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初子靖是當年沈陽市的高考狀元，但進入清華大學之後，他開始厭倦那種活在他人註視下的、競賽式的人生，放棄了許多升學和工作機會，甚至被老師認為“畢業時可能會給清華丟臉”。而周立齊，一個遊蕩在廣西南寧的”偷車賊“，小學三年級輟學，因為2012年的一段電視采訪，創造了金句”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爆紅成為一個戲謔的網絡符號、”不打工者”的精神領袖。他們擁有截然不同的學歷和出身，但卻在相似的人生命題之下悄然相遇。我們一定要參與這場競爭嗎？“996”、“打工人”等等輿論熱詞的出現，是否預示著我們已經站上了大眾情緒的拐點？”
“領袖”的誕生四月份周立齊出獄的那個早上，有幾十輛車圍在監獄門口等著他，帶來的人簡直要把路堵上。“領袖”出來了，人們在網上傳播這個消息，配上有他頭像和名言的表情包：“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
興寧區司法局對此早有預見，派車直接把周立齊送回了家，可他家邊也圍滿了車和人。接下來的日子，每天都有好幾家網紅公司來找周立齊談合作，有的人帶來現金，碼在他面前，問他要不要簽約，他還是給拒絕了。周立齊覺得自己不值那些錢：“他不會白給你那麼多錢，你要是不能給他賺回來那還有好？他不得弄死你？”
兩個月後，他在家裏發布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條短視頻，為自己做錯的事情道歉。錄制前，拍攝的朋友問他想說什麼，整理出了一份文字稿，他小心翼翼地背，一個字也不敢改，拍出來僵硬，稿子一刪再刪。朋友不明白，他緊張什麼呢？自己要說的話怎麼說出來磕磕絆絆的？
我是在一個十月末的下午見到周立齊的。他坐在磚墻圍成的小院中，三個朋友在他身邊。這裏沒有一處真正的房頂，瓦片和彩鋼板搭在木頭橫梁上，大約能蓋住水泥地面。他站起來、伸出手，白色T恤和短褲整潔熨帖，帶著中年人特有的謙卑姿態。周立齊的朋友們——他的一個堂弟，一位甘肅的轉業軍人，一位河南的旅行商人，因為參與抵押貸款業務而相識——向我介紹：他的快手視頻每條有上千萬播放量、澎湃寫他的文章有1.6億閱讀量、全中國有3億人認識他，但他被抖音封過號、也被快手限過流，他不敢直播，所以賺不到錢。
我從前以為人人要打工。外賣員、服務員、電商客服、流水線工人、建築工人、程序員、銀行職員、駕駛員、動物飼養員。我心知肚明有些人在從事辛苦的、危險的、報酬微薄的體力勞動，在北京馬駒橋，一個夢想成為包工頭的短工曾經告訴我，他教弟弟每頓只吃一碗飯，這樣久了胃會縮小，才能攢下錢，要有錢，才能做承包，賺更多錢。
但周立齊自打小學三年級輟學起就沒怎麼跟打工的人一起玩過。十來歲的時候他就認定了，孬種念了書也是廢物，能人不讀書也出人頭地。他跟那些輟學之後上鎮裏磚廠打磚的孩子不一樣，他的哥哥、弟弟、堂哥、堂弟都走這條路，他已經看清了這裏面沒有機會。他一開始就跑到南寧東站去，跟火車站前的人混在了一起。
“走偏了唄。”每次他說到這裏就會尷尬地笑笑，不願意再提。
他長大、安頓下來，在萬秀租了房子，有了朋友，那是和村裏完全不同的氣象。90年代末，人們從握手樓裏湧出，把堪堪能通一車的窄街擠滿，城中村的人們把燒烤架擡到公園裏，煙霧騰起，人聲鼎沸，接到城市居民抱怨前去采訪的記者親眼見到喝醉的人把公園裏的樹一腳踹倒。周立齊在這裏有的是哥們，哥們帶著哥們，每天都認識更多的人。他在家裏排行老三，人們管他叫阿三，或者尊稱一聲三哥。
阿三不打工，但無所謂，他的朋友們也不打工。每個人搞錢的方式各有不同，其中有些人天生就有錢，在KTV和飯店，他們包場、請客，阿三去湊過數，看他們一晚上燒掉三五萬，就不再跟他們玩了。“那跟我們不是一個世界的人。”在萬秀村的街頭，阿三和來自村子上的年輕人們喝酒擼串，逛街唱K，把手頭富余的錢借給朋友，也從朋友那獲得幫助。在街上，人要體面，他愛買新衣服，打扮得整潔亮堂，說話也有趣，就連“事業”也講究，偷車只偷九成新的，只偷整車不單拿電瓶。他瞧不上打工的人，打工能怎麼樣呢？不要說娶媳婦蓋房子，好吃好玩的甚至還要從家裏拿錢，辛辛苦苦幹一個月不如他上街逛一趟，有什麼意思呢？
24歲那年（2008年），在他第一次偷車被抓刑滿後，在租住房子樓下的超市裏，阿三遇見了阿珍。阿珍是老板娘的朋友，小他7歲，和他一樣是街上的人，租在同一棟樓。每天買菜回家，見友女們在一起談天，他就湊過去，和人家搭訕，送她們零食和飲料。阿三後來對我說：“阿珍真漂亮。”堅持不懈的、風趣幹凈的阿三到底把她追到了手，兩人搬到一起住，恩愛了四年。要結婚了，他帶她回老家，磚墻圍成的院子裏沒有一處正經房頂，阿三也拿不出彩禮，但她沒有反對；阿三去未來的丈母娘家，給他們買了電動車。阿三馬上要有一個家庭和一個孩子。這時候，他被抓了。
盜竊，一年零六個月。他被抓的那天發生的事情現在據說全中國有三億人知道：
南寧臺的記者去采訪他，他向人搭訕，卷尾的長發，一副快活樣子。記者問他，為什麼偷東西？他說，沒有錢用，只能去偷；記者再問，為什麼不打工？他說：“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這輩子不可能打工的，做生意又不會做，只能偷東西維持生活……看守所比家裏好多了，個個都是人才，說話又好聽，超喜歡在裏面。”記者評價他：“不是嘴硬就是腦殘。”
四年之後，2016年，這段話在有四百萬成員的百度貼吧“戒賭吧”爆紅，周立齊成了“精神領袖”，因為與古巴革命領袖一模一樣的發型，吧友給他起了個綽號，“竊·格瓦拉”。
卑微的憤怒“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我一輩子也說不出這種話，從我耳朵聽到這句話，從我嘴裏說出這句話的目的，和周立齊完全不同。再借給我一個膽子，再借給我一個億，我也不敢說這種話。這輩子不打工的話，人們會指責我遊手好閑嗎？人們會用因嫉妒而更顯惡毒的鄙夷眼神看著我輕松的生活？還是用因憤懣而愈發刻薄的輕蔑眼神看著我飄搖的生活？人們會發表怎樣的評論？——“如果是我，我會工作，工作將充實我的生活”“工作能創造價值”“我起碼會去投資，或者練習一項技術、從事一項藝術，我是個長期主義者。”
盡管不肯說出口，我知道自己有這種隱秘的墮落欲望。當我回想起我的父母、我的中學教師和我的大學輔導員說我懶惰和不務正業時那種淡淡的、遺憾的喟嘆，當我滿足他們的期待時他們輕輕的飯嗝一般的溫熱笑容；當我聽到那些在課間操時用力擺動手臂、盡全力扭轉身體的學生受到的嘲笑，當我看見笨拙地表達情意的少年因為邋遢的外表和冒犯的言辭而領受的白眼，我的憤怒像鞭炮的引線那樣迸著火花地燃燒。我是一個無足輕重的人，旁人看我的眼神像欣賞魚缸裏的一條魚。“你要能這樣就好了。”我總聽見他們說。當我憤怒時我能想到的全部希望就是把自己像個竄天猴那樣點了，屁眼發出尖銳的嘯聲衝進天空裏，抓住他們的肩膀把他們按在墻壁上，盯住他們的眼睛榨幹我的肺衝他們喊：“X——你——媽——”
當我看到這個蟊賊，這個不肯認命的青年勞力坐在那說“這輩子不可能打工的”，我就想他是不是也有這種卑微的憤怒？他身上的勇氣是不是比我往後再投胎三輩子的加起來還要多？事後證明這完全就是我的軟弱，是一廂情願的誤解。
周立齊被捧為戒賭吧“精神領袖”，和我的憤怒無關，和周立齊的想法無關，甚至和戒賭吧裏評價“領袖”的話也無關。贊美“領袖”，明智的角度是從反對雇傭工作入手，攀上主義先驅的高枝：形象上已經立住了，即使在看守所裏也像切·格瓦拉那麼意氣風發；觀點上也基本對路，反抗萬惡的資本家，可以再管用一百年。
2012年周立齊剛進去的時候，戒賭吧吧友剛過萬，他那年不會被封為“領袖”，因為不打工還沒什麼可驕傲的。
戒賭吧鼎盛時期的吧主“迷茫的魚夫”在2016年曾發帖回憶過本吧歷史：早年間借款是個難事，有試圖戒賭的人發帖，把欠了每個銀行多少錢列出來，記錄自己還款的心路歷程；也有人在感同身受的帖子裏發地址，線下見面喝酒；輸光了，“癱瘓”的，能在這要到煙錢，以及一些鼓勵。生活還過得去的賭徒借此安撫自己的良心；有個吧務跑去做了賭博中介，吧友們在他的帖子下面回：“真想給這個逼一拳。”“我兩拳”“我三拳”。這些事被吧裏的人編成順口溜：“三五瓶，逼兩拳，打多打少是個緣。”
關於約飯和施舍煙錢的美名傳播開來，戒賭吧漸漸壯大。2013年，網絡賭博興盛，戒賭吧湧入了大量網賭團隊豢養的小號。在直白發送的平臺鏈接被屏蔽之後，賭博代理裝成靠網賭翻身的“大神”、傾家蕩產的賭鬼，在吧裏編造爽文和血淚故事。更多的故事會作家聞風而至，到了2015年，發黃網鏈接和直播嫖娼成了吧裏核心內容之一，每天都會莫名其妙多出來一堆“女吧友”。
2016年，網貸來了，事情開始變得瘋狂。網貸平臺好像以發錢為樂，你從它這借五千，按時還五千，它下次就想借給你一萬，只要肯周轉，借下家還上家，很快就能套出十幾萬。網貸代理湧入戒賭吧，把賭徒徹底推進火裏：這裏有白來的錢，不要打工，去賭，去梭哈，你能贏。象征著貨幣的數字從網貸的口袋直接倒進網賭的口袋，賭徒身上負債的雪球越滾越大，幾千變成幾萬、幾十萬，直到成為純粹的、無意義的數字——貸款中介指出，雪球本應在3-5個月後炸開，但新的網貸平臺實在太多，隱藏的壞貸數量超出了想象。
與此同時，負債想上岸的人和趁機想撈一筆的人看中了這血腥的商機，迅速地壯大了中介的隊伍，戒賭吧的吧務也有人轉做了中介，靠著權勢保證自己不被刪帖。輸光欠債的人、自稱發家的人、看熱鬧編故事的人、奔著“打多打少是個緣”來的純粹的網絡乞丐，以及在準備收割以上所有人的中介組成了這個貼吧的新生態。“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成為精神指南，周立齊被捧上領袖寶座，流浪的、嫖娼的、賭博發家的、吃飯逃帳的、妻離子散的、直播自殺的，吧裏的故事越來越精彩。早年間那些懺悔的、笨拙的賭徒已經不見蹤影。這一切一直持續到2018年6月，戒賭吧被央視點名，然後封禁。
2016年之後，“竊·格瓦拉”的名號傳到B站上，他的采訪視頻和同時期止咳水上癮的搶劫犯“大力哥”、唱歌跑調被嘉賓嘲諷的“波瀾哥”一同成為鬼畜區素材。鬼畜就是為了好玩，不承載任何意義，這些無名之輩是良好的嘲笑對象，他們沒有反擊的能力。2016年被稱為“網紅元年”，今天再回看，那時的網友是寬容的，他們嘲笑一些人，但允許對方靠他們帶來的快樂賺錢。這裏沒有反抗和解構，但也不至於是支配和羞辱。
“全世界都在變”2013年12月，阿三第二次刑滿釋放，回到租住的房子，阿珍已經不在那裏。他四處打聽，得知她投奔了姐姐，在廣東打工，具體的位置沒人知道。再後來，他聽說阿珍已經結婚，有了孩子。
2014年11月，阿三因盜竊罪被捕，判刑八個月，2015年6月刑滿釋放。同年11月，他再次被捕，被控犯有三起盜竊罪和一起搶劫罪，數罪並罰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六個月。那起搶劫罪是2014年的舊案，同夥偷車被車主發現，放風的阿三拿了隨身的鋼釬威脅車主，兩人一同逃竄。同夥因為身上掛著作案工具跑不快最後被抓住，阿三當時僥幸逃脫。一年後盜竊案發，舊案也供了出來。
在相處的一周裏，周立齊從未向我提起他人生中的這一段時光，說到這裏的時候，他喜歡用“國家需要”和“參加工作”來代替。我曾以為一個人若把偷竊特定的某物當作謀生手段，他對其中的技術必然有某種信任，如同我做記者，對我賴以為生的寫作能力抱有感激；但再提起偷車，周立齊只有不安。2020年4月，周立齊第四次刑滿釋放，司法局的車直接把他送回了家。他已經快八年沒有回來，八年，曾經的農村三塘鎮現在高樓連片，五塘鎮所有的村子也都通了水泥路。民政村裏條件好的家庭蓋起了三層小樓，還刷了水泥墻面，再不濟的也住上了樓房，但周立齊家磚墻圍成的、沒有屋頂的小院還是沒變。他回到家的那天父親因為風濕正住院，母親已經不認得他了。他對著家哭了出來，跟隨行的記者說：“全世界都在變，只有我們家沒變。”
他知道自己誇下海口一輩子不打工的事出了名，他的想法沒變，還是覺得打工改變不了什麼，也決定遵守諾言。留給他的最後一條路就是種田，自從十三歲離開家，他還從來沒和土地打過交道。
周立齊家的土地少且散，零星分布在沿路的幾片地方，另有一些承包出去了。我到的時候正是十月，秋收的季節，成熟的水稻綿延直到視野的盡頭。他割了幾塊地，另一些稻穗還發青，人力脫粒機被附近的老夫婦借走了，他過去幫忙：老人將稻穗伸進箱口，滾軸帶動的鐵絲把種實打散、落在腳下。薄鐵皮箱子隨著他腳踏劇烈抖動著。更遠處傳來收割機柴油機的聲音，它在群山的影子上爬行，60塊錢一畝。稻粒被挑回家，鋪開、翻動，在水泥的院子和屋頂上，被陽光和空氣帶走水分。一畝地金黃的種實能細密地鋪滿一間屋頂，兩畝地就夠一家半年的口糧，但假如多余的要賣，滿滿一屋頂的六百斤糧食和它們背後一個季度的努力值八百塊錢。馬上來臨的冬天裏，周立齊想種一茬荷蘭豆。他希望荷蘭豆能賣個好價錢。
村裏沒有什麼年輕人，村上的小孩子已經不認識周立齊，路上遇見總會好奇地盯著他看，問他是哪裏人。現在周立齊最好的朋友是隔壁的堂哥，他倆是發小，小學同學，堂哥極瘦、黑、脖頸細長，總是微笑，他在2010年出去打過一個月的工，做保安，早上八點到淩晨，每個小時在小區內每一棟每一層打一次卡，月薪900元。拿到錢他就不幹了，回家種地。依靠低保的錢他蓋了一層房子，三間，有樓梯通到屋頂，他會坐在那裏看風景。種的東西賣不上價，他就讓它們隨便長著，口糧能吃多少呢？他和弟弟都沒有結婚。
更多的年輕人像周立齊的弟弟，周立銅那樣做選擇。因為家裏吃不上肉，三個哥哥又都輟學，周立銅也沒念完小學。十幾歲的時候他去鎮上的磚廠打磚，一個月五百塊，然後到南寧的餐館做傳菜，做到點單，一個月能賺一千多塊，幾乎一分錢也攢不下來。傳菜還好，上菜的時候能偷吃兩口，點單就實在沒什麼做頭，於是他跟朋友去天津做工，吃不慣東西又回到南寧。後來他學了門技術，給新建築做消防管道，談了女朋友，租了房子，收入隨著時代變遷漲到了每個月三四千塊錢。他也過了三十歲，雖然攢不下錢，但是工作比以往自由了一些，他感到基本滿足。
周立齊的大哥至今在工地做工，常常也回家種田，他圓頭圓臉，笑容樸實，很少與人講話。周立齊的二姐嫁到了隔壁村，大姐遠嫁去了黑龍江。大姐剛出嫁的那幾年，周立齊的母親想念女兒，每天做噩夢，她料想女兒遠在苦寒的東北遭遇艱苦，便很少說話。每次吃飯，她會自己盛一碗坐在臥室的門檻，白天就蹲在院子裏整日做同一件事情，等到這次周立齊回家，她已經不再能認出人。
一日下午，我和周立齊在田裏逛過，他從前在街上的朋友開車來找他玩。他已經把當年一起偷車的人聯系方式都刪掉，余下的朋友老家都在五塘鎮的村子裏。三位朋友帶著魚生來拜訪周立齊，一位穿著綠色polo衫戴紫檀手串，在鎮上開超市；一位穿著黑色汗衫，在鎮上承包工程；還有一位穿著白色汗衫，在鎮上賣服裝。他們都成了家有了孩子，已經顯露出發福的跡象。他們沒有聊起在街上的時光，反而是聽說我是從北京過來之後講起了關於北京的故事。他們從來不用靠偷車供養街上的生活，在悠閑的青年時光結束後從父母那領到了一筆小小的本金，開起了屬於自己的店。這是2012年周立齊在看守所作出的宣言裏唯一一句對理想生活的描述——“做生意又不會做”——在小學輟學的周立齊可能選擇的道路中，無論是靠打工還是偷車，他都沒辦法追上街上朋友的步伐。
直播時代2016年周立齊還在監獄裏的時候就被人認出來了，新來的獄友指著他問：“誒這不是那誰嗎？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到了2018年，網紅公司每天打來的電話首尾相接，讓四弟周立銅幾乎沒法做工，他給這些人的答復差不多：“他還在裏面，你問我沒有用。” 2019年，周立銅不再接外地號碼的電話，網紅公司就一個一個找上門來。來的都是客，每接待一幫人周立銅就得殺雞殺鴨做飯做菜，即使雞鴨在村裏已經不值什麼錢，總是折騰也讓他煩得慌。
今年出獄後，周立齊拒絕了所有找上門簽約的公司，但金錢誘惑到了他的二哥。在一場飯局上，他二哥舉著自己的身份證，聲稱周立齊以一千五百萬的價格簽約了一家網紅公司。這條新聞衝上熱搜，網紅公司被點名批評，“簽約周立齊”成了雷區，而二哥靠這句話掙了五千塊錢——據周立齊說，再扣掉和網紅公司的人吃的那一頓飯錢，就不剩什麼了。
在這之前，周立齊沒看過直播。出獄之後他連微信支付都不會，感覺自己已經和世界完全脫節，他處理不了這種信息。周圍人總是告訴他，直播很賺錢，他不覺得和自己有什麼關系，他看到網上那些拿他開涮的視頻，很難跟“出名了，能賺錢”聯系起來。
與此同時，村裏人看他的眼光變了。跟他見面打招呼的時候，寒暄變成了：“三哥，那幾千萬花得怎麼樣啦？”有記者到村子裏，給村民塞錢，說要聽他們家的故事；甚至有記者花錢求他們家的方位，還在采訪前告訴了他，作為自己心誠的表現。“周立齊到底值多少錢？”羨慕的、嫉妒的、好事的人們興致勃勃地等待一個答案。
周立齊沒法上街，吃個飯的功夫，桌邊就會圍上來拍照的人；他還和朋友跑去一家把他的臉印在招牌上的燒烤店，讓人家撤下來，他不想一直被當成賊看。但人們還是接踵而至，剛出獄的時候甚至每天都有粉絲跑到村子上來，就為了看他一眼。周圍人像看猴一樣地看著他，但他仍然不能放棄直播的希望：周立齊的家需要蓋個正經房子，周立齊想娶老婆，周立齊要想靠種荷蘭豆實現這兩個願望可有點太樂觀了。周立齊另一位青年時的玩伴，做二手車和抵押貸款生意的堂弟找上他，給他拉來了一幫朋友，準備拍短視頻，快手和抖音同時發，抖音直接封了他的號。
但快手號粉絲漲得像瘋了一樣。發出第一條視頻的時候，向下一劃，粉絲數的千位就變一下，再向下一劃，萬位數就變了。那一天漲了140萬粉絲。誇他的、罵他的、嘲諷他的、崇拜他的、號稱想嫁給他的，人們憋了三四年的話和表情包一口氣吐給他，視頻的評論居然比點贊還多。朋友們哪見過這架勢，周立齊4月18日出獄，他定的目標是粉絲到418萬就直播，看起來簡直一周就能完成指標。結果好日子沒過兩天，快手也給他限流了。
朋友裏有能輾轉聯系上快手後臺人員的，好說歹說限流解除了，但粉絲漲得慢下來。看了兩條視頻，人們馬上發現周立齊不再是以前的“領袖”，他拍的東西乖巧又空洞，除了最開始的道歉，視頻的內容再也不和以前的人生發生關系。評論裏質疑他打了工，讓他把2016年的周某還回來，說他背棄了諾言；罵他的也多，說他蹲過監獄不配直播，更不配火，說他出來就是敗壞社會風氣。周立齊每發一條視頻就刷一整天評論區，睡不著，刷到早上五六點鐘。朋友讓他拍一個當時時髦的“不心動挑戰”，看美女照片不能笑。他支支吾吾半天不願意做，最後問：“我看美女大家是不是會覺得不好？”
周立齊是重點關照對象，南寧市興寧區警方隔三岔五就會找他談話，司法局問他未來有什麼想法，他還是回答想種地。作為慣犯，司法局要確認他的安頓，給他提供買種子和肥料的借款，他可以等荷蘭豆賣出去再還，如果表現好，還可以再借錢買一頭牛犢。比起討好網絡上那些遙遠的、面目模糊的人，這是他生活中少有的靠自己的雙手就能做成的事情。他蹲在田埂上對我說：“還是要感謝政府。”興寧警方跟他合拍了抖音宣傳視頻，他們希望他成為慣犯改過自新的典型，但流量不是很好，只有二十條評論。
在十月的尾巴，周立齊迎來了出獄以來最高興的事情——父親出院了。一直以來是弟弟和二姐輪流陪護，周立齊的朋友也來問過情況幫過忙，但父親住院時他不在身邊，周立齊為此相當悔恨。堂弟來接他們一家，周立齊攙著父親上車，路上一直在說，不要再喝酒了，不要再抽煙了。
當晚，周立齊把父親的和自己的親戚朋友都叫上，在家裏吃了頓大餐。他自己跑去抓鴨子、切菜、給鴨皮剃毛根、掌勺，一路上簡直要跳起來。一直操持著家裏事情的周立銅難得輕松一次。再過半個月，父親就要八十大壽了，再怎麼困難也要辦幾桌，這也是周立齊重新融入村莊的機會。另一方面，他的直播事業雖然依舊遙遙無期，卻接到了一家二手電動車公司的邀約——合夥人，有股份的，不能算打工；還有很多人等著他接廣告，發出邀請的不乏一些正派的大公司。無論怎麼看，他的運氣都要來了。他能賺到錢嗎？他會變回年輕的、街上的阿三嗎？他會成為“改過自新的典型”嗎？或者互聯網會激發出他無人知曉的一面？
“你畢業了可能會給清華丟臉”一個月後，周立齊來到北京，為新刊拍攝照片，一位剛畢業的、學鐵路的攝影師跟著他，拍攝關於他第一次坐飛機和第一次拍雜誌的主題視頻。北京很冷，街上光禿禿的。“葉子都落光了。”他說，後來又告訴攝影師這句話不能加到視頻裏：“評價北京不能有這種負面信息。”
午飯吃火鍋的時候，他透露，自己已經掙到了一點錢，一點點，還不夠蓋房子，但是代表著一個良好的開始；微信上有幾個新認識的女孩子，他原來以為評論裏想嫁給他的粉絲都是耍他的，但現在看來不完全是；他不打工的策略被時間證明是正確的，他現在帶領著這一支由朋友組成的隊伍（據我的觀察，“帶領”是指可以大量發表意見，但最終往往聽從專業指揮）；他到北海和廣西最有名的網紅們一起玩，那些人開的跑車不方便，一輛只能坐三個人，一次要用好幾輛。他的新人生才剛開始，互聯網給了他一個超越夢想的機會，也給了他一些束縛，若非如此，如他自己所述，他很大概率還是要回到街上。
我能坦誠地說我完全不嫉妒嗎？很難。我受到的教育讓我明白不應嫉妒他人，我擁有的良好的工作和體面的收入讓我明白每個人都值得過上好生活，但我仍然泛起了一瞬間的嫉妒。只有一瞬間，我想起了我是一名清華大學的畢業生，我幾乎從不提起這件事，因為我第一次畢業答辯的時候教授指著我的鼻子說：“你畢業了可能會給清華丟臉。”我當時就在內心反駁了他：不可能的。反正清華也不可能再聽說我的名字。
總是這樣，清華大學會丟臉是因為特等獎學金候選人簡歷造假，或者清華出身的幹部富豪出了醜聞，不是因為我這種無名之輩，我在學校裏連個A都沒有拿過，我出了問題跟清華扯不上關系。我尤其討厭那個“本科生特等獎學金”，在全學校所有院系和年級的本科生裏選出十個最好的，給他們發錢，答辯過程是直播的，還有央媒跟進發布結果。憑什麼？他們有的人學自然科學，有的人學社會科學，有的人學工程和金融，他們為什麼可以放在一起比？把全世界所有的的老虎、小白鼠和牡丹放在一起比，最好的是哪一只（朵）？官方的口徑自然是要為學生建立榜樣，可我如何從他們那裏學到更多的自信、更高的智商和更好的教育呢？換句話說，有人說我是個還不錯的特稿記者，可我沒經過咬牙切齒挑燈夜讀艱苦奮鬥就獲得了寫作的能力，我自己清楚，這主要出於偶然，當我已經知道只要努力就能有所創造的時候，不努力帶來的愧疚遠超努力所耗費的心力。
我拒絕了一個專碩遞補的機會和一份體面的國企工作，也沒有投向那些以樂於接收清本工科生出名的校友企業。這些紛至沓來的工作機會簡直讓我惡心，我知道他們看中的是什麼——我智力足夠，我情緒穩定，我的學歷說出去好聽，我對領導交代的任務有足夠的畏懼，即使沒能完全搞懂面對的問題，我也展現了能糊弄出個像樣的工作成果的能力，所以我從清華畢業了。總而言之，想招聘我的地方需要的不是一個人類，要是有個比我成本更低的AI能匹配他們的需求，我會被徹徹底底比下去的。
在一個夏天的夜晚，我為了完成畢業設計剛從學院地下一層的一只因為用兩千攝氏度灼燒了半個小時金屬粉末而散發著焦糊味的反應釜身後鉆出來，我意識到因為懶惰和愚蠢，我根本沒有搞明白自己到底在燒些什麼，我處理實驗數據的方法也不過是模仿期刊上五顏六色的圖形與標註畫幾條曲線。我的生活沒有目的，在高考前學習只是因為討厭父母和老師輕蔑的眼神，在大學裏學習只是為了能夠畢業，我下定決心到媒體實習，希望能找到一些答案。我認識的整個學院最善良的老師在微信上表達了擔心：出去小心不要被騙了。
我用成年前的全部人生試圖匹配他人的要求，相信被人尊重的唯一方法是證明自己：人生是一個階梯，你爬到何處就能獲得何等的尊重。我經歷過瞬間的成功，然後失敗了，我看到有太多人比我更聰明、更冷靜、更美麗和強壯，我還看到周立齊坐著直升機降落到了我頭頂的，幻想的梯子上。在這些時刻我感到——同時我也明白有無數人看到我的時候也感受到這種情緒——屈辱，畏懼，緊接著湧起的是條件反射般的，想超越他們，“勇奪第一”。我就是那種我最討厭的，把老虎、小白鼠和牡丹都拉來跟我自己比的人，跟他們比比，誰的收入最高、誰的職權最大、誰的家庭最幸福。
我們有沒有另一種可能？在幻想的天梯上，周立齊坐著直升機升到了上方。在這樣充滿隔閡、失望、偶然和被過度解讀的人生中，幸運突然降臨到他頭上，給他得見幕外的機會，當他有一天真的看清臺下觀眾冷漠和殘忍的眼神，體驗阿臾、嫉妒和熱錢的侵蝕，他會憤怒還是退縮？他會像“另一個世界的人”那樣，在KTV一擲千金，把來自村莊的貧苦年輕人驅趕出局嗎？或者像戒賭吧鼎盛時期的名人“星總”那樣，“給你轉賬，閉著眼睛按0”嗎？要更準確地描述這問題或許是：我們有沒有另一種可能？
我離開南寧時已經是十一月初了，氣溫還有足足28度，我趕航班的時候穿著我最厚的連帽衛衣，出租車司機看見嚇了一跳：“你這是去哪啊？”去北京，我告訴她，半夜飛機落地的時候，那邊快要零度。“怎麼能這樣呢？”她問我，“不都是同一片天嗎？”
因為緯度。北京到南寧有三千公裏。我粗略地解釋了一下，不想用答案毀掉問題。她的車裏沒有導航，也沒開著打車軟件，我已經有幾年沒像這樣在路邊招手等過車。她的兒子在浙江打工，他在那樣大的城市生存下來，她為此驕傲，但她沒離開過廣西。“零下三度和零下五度哪個比較冷？”她接著問我。
飛機駛向北京時，我低頭能從舷窗看見雲彩。盡管在同一片天空下，我和出租車司機在向相互的方向望去時沒辦法捕捉到彼此身影的任何跡象。三千公裏，太遙遠了，一塊屏幕也不能從本質上拉近這種距離，但樸素的、共同的願望可以，“三五瓶、逼兩拳、打多打少是個緣”可以。我會再認識我的鄰居嗎？我何時能再跟他們握手、擁抱、把酒言歡？我如何能再做一個善良的人？我總要回答這個問題，因為夏天終將結束，泡沫仍會破裂，潮水退去之後，當裸泳的、穿著西裝的和穿著羽絨服泡在水裏的人並肩站立之時，我們要用怎樣的微笑共同追憶舊日時光？
（感謝李穎迪提供關於戒賭吧的資料，實習生戴曉珍亦有貢獻）
文：初子靖
攝影：蘇裏
編輯：杜強
執行：xi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