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拉梅茲·達伯霍瓦拉/文 石晰颋/譯
Time’s Monster: How History Makes History, by Priya Satia, Belknap Pre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October 2020, 363 pp
Neither Settler nor Native: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Permanent Minorities, by Mahmood Mamdani, Belknap Pre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November 2020, 401 pp
Worldmaking after Empire: The Rise and Fall of Self-Determination, by Adom Getachew,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pril 2020, 271 pp
1932年的夏天，埃裏克·威廉姆斯從英國殖民地特立尼達來到了英國。像特立尼達島上的大多數人一樣，他家非常窮，他和十一個兄弟姐妹都幾乎沒有喝過牛奶。他的父親是個心灰意冷的郵局職員，打小就不斷給他施加壓力，督促他在學業上有所建樹。當時西印度群島沒有大學，很少有特立尼達本地人在小學畢業後繼續念書，而且幾乎所有的專業職位都預留給了白人。然而，威廉姆斯贏得了令人羨慕的政府獎學金，得以在十一歲以後繼續學習，然後又贏得了更少見的助學金來完成中學教育，最終在三年嘗試之後，他獲得了前往英國讀大學的獎學金——這座島上每年只批出兩個名額。他乘船遠赴牛津大學，攻讀歷史學本科學位。
掌管特立尼達教育委員會的英國白人向大學的一所學院推薦了威廉姆斯，學院是大學學術與社會生活歷史悠久、內涵豐富的中心。他寫道：“威廉姆斯先生並非歐洲人的後裔，而是一個有色人種青年人，盡管不是黑人。”這於事無補。他以聖凱瑟琳協會之一員進入了牛津，該協會為那些無法負擔大學高額費用的學生設立，明顯處於非主流地位。威廉姆斯的奮起之路就此開始。他貪婪地閱讀，以全班第一的成績畢業，並參加了牛津大學最高獎項——萬靈學院成員的競爭。他還開始了關於英國在西印度群島結束奴隸制的博士論文研究。這在當時絕不是一個流行的課題。即使在特立尼達，威廉姆斯所接受的教育也只關於歐洲的過去。在牛津大學的教職員中只有少數人研究殖民歷史；據他觀察，其他人都以“大致蔑視”的態度看待殖民地歷史。
然而，這所大學在其他方面不僅以帝國為榮，而且為維持帝國而出力甚多。牛津大學的課堂上講授“無形的上主守護者掌控著盎格魯-撒克遜人的發展”，鼓勵“對英國（帝國）發展的宏偉結構保持敬畏”，而在此之上，他們還灌輸一種令人振奮的信息，即無論其過去或現在存在什麼缺點，大英帝國都是一項深刻的道德事業，其擴張使無數的臣民受益。牛津大學的畢業生在全球範圍內充斥於各個殖民地行政部門的高層。牛津大學的教授往往有海外服務的背景，並在政策制定方面富有影響力。牛津大學比其他任何大學都更為積極地推動帝國主義，從政府的走廊裏到對學童的灌輸中。從1911年至1954年，牛津大學出版社最暢銷的《英格蘭史》是由魯德亞德·吉蔔林與C.R.L. 弗萊徹合著，後者也是萬靈學院和莫德林學院的研究員。書中向孩子們解釋，向澳大利亞移民定居很容易，因為那裏“除了幾個可憐的黑人什麼都沒有，而那些人甚至連弓箭都不會用”，在非洲的“當地人到處歡迎我們統治帶來的仁慈和正義”，西印度人懶惰、惡毒，沒有能力進行任何認真的發展，也沒有能力工作，除非受到強迫。在那種氣候下，一個黑人有幾根香蕉就足以維生；他為什麼要工作以獲得比這更多的東西？他很快樂，也很無用。
牛津沒有哪個角落能夠比萬靈學院更專註奉獻於帝國的使命。它宏偉的十八世紀建築以巨大的科德林頓圖書館為核心，而這座圖書館就得名於一位來自西印度群島的奴隸主，他以此善舉回報母校。這所學院歷年的院士包括多位內閣部長、帝國高級行政官員（包括三位印度總督），以及《泰晤士報》的主編——一位極富影響和精力充沛的殖民主義代理人和支持者。
它也是牛津大學殖民歷史教授雷金納德·庫普蘭德的大本營，他的著作在當時廣受贊譽，延續了大英帝國作為一項偉大的文明事業的主流觀點。庫普蘭解釋說，通過對欠發達民族的良性培育與“托管”，大英帝國將在適當的時候發展成為一個由成熟、自治國家組成的“聯邦”——自然而然地，由英國人領導。1931年，甘地在印度次大陸發起了一場大規模的公民不服從運動後訪問牛津時，庫普蘭德抓住時機提醒他帝國命運的歷史邏輯，該邏輯決定了只有合作和耐心才能導致最終的自治，而非反抗。(聖雄不動聲色地回答，雖然他本人只是一介匹夫，不是歷史教授，但他所理解的美國或愛爾蘭獲得獨立的歷程事實上並非如此。)
與其他殖民主義歷史學家一樣，庫普蘭德也協助大英帝國制訂政策。他在1937年為巴勒斯坦問題皇家委員會撰寫的報告認為，阿拉伯人和猶太人的衝突是“無法阻擋的”，因為這兩個“種族”在本質上是對立的；報告建議分治作為唯一的解決辦法。他還在1940年代初參與了政府勸說印度民族主義者暫停其獨立呼籲而支持英國作戰的失敗嘗試。他為萬靈學院校友、印度國務秘書利奧·阿梅裏深入分析了“印度問題”，是最早提出分治概念的人之一；當這個想法在1947年被匆忙實施時，是萬靈學院的另一位校友——一位此前從未去過巴黎以東的大律師——被派去負責匆忙劃定分割巴基斯坦與印度的命運之線，導致一千萬至兩千萬難民流離失所，以及大規模屠殺的發生。
1935年，萬靈學院的成員們面試了埃裏克·威廉姆斯。三十多年後，他仍然為這段記憶感到痛苦——不是輸給了更好的候選人，而是被當作種族劣等人。有人問他，對於“先進民族是否有權利對落後民族進行監護”這一問題，他有什麼看法？一個學院成員為意大利當時對埃塞俄比亞的占領辯護，當時埃塞俄比亞是除利比裏亞外唯一自由的非洲黑人國家；另一個學院成員因為威廉姆斯的膚色而在街上公開盯著他。很明顯，“原住民”不屬於那裏。萬靈學院的院長建議他返回特立尼達，為自己的人民服務。聖凱瑟琳學院的院長也是如此。“你們西印度人太熱衷於試圖在這裏獲得職位，結果搶走了英國人的工作。”對於英國人來說，將自己移植到世界各地並統治他人是一項自然權利，但對於一個來自殖民地的膚色較深的人來說，想要反其道而行之是無法獲得支持的。
丘吉爾和埃裏克·威廉姆斯，1961年。
他最終還是回到了家鄉，他相信一個民族對自己歷史的把握是他們獲得身份認知的關鍵。不久，他對在戶外聚集的人群講述奴隸制和加勒比海地區歷史的教育任務，就演變成了一場爭取脫離英國統治的政治運動。但他從未忽視當代政治與對過去的理解之間的聯系。在1962年他領導新國家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獲得獨立後不久，他就指出，英國對其前西印度群島殖民地的居高臨下的現代待遇主要來自於“這麼多世紀以來，他們一直被視為衛星國，是最屈辱的宣傳的對象”——其中最有害的是“都市（即英國）歷史學家的謊言、前後不一和偏見”。獨立應該標誌著一個新的開始，是對民族身份的重新認識。它並不像英國人喜歡假設的那樣，是帝國計劃的完成，是他們對“臣民種族”的善意監護的平反。這種歷史理論“只想為無法辯解的事情辯護，為先入為主的過時偏見尋求支持”。他特別提到了庫普蘭德，對帝國在道德上的正當性進行了抨擊。“英國的歷史學家們寫的東西，簡直就像是在說，英國引入黑人奴隸制只是為了獲得廢除奴隸制的滿足感。”
但舊的心理習慣很難改變。“我……完全贊同大英帝國，”另一位來自萬靈學院的歷史學家在他面試威廉姆斯的六十年後如此回憶——畢竟，“在那些過去的好日子裏，非洲人和印度人可以免於相互屠殺，不是更快樂嗎？”這種觀點仍然是主流。2016年，當牛津大學的非洲人和其他反種族主義的學生活動者發起一場（尚未成功的）運動，以移除其著名捐贈者、帝國主義者塞西爾·羅德斯的雕像時，大學的領導層做出了激烈的回應。前校長彭定康曾於1960年代在牛津大學學習歷史，並曾任英國在香港的最後一任殖民地總督，他告訴英國廣播公司，如果人們不準備“對羅德斯，對歷史”表現出“精神上的寬宏”，他們就不屬於牛津：“也許他們應該考慮在其他地方接受教育。”換句話說：如果你不喜歡這裏，為什麼不回到你來的地方？
正如別人曾經說過的，如果學習歷史給你的主要感受是快樂和自豪，那麼你可能不是真的在學習歷史。在過去的一年裏，在新一輪的批判性學術研究中，英國的帝國遺產已經成為其文化戰爭中戰況最為激烈的戰場之一。當英國國民信托，這個擁有數百座英國最受歡迎的歷史建築的慈善機構在9月份發布了一份報告，詳細說明它們與殖民主義的某些聯系時，英國的右翼媒體和保守黨政府對此的反應是出離憤怒。在小報《星期日郵報》上，慈善機構的官方監管者——慈善委員會的保守黨主席斯托威爾男爵夫人警告他們不要“涉足黨派政治”或“被卷入文化戰爭”。不久之後，該委員會開始調查國民信托的研究是否構成了對慈善基金的非法濫用。與此同時，文化大臣奧利弗·道登公開指示英國所有的博物館必須“捍衛我們的文化和歷史，杜絕那些不斷試圖破壞英國的少數活動者的叫囂”。
最近，英國首相府為了回應從去年夏天“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議活動以來形成的憤怒和行動主義浪潮，匆匆推出了一份關於現代英國種族差異的報告，其質量低劣、無視歷史，試圖淡化種族差異根深蒂固的系統性特質。報告嚴詞要求非白人的英國人承認“英國已經變得開放和公平”，要求他們“通過自己的組織去幫助自己，而不是等待無形的外部力量”，並稱贊英國是“其他白人主導的國家的典範”。無視要求國家歷史教學非殖民化的“消極呼籲”，並誤導了“進步和反種族主義運動中的人們”的動機，它笨拙地建構了一個關於加勒比地區經驗的新故事，其中提到的奴隸制時代不僅是關於牟利和受苦，而是在文化上非洲人民如何將自己轉變為一個重塑的非洲/英國。
現代英國人試圖為帝國及其遺產辯護的時候，總是采取雙管齊下的方式。一方面是一種虛偽的道德主張：過去沒有人意識到他們所做的事情是有爭議的，所以我們不能批評他們。(即使撇開回溯過往進行判斷的問題不談，像羅德斯那樣的人轉向教育慈善事業，正是為了洗刷他們可疑的名聲——即使是在帝國主義的鼎盛期，它也一直絕非好壞難分。）另一方面，是某種“平衡”的幻想：通過將公眾辯論刪減到一個無意義的問題，即從所有方面考慮，帝國是“好”還是“壞”，從而將對帝國的不安降到最低。難道英國廢除奴隸制就不能抵消其以前參與奴隸貿易的罪惡嗎？在印度引進鐵路難道不應該抵消英國經濟政策加劇的饑荒所造成的可怕的死亡人數嗎？當然，帝國統治防止了原住民之間的衝突，幫助較小的族群“發展”？把所有道德、經濟、政治和其他方面的考慮放在一起，並且努力回避有關責任和觀點的問題，難道帝國在整體上沒有好處？
這裏沒啥新鮮事：這種財務狀況表式的歷史辯解一直是帝國主義的核心。在《時代的怪物》這本充滿激情和探索的新書中，普利亞·薩蒂亞探討了它們是如何被用來為英國對印度——後來帝國皇冠上的明珠——的長期統治中無法錯認的暴力行徑辯護的。從十八世紀末開始，帝國主義的支持者們就一直憑借引述某種不斷更新的歷史必要性意識形態，來為殖民行徑辯護。它有幾個組成部分——古老的新教思想，即上帝對英國國家的天賜指導；後來對個人良知的重視，使動機（而非結果）成為最終的道德標準；以及新的啟蒙思想信仰，即所有人類社會都經歷了從“原始”到“文明”的發展階段，可通過其農業系統、政府形式和婦女待遇等標準來衡量。歷史是由天意、命運和社會發展的自然規律決定的。與這些巨大的、不可阻擋的力量相比，人間的代理人，尤其如果他們是出於善意，就很難對不幸承擔什麼責任。更重要的是，由於歷史的弧形軌跡被認為總是朝著進步的方向彎曲，即使是明顯的破壞性或不道德的行為也可以被原諒，因為它可能終將會被“歷史所證明”。在帝國主義倫理學中，終審總是被推遲到未來。
在綜合了其他人的大量專業工作之後，薩蒂亞也重新審視了她之前兩本書的主題——源自十八世紀英國的全球軍火貿易，和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英國在中東的間諜活動——的起源和它們的普遍性。即使是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對殖民主義最嚴厲的批評者，也有一個共同的假設，即人類歷史沿著一條單一的道路不可阻擋地向前發展，而單純的個人只能執行預先確定的東西。卡爾·馬克思在1853年指出，英國在印度的統治產生了“破壞性”的影響，然而這種“把個人和民族拖入血腥和汙穢、痛苦和墮落的境地”也是歷史的必然，因為“英國必須在印度完成雙重使命：一是破壞性的，另一是再生性的——消滅亞洲的舊社會，在亞洲奠定西方社會的物質基礎”。薩蒂亞諷刺地指出，在西方人眼裏，被征服民族的苦難無一例外地對他們有利。“只是為了孕育某種更偉大的時代時經歷的分娩之痛。”
然而，正如《時代的怪物》所顯示的，為帝國歷史平反的想法起源於英國人深深的負罪感。十八世紀末，隨著帝國越來越多的腐敗、流血和統治不善的證據得以暴露，英國人對其海外事業產生的影響面臨著良心危機。亞當·斯密在1776年指出，歐洲帝國的起源是可恥的：無非是對被殘酷剝削、屠殺和奴役的“無害的原住民”的“愚蠢和不義”。正是為了挽回這些罪惡，以及他們在美洲殖民地的尷尬損失，英國人在1800年後提出了這樣的觀點：他們的全球化帝國使命是由某種道德目標所驅動。通過消除奴隸制，將人們從精神和肉體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傳播自由、基督教和自由貿易，並以西方的同等方式取代當地的腐敗禮儀和文化，他們將把文明擴展到全世界。
孜孜不倦的功利主義改革家詹姆斯·穆勒在他篇幅宏大但又暢銷一時的《英屬印度史》（1817年）中宣稱——盡管他從未踏足過印度，也沒有學過印度的任何語言——那片次大陸顯然是一個停滯、無知、“野蠻”的地方，幾個世紀以來時間在那裏停滯不前。東印度公司過去的殖民統治確實是一場愚蠢和貪婪的悲劇，但現在，英國人終於獲得了一個巨大的機會，可以用現代規範和法律來取代印度的墮落文化，讓印度人進步。穆勒的著作成為在印度的英帝國官員完成這項任務的主要手冊；他本人以及他的三個兒子（包括長子，哲學家約翰·斯圖亞特·穆勒）都進入了殖民地官員體制。
1857年反對英國統治的印度大起義，以及十九世紀中期帝國各地發生的其他土著叛亂，迫使人們重新思考那種樂觀主義的歷史腳本。是什麼導致了如此可怕的暴力？它是更多帝國主義惡政的證據嗎？如果不是，為什麼原住民如此故意地拒絕英國人的仁慈？在十九世紀末，大多數英國人選擇了在他們看來最明顯的答案：歷史似乎不僅證明了某些社會優於其他社會，而且還證明了“本土”文化本質上是原始的、暴力的、抵制進步的。這不僅證明了他們的從屬地位是合理的，而且使這種從屬關系在歷史角度上不可避免。
社會達爾文主義和社會發展的種族主義理論的興起支持了這種觀點。溫斯頓·丘吉爾就長期相信，“雅利安人必定會取得勝利”。他在1910年擔任內政大臣時，就曾提議對“墮落的”英國人進行大規模絕育和監禁，以強化他們的“種族”。同樣地，他在1937年曾經對庫普蘭德的巴勒斯坦問題皇家委員會說：
我不承認……美國的紅種印第安人或澳大利亞的黑人遭到了無比錯誤的對待。我不承認，由於一個更強大的種族、一個更高級的種族、一個更具世界性的種族進來並取代了他們的位置，對這些人犯下了錯誤。我不承認這一點。
當他在1943年擔任首相時，有數百萬孟加拉人死於英國糧食政策造成的饑荒，他以“印度人像兔子一樣繁殖”的說辭來解釋他拒絕提供援助的原因。
假設土著社會本質上是嗜血的、靜止的和落後的，這種觀念給了帝國主義在道德上一個取向不同但更加深刻的正名理由。殖民統治的道德基礎如今變成了它是防止大屠殺和無政府狀態的最佳方式。用吉蔔林的話說，帝國主義是“白種男人的負擔”，是保護和教導少數族群的崇高責任。1857年後的英國人不再試圖使他們文明化而違背其天性，而是從“直接”治理形式轉為“間接”，保留其殖民地臣民的看似殘缺的宗教、習俗和敵意，而非取而代之。在將他們作為一個整體進行統治外，帝國統治者還越來越多地將本土人口細分為不同的種姓、部落、宗教和種族。這些群體的每一個所謂不變的“原生”傳統現在都被編入了一個單獨的習慣法和權威系統，並通過這個系統進行管理。
他們所持有的另一種信念，相信非歐洲文化被固定在一個外來的、不變的道德世界之中，這種信念允許他們對這些文化采取進一步的暴力。一位高級軍官在1930年向議會保證，東方人有不同的道德標準。“這些部落中的很多人都喜歡為戰鬥而戰鬥……他們不反對被殺。”他的同事們也同意，對伊拉克的空中轟炸是一種完全合乎道德的行為，因為“沙漠中的生活是一種持續的遊擊戰”：尚武的貝都因人“似乎並不反感……婦女和兒童被炸彈意外炸死”。T.E.勞倫斯（又一位萬靈學院在兩次大戰之間的成員）曾經用輕松的口吻寫道，他們的情感只是“太過東方化……因為我們能很清楚地感受到”。
同時，由於英國人既從原住民的不團結中獲益，又假定原住民的這種特性永恒不變，他們的帝國政策就往往進一步加劇社會衝突。通過將流動的社區關系整理成固定的種姓、部落和宗教身份，並賦予這些宗派標簽更為重要的法律和領土意義，他們以災難性的新方式將這些身份與標簽政治化——例如，將種姓列入印度人口普查，將僵化的身份類別插入法律。這方面的一個重要推行者是殖民地官員和人類學家赫伯特·裏斯利，他對種姓的定義頗具影響力，將其描繪成區分種族類別的一套體系，與特定的鼻子和頭的大小相對應。1905年，他還策劃了將孟加拉分為兩個獨立的省份，以削弱民族主義運動。他向總督如此提議：“我們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分裂，從而削弱那個反對我們統治的堅強實體。”
在殖民時期，每當暴力事件爆發時，都被歸咎於古老的仇恨，而不是這種帝國幹預所造成的陰險效果。隨著種族和文化的同質性成為歐洲國家概念的核心，它進一步證明了在殖民地指定和遷移“少數民族”人口以及全盤分割其領土的做法是合理的：由此愛爾蘭和印度遭遇到了類似的分割。而冷靜、仁慈的殖民地監護人再一次逃脫了任何由此產生的流血事件的道德責任，罪責總是歸咎於頭腦發熱、不可控制地走上對抗路線的“本地人”。
薩蒂亞認為這些不斷變化的帝國意識形態主要是英國人為了“遏制”他們“對於帝國的消極的良心發現”，並非關於對生活於不同的道德準則之下的人們進行不假思索的合理化這一行為。貫穿《時代的怪物》的一個未解決的緊張關系是，將良知與帝國主義的對立產生的倫理衝突設想為某種不隨時間而變的、本質上非歷史的問題，是否是可能的，或者能起到怎樣的幫助。這本書也在努力解決作為一門帝國主義學科的英語地區歷史所留下的問題。後殖民時代的歷史學家們應該如何看待他們的任務？薩蒂亞建議，也許應當拋棄我們對時間的流動，以及人類探索活動的中心地位的現代性假設了，“重新考慮歷史是循環的，如果不是無目的的話”。並非所有這些沈思都能完全令人信服，但它們有益地強調了書寫過往帝國的關鍵所在，即使在今天也是如此。
（本文原文刊登於2021年7月1日《紐約書評》，由作者授權翻譯發表）
責任編輯：丁雄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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