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學賢
引言：近期，中文互聯網上一則聲稱普林斯頓大學改革將古典語言取消專修以抵制殖民歷史和系統性種族主義的消息引起了巨大爭議，在筆者查閱了信息原文後發現，中間存在一定的信息扭曲和誤解。本文希望在對這些信息加以澄清之際，借此契機來討論古典學學科本身的一些問題，取消語言究竟會對古典學造成多大影響、古典學究竟要討論什麼、究竟什麼才是古典學，是否會如奈維烏斯的墓誌銘所寫的一樣，“在他去往冥間之後，羅馬將會忘記如何說拉丁文（Itaque,postquam est Orchi traditus thesauro/Obliti sunt Romae loquier lingua Latina）”。
本文原題為：《古典學還是語文學：歷史脈絡中的學科演進是如何出現的？》，“澎湃新聞·思想市場”分上、下兩篇刊出。
四、“古典”的考察和古典學的推進
基於這樣的反思，古典學的再塑造也必然會發生。古典學本身就誕生於歷史科學對於語文學的反思之中，對於古典概念和問題框架既有以上的個案，也有波特（2005）編輯的論文集、惠特瑪什（Tim Whitmarsh，2013）對“我們認知中的古典希臘形象是否本身就是來自希臘化時期和帝國時期作家的改造”也進行了討論。托倫（John Tholen）的新作《Producing Ovid's 'Metamorphoses' in the Early Modern Low Countries: Paratexts, Publishers, Editors, Readers》則討論了近代早期中西北沿海低地諸國的印刷出版商人制作的不同版本的《變形記》。這些古代文本的制作和再版中，既包含了對批評的回應，也有引導讀者閱讀的內容，這說明古代文本本身就包含著當下時代對於古典意識的塑造。
如同上文指出哈克尼對《伊利亞特》的研究一樣，惠特瑪什則認為我們當下意識所指向的那個古典希臘，在很大程度上是源自後世作者對於古典希臘想象的再造。同時，必須指出的是，我們並非要用一種相對視角來看待“古典”，而是古典學的發展決定了它會在拋棄了無法成為歷史時代概念的“古典”框架之後，進行更細致的考察。這中間包括了對原始文本中東方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批判，這一批判也源自普林斯頓大學在回應中所認為的“古典學的優勢應當是跨學科的領域”（We see it as a strength that Classics is an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that includes）。
幾十年來，有多場會議都對古典文本內部的思想進行了探索，例如CBR（Collegium Beatus Rhenanus）於1999年9月16到18日學術研討會文集《L'invention des grands hommes de la Rome antique》就圍繞古羅馬傳記對歷史的建構和塑造發表了數篇論文。比希勒（Reinhold Bichler）則在2003年的論文就“特洛伊戰爭的年代是古希臘歷史的一個問題”（Die Datierung des Troianischen Krieges als Problem der griechischen Historie）延續了討論，從荷馬到克萊曼特對於特洛伊戰爭的記載差異，指出了特洛伊神話所處的時代是一個不同質的時間，古代作家的記載包含著“對於過去有意識的構建”。基於這個想法，比希勒在2011年的論文“克特西亞斯與希羅多德的玩樂”（Ktesias spielt mit Herodot）中討論了泰阿西斯書寫《波斯誌》中對東方形象的文化想象。這個討論也得到了另一位學者維瑟霍夫（Josef Wiesehöfer）的支持，瑟霍費爾在論文“克特西亞斯與阿契美尼德宮廷”（Ktesias und der achaimenidische Hof）中也認為克特西亞斯對波斯的描寫帶有明顯的東方主義色彩，這樣的觀點也揭示了古典學內部帶有精英主義色彩的想象。
古典學發展至今，已經完全不可能忽略近東，以及與更邊緣地區的交流。不斷出現的新材料和新視角，要求學者必須讓研究從古希臘和羅馬的既定框架中脫離出來。所以，無論是伯克利更改學科名字還是普林斯頓提供更廣的學習範圍，都是學科正向發展對話的結果。範-維伊裏克（Hendrikus A.M. van Wijlick）在2020年末的作品《Rome and the Near Eastern Kingdoms and Principalities, 44-31 BC: A Study of Political Relations During Civil War》中指出，在內戰時期，羅馬與近東國家的關系並沒有被影響，這些對外的雙邊關系在一個外交體系內具有很強的延續性，而安息帝國對引導羅馬和近東國家之間有著更大的影響力。
這樣的考察應當追溯到柏克特（Walter Burkert）1984年發表的作品《Die orientalisierende Epoche in der griechischen Religion und Literatur》，他認為希臘文化的形成就是經歷東方化的時代（feststellung einer orientalisierenden Phase in der Entwicklung der archaischen griechischen Kunst）。“東方化革命”（Orientalizing Revolution）這一概念最早是由博德曼（John Boardman）在作品《Al Mina and History》中提出的，而“東方化”（0rientalizing）則是來自默裏（Oswyn Murray）1980年的作品《Early Greece》第六章“The Orientalizing Period”，但柏克特對概念的完善和體系化對後世學者有著更大影響。
例如貝爾納（martin Bernal）在1996年撰寫的書評對其高度贊揚，其大名鼎鼎的作品《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也算是對於這個討論的承接和回應。雖然韋斯特（M. L. West）在作品《The East Face of Helicon: West Asiatic Elements in Greek Poetry and Myth》第六十頁明確指出：近東對希臘的影響是無處不在的，但該時期的學者依然以希臘為軸心考察東方對於希臘的影響和塑造，這樣的視角隨著第四節提到對於古典概念的考察有所轉變，塔萊（Gaëlle Tallet）今年由博論改寫的作品《La splendeur des dieux:quatre études iconographiques sur l'hellénisme égyptien》進行了重新考察，以出現在鱷魚神額頭上的太陽神太陽光為切入點討論多神教體系的塑造，認為本土神職人員和雕塑藝術家通過制造圖像在保護古老傳統的同時依然能夠發展特有的埃及希臘主義。薩巴（Sara Saba）在作品《Isopoliteia in Hellenistic Times》中研究了公元前四世紀到一世紀“ἰσοπολιτεία”在整個地中海世界的外交性，指出希臘化世界的不同區域都以不同方式使用了ἰσοπολιτεία，以建立起新的關系來協調各區域之間的矛盾。德利格特（Luuk de Ligt）在主編作品《Regional Urban Systems in the Roman World, 150 BCE-250 CE》中集合十五篇論文橫向考察大型地理區域中不同等級城市內的互動，通過碑銘學和錢幣學討論在北非、西西裏、小亞細亞的城市考古和預選遺址，解釋不同文化區域對於整體地理環境的組成和經濟連通性；布拉圖（Cristian Bratu）的作品《'Je, auteur de ce livre': l'affirmation de soi chez les historiens, de l'antiquité à la fin du Moyen Âge》考察從希羅多德開始的古希臘作家在歷時性脈絡德自我推銷策略，強調作者形象本身就有來自作者的刻意塑造。
這些近三年的著作代表了古典學的最新進展，古典學的框架已經被大大拓寬，對於多視角的考察以及成為當代古典學訓練的必要環節。去年米勒（Kassandra J. Miller）的論文集《Down to the Hour: Short Time in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and Near East》指出“計時”（Clock time）並非一個現代概念，在古代地中海和近東世界中有著對於時間的計量方式和工具，勾勒古代時間計量觀念相互影響的思想脈絡後，也闡釋了個人在規整（structured）自身時間時的影響因素；戴維斯（Sarah Davies）2019年的作品《Rome,Global Dreams,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igins of an Empire》從公元前三世紀發展出來的國際社會，討論了其對羅馬帝國意識形態的影響，並且認為一個單一普遍的國際視野讓羅馬逐漸發展出了世界主義的意識形態，同時後世史學將羅馬放置在周期性的大國興衰規律中，本身也帶有一定的後世塑造。
古典的概念可能比目前所展示出來的要精彩的多，例如哈特曼（Cornelia Hartmann）正在撰寫的博士論文“Löwenbild und gesellschaftliche Struktur.Fallstudien zur Semantik des Löwenbildes”就跳出了地域框架，從物質流動和圖像學討論古代世界；諾爾福（Fabio Nolfo）正在撰寫的博士論文“The long “afterlife” of the poet from Sulmona: Ovidian female typologies in the poetry of Ausonius, Claudian and Venantius Fortunatus”以古代晚期討論奧維德在當時不同流派詩歌文學創作中的影響，以女性形象切入跟異教和基督教之間的接觸，揭示它們如何共存；泰勒（James Calvin Taylor）去年的博論“Plumbing the Depths: Geological Processes, Deep Time, and the Shaping of Landscapes in Classical Literature”討論了古希臘世界中對於地層的研究如何塑造和衝擊歷史時間觀，以及地質形成過程對於人類歷史和時間景觀的影響多麼巨大。這些正在進行的研究都展示了極其豐富的古典概念，並非只有古希臘文和拉丁文才是古典學，也並非只有古希臘和羅馬才是古典學，古典學可以承載的比想象的多的多。
斯基裏澤茲編年史中拜占庭騎兵與阿拉伯騎兵的戰鬥插畫
五、古典時代的“古典”和“古典”觀念的影響
在啟蒙時期，諸如伽特赫爾和施洛茨爾這樣的學者在書寫歷史時，一定會把《聖經》或者《荷馬史詩》作為參考史料引用，這在歷史語境中並非是錯誤的，因為歷史語境中對於文獻的理解不同造成了方法論的差異。這需要以一種史學史的視角來回顧作品的整體脈絡。那葭（Carla Nappi,2009）的作品《The Monkey and the Inkpot:Natural History and Its Transformations in Early Modern China》揭示了李時珍在書寫《本草綱目》中很多看似荒謬的藥材和記載，其實有著自己獨特的藥學邏輯和社會文化；梅特卡夫（Christopher Metcalf,2015）的作品《The Gods Rich in Praise: Early Greek and Mesopotamian Religious Poetry》回到早期希臘文本中，回應了第四節關於東方化的觀念，通過對比指出早期希臘的詩歌並不依賴古代近東。雖然它們之間有著不可否認的深刻交流，但希臘作品依然有著自己的獨特發展力；西洛尼（Francesca Schironi,2018）的作品《The Best of the Grammarians: Aristarchus of Samothrace on the Iliad》認為，阿裏斯塔克斯在研究荷馬時，通過自身的觀念重塑了整個文本，利用評註和各種片段讓文本在自己所處的歷史環境中被重新解讀。
這些不同問題，甚至不同領域的研究都說明對於既往的考察需要有既往的視角。這涉及到了古典概念中文本的歷史性。像是回到古希臘後，我們會發現詩人必須承擔起記敘、贊美跟勸誡的職責，例如品達在“皮提亞頌歌 第一首”（Pythian 1）贊美了希耶羅（νώμα δικαίῳ πηδαλίῳ στρατόν: ἀψευδεῖ δὲ πρὸς ἄκμονι χάλκευε γλῶσσαν）；巴庫利德斯在“頌歌 第三首”（Ode 3）誇耀了希耶羅的寬容慷慨（οὔτι[ς,ὦ μεγαίνητε Ἱέρων, θελήσει φάμ]εν σέο πλείονα χρυσὸν Λοξί]ᾳ πέμψαι βροτῶν），那麼詩人自然也會承載史書書寫的責任。
例如我們會發現，在希波戰爭時，普律尼科司創作了《The Capture of Miletus》、卡戎創作了《Persian》，這些作品都對後世記錄有著深遠的影響，但若是我們將其稱作“偽史”或者“虛假記載”，那就犯了後見之明（hindsight bias）的錯誤。對於古希臘作家來說，一些內容的記述比表現出來的復雜得多，既有當時文風的影響，例如伊索克拉底的《Evagoras》就沿襲了贊美詩的文風（ἐχρῆν μὲν οὖν καὶ τοὺς ἄλλους ἐπαινεῖν τοὺς ἐφ᾽ αὑτῶν ἄνδρας ἀγαθοὺς γεγενημένους）；也有對於文本的傳承，例如高爾基亞在回應既往對海倫的文本中就認為海倫的出逃是受愛欲驅使的被動行為，只能算是不幸（οὐχ ὡς ἁμάρτημα μεμπτέον ἀλλ᾽ὡς ἀτύχημα νομιστέον），而希羅多德則在《Histories》認為這和海倫無關，而是神的懲罰，以懲罰帕裏斯違背待客禮儀的不義之舉（ξε νίων τυχὼν ἔργον ἀνοσιώτατον ἐργάσαο）。我們發現古典文本的生成比表現出來的要復雜得多，這些文本內部並不單純是記敘，還包括了作者對於問題的回應和心血。
這些古典文本在被我們稱之為古典的時期中同樣會遭受批評，但當時的批評爭論更多側重於史書書寫，例如琉善在《Philopsuedes sive incredulus》中認為包括荷馬在內的名人都用書寫欺騙讀者，這些虛假的作品還代代相傳，包括希羅多德都是一樣的騙子，所以把克特西亞斯跟荷馬等詩人一齊討論（τὸν Ἡρόδοτον καὶ Κτησίαν τὸν Κνίδιον καὶ πρὸ τούτων τοὺς ποιητὰς καὶ τὸν Ὅμηρον αὐτόν）。諸如波利比烏斯在《Histories》中嚴厲批評了這種摻雜大量戲劇化描寫的作品（καθάπερ οἱ τραγῳδιογράφοι,τῶν δὲ πραχθέντων καὶ ῥηθέντων κατ’ἀλήθειαν αὐτῶν μνημονεύειν πάμπαν,κἂν πάνυ μέτρια τυγχάνωσιν ὄντα），但需要註意的是，在古代世界，歷史作品還要增加作品可讀性，以激發讀者熱情（ἡδονῆς ἐν τῷ φράσαι,αὐτοῦ δὲ τοῦ γράφειν μόνον ἐπεμελήθησαν），所以也不能僅僅關心記敘。
這樣的文本足以給我們的研究帶來啟發，古典文本自身就處在一個史學史的語境之中，這種讓文本回歸語境的研究，對古典學來說是一次祛魅。面對特定時間和語境中形成的文本，後世學者如何在大量吞吐中梳理出一條線索和路徑就成為了至關重要的推進。例如托馬斯（Rosalind Thomas）的作品《Herodotus in Context: Ethnography,Science and the Art of Persuasion》考察了希羅多德所處時代的文本，指出他並非如同納吉（Gregory Nagy,1987；1999）宣稱的那樣，僅僅是一種對於古風的傳承關系，而是在特定歷史語境中對所處時代問題進行了共性回應。希羅多德和同時代學者一樣進行思考、使用興起的視角跟方法，這種對於歷史語境的考察推動了許多研究。艾伊克（P.J. van der Eijk）的文集《Hippocrates in Context: Papers Read at the XIth International Hippocrates Colloquium》就是對希波克拉底的考察、芬格拉斯（P. J. Finglass）主編的論文集《Stesichorus: The Poems》就是對斯特西克魯斯的考察，這樣的研究告訴我們，所謂的“古代社會”，或許並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麼古典，無論是希羅多德還是西塞羅，他們都會使用當時歷史語境中最先進的方法和視角進行研究，因此拋棄一個“古典”的框架本身就是對一種古典想象的否定。
呂厚量曾經講述過一件軼事，哈佛大學在十九世紀籌建古典學系的時候執意將“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改為“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加上定冠詞的意思是對於古希臘和羅馬文明成就表示驕傲和認可。在當時的學者看來，除了古希臘和羅馬之外的地區不一定是落後的，但難以稱得上是經典的。雖然我們無法確認此事的真實性，但我們可以從十九世紀的著作中看出這樣的劃分和對於非古希臘羅馬世界的刻板印象。
例如羅斯金（John Ruskin）在1853年的作品《The Stones of Venice》第六章“ The nature of gothic”中將地中海描述為一個與“北方”截然不同的區域，這樣的觀念和劃分正是“地中海主義”（ Mediterraneanism）。地中海主義將希臘和羅馬視作一個純凈的理想社會，而其他地區則是與“接受了古典遺產的西歐”相對的區域，這個區域時而野蠻，時而割裂。這樣的觀念必須追溯到古希臘史學的書寫脈絡中進行考察。如同莫米利亞諾（Arnaldo Momigliano）在論文“普世史的溯源”（The Origins of Universal History）中指出，在基督教出現之前，史家的註意力都放置在軍事和政治上。霍爾登（Peregrine Horden）在作品《The corrupting sea:a study of Mediterranean history》 第十一頁指出，古希臘時期將地中海視作一條大河，但隨著帝國建立，“居住世界”（ οἰκουμένη）跟“我們的海”（ mare nostrum）等概念逐漸重疊，最終形成一種帝國的普世宇宙觀。諸如波利比烏斯這樣的歷史學家通過追溯古老歷史來為地中海世界找到一個可以被整合的根源，這樣的考察使得歷時性的溯源與地理空間的意識形態重合。
而在斯特拉波看來，如果對任何問題進行調查是哲學家的正職，那麼地理學會獲得很高的資格，諸如荷馬、德謨克利特、波利比烏斯這些處理過地理問題的學者都是哲學家，了解這些知識的個人都具有幸福和良好的生活狀態（τὸν φροντίζοντα τῆς περὶ τὸν βίον τέχνης καὶ εὐδαιμονίας），所以作為帝國地理的概念自然而然承擔起了意識形態擴張的義務。在六世紀末的學者依西多祿編寫的百科全書《Etymologiae》中，我們已經能看到成型的地中海地理政治觀（Iste est et Mediterraneus,quia per mediam terram usque ad orientem perfunditur, Europam et Africam Asiamque disterminans），這樣海洋觀念的整合作為生活狀態被納入進宇宙觀中，並不單純體現於地圖學上，而是以更細微的方式在生活中運作。
例如馬修斯（Karen Rose Mathews，2018）在著作《Conflict, Commerce, and an Aesthetic of Appropriation in the Italian Maritime Cities, 1000-1150》考察了十一至十二世紀意大利海上城市如何對“過去”和“外國”文化進行挪用來塑造新的地中海居民身份，對地中海世界如何在超越人為建構概念後進行研究。威庫（Myrto Veikou，2012）、科恩-哈內格比（Naama Cohen-Hanegbi，2017）等學者都從文本中的空間歷史性跟晚期醫學和醫生的社會角色來嘗試進行一些新的探索。這樣的進展，意味著對於思想的演變需要從更細致的地方進行思考，關於在拋棄“古典”框架後後世學者是如何理解和繼承地中海觀念的，我們可以從下一段的一些文本中窺探地中海史觀在被整合為一種世界意識後，又如何變成一個區域性主義。
希波克拉底在作品《On Airs, Waters and Places》中描述道：亞洲人和歐洲人相比溫和懦弱是因為氣候不冷不熱（οὐ μεγάλας τὰς μεταβολὰς ποιεύμεναι,οὔτε ἐπὶ τὸ θερμὸν, οὔτε ἐπὶ τὸ ψυχρὸν,ἀλλὰ παραπλησίως）所以缺乏對精神的衝擊，身體也沒有激烈變化。這種將人體和性格歸納進自然環境，進而演變為一種世界觀的論點對後世有著巨大的影響。探險家沙爾丹在1686年的遊記《Journal du Voyage du Chevalier Chardin en Perse & aux Indes Orientales》第一卷第一百一十二頁認為，科爾基斯地區在夏天土地的濕氣被太陽加熱至蒸發導致空氣被汙染，對外國人來說這種空氣難以忍受（Cet air eft infupportable aux Etrangers），所以身體會慢慢變得瘦弱最後生病。在第二卷中則認為炎熱天氣使得身心疲憊，也正因如此亞洲人的智識被限制，以至於只能重復古典文本而無法發展工業；孟德斯鳩也有類似的觀念，他在《Lettres Persannes》第三十三封信中認為靈魂是被身體主宰（L'âme, unie avec le corps, en est sans cesse tyrannisée），所以生理會對精神有決定性影響。而孟德斯鳩在《Voyages de Montesquieu》二百一十九頁認為，當時那不勒斯荒涼的原因是在羅馬崩潰後，當地人的奢侈心造成了房屋移動的困難，久而久之欠缺耕作的土地就產生了壞空氣，也就阻礙了人口增長，當下地區也因此敗落。蘇格蘭醫生阿爾巴斯諾在1733年的著作《An essay concerning the effects of air on human bodies》中認為，空氣會對人體產生潛移默化的塑造效果。正是因為在不同國家的人身處在不同空氣之中，人類才會產生差異。例如北方地區空氣炎熱所以人們焦慮不安，熱帶地區過於炎熱所以人懶散。
引用希波克拉底說歐洲人勇敢的原因，是因為氣候多樣性和寒冷（Hippocrates tells us, that the Europeans owe their Courage to the Variety and Coldnefs of their Climate）。在十七十八世紀，大量的學者都會進行“大陸遊學”（ the Grand Tour），而在旅途中將所見景色和地理環境納入一套運行的世界體系進行分析則是延續古典世界的傳統。我們可以從在遊記本身記載的引用中發現這一點，這說明古典傳統在啟蒙時期的自然知識中依然有著巨大的影響，依然可以作為地理世界觀的文化劃分界限或者自然科學方法論來使用。
盧克萊修在《De Rerum Natura》中分析雅典黑死病時，也認為埃及內陸深處的空氣翻騰過平原後湧向潘迪昂的子民（aeëra permensus multum camposque natantis, incubuit tandem populo Pandionis omni. inde catervatim morbo mortique dabantur），這和上文中孟德斯鳩跟阿爾巴斯諾等人的觀點如出一轍。當時的皇家科學院院士阿斯楚克在一本叫《Dissertation sur l'origine des maladies épidémiques》的研究集中也認為是毒空氣（les émanations pestilentielles）的粒子（les particules imperceptibles）感染人體使其生病，並且還在第十八頁引用了老普林尼在《Naturalis Historia》中認為黑死病並非歐洲的疾病，而是來自南方和地中海東部的疾病這個觀點（Qua in re observatum,a meridianis partibus ad occafum Solis pestilentiam semper ire）來進行佐證。同時，在孟德斯鳩的Spicilège.518號筆記（一份撰寫書前的必讀書單）也能發現老普林尼、盧克萊修和托勒密等學者都是必讀的，在其作品中也確實能發現很多可以對應的觀念。而地中海主義正是基於這種時期的地理觀建立的，例如地理學家費舍爾1906年的著作《Mittelmeerbilder》在五十三頁認為地理特征決定了阿爾巴尼亞人沒有體現出民族獨特性和團結的意識，但是希臘人會一次又一次崛起（immer wieder emporrangen），這也說明了地中海沿岸的國家軟弱落後，需要德國的幫助。
對於古典文化和現代地理世界劃分確實具有大量的刻板印象和東方想象。這在古典學內部已經成為非常普遍的認識，福柯在《詞與物》中認為，民族精神和身份成為了承載語言功能的使命，歷史領域中語言系統的探討文本讓語言具有了自身的歷史，閱讀歷史也就是閱讀以現代民族語言為中介的歷史，語言的歷史開啟也就代表時間次序開啟（L'ordre du temps commence）。
薩義德在福柯的基礎上對於十九世紀興起東方主義形象的討論，也啟發了桑西奇-魏登伯格(Heleen W.A.M. Sancisi-Weerdenburg)，她在1987年的文章“帝國的頹廢或本源的頹廢？從本源到綜合.克特西亞斯”（Decadence in the empire or decadence in the sources？From source to synthesis.Ctesias）中對古典學研究中古希臘文本的東方主義進行了批評。因此，普林斯頓古典學系所說的古典學者常把古希臘和羅馬的文化視作模範（splendid isolation）確實是一個學界早有的共識，並且學界很早開始就對此進行批判。
而在考察十七世紀以來地理學或者藝術史領域的記載，再到十九世紀各大高校古典學系建立的歷史之後，我們會發現“希臘和羅馬文化以及被工具化（ the cultures of Greece and Rome have been instrumentalized）”也所言非虛。這樣的趨勢要求古典學者必須進入古代世界共時性脈絡中討論問題。近幾年的不少學術會議都要求跨時間、跨學科地進行歐亞/亞非的文明交流研究，例如芝加哥大學2019年的工作坊“跨越歐亞大陸的文學文化：中國及他者”（ Literary Culture Across Eurasia:China and Beyond）第二部分就叫“全球中國，全球希臘”（ Global China，Global Greece），這便是近些年在古典學領域興起的“跨區域運動”（trans-regional movements）。
去年張穎主持的楊邵允和卡爾德裏斯（Anthony Kaldellis）之間的對談，就代表了中國史學者和拜占庭史學者之間的對話，張穎主要考察十四到十八世紀女性史和文人政治問題，她去年的新作《Religion and Prison Art in Ming China （1368-1644）: Creative Environment,Creative Subjects》考察的是明代官員入獄後如何利用詩歌對理解周遭環境，將監獄視作一個創造性環境考察囚禁者在早期現代宗教、詩歌、音樂等多個領域的主體創造性；楊邵允19年的作品《The Way of the Barbarians：Redrawing Ethnic Boundaries in Tang and Song China》則認為公元800到1127年之間文人話語和道學的興起顛覆了儀式實踐對中國身份的中心地位，對於蠻夷的重新詮釋並非是政治變革的直接產物，而是新知識體系對蠻夷劃分的流動和對國家歷史連續性的思考造就了觀念轉型；卡爾德裏斯19年的著作《Romanland:Ethnicity and Empire in Byzantium》指出從未有一個稱呼自己為“拜占庭”的皇帝，我們所稱呼的“拜占庭帝國”是在十九世紀被剝奪了特性的再造概念，而對於領土擴張一直是由一個被叫做“羅馬尼亞”的多元民族國家所完成的，東羅馬帝國並非是一個天下主義的帝國，而是具有明確民族界限和蠻夷之分的民族國家。這看似三個完全不同方向的學者在對談中討論當時社會如何看待蠻夷劃分，以及當他們使用正統民族這種修辭時該如何識別這些群體。這樣的討論並不少見，通過第二段的考察我們發現無論是對於希臘文的學習還是古代文本的學習都是基於新的問題出現和學科的必然發展，那麼同樣，在學科方向內部出現新的問題，有更多領域可以進行交流的情況下，學科自然而然會再次以問題為核心導向，這也正是古典學最初的初心。
奧斯陸大學收藏的一份莎草紙
六、古典學改革的必然和古典世界的語言
從古希臘文本的語境考察到十九世紀歷史學和古典學的獨立本身就告訴了我們古典和古典學並非是一成不變的。它同樣處於史學史之中，同樣會和當時的時代與其他學科進行對話。那麼在史學發展的今天，與非古希臘和羅馬地區的共時考察自然也會被吸納進這個正在不斷向前的學術脈絡之中。
對於古典語言和文本的考察也已經不局限於一種語文學範式之中，巴特羅（Guiseppina Di Bartolo）2020年的作品《Studien zur griechischen Syntax dokumentarischer Papyri der römischen Zeit》基於公元一至四世紀希臘化埃及的莎草紙上古希臘語記載，考察了文本段落中語法的改進和句法的特殊現象，揭示了傳播過程中對於語言的改變以及對於當下希臘語的影響。貝德納雷克（Bartłomiej Bednarek）2021年5月的新作《The Myth of Lycurgus in Aeschylus, Naevius, and beyond》研究來古格士在敘利亞人和弗裏吉人等民族中承擔神職，他那“被塑造出來的神話”被用作狄俄尼索斯秘儀跟俄耳甫斯教秘儀的開啟標誌，而埃斯庫羅斯的悲劇則是塑造這個神話的最重要文本。
這些研究對應了第二節古典學的問題意識和研究的問題導向、第三節古典學作為學科的方法論和本身作為語文學的分化學科出現，以及第四節古典學對古典的反思和學科發展的進展，也可以看做是古典學從興起到建立再到進展的階段。順著這三個階段，我們可以總結出普林斯頓大學古典學系改革的思想基礎和理論根據：
1. 長期以來學界對於“古典”概念本身的反思；
2. 作為一門建立在歷史科學之上的學科會要求對研究本身祛魅；
3. 基於問題導向，面對諸如近東研究等學科的發展新成果必須進行充足的對話。
基於這三點，我們發現普林斯頓大學的改革是來自學科內部的進展和作為一門歷史科學的學術自覺，不管是伯克利將古典學系改為希臘羅馬研究用以縮小範圍，還是普林斯頓大學取消語言強制學習以拆掉門檻跟擴充古典範圍，都是基於這三點的不同路徑，這也恰好證明了古典學作為一門跨領域學科的擁有強大的活力和生命性。
七、最後關於語言問題的一些個人想法
對於最有爭議的語言問題，我們不可否認的是，這樣的政策確實會造成不少本科生不學古希臘文或拉丁文，也確實有一定可能會出現不懂古希臘文和拉丁文的年輕學者，但學術研究本身的潛性需求只會培養出掌握更多語言能力的學者。正如普林斯頓所回應的，對於無心從事學術研究的學生來說強行逼迫其學習反而更痛苦，不如拆掉門檻讓真正希望學習的人進來，這反而是一種學術訓練的“世俗化”，去掉了神聖的語言外衣。況且對於古典語言其實比古希臘文和拉丁文要豐富得多，格林納達（Emily Greenwood）在十幾年前的作品《Afro-Greeks: Dialogues Between Anglophone Caribbean Literature and Class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就討論如何把古典學和亞非研究相結合，佩恩（Richard E. Payne）的著作《A State of Mixture: Christians,Zoroastrians,and Iranian Political Culture in Late Antiquity》運用語文學方法和視角研究一直被忽視的薩珊波斯，指出以往古典學研究都重視羅馬的拉丁/希臘文語境中的敘利亞語文本，但其實更多文本是在波斯書寫的，這需要學者掌握波斯文、阿拉伯文、亞美尼亞文和古敘利亞文，還有林麗娟的新書《Die Helfer der Vernunft:Scham und verwandte Emotionen bei Platon》中使用阿拉伯文、古敘利亞文和亞美尼亞文重新審視柏拉圖。
我們可以看一個學術實例：在新疆尼雅遺址中曾經發現過一片編號HTB000405的佉盧文木牘，其中正面第四行“huta taṃ kalaṃmi s̲e caṃpira bharya paṃcapriyae dura oḍita ede bharya-”（時候，詹毗羅放走妻子五愛，丈夫），第九和第十行“sarajitaṃti caṃpira uthita ima paṃapriyae dura oḍita yo/tatra jaṃñatriyaṃmi nikastaǵa taha sarva dura oḍita priti [sne-”（ 協議:詹毗羅啟奏，放女子五愛走。婚姻中被送出者，如此一切也已見放。據此良好），可見這是一封放妻書，其中提到了既然詹毗羅把五愛放走（也就是主動離婚），那麼一切都歸五愛。這樣的規定在古印度文本《Artha-śāstra》3.3.15中也有記載，其中規定雙方不同意哪怕厭棄了也不準離婚（amokṣyā bhartur akāmasya dviṣatī bhāryā,bhāryāyāś ca bhartā），如果男方要離就要把所取得的一切交給女方（strī.viprakārād vā puruṣaś cen mokṣam icched yathā.gṛhītam asyai dadyāt）；同樣，薩珊波斯的Passox 7.5號巴列維語文獻也記載男方在女方無過錯前提下要離婚是不合法的（enyā mard apādixšāīhā zan ī xwēš abēhamdādestānīh ī ziyānag az zanīh hištan nē pādixšā）；粟特語Nov3-4號慕格山文書也記載相同法律，同時還有一句“rty ZNH n'm'k wyspy n'βy prm'n ZY šw'm'k”（此文書全境有效），跟這封佉盧文文書背面第九至十句的“sarva deśaṃmi pramāna“（此文書）全境有效”一模一樣。其中對此的一種解讀是在亞歷山大東征時期帶來了較為完整的一套司法體系，因為就《Select Papyri.vol 1:Non-literary Papyri.Private Affairs》所記載的古希臘也有類似的“αθη δέ ομολογιά ητε κυριά εότω πανταχη όυ, αν επιφε ρηται”（該協議在所作全處生效）。
同時一份公元前十三年編號BGU113號的離婚文書頁規定自己要離婚後不得索要嫁妝不得起訴同居，這樣相同的規定提醒了我們，對於古希臘，或者說整個古代世界都有著極強的流動性，所謂古典或許比我們想象的更加活躍，這也對學習者的文獻和語言能力有了更高要求。況且對於將語言神聖化的人來說，學習語言會成為一件很尷尬的事情。例如西塞羅會在《De officiis》中吐槽不懂希臘文的人都是粗人（ut non modo Graecarum litterarum rude）；維吉爾會在《Aeneis》深情贊美古希臘人造雕塑栩栩如生技藝高超（excudent alii spirantia mollius aera, vivos ducent de marmore vultus）；保薩尼亞斯則會在《The Description of Greece》中贊美古希臘諸位名人多麼威武多麼有才（καὶ ἤδη τὸ μετὰ τοῦτο ἐς ἀνδρῶν ἀγαθῶν φορὰν ἔληξεν ἡ Ἑλλάς…）；若是追捧色諾芬他們學習了詩歌，結果卻發現柏拉圖在《理想國》中說詩歌贊美詩令人厭煩會妨礙真正的思考（μουσικὴν γυμναστικῇ θρεπτέοι οἱ νεανίαι）。若是一味追求古典則不存在一個古典，因為古典無法成為描述時代特性的術語，也不需要和某種語言綁定，只需要回歸問題本身來考察脈絡和文本進行研究即可。
我們當然不能斷言，不強制要求學習古希臘文和拉丁文是不是一件好事，但起碼從學科發展來說，這是正常的調整。另一方面，我們應該思考，為什麼在使用基礎信息檢索就可以得知原信息的情況下，此事仍然引起了如此大的爭議？其中一方面原因，是古典學本身的門檻造成的信息差導致的不了解；另一方面我們則需要思考，為什麼會有適合這種信息傳播的土壤存在？畢竟這算不上什麼精心編織的謠言，只需要打開網頁一看便知。
責任編輯：龔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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