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圖：在中華文化的價值體系中，“中”代表了以“中正”“中和”為內核的“中道”，表達了兼顧一切、包容一切的宏偉氣象。朱瓅/攝
1939年出生的姜義華教授，今年八十有二，但除了一頭白發，絲毫看不出老態：耳不背，聲不高卻有力；無須攙扶，自己噔噔噔地從樓梯上到了誌達書店二樓。
因為疫情期間進校不易，姜教授約我們在學校附近的這家書店見面。2001年，復旦大學兩位在讀理科生創立了“誌達”，很文藝的一家書店。20年過去了，誌達成了復旦地標之一，兩位創始人也走到一起，成了夫妻。
姜義華的家也在學校附近。去學校上課，回家做學問，在學校附近接受采訪，復旦是姜義華行動軌跡的中心。實際上，自1959年踏入復旦大學校門，姜義華再未離開。1962年，他從歷史系畢業，留校任職；1994年，他出任復旦人文學院首任院長，同時兼任發展研究院研究員、復旦大學學術委員會委員；從2000年開始，擔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復旦大學中外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主任。
此次采訪是為了姜教授的新著《何謂中國》，但其實，在近一個甲子的學術生涯中，他幾乎不曾偏離這道深邃的思考題———何謂中國。在他的中國文化史、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史學理論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教學與研究中，他一直在描摹中華文化的樣貌，挖掘中華文化的精髓。從《中華文明的根柢：民族復興的核心價值》（2011年）、《中華文明的經脈》（2019年）中的中華文明三大根柢、四大核心價值，到今天《何謂中國》中的“中”與“國”，姜義華在不斷推進研究的深度與廣度。
訪談中，他既“說文（化）”，又對凝聚中華文化核心要義的6個字予以精彩闡發，做了一番“解字”工作。
姜義華教授在誌達書店接受上書房專訪顧學文 攝
— 說 文 —
「20世紀80年代」「從爭論“什麼是文化”開始，打開了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的方方面面，大膽進行探索」
1982年，四十不惑的姜義華成為復旦大學歷史系副主任。上任第一件事，他聯合其他學者，組織了一場關於中國文化的學術研討會；1986年，他們把參會學者的範圍從全國拓展到了全球，這場首屆國際中國文化學術研討會，是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一個國際性學術會議。
彼時，改革春風初起，發展經濟的同時，學界也泛起漣漪。姜義華關註到：正如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指出的那樣，從前的唯物主義將人類活動與客觀事物的聯系割裂開來，忽視了人類的主觀能動性以及人類活動對客觀存在的作用。而科學的唯物主義，應當重視精神、思維的積極作用，以及人類活動的能動性作用。想要真正比較完整地認識人類社會，要適當地研究人的能動性，研究社會歷史如何形成、發展，研究如何正確發揮人的能動作用。他意識到：如何重新認識中國傳統文化，如何科學地理解西方文化，是迫切需要解決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
反思傳統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對文化特別是中華文化重新進行整體性梳理，姜義華想要做些破題工作。他聯合朱維錚、李華興，成立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室，對中國的思想和文化展開專門研究。
研究可以用“火熱”來形容。姜義華等人幾乎窮盡了全國文化史研究領域的專家，請來上海做演講，其中有孫長江、李學勤、李澤厚等人。他們同時希望，文化問題不局限於學界討論，而要爭取變成政府的文化建設行動。於是，他們向上海市政府鄭重提議：制定上海的文化發展戰略。建議得到了重視。1986年，上海文化發展戰略研討會召開，京滬兩地300多位學者、文化工作者參加，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此後，全國多地學上海，紛紛制定文化發展戰略。
一次次的觀點碰撞與思想激蕩，產生了豐碩的成果。這些成果，在姜義華等人的推動下，集成文字，錄入歷史。
其中，《中國文化史叢書》《世界文化叢書》《中外文化比較叢書》的分量最重。《中國文化史叢書》由周谷城先生主編，《世界文化叢書》由周谷城與田汝康兩位先生共同主編，《中外文化比較叢書》則由王元化先生親自指導。三套叢書編撰、出版的背後，都有姜義華的身影，但叢書沒有出現他的名字。當30年後我們在訪談中提及這三套叢書時，姜義華不勝感慨：“編書時，針對最基本的‘什麼是文化’，我們就有很多爭論，但這些爭論幫助我們對文化有了更深入、全面的認識；從爭論‘什麼是文化’開始，我們打開了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的方方面面，大膽進行探索。”
除了撬動大陸學界，為了幫助大陸學者更好地了解港臺及海外學者的中國文化研究成果，姜義華帶領學生編寫了《港臺及海外學者論中國文化》上下兩冊、《港臺及海外學者論近代中國文化》和《港臺與海外學者論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等專著。了解別樣的視角，學習不同的研究方法，可以豐富自身並少走彎路。
「20世紀90年代」「以中國學者的立場，研究文明問題特別是中華文明的問題」
從80年代走到90年代，改革開放進行了10多年，社會充滿了活力，人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加之之前的研究積累，姜義華覺得，時機已到，該對中國文化進行更系統、更完整的總結了。
編撰一套《中華文化通誌》被提上了議事日程。《通誌》分10典，每典10卷，共100卷。10位編委，每人負責一典：李學勤負責歷代文化沿革典，王堯負責中國民族文化典，寧可負責地域文化典，龐樸負責學術典，孫長江負責教化與禮儀典，劉澤華負責制度文化典，湯一介負責宗教與民俗典，陳美東負責科學技術典，劉夢溪負責藝文典，中外文化交流典由姜義華負責。《通誌》納入55個少數民族的文化史，讓中華56個民族整齊亮相，是姜義華的提議和堅持。回首往事，他對我們說：“中華文化是56個民族共同締造的，這是我長久以來的觀點。”為招募好作者，《通誌》編委會在報紙上打廣告，為當時學術界所鮮見。
《通誌》最後又添“00”卷《總目提要》，收錄領導人題詞、講話和部分大事記。
歷經七八年辛苦工作，《中華文化通誌》終於在新中國成立50周年前夕出版，並獲得了學術界的廣泛認可。此後，姜義華以《通誌》為基礎，著手編寫了幾本簡明扼要的書，如《中華文化讀本》，他的研究重點也從對章太炎等的個案研究，轉向了對中華文明的整體性研究。通過《中華文化通誌》的編撰，他意識到，中國學界已經有條件從文明角度對中國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社會結構等作深入、綜合、立體的認識。1993年美國學者亨廷頓提出“文明的衝突”，更刺激姜義華，要以中國學者的立場，研究文明問題特別是中華文明的問題。
他在《中華文明的根柢》一書中思考：與世界上其他文明相比，中華文明在根本上究竟有何不同之處？為什麼中華文明可以歷久彌新？在他眼裏，“民惟邦本”與“選賢任能”的政治倫理，“以義制利”與“以道制欲”的經濟倫理，以“中”為體與以“和”為用的社會倫理，是中國社會的基本特點。在應對環境挑戰的過程中，中華文明形成了一種以農耕文明為主軸，以草原遊牧文明與山林農牧文明為兩翼，並借助傳統商業、手工業予以維系，以現代工業、現代農業、現代服務業予以提升的復合型文明。
到了《中華文明的經脈》，姜義華的思考有了更為明確的答案：中華文明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獨特的知識體系、價值體系、國家治理與社會自我治理的實踐體系，以及作為其表達形式的話語體系，構成了這個整體的主要經脈。
從《中華文明的根柢》出發，姜義華一路“走”過《中華文明的鼎新》《中華文明的經脈》，“走”到了今天這部簇新的《何謂中國》。
那麼，在《何謂中國》中，他“說”了些什麼？
《何謂中國》姜義華 著東方出版中心有限公司
— 解 字 —
「人」「我們講的“人”不是單獨的個人，而是群體的人、社會的人、整體的人」
上書房：您一直強調中華文明是以人為本位的，中華政治倫理的核心價值是“民惟邦本”。“人”在您的思想體系中是如何定義的？
姜義華：我想分三個層次來解釋“人”。
第一，中華文明最根本的特點就是以人為本位，不是以神為本位。《周易》有雲：“文明以止，人文也。”我們關註的都是現世的、活生生的人，是人的此岸世界，不是人的彼岸世界。
第二，我們講的“人”不是單獨的個人，而是群體的人、社會的人、整體的人。馬克思曾說：“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我們能夠接受馬克思主義、實踐馬克思主義，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和中華文化是契合的。在家庭中，一個人可以是兒子、丈夫、父親，或是女兒、妻子、母親。每個人都有多重身份，每一種身份都表明了他在群體中的社會關系。這個群體，可以是一個家庭，也可以是一個國家。
第三，中國是一個家國共同體，“天下為公”和“天下為家”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禮記·禮運》篇有雲：“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政治制度上，中國古代是大一統國家與郡縣制、地方自治的結合；經濟制度上，是一家一戶為生產單位的小農經濟。政治理想中的“天下為公”與現實生活中的“天下為家”，始終“糾纏”在一起。“天下為公”不能漠視家庭的生產需求，這也是人民公社要變成“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改革開放要讓農民對土地保有使用權的原因。
“天下為家”也不能變成絕對的私有制，“天下為公”的理想信念始終起著調節和引領的作用。
「統」「“大一統”的政治格局與郡縣制、宰輔制、科舉制等一整套國家制度，是“天下為公”和“天下為家”的最佳結合點」
上書房：近代以來，對中國傳統政治制度的批判聲不曾斷過，而您認為，大一統是中華文明的力量源頭。為什麼？
姜義華：過去人們常把“公天下”簡單理解為最高統治者的繼承規則是“傳子”抑或“傳賢”，但如果從政治秩序是否能良好運作的角度來看，正如亨廷頓所言，“復雜社會共同體的發展水平取決於其自身政治機構的力量和廣度”，因此，“隨著社會成員不斷增多，結構日趨復雜，活動就越發多樣化，要想建立並維系一個高水平的共同體就更需依賴於政治機構”。中國古代的政治設計，能夠不斷吸納各地的賢良之士進入政治組織當中，並用國家的力量去推行統一的文字、觀念、倫理，使一種共同體意識不斷增強，讓相距萬裏之遙的人們具有基本相同的政治與文化認同，進而保證了大多數人能夠較為安定地生活、勞動、交往、繁衍。就此而言，中國秦漢以降的郡縣制、官僚制，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一種符合大多數人利益的“公”。柳宗元在《封建論》中指出“公天下之端自秦始”，毛澤東對此論評價很高，曾言“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中國“大一統”的政治格局與郡縣制、宰輔制、科舉制等一整套國家制度，是“天下為公”和“天下為家”的最佳結合點，使中國的家國共同體成為等級流動的差序共同體。日本的等級差序是固化的，武士就是武士，大名就是大名。中國的等級差序是變化的，從漢代選舉賢良孝廉，到隋唐推行科舉制，它的核心是從社會各階層中選拔出精英，由他們變成職業官員，負責國家治理。科舉制保障了社會的流動性，“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這樣的制度安排，使得“公天下”從理想變成了現實，把國家變成了“公器”，由選拔出來的精英負責國家治理，以保證國家治理的專業性。
同時，中國的“大一統”具有相當大的靈活性。統治者通常在農業地區實行比較嚴格的郡縣制；而在遊牧地區和山林農牧地區，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基本維持原住民原有的治理秩序。靈活的治理方式有利於應對國內外各種危機與挑戰。
總之，中國作為“大一統”國家，既保障每個家庭的生產地位，又保障整個社會大群體共同的生活，保障天下太平、國富民安。如此才有了“民惟邦本”的政治倫理和“以義制利”的經濟倫理。近代以來，中國人受西方個人本位、個性獨立思想的影響，對家國共同體的批判很尖銳。但後來的實踐證明，真正以充分私有化為核心的個人本位在中國是很難實現的。兩千多年來，中華文明沒有中斷，很大程度上是中國人的個體責任倫理在支撐著這個家國一體的大網絡。
「義」「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以義制利”經濟倫理在當代的創造性延續和利用」
上書房：“以義制利”的經濟倫理還適用於今天的社會嗎？
姜義華：正確的義利觀，是不僅考慮自己與家庭的利益，還要考慮國家的利益、共同的利益、整體的利益；不僅要考慮當前的利益，還要考慮長遠的利益。這與之前講的人的社會性和“大一統”格局是聯系在一起的。如果每個人、每個家庭都自私自利，就不可能形成我們現在這樣一個龐大的群體，中國也不可能形成兼具統一性與靈活性的“大一統”國家。
同時，“義”也是具體的、實踐的。古代通過義倉解決災荒問題，通過義塾解決教育問題。中國的“義”從來不是紙上談兵。
隨著近現代的社會變動，西方的價值觀與資本傳入中國。如何約束資本帶來的不良風氣，成為當今社會的一大問題。盡管現代社會的治理不能沿襲古代的舊制，但中國以義為先、重義輕利的傳統保留至今。在追求資本利益的同時，必須考慮到廣大勞動者的利益；在深入拓展發達地區利益的同時，也要兼顧不發達地區的發展。國家的發展要義利兼顧，要統籌東西、協調南北。整個社會無論如何不能把利益放到價值體系中的第一位。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以義制利”的經濟倫理在當代的創造性延續和利用。我們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最大的特點就是把社會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把所有人作為整體來考慮。所以我們有轉移致富、對口支援等。想要跳出中國歷史發展的周期律，核心就在於避免形成利益集團，不能忘了義、只顧利。
「禮」「道德是比較抽象的，禮把道德具體化，變成日常生活的秩序；禮在道德和法治之間，建立了一個緩衝地帶」
上書房：人們通常會認為，“以義制利”的工具是“法”，但您一向強調“禮”的作用，為什麼？
姜義華：我們講到“法”與“法治”時，更多是指觸犯法律後的懲罰措施。而使人如何能不犯法，如何將美德內化於心、外化於行，則是“禮”的範疇。正所謂“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禮”教導人們如何有序相待、相互尊重，是個人如何成為社會的人、群體的人的行為規範。這套行為規範裏詳細地記述了稱謂、辭令、服飾、家教、喪祭、教化等各種秩序要求，幾乎涉及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
新文化運動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攻擊儒家的禮教倫理，將“禮”的內涵全盤否定。實際上，中國傳統的“禮”，特別是家庭中間的“禮”，並不都是壞的東西。孔子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家庭關系上，古人提倡“父慈子孝”，並非要求孩子無條件服從家長，而是要求雙方都盡到自己的責任，父親也應做一個“慈父”；君臣關系上，很多人誤以為中國古代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實際上，皇權受到諸多制約，君臣需要相互尊重，各自履行義務，“君有過則諫”“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今日中國同樣需要禮，它的具體性、可操作性，使它比單純強調道德更能深入人心、移風易俗。道德是比較抽象的，禮把道德具體化，變成日常生活的秩序；禮在道德和法治之間，建立了一個緩衝地帶。
20世紀90年代，我為《禮記》作過註釋，因為我認為“禮”是解開中華文明內在結構與體系的重要切入點。“禮”可以讓矛盾的東西變得有秩序，音樂可以讓人們和諧溝通。
一個國家的德治、禮治、法治應當是共同發展的：德治樹立正確的價值觀，禮治確立具體的行為規範，法治是社會最後的底線。法治國家應同時健全德治與禮治。
「中與國」「“國”字的外框“囗”，框定了國家的疆域範圍，表明中國是一個自衛式的國家，不搞對外侵略擴張」
上書房：書名“何謂中國”，您如何解讀“中”和“國”這兩個漢字？
姜義華：先說“中”。
前賢根據“中”在甲骨文中的形狀，解釋中字象形旗桿，上下有旌旗或飄帶，旗桿正中豎立。中間的正方形、長方形或橢圓形、圓形，很可能代表居所、祭壇、倉庫乃至城郭、族群成員生產與生活所在地。旗桿上通於天，下立於地，處在一塊四方或圓形的土地的中軸上，這是一種兼顧四面八方而又有所堅守的空間觀。另外，通過陽光之下標桿的陰影，可以測定東西南北方向，還可以測定每天不同時辰的變化及每年季節的變遷。這又體現了一種兼顧過去、未來，而又以當下為重的時間觀。
旗桿上還有二至四條旌旗或飄帶，不僅用於觀察風向，或測驗風之有無，而且顯示了狂風中旗桿的不可動搖。
《中庸》有雲：“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在中華文化的價值體系中，“中”代表了以“中正”“中和”為內核的“中道”，表達了兼顧一切、包容一切的宏偉氣象，要求努力了解矛盾對立的各方內在的相通、相容、相融之處，讓它們在積極互動、和合、結合中共生共存，並通過創新而獲得新生命、新發展。
再說“國”字。
銅鼎銘文中的“國”字寫成“或”字，周晚期在“或”的外面加上“囗”，寫作“國”。許慎《說文解字》有雲：“或者，邦也。”“或”字中的“口”意為國家的人口，“戈”意為抵禦侵略、維護治安的兵器；下方的短“一”表示土地與家園，表示中國是以人為本的小農經濟，同時有能力保護國土和人民。“國”字的外框“囗”，框定了國家的疆域範圍，表明中國是一個自衛式的國家，不搞對外侵略擴張。
作為中國人，何謂中，何謂國，何謂中國，我們要理直氣壯地講清楚它們的真實含義。
欄目主編：顧學文 文字編輯：顧學文
來源：作者：顧學文 劉芳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