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書君說
1937年7月7日，是我們今天永不該忘記的日子。
在這一天，日軍用無中生有的借口，悍然向中國軍隊發動戰爭。
這一事件，被稱為“七七事變”。
七七事變的結局是沈重的，平津淪陷，華北丟失，中國人民飽受日軍鐵蹄的蹂躪。
如今，盧溝橋下已滿是茂盛的荒草，掩蓋了曾經的硝煙和鮮血。
可曾經發生在那裏的屈辱歷史，卻不會被歲月消除痕跡。
今天，讓我們走進七七事變，回顧那段滿目瘡痍的歷史。
1936年6月6日，在北平中南海懷仁堂，上演了一出“新鴻門宴”。
不同的是，被宴請的人反客為主，步步緊逼，頻繁挑釁。
由於駐紮北平附近的國民黨陸軍第二十九軍，跟近在咫尺的日本華北駐屯軍屢次發生衝突。
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為表示“中日親善”，舉辦了聯歡宴會，雙方連、團級軍官參加。
日軍在宴間氣焰囂張，酒至半酣的時候，就有日本軍官跳到桌子上唱歌，又用他們的“倭刀”在席間揮舞，氣氛一度緊張。
義憤填膺的中方軍官不甘示弱，也跳到桌上高唱黃族歌：“不怕死，不愛錢，丈夫絕不受人憐……”
有的人還將西北軍特有的大片刀耍得虎虎生威。
日軍一看在氣勢上占不了上風，便假意起哄，將第二十九軍的軍長宋哲元和副軍長秦德純等人高高舉起來，邊喊號子邊往上拋。
中方軍官們隨即也把日軍司令官舉起來，往上拋。
一瞬間，空氣變得異常緊張，雙方如臨大敵，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最後，還是宋哲元和日軍司令官打了圓場，講了中日應該親善等套話，宴會不歡而散。
其實，日軍來赴宴，就是為了進一步挑釁，宋哲元的“和平共處”，只是一廂情願罷了。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占東北，野心勃勃地繼續向華北進逼。
到1936年，日本侵略勢力對北平來說，已呈包圍態勢。
國軍黨第二十九軍，分布在北平、河北、察哈爾、天津等地，處於國防最前線。
兩方都駐軍在離北平非常近的豐臺，相距不過400米。
第二十九軍，是由馮玉祥西北軍殘留部隊編成。
他們普遍身材高大，體格強健，忠軍愛國，勇猛善戰，是西北軍留存部隊中兵力最為雄厚的一支。
並且，第二十九軍疾惡如仇，對日本的侵略行徑早已恨之入骨，只是陷於“極力備戰，又盡力避戰”的矛盾境地，才隱忍不發。
日軍也視第二十九軍為眼中釘，不斷挑釁，欲除之而後快。
平日裏，如果遇到中國士兵，日軍便故意碰撞，引發衝突。
在一次軍事演習中，日軍要強行通過中方守衛線，被中國士兵阻止，雙方相持不下，均有死傷。
雖然事態最終和平解決，但是日軍竟以此為借口，向豐臺增兵。
之後又以軍營不夠住為由，欲在豐臺到盧溝橋中間地帶建築兵營及飛機場。
這個地帶屬於二十九軍控制的宛平縣管轄，日軍先後談判不下十次，均被中方堅決拒絕。
日軍又設計從民間著手，用高價從這個地帶的居民手中租買房屋土地。
被中方察覺後，及時向居民說明利害關系，予以制止。
日方見陰謀不得逞，便逐漸露出兇惡的嘴臉。
1937年7月6日，陰雲蔽日，天空下起暴雨。
日軍在雨中進行軍事演習，目標赫然是第二十九軍守衛的盧溝橋。
盧溝橋的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是北平對外的唯一通道。
在盧溝橋以東200米處的宛平城，則是北平的門戶。
如果控制了這兩個軍事要地，就相當於扼住了北平的咽喉。
只要攻戰北平，華北便唾手可得。
日軍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1937年7月7日，雨後的天氣異常炎熱，到了夜晚也不見涼意。
日軍還在盧溝橋西北龍王廟附近舉行夜間演習，並向宛平城附近移動。
城內士兵密切關註著日軍的一舉一動，城內外劍拔弩張，一觸即發。
晚上10點40分，宛平城外響起密集的槍聲。
不一會兒，有日軍來到城下，聲稱在演習中，中國軍隊向他們開槍，致使一名士兵在混亂中走失，要求進城搜查。
被守城官兵拒絕後，日軍立即包圍宛平縣城，開槍示威。
接到消息的日本第三大隊大隊長一木清直，立即率部隊開往盧溝橋，就地指揮戰鬥。
淩晨3點時，日軍已經有步兵一個營，帶著四門山炮、一挺機關槍在盧溝橋集結。
與此同時，第二十九軍副軍長兼北平市市長秦德純也發出指令：
“保衛領土是軍人天職，對外戰爭是軍人的榮譽。
全體官兵應犧牲奮鬥，堅守陣地，即以宛平城與盧溝橋為我軍墳墓，一尺一寸國土。不可輕易讓人！”
秦德純還指示宛平縣縣長王冷齋，迅速查明日軍士兵“失蹤”之事。
經過仔細調查，城中並沒有發現“失蹤士兵”的蹤跡，而且中國守城官兵也沒有缺少一發子彈，所謂向日軍開槍，純屬無稽之談。
那麼，日軍士兵“失蹤”，是怎麼回事呢？
“失蹤”士兵叫誌村菊次郎，因解手離隊，不久又歸了隊。
但他歸隊後，日軍卻故意隱瞞不報，只是含糊其辭地把軍事行動的理由改成了中方“非法射擊”。
日方為進一步找到合法行動的理由，假惺惺地連夜跟中方組成聯合調查組，赴盧溝橋調查。
當他們乘車抵達宛平城外約二裏的地方時，公路右側和鐵路涵洞一帶，均已被日軍占據。
日軍槍炮排列，已擺好了攻城陣勢。
日方代表見有軍隊撐腰，惡狠狠地威脅中方代表王冷齋，要求他立即下令讓城內守軍從西門撤出，日軍進入城內東門，再調查談判。
王冷齋冷冷地拒絕了日軍進城的無理要求。
日方代表不甘心，又說：“平日日軍演習都要穿城而過，何以今日不能進城？”
王冷齋嚴厲駁斥：
“向來貴軍演習，均在野外，我從未允許你們演習部隊穿城而過。你所謂的先例在何月何日？請給我一個事實的證明。”
日方代表理屈詞窮，無言以對，又強行讓王冷齋下車，指著日軍林立的槍炮，威逼他10分鐘內做出決定。
槍炮在夜色中閃著寒光，手無寸鐵的王冷齋不為所動。
日方見恫嚇不成，只好上王冷齋繼續上車，前往宛平城談判。
1937年7月8日淩晨4點，雙方正在交涉中，日軍進攻的槍聲便已打響。
日軍的炮彈呼嘯而來，準確命中宛平專員公署辦公廳，距裏面的政府官員離開不過1分鐘。
事後，中方才反應過來，為什麼日軍的射程能如此精準。
在幾個月前，宛平專員公署辦公廳建成時，日軍駐豐臺第三大隊長一木清直前來祝賀。
一向外出總騎高頭大馬的一木清直，那天卻一反常態，步行來到宛平城。
原來，他是走步測量炮彈的射程。
由此看出，對宛平的攻擊，日軍謀劃已久。
面對日軍的進攻，早已備戰的守城軍猛烈回擊，日軍傷亡慘重，一次次敗下陣來。
另一戰場上，日軍排成四路縱隊，氣勢洶洶地徑直向盧溝橋附近龍王廟及永定河鐵路橋橋頭堡撲去。
中國守衛軍奮勇殺敵，終因敵眾我寡，陷入重圍，全部戰死在陣地上。
第二十九軍負責宛平城防的高級指揮官吉星文，得知龍王廟和永定河橋頭堡失守後，並沒有上報。
而是連夜帶領150人的敢死隊，分編成5個組，拿著大刀、步槍、手榴彈，潛行到敵人陣地。
幾乎一天沒停的大雨，入夜後轉為細雨霏霏，衝刷著戰場的硝煙。
剛得到陣地的日軍，做夢也沒想到，中國軍隊會反殺回來。
驚天動地的喊殺聲中，日軍潰敗成一灘散沙，有的被砍殺，有的慌亂逃命，有的跪地求饒，全然沒有白天的囂張氣焰。
7月8日的戰鬥中，日軍沒有占到便宜，反而有腹背受敵的危險。
中方北平的援軍陸續趕到，而日軍從天津派來增援的炮兵部隊，因為連日下雨，道路泥濘，被阻在通州，無法前進。
見形勢不利，7月9日淩晨，日軍提議談判，詭稱“失蹤日兵業已歸隊，一切誤會希望和平解決。”
鑒於蔣介石“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的論調，華北軍政最高長官宋哲元心存僥幸，希望可以通過讓步，取得日本的諒解，維系所謂的“和平”。
所以在中國軍隊占有優勢的情況下，7月9日，冀察當局和日本方面達成了暫時停火協議。
中方趕來的援軍本來決定，抓住日軍援軍尚未趕來的有利時機，出其不意，將豐臺的日軍殲滅。
但軍部一紙命令“只許抵抗，不許出擊”，使中國軍隊放棄了繼續進攻的有利時機，給日軍以從容調兵遣將的時間。
在達成停火協議後，中方為表示誠意，第一時間將200名日軍俘虜送還。
然而，日軍大部分部隊並未按照約定撤離盧溝橋，仍然不時炮轟宛平縣城和附近地區。
面對中方的詰問，日方竟稱，開炮是為了掩護軍隊撤離。
7月12日，日軍的各種部隊、戰車、彈藥等，由山海關陸續西進，向北平運動。
而此時，依舊抱著和平幻想的宋哲元卻下令，撤除北平周圍的防禦工事，將關閉數日的各城門打開。
他發表講話，說：“甚望中日兩大民族，彼此互讓，彼此相信……國家大事，只有靜聽國家解決。”
宋哲元和蔣介石寄希望於和平解決，卻不知山雨欲來風滿樓。
日本早在7月11日，在日本首相近衛文官邸召開五相會議，協定“要舉國一致來處理事件”，達成了向中國派兵協議。
日本援軍調齊後，從1937年7月21日起，頻繁向第二十軍北平附近各駐軍發動攻擊。
宋哲元向南京報告，表示“誓於北平城共存亡”。
但此時應戰，為時已晚。
7月28日，日軍大舉向南苑進攻，數十架飛機輪番轟炸，片刻不停。
第二十九軍抵擋不住，兩位重要將領相繼陣亡，宋哲元帶領部隊撤出北平。
7月30日，北平和天津淪陷。
七七事變開始之初，蔣介石還猜不透日本的態度，在“戰”“和”之間搖擺不定。
在他的授意下，第二十九軍抱著“忍辱負重”的態度，畏首畏尾，最終失去了最好的戰機。
相比蔣介石的霧裏看花，共產黨在事變發生的第二天，便清晰地認識到事態的嚴重。
向全國發出通電，呼籲：“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
中共中央明確表示：“願即改名為國民革命軍，並請授命為抗日前鋒，與日冠決一死戰。”
至此，國共合作，持續八年的抗日戰爭正式爆發。
1937年7月7日，一個改變了中國近代史的日子，一個不容我們忘卻的日子。
前事不忘，後世之師。
雖然歷史的腳步緩緩向前，將那些黑暗的日子遺落在身後。
但是，那段恥辱的記憶，我們應該銘記。
對於生活，也是如此：居安思危，才不會跌倒在人生的坦途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