王聞之，問大天：孰非？誰是？我等今者當何選擇？大天回答：聽大多數僧人的意見，就會消弭爭端。阿育王遂分二部，令眾僧自選，分別居住，年高位高者擇居一處，人數少，是為上座部；年少者位卑，但人數多。
阿育王聽從大天的建議，論是非，斷對錯，從眾不從賢，倒有那麼點少數服從多數的意思。然而，在一個需要思想與信仰的領域，是追隨賢者，還是發動群眾？值得一問。
追隨賢者，說明你對真理還有謙卑的意願，對宗教應不乏信仰，反之，走群眾路線，則是王權的一種本能，而阿育王正是這樣。王權對於宗教，往往別有懷抱，總不離政教合一，他派人去數了數人頭，就像裁判那樣做出決定，宣判孰是孰非誰對誰錯。
賢者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群眾成為英雄，群眾背後，王權才是贏家，先是作為調停人，繼而作為仲裁者，他把那說多長就有多長的手腕伸到人性的薄弱處，去揣摩宗教的命門和軟肋，有時也會在歷史的幽暗處拋下權力之錨，讓宗教的破船行駛血賬。
阿育王竟然真這樣做了。諸賢被群眾反對，便要離開雞園寺，阿育王便下旨：要將賢者們引到恒河邊，用破船載他們，中流墜溺，來檢驗賢者們究竟是聖人還是凡人。
果然船沈，賢者們在大河中央，各起神通，竟然也有種種奇跡發生……據說，阿育王深生愧悔，氣悶而絕，昏倒在地，被水潑後，才蘇醒過來，趕緊派人去尋諸賢所在，使者還報，說諸賢已至迦濕彌羅，即犍陀羅。
阿育王想請他們回來，被他們回絕了，這故事，出自《大毗婆沙論》卷九十九。什麼叫“毗婆沙”？佛學中，對於經的註釋稱優婆提舍，對於律及論的註釋稱毘婆沙。在迦膩色迦王時，結集造《大毗婆沙論》的，是五百羅漢。
在恒河流域崛起的孔雀王朝，對於佛教，有一種民族性的鄉愁。它在同希臘化世界的對抗中興起，所以，沒讓佛教跟著希臘化走。
它讓佛教說著摩揭陀國的方言——巴利語，散發出恒河流域那一方水土固有的鄉愁，那是亞歷山大大帝從未能征服過的鄉愁，那是未被希臘化汙染過的鄉愁，它曾經用武力把佛教帶到那個繽紛的希臘化世界，卻不肯使之脫離原始佛教的恒河鄉愁。
阿育王沒被希臘化，所以，他倡導的佛教很難進入希臘化世界，因而將傳教的重點，從中亞轉向東南亞，開辟出南傳佛教一路，這一路，最遠來到了中國。秦始皇帝時，有關佛教傳教士的傳言並非空穴來風，但傳教士很快就從中原匿跡了，只留了個受迫害的傳說在那邊，最後落腳處，就在滇傣間，未能發展出來。
為什麼南傳佛教在中國未能進入漢傳佛教的主流？根源就在阿育王第三次結集時，那一場未遂的謀殺。北歸的阿難系僧團的幸存者，對此念念不忘，以至於過了三百多年以後，到迦膩色迦第四次結集時，還將此次罹難寫入《大毗婆沙論》中，而此時的孔雀王朝，早已灰飛煙滅，退出了歷史舞臺，與之對立者，唯有南傳佛教，故不往來。
佛教世界觀——大乘
新的王權又介入了佛教，那是大月氏人建立的貴霜王朝，鼎盛期與漢朝、羅馬、安息並稱四大帝國。
迦膩色伽王使貴霜帝國達到鼎盛期，他第四次結集，對上座部佛教作了總結，確立了一切有部對於佛教的主導地位。但新王權的目標未止於此，對於佛法和世界歷史有更高的追求，正是這一追求，推動了大乘佛教的興起，形成了第一個以思想觀念連接世界的世界性組織和世界觀體系。而此前，東西方分離，天各一方，中國思想和希臘思想分別發展，孔子和蘇格拉底，還有佛陀，他們各說各的，誰也不知道誰，柏拉圖學園與稷下學宮，各自存在，互不影響。
可第四次結集以後，世界就改變了，希臘化世界和中國式天下通過佛教世界觀走到一起來了，希臘思想以佛法的形式，希臘藝術以佛像的樣式，潛移默化，都進入了中國，對中國的思想和藝術產生影響。如果說絲綢以物質文明的樣式把世界聯系起來，那麼佛教則以精神文明的思想的方式把世界統一起來，形成新的佛教世界觀和世界體系。
對於世界歷史統一性的追求，或者叫全球一體化，東西方早就開始了，在西方是古希臘的亞歷山大大帝，東方是中國的秦始皇帝，他們都是靠著武力征服，各自征服了半個世界。
亞歷山大大帝，自西往東，所向披靡，但終究未能越過帕米爾高原進入東亞，甚至連恒河流域也未到達，就在人心思歸的怨聲中，調轉馬頭回去了，亞歷山大大帝一死，帝國便解體，留下個四分五裂的希臘化世界。秦始皇帝也如此，他兼並六國，統一天下，也是自西往東，再往東，到了渤海邊，就到天盡頭了，於是，也調轉馬頭，也死在回去的路上。他一死，帝國也崩潰了。但有所不同的是，中國並未解體，秦朝很快就被漢朝取代。
在印度，與秦朝大約同時，孔雀王朝也統一了印度，並從恒河流域出發，通過弘揚佛法，開始了對世界歷史統一性的追求，可阿育王死後，孔雀王朝就分裂了。
看來，真正能表達世界歷史統一性的，不是這三大帝國中的哪一個帝國，而是從恒河流域興起的佛教，三大帝國消亡後，佛教還在，婆羅門在印度本土教復辟了，佛教就往南去，向北走，形成南傳佛教和北傳佛教兩條路線，徹底走向世界了。對於佛教而言，這兩條路線都是成功的，但相比之下，北傳一路，由於希臘化世界與中國式天下的加持，而有了更為深邃而遼闊的世界性，要將這世界性表達出來，傳統佛教無論上座部還是大眾部，都顯得捉襟見肘，均落入小乘範疇，要使一切有部化有為空，世界歷史的統一性惟大乘可求。
大乘，是對世界歷史統一性的表達，它對於人類的擔當，要有菩薩。而菩薩就是能夠成佛，可以解脫，卻偏要留在人間以擔當人類的罪與罰而普度眾生者。
衡量菩薩，要用歷史觀，而不是宇宙觀，要以歷史尺度，從歷史的進程中去尋找真人，而不是用宇宙尺度，從華嚴大數和無量大數中去推算輪回與轉世的劫數。
王者迦膩色伽，就是佛教思想轉型的推動者，他從自己的歷史活動中，找到了一位菩薩，就是那位對一切有部經藏作了總結，並執筆綜述由五百羅漢集思的《大毗婆沙論》，且從有入空寫了《大乘起信論》的佛教詩人、思想者馬鳴菩薩，這位菩薩，是王權之間交易的產物，是戰勝國貴霜王朝向戰敗國印度勒索的戰利品。
那時的馬鳴，以辯才比丘聞名，據說，他運思如電，辯舌如劍，辯風所及，無不披靡。可有一天，來了一位脅尊者，僅用了一句話，便將他擊倒。
尊者說了什麼？他說：應該讓天下太平，大王長壽，國土豐樂，無災無患。放在入世的中國文化裏，這句話其實很平常，無非家國天下，儒家老這麼說，道家也這麼講，可在印度就不太一樣，對於習慣於出世想法的印度人來說，那是一種新思維。
印度人活在世上，卻充滿了出世思想，用宇宙觀表現神性思維。而中國思想，則以歷史觀出場，於通古今之變中表現家國情懷，對此，馬鳴居然無言以對。
這話是個契機！習慣於出家的印度思想，怎會有家國情懷？以出世為歸依，追求長壽還有何意義？這是個中國問題，卻要佛教來解答，佛教的中國化，以此一問緣起。
馬鳴從此追隨脅尊者，由外道入佛教，開始了對中國問題的思考。
與其說他是來傳教的，毋寧說是來搞宗教改革的，而改革的契機，是因為中國，中國需要佛教，佛教也需要中國，漢傳佛教，成為了佛教發展的新目標。
新目標，決定了新方向，新方向產生新佛教，以中國為參考，對佛教有了一個新的劃分，能回答中國問題、使佛教中國化的是大乘教，不能回答的便是小乘。他的新思維，要有個新世界來懷抱，在原教旨的大本營裏，根本用不著點燃新思維的火苗。
剛好，貴霜王帶著軍隊到恒河流域來了，將中天竺王城圍住，要求三個億的戰爭賠償。天啦！我們哪有三個億的金錢？可你們有兩件寶貝，可以抵兩億。問：哪兩件？曰：佛缽與馬鳴，各抵一億。就這樣，馬鳴作為戰利品，被帶回貴霜王朝。
憑這兩件佛寶，迦膩色伽搞定了佛教，一件是佛祖遺物佛缽，為各派所宗。另一件是個活人，能繼往——為佛教集大成，能開來——開創世界歷史性的新佛教。
所以，當第四次結集時，馬鳴出手了。據說，《大毗婆沙論》就由馬鳴執筆而成，因為《大毗婆沙論》中的偈頌，多與馬鳴之詩《佛索行贊》相同。
若謂《大毗婆沙論》還是繼往，那麼《大乘起信論》就是開來。“起信”，是建立信仰，“大乘起信”，就是建立“大乘”信仰。信仰的源頭，當然還是在佛陀那裏，要像佛那樣為了全人類的命運而思考。
馬鳴的思想，就是回到佛的思想起點上，從頭開始講，不是作為傳教者來講，而是作為開創者來講，發出大宗師關註人類命運的光芒。
他要像佛陀那樣，在自我的覺悟中，把個體性與人類性統一起來，經由普度眾生，達到自我解放，正如馬克思所說的，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終解放自己。於是，在絲綢之路上，在世界歷史的統一性裏，出現了與佛教有關的兩個最世俗化的形象，一個是在希臘化世界的金幣的兩面上出現的佛陀與迦膩色迦王的形象，還有一個就是在絲綢之路上被中國民眾奉為蠶神的馬鳴的形象，它們體現了佛教對於世界歷史統一性的的擔當。
（作者近作《文化的江山》第五卷（與李冬君合著），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