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聶橋）
著名的明清檔案專家張書才①在《歷史是不能隨意塗改修正的——<紅樓解夢>平議》一文中，有關於《紅樓夢》第十八回元妃儀仗的如下考證結果：
抑有進者，《紅樓夢》接著寫元妃省親儀仗道：“一隊隊過完，後面方是八個太監擡著一頂金頂金黃繡鳳版輿，緩緩而來。”這元春所乘八個太監擡著的“金頂金黃繡鳳版輿”顯然就是乾隆十四年於貴妃儀仗內新增的“金黃八人儀轎（輿）”，而非皇貴妃所用之“明黃八人儀轎（輿）”、皇後所用之“明黃八人儀輿”。並且，貴妃、皇貴妃、皇後之“八人儀轎（輿）”為乾隆十四年新增，由此可知，《紅樓夢》中元春儀仗顯然就是乾隆十年、十四年改定的貴妃儀仗。總之，《紅樓夢》中所寫貴妃賈元春所用儀仗，與貴妃儀仗相同，符合元春的貴妃身份和當時典制。②
《紅樓夢》中元春儀仗為乾隆十四年改定的貴妃儀仗，是張書才的結論性意見。關於元春儀仗中的“金頂金黃繡鳳版輿”就是“金黃八人儀轎（輿）”這一結論，我認為是非常牽強的。綜觀張書才的論證，除了“金黃”這一元素外，乾隆十四年改定後的“金黃八人儀轎”與《紅樓夢》中的“金頂金黃繡鳳版輿”兩者之間就再沒有任何相同之處了。《紅樓夢》中的“金頂金黃繡鳳版輿”向我們透露出的信息遠不止顏色這一項，在車乘圖案，圖案工藝和車乘命名諸元素中，我們看到了元妃車乘與乾隆年間貴妃儀仗之間存在著一個又一個的明顯差異。我們就順著這些穿幫鏡頭比較一下《紅樓夢》中的元妃儀仗與乾隆十四年改定的貴妃儀仗的巨大不同吧。
穿幫鏡頭一：不鹹不淡的“版輿”
車乘應該是儀仗隊伍中最重要的元素，因為所有的儀仗都是為車乘內的主人服務的。因此，在清代的各種皇家鹵薄中，對皇帝，皇後，貴妃乃至普通嬪妃的車乘都有著嚴格的規定，皇帝乘坐的是五駱三輿，舉例說來，康熙曾經乘涼步輿返宮，此外還有禮輿，皇後有鳳輿，儀輿等，而皇貴妃則是乘翟轎（輿）或者儀轎（輿）。查遍《大清會典》和《清史稿》中的各種鹵薄，唯獨不見“版輿”二字，為什麼張書才要說這“版輿”就是“儀輿”，有根據嗎？“版輿”是什麼？其實“版輿”什麼都不是，它只是“一種木制的輕便坐車”的統稱，在命名上根本反映不出等級差別，這小車皇帝坐得，普通百姓也坐得。把一輛普通的民用小車塞進了貴妃儀仗中，作者怎麼了？他不是在按照乾隆貴妃儀仗在創作嗎？怎麼會連這點都不知道？程甲本等幾個版本把“版輿”寫作“鑾輿”，雖然與皇家沾上點邊，但它只是一個皇帝坐駕的統稱而已，同樣是與繁瑣的清代儀仗的諸多車乘中任一個都對應不上，說穿了，還是一瓶萬金油，並無實質性內容。
穿幫鏡頭二：不合定制的“刺繡”工藝
元妃所乘的是一頂“繡鳳版輿”，毫無疑問，車上的“鳳”圖案是“繡”上去的，這便是又一個疑問，因為在張書才給《紅樓夢》元妃儀仗所確定的乾隆年間的記載，車乘上的圖案采用的可不是刺繡圖案。由三朝元老鄂爾泰和張廷玉等人在乾隆七年開始編撰的大型史書《國朝宮史》中對後妃車乘的圖案采用的工藝說得一清二楚：“貴妃儀仗：翟轎一，通身以金黃，繪金雲翟鳥”。③所謂“繪”者，就是用筆畫上去的，這是與刺繡完全不同的兩種工藝，一個熟知乾隆鹵薄的作家犯下了又一錯誤，然而更致命的錯誤還在後面呢。
穿幫鏡頭三：逾越法禮的“繡鳳”圖案
還是圍繞著“繡鳳”兩字展開，前一字說的是圖案的工藝，而後一個字“鳳”說的就是車上的具體圖案，這是一個熟知鹵薄之人無論如何也不應該犯下的錯誤，因為唯有皇後及皇太後的鳳轎（輿）上才有資格使用“鳳”的圖案，這一點在《國朝宮史》中同樣有著明確的記載：“皇後儀駕：鳳轎一，通身以黃，繪金雲鳳。”④結合前面我們引用的貴妃儀仗的“繪金雲翟鳥”，已經非常清楚地向人們傳達著一個明確的信息，皇後是鳳，是百鳥之王，妃嬪們是翟，只是一只有著漂亮長尾巴野雞而已。盡管聰明的張書才避開了“翟轎（輿）”這一貴妃的主打用車，但終究還是改變不了這一事實。因為儀轎的等級就更低了，只是“金黃雲緞為衣”⑤僅有雲形圖案。要想知曉車乘主人的身份，也只能通過“鳳輿”和“翟輿”來區分。
通過上面的列舉，我們不難發現，《紅樓夢》中的元春儀仗中的這頂八擡大轎與乾隆十四年（同時包括乾隆前的原定）的貴妃儀仗相同點只有顏色這一項，而不同點卻有三項，而且都是比較關鍵的項目：加工工藝，圖案及命名。三對一的異同比根本就不是什麼張書才說的“顯然就是”。改成“顯然不是”倒還恰當。
通過對“金頂金黃繡鳳版輿”與乾隆年間“金黃八人儀轎（輿）”的比較，我得出和張書才截然相反的結論，《紅樓夢》中的元妃省親儀仗既不符合乾隆年間“貴妃身分”，也與乾隆年間“當時典制”相去甚遠，張書才的“《紅樓夢》中所寫貴妃賈元春所用儀仗，與貴妃儀仗相同，符合元春的貴妃身份和當時典制。”並不適用於《紅樓夢》中的元春省親儀仗。
沒有了貴妃儀仗作參考，那《紅樓夢》作者靠什麼來完成元妃儀仗的創作呢？這可不是拍拍腦門就能完成的。那就需要我們跳出張書才為我們限定的“曲柄傘”和“金黃版輿”的狹窄圈子，全面分析一下元妃儀仗的特點。在《<紅樓夢>裏這把傘到底是姓“康”還是姓“乾”》一文中我已經論證過元妃儀仗中的【旗扇前導隊——樂隊——單獨黃曲柄傘——車乘】的基本結構與《皇極聖典·壽部》所記載的康熙五十二年康熙六十大壽所行大駕鹵薄的盛況基本一致，也就是說元妃儀仗用的是皇帝大駕鹵薄的框架，康熙在位六十年，多次出巡，使得很多人能夠有機會見識到康熙儀駕，包括一些官員及沿途百姓。特別是康熙二十八年上元節期間，康熙駕臨舊臣高士奇在西溪修建的接駕山莊，高士奇和西溪居民有機會近距離接觸到皇帝儀駕的全部。《紅樓夢》中元妃省親有可能是依照康熙的這次出巡為藍本而創作的。因此，元妃省親儀仗在大框架上完全符合皇家儀仗的規格。這一點我還有一個證據證明這一點，在元妃儀仗隊伍出現之前就已“聞得隱隱細樂之聲”，在元妃儀仗裏出現“雉羽夔頭”的文字。“夔頭”意為宮廷樂隊，而樂隊是皇帝儀駕裏的獨特內容，在皇後及嬪妃的儀仗裏是絕對沒有的。如果從純粹的貴妃儀仗的角度分析，這不能不說是又一個穿幫鏡頭。當然，時下紅學界詭辯成風，一定有人會問怎麼解釋“曲柄七鳳金黃傘”與貴妃儀仗中的“金黃七鳳曲柄蓋”的高度相似呢。其實，曲柄，黃色，及稱傘而不稱蓋這些元素在康熙五十二年的那次大駕鹵薄中的“黃曲柄傘”中均有體現，所差的只是這一個“七鳳”圖案而已。如果大家認為這“七鳳”圖案就是元妃儀仗取自乾隆十四年貴妃儀仗的話，誰又能解釋貴妃車上“繡鳳”的越禮之舉呢？
所以，我們要把曲柄傘上的“七鳳”和“版輿”上“繡鳳”放在一起來分析。在元妃儀仗裏兩次出現“鳳”的圖案，結果卻是對錯參半，這也使我們看到，作者在“鳳”的圖案運用上，並非根據什麼定形的“貴妃儀仗”（張書才稱之為“當時典制”），而是依據人們頭腦中的一種固有觀念，皇帝是龍，後妃是鳳。因為皇上用的曲柄傘上圖案是龍，後妃就要用鳳，皇上的傘上是九龍，皇後用九鳳，貴妃用七鳳也是不難推定。基於這種理念，在元妃車乘上同樣繡上“鳳”的圖案，照葫蘆畫瓢，合情合理，可作者哪裏想得到，清代的皇家儀仗是如此的繁瑣，在曲柄傘上還在用鳳的數量來區分尊卑，在車乘上“鳳”卻成了區分後和妃的標誌了，只有皇後的車乘上才能繪鳳，而妃子們的車上只能繪上野雞的圖案了。這也怨不得作者，皇家鹵薄屬清廷內部文件，普通文人豈能隨便接觸，把自己見識過的皇帝儀駕改造成貴妃儀仗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紅樓夢》畢竟只是一部小說，貴妃儀仗僅僅是《紅樓夢》文化浩瀚滄海中的一粟，不要用史書的標準來要求一部小說。既然是朝代地點都已無考，即便是作者自創一套貴妃儀仗，只要大體上相像就足夠了。比如節度使是一個元朝就已經廢止了的官名，在《紅樓夢》中不是照樣出現在不止一人身上（雲光和王子騰），這又是哪家的典制呢？如果不是一些人借張書才的觀點節外生枝，哪個讀者會對照著鹵薄去讀《紅樓夢》呢？雖然有那麼幾個穿幫鏡頭，絲毫不影響元妃儀仗的威儀，元春就是皇宮中的一顆明珠，一只迎風飛舞的鳳凰，既然曲柄傘上已有“七鳳”，“版輿”上再繡上幾只鳳不是讓元妃的風采更加動人嗎？何必以“金黃”和“明黃”的無聊考證來混淆視聽。
註釋：
①張書才：河北涿縣人，明清檔案專家、清史專家，研究館員，1964年分配到《財貿戰線》雜誌社任編輯1972年調故宮博物院明清部工作，1980年以後，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輯部任編輯。
②見張書才《歷史是不能隨意塗改修正的——<紅樓解夢>平議》，原載於《紅樓夢學刋》1996年第4輯
③、⑤《國朝宮史》卷之十，典禮六《貴妃儀仗》
④《國朝宮史》卷之十，典禮六《皇後儀駕》
《國朝宮史》采用北京古藉出版社出版，（京）新登字206號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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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王華東 至真齋主 編輯：瀟湘夜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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