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的一天，廣西壯族自治區興業縣葵陽鄉一位頭發花白的大嬸急匆匆地來到當地土改工作隊的駐地，迫切地想讓幹部幫她詢問一下丈夫的下落。大嬸說，她的丈夫名叫龐大恩，早年離家參加革命，曾在上海往家裏寄過一封信之後，就再無音訊。此時，大嬸還不知道，她的丈夫早在1937年就已經犧牲在了西路軍西征路上，而她當寶貝一樣保存下來的這封信件，也成了她收到丈夫的最後一封家書。
“親愛的大慈弟”，在信的開頭，龐大恩對弟弟這樣親切地說道，“自從去年不通信息至今，我無日不在想念你們”，“一切都萬分安妥，請你告知全家安心”。家人不知道的是，此時的龐大恩已化名吳永康，正擔任著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周報》《上海報》的編輯，肩負著組織安排的重大任務，時刻面臨著生死考驗。
他在信中繼續寫道：“我不是願意離開家庭不要，更不是一個人在外享福不管家中的事。我讀書幾十年，我要做一點值得做的事，不願將學問放荒。所以，我在外做的是正經事，天地間最放得心的事，請你們不要為我多掛念！”國難當頭，這位有情有義的青年，狠心離開了家，轉身投入到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當中，去做他認為“天地間最放得心的事”。
1926年，當大革命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剛剛考入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攻讀政治經濟學的龐大恩意識到拯救中國還是在於革命，便毅然決定放棄學業，回國參加革命。此時的龐大恩，已經在中共旅日支部負責人何恐、何兆芳的介紹下光榮入黨。他堅信，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工農運動終將成功，廣大人民終將翻身做主。
回國後，龐大恩曾回家鄉興業縣短暫停留省親。其間，龐大恩的父親想讓他和當地鄉紳富人見面聯絡感情，他義正詞嚴地拒絕說：“我決不能同那些人同坐一條板凳！”無論父親如何勸說，龐大恩始終無動於衷。相反，龐大恩每天晚上都到貧苦農民聚集的盧氏祠堂座談。他慷慨激昂地控訴當地鄉紳地主，指出“賓興館”的老爺們終日花天酒地，濫用公款，大吃大喝，欺壓貧苦百姓。他憤聲疾呼希望農民們團結起來，打倒橫行鄉裏的貪官汙吏。同時，他還積極到學校進行宣傳，將自己帶回家鄉的進步刊物《新青年》贈送給當地青年學生們，在他們當中播下紅色的種子。
在家鄉短暫停留後，龐大恩即接到黨組織的安排，前往上海進行革命宣傳工作。多年之後，家人才知道在寄回這最後一封家書的當年，龐大恩前往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參加革命。後來他又參加了紅四方面軍的長征，並擔任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長等重要職務。在建設革命根據地期間經手銀元無數，但他卻不曾為己謀私利，更沒有向家裏寄過一分錢。
1937年3月，龐大恩所在的紅軍西路軍一部在甘肅張掖與馬步芳匪部展開鏖戰，龐大恩被逼至懸崖邊。為了不做敵人的俘虜，他將原本要對準敵人的槍口對準了自己，毫不猶豫地扣動了扳機。
“我欲斬長鯨以紅大海，我欲埋奸臣以吐民恨！”正如他在日記中所發出的氣吞山河的吶喊，龐大恩在民族危亡之際挺身而出，以血肉之軀去做了那最放得心的事。（梁案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