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正林、顧大誌、淡雅、杜京城
2021年3月28日，由四川大學考古文博學院主辦的“四川大學漢唐考古研習會”（第一期）在四川大學江安校區文科樓二區517會議室舉行。此次研習會屬於“四川大學2035先導計劃·區域歷史與考古文明”系列學術活動，以漢唐陵墓為焦點，旨在對近年西漢及唐代陵墓的最新考古發現與研究進行學習、研討。
研習會分上、下午兩個半場，共持續約6個小時，由四川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霍巍教授、王煜教授主持，來自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學的焦南峰教授、張建林教授做了主題演講，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羅豐教授、四川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羅二虎教授、白彬教授、趙德雲教授、索德浩副教授、龐政博士以及四川大學漢唐考古讀書班研究生參加了此次研習會。
會議現場
西漢帝陵的考古發現與研究
霍巍首先做主旨發言。他指出，隨著中國考古學近年的發展，諸多新技術、新思潮、新流派開始出現，這對中國考古學的發展無疑是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的。但在眾多“新”元素之中，中國考古學始終有著自己的“主線條”，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對帝陵以及都城的研究。而在帝陵的研究方面，近年來又有很多變化與新的研究成果。
霍巍教授發言
隨後，焦南峰以“百年回眸——西漢帝陵的考古發現與研究”為題，介紹了西漢帝陵的考古研究概況。他指出，西漢時期是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思想、倫理道德和價值體系的形成時期，也是秦代創立的統一的政治體制進一步鞏固和完善的時期。因此對西漢帝陵進行深入研究是十分必要的。西漢帝陵研究的主要對象是分布在今西安市附近的十六座大型陵墓，其中有帝陵十一座，還有太上皇陵、文帝母薄姬南陵、武帝鉤弋夫人雲陵、宣帝廢後許皇後少陵及成帝廢陵昌陵等五座陵墓。
焦南峰將西漢帝陵既往的研究歷史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為踏查測量期，時間大體上是20世紀初至解放前。此期較重要的是一些外國學者對西漢帝陵的踏查，重要的有日本足立喜六的《長安史跡的研究》、法國謝閣蘭等的《漢代墓葬藝術》及中國學者王子雲等的《漢代陵墓圖考》。此階段的田野工作應該是一種現場踏查和簡易測量，其研究則大多是調查資料與歷史文獻的對應推測。第二階段為搶救調查期，此階段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工作的重點是“搶救”，成果之一是確定了部分帝陵的名位，初步了解了西漢帝陵的某些形制特點。第三階段為發掘研究期，從“文化大革命”結束的70年代晚期開始到本世紀初。此階段社科院考古所和陜西的考古工作者先後對西漢帝陵進行了較為全面的考古調查和勘測，特別是社科院考古所和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對漢宣帝杜陵和漢景帝陽陵的較大規模的鉆探和發掘，取得了研究、保護、展示等多方面的成果。第四階段為大遺址考古期，2006年以來，根據國家文物局《關於<西漢帝陵考古工作方案>的批復》精神，陜西考古院與社科院考古所、鹹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聯合組成漢陵考古隊，采取“全方位調查、大面積普探、重點地區詳探、關鍵部位試掘、高精度測繪及資料數字化”的工作思路，先後對位於漢長安城以北的鹹陽原、漢長安城東南的白鹿原、少陵原等地的十六座西漢陵墓進行了長達十多年全面系統的調查、勘探和試掘。此階段的主要收獲是基本探明了除漢成帝劉驁半途而廢的昌陵之外十五座西漢陵墓的位置、規模、布局、結構和內涵；驗證、補充了鹹陽周陵鎮、鹹陽嚴家溝兩座戰國晚期秦王陵構成的形制要素，發現了鹹陽司家莊戰國晚期秦王陵；為西漢帝陵制度的深入研究提供重要資料，為西周王陵的探索排除了疑點，為秦人陵墓系列鏈條彌補了缺環，為十八座秦漢帝王陵墓的研究、保護、展示奠定了基礎。
焦南峰教授作報告
在簡述了西漢帝陵的調查和研究歷程後，焦南峰又逐一回顧了近年西漢帝陵的田野考古主要收獲。
漢高祖長陵。長陵陵區由陵園、陵邑、陪葬墓區三部分組成，陵園位於陵區西南部，陵邑位於陵園北側，陪葬墓大多分布於陵區東部，綿延約7.5公裏。長陵陵園平面均呈長方形，陵園除西墻址外，其余三面墻址共發現門址四處。帝、後陵分別位於陵園中部偏西、東南部，封土均為覆鬥形，墓葬形制為“亞”字形，各有四條墓道，東墓道為主墓道。陵園內發現建築遺址6處、外藏坑285座，分布在帝、後陵周圍。長陵邑遺址平面呈長方形，未發現東城墻，南北長2170.5米，東西寬1359.2米，墻外設有壕溝。陵邑遺址內發現道路、建築基址、陶窯、灰坑等遺跡；長陵陵區發現、確認陪葬墓123座，南北向成排分布，共8排。地表現存封土41座，16座封土下有兩座墓葬，此類墓葬多為夫妻異穴合葬墓。陪葬墓周圍設有圍溝，部分墓葬周圍有夯土墻圍繞。
漢惠帝安陵。安陵東鄰漢高祖長陵。由陵園、陵邑、陪葬墓區三部分組成，陵園位於陵區西南部，陵邑位於陵園北側，陪葬墓區位於陵區東部。安陵陵園平面呈長方形，周圍有園墻圍繞，墻址寬3.5-6.5米，東、西墻中部偏北處各設一門，位置對應，二者之間有道路相連。帝陵位於陵園東南部，墓葬形制為“亞”字形，地面有高大的覆鬥形封土堆。後陵位於帝陵西側偏北處，墓葬形制為“中”字形，封土規模小於帝陵。陵園內發現建築基址4組、外藏坑168座，建築基址分布在陵園北部，外藏坑大多分布在陵園北部，少量分布在帝陵周圍。安陵邑遺址緊鄰陵園北側，共用陵園北墻，平面形制不規整，東西長1664.7米，南北寬1000.4米。遺址周圍有城墻、壕溝圍繞，北墻、東墻各發現門址1處，遺址內發現道路、建築基址、陶窯等遺跡。陪葬墓分布在陵區東部，已探明古墓葬50余座，確認為安陵陪葬墓25座，其中13座地面保存有封土，10座墓葬周圍有園墻。
漢武帝茂陵。茂陵由茂陵陵園、茂陵邑、陪葬墓區及修陵人墓地四部分組成。茂陵陵園位於陵區的中央，茂陵邑位於陵區的東北部，陪葬墓分布在茂陵陵園的四周，其中東側墓葬較為集中，等級較高，修陵人墓地則位於陵區的西端。茂陵陵園呈東西向長方形，長2080多米，寬1390多米，內分布有漢武帝陵園、李夫人墓園、11處建築遺址、244座外藏坑及9座中型墓葬。帝陵四門為“三出闕”。茂陵出土文物中以1981年發掘的“一號無名冢一號從葬坑”中的230多件“陽信家”器物最為豐富且研究價值重要。“陽信家”器物以銅器為多，多數器物刻有銘文，記載著器物的主人、名稱、重量、容量及制作者等，其中的鎏金銅馬和鎏金銀竹節熏爐等均為非常罕見的文物珍品。
漢昭帝平陵。平陵陵區由平陵陵園、平陵邑、陪葬墓區三部分組成，東西約6500米，南北約6500米。平陵陵園位於陵區中部，平陵邑位於陵園東北部，陪葬墓分布在陵園、陵邑周圍。陵園中心為昭帝陵，其西北為上官皇後陵。帝後陵旁皆發現有獨立的寢殿建築群，陵園內東南部發現有平面方形的陵廟遺址。陵園內東北角有一祔葬墓區，其內有6座墓葬。平陵旁的平陵邑保存較好，其內發現有規整、系統的道路系統。
漢宣帝杜陵。杜陵陵區由杜陵陵園、杜陵邑、陪葬墓區三部分組成，東西約5500米，南北約4800米。杜陵陵園平面形制呈東西向長方形，東西長約1769、南北寬約1420米。內探明有帝陵陵園1座,皇後陵園1座，祔葬墓57座，建築遺址6座，外藏坑100座；陵邑位於陵園西北部，在陵邑範圍內發現建築遺址4處，另外還有陶窯等遺跡；陪葬墓區發現75座陪葬墓。發掘過的杜陵東門遺址距封土120米，面闊近85米，進深約20米，由門道、左右塾、左右配廊、散水等組成，布局規整、結構合理。帝陵寢園位於帝陵東南，與帝陵隔墻相鄰，分為兩大部分，東側為寢殿，西側是便殿。寢殿由殿堂、回廊、散水、兩門、六階等部分構成。便殿分堂、室、院三組建築。後陵門址、寢園與帝陵大體相同，唯規模略小。其中祔葬墓數量多，布局有序，並似乎有等級差別。
漢元帝渭陵。渭陵由渭陵陵園與陵園外陪葬墓兩大部分組成，陵園位於陵區北部，陵園外陪葬墓分布在陵園西、南、東三面，東西約3000米，南北約3500米。渭陵陵園內分布有漢元帝陵園、王皇後陵園、傅昭儀陵園及外藏坑16座、禮制性建築遺址4處、祔葬墓32座及完備的道路系統。渭陵陵園外陪葬墓共26座，大部分封土仍存，分布較為散亂，部分墓葬成組分布。渭陵值得註意的是一、陵園似有從東西向長方形向正方形轉變的跡象；二、其南墓道有延長的趨勢；三、外藏坑數量急劇減少；四、似乎出現了“園省”。
漢成帝延陵。延陵發現延陵陵園及陵園外陪葬墓區，陵園位於陵區中部，陵園外陪葬墓分布在陵園西、南、東三面。延陵陵園平面形制為東西向不規則長方形，西北角內收，東南角外凸，這種特殊的陵園形制與其避讓平陵陪葬墓及陵園東側的嚴家溝戰國秦陵園有關。陵園內分布有帝陵陵園、後陵陵園、6處建築遺址、17座外藏坑、祔葬墓等。陵園外陪葬墓共確定36座，28座保存有封土，墓葬形制多為“甲”字形。
漢哀帝義陵。義陵由義陵陵園及陵園外陪葬墓兩大部分組成。陵園位於陵區西北部，陵園外陪葬墓分布在陵園南側、東側。義陵陵園內分布有漢哀帝陵園、傅皇後陵園、外藏坑、建築遺址及祔葬墓。陵園外陪葬墓分布在義陵陵園外東側、南側，確定的陪葬墓共16座，12座保存有封土，封土形狀有覆鬥狀、圓丘狀和不規則狀三種，墓葬形制均為“甲”字形豎穴土壙墓。
漢平帝康陵。康陵陵區無陪葬墓分布，主要為康陵陵園及相關遺跡，東西2200米，南北1700米。康陵陵園將漢平帝陵園、王皇後陵、2處建築遺址等界圍其中，平面呈南北向長方形，周圍有園墻、壕溝環繞，南墻中部設置有門。漢平帝陵園與王皇後陵園外另有一條圍溝環繞，康陵陵區還分布有建築遺址10處及完備的道路系統。康陵陵區這種復雜的陵園關系是在西漢晚期政權更疊的特殊歷史背景下形成的。
漢景帝陽陵。陽陵陵區由陵園、陪葬墓區、陽陵邑、刑徒墓地和修陵人居址五部分組成，東西長7公裏，南北寬1-2公裏。陽陵陵園位於陵區中部偏西，陪葬墓區位於陵區中部偏東和偏北處，陽陵邑位於陵區東端，刑徒墓地和修陵人居址位於陵區西端。陽陵陵園平面為東西向長方形，長1820米，寬1380米，陵園內分布有帝陵陵園、後陵陵園、南區外藏坑、北區外藏坑及禮制性建築遺址3處。帝陵陵園、後陵陵園均有園墻圍繞，每面園墻中部設置有門，“覆鬥形”封土位於陵園中部，墓葬形制均為“亞”字形，東西向，墓葬周圍有外藏坑86座、28座。陵園北側有陪葬墓2座，東側陪葬墓區東西長2350米，南北寬1500米，中部有東西向道路1條，道路兩側人工壕溝縱橫，將墓區分割成排列整齊的墓園16排130余座，每個墓園內至少有一座甲字形大墓。陽陵邑遺址東西長4.3公裏，南北寬1公裏，整個遺址以1條東西向道路為軸線，兩側有東西向道路11條，南北向道路23條，將遺址分割成邊長、面積不等的裏坊數十座。刑徒墓地在陵園西北，面積約80000平方米，其墓葬排列無序，坑形不一，骨殖淩亂，有的還帶有刑具。陽陵考古發掘的主要成果有中國古代最高等級的闕——三出闕；西漢帝陵第一座確認的陵廟——“羅經石”遺址；第一處確認並發掘的陵邑——陽陵邑；首次發掘並確認的陪葬墓園、最早的“四神空心磚”、最早的“圍棋棋盤”等等。
總體來說，西漢帝陵田野考古工作共有以下重大收獲。其一是新發現了一座帝陵——霸陵，結束了之前對霸陵地望的爭論；其二是基本探明了15座西漢帝陵的規模、布局、內涵等；其三是確認了三座戰國秦王陵。西漢十一陵等級、名位和排列問題的確認，為我們提供了十一個精準的“點”和一條精準的“線”，使我們在未來的研究過程中能夠準確地把握和運用此前發現的所有西漢帝陵考古資料，能夠循序漸進地把一條精準的“線”強化為一段西漢帝陵形制發展、演變的“信史”。
接下來，焦南峰對所在團隊取得的系列學術成果擇要進行了介紹，大致可歸為六個方面：首先是根據歷次考古調查與發掘，基本確定了西漢諸陵的名稱與位置。其次是歸納出西漢帝陵的營建與選址的基本理念，即史書中所載“因天性，據真土，處勢高敞，旁近祖考”，也認為西漢帝陵整體布局並無昭穆制度，但局部或有昭穆之序。西漢帝陵營建經過周密規劃，以西漢度量為尺度，呈現出“一點居中、兩條中軸、四面對稱”的特點。同時，他認為西漢帝陵反映出中國古人“事死如生”的建設理念，眾多的外藏坑代表著百官宮觀，復雜的陵園布局象征著整個漢帝國。西漢後期雖然因國力削弱導致相關設施有所刪減，但概念中的西漢帝國一直存在。
接下來，焦南峰又將西漢帝陵形制分析為十余種要素，依次介紹每一種形制要素的演變：一是作為陵墓結構主體的陵園，呈現出從早期一重陵園到中期東西向長方形兩重陵園，最後到近方形兩重陵園的演變。二是西漢時稱之為“方中”的帝陵墓穴，大量考古調查、鉆探資料以及相關歷史文獻均說明，在考古學上，西漢帝、後陵的墓穴應該是一種平面方形、有四條墓道、東墓道最長、坐西朝東的大型豎穴土壙，即所謂“亞字形”大墓。早期及中期規模應較大，晚期明顯縮小。三是史籍中記載作“方上”的封土，西漢帝陵應該是一直在方形的墓室之上覆蓋“覆鬥狀”封土，也呈現出早、中期規模較大，晚期縮小的特點。四是帝陵門闕，西漢早期及後期的門闕多作兩出，而中期則用三出闕。五是陵園中最重要的祭祀性建築——寢園，早期雖未確認，但中期可確定寢園為帝後各一座，晚期有減少。六是陵廟，陽陵“德陽廟”是西漢帝陵陵廟的標準形制，異於周秦，影響到東漢，具有重要意義。七是外藏坑，早期西漢帝陵的外藏坑數量眾多，形制各異，排布無序，進入中期，不僅數量增多，而且以帝陵墓穴為中心呈向心狀排列，到了晚期，外藏坑數量急劇減少，乃至消失。八是安葬於各陵園內外的、與漢陵具有一定從屬關系的陪葬墓，能入葬諸帝陵、陪葬塋域的人物盡管政治身份不盡相同，但均屬統治集團內部的上層。其大多對稱排列於外陵園之外的司馬門道兩側，呈朝列參拜狀；各陪葬墓大多也設有兆溝，早中期數量較多，而晚期數量銳減。九是位於內陵園之外，外陵園之內，明顯有別與陪葬墓的祔葬墓，這些墓葬的主人應是皇帝的高級嬪妃。十是陵區內的道路，根據文獻記載，可以將陵區內的道路對應出神道、僥道、衣冠道、司馬門道。十一是作為帝陵重要組成部分的陵邑，陵邑是秦始皇的創舉，西漢沿用，不僅借此完成了遷徙關東大族、達官巨富，消除不安定因素，鞏固中央統治，繁榮陵邑附近地區經濟和文化的目的。而且由最新考古調查和鉆探可知，早期陵邑道路間距不一，進入中期道路間距均等，或為類似裏坊制的源頭，到了晚期，就罷置陵邑。十二是園寺吏舍，也就是陵園內長期奉職官舍等建築。園省為漢武帝之後，因“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而出現了“夫人”居址。十三是刑徒墓地，也就是帝陵營建工程主要勞動力的專有墓地，發現較少，整體面貌暫不清晰。十四是手工業作坊，陵區內常發現陶窯等作坊，其是帝陵營建工程中衍生出的遺存。焦南峰還指出，從西漢帝陵營建管理、布局結構、性質內涵等角度出發，上述諸形制要素並不一定同時並列存在，陵園、墓穴、封土、外藏坑、門闕、寢園、陵廟、祔葬墓、園寺吏舍、園省、陪葬墓、道路、陵邑等的綜合才是西漢帝陵的結構主體，要全面考察帝陵從選址、規劃、營建、沿用、廢棄這一漫長歷史過程。
焦南峰認為，可以根據諸形制要素歸納出西漢時期的陵墓等級制度的部分內容：首先是封土，雖然封土形式與墓主等級的關系目前並不明確，但封土高度應該直接關聯墓主身份；其次為墓穴形制；再次是具有明確身份色彩的外藏坑，乃是皇家專享，除了個別賞賜與褒獎，均不見於其他等級墓園內；再次是門闕形制，西漢中晚期，只有帝陵才可使用三出闕；接著是祔葬墓與陪葬墓，品級不到五官以上，皆不可入外陵園，而統治集團上層才能埋入陪葬墓區；最後是俗稱“裸體俑”的陶俑，基本都只見於帝陵，等級頗高。
焦南峰將西漢帝陵的發展歷程劃分為三個階段：從長陵到霸陵的早期，陵園布局較為無序，帝陵制度似乎尚未完備，結合當時社會背景，可稱之為“無為而治”。從陽陵到杜陵可劃為中期，自陽陵始，西漢帝陵制度已臻成熟，陵園布局較為規範，可概括為“陽陵模式”，聯系當時歷史情境，可稱作“獨尊儒術”。渭陵到平陵則是西漢晚期的衰落，陵園規模縮小，要素刪減，整體布局朝向也呈現出從東西到南北向的轉變，可叫做“落日余暉”。
隨後，與會學者與同學分別從不同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並展開討論。
霍巍表示焦南峰教授及其團隊的成果對青年學子具有極強的引領、示範作用，即研究從考古成果入手，既密切結合各類文獻，又在田野中檢驗和深化自身認識，將成果從簡單的物質遺存上升到對漢代陵墓制度的研究。他們還就漢代陵墓形制和陵寢制度等問題展開交流，關於怎樣區別寢與便殿，焦南峰介紹了目前西漢各帝陵中相關遺存的大致情況，並梳理了西周到兩漢建築形制布局的變化，認為寢殿一般會有大殿，而便殿形制可能較前者簡單。
與會學者討論
王煜認為焦南峰介紹了目前學界對西漢帝陵考古的最新系統性認識，充分顯示了關中地區周秦漢唐考古具有的獨特風格與宏大氣派。研究成果不僅關註帝陵本身，還著力揭示出帝陵與都城、帝陵與帝國政治之間的復雜互動，為中國考古學在實物與文獻的對應與互動等方面都提供了典範。尤其是註意到帝陵對都城的影響，不僅有“死”對“生”的模仿，還有“死”對“生”的反向影響，這是過去關註不多的。王煜還提到經過眾多考古學人的努力，發掘了相當大一批漢代諸侯王和列侯墓葬，在當前情況下，又該如何認識聚訟紛紜的“梓宮”、“便房”、“黃腸題湊”、“外藏槨”等概念？焦南峰主張在研究類似問題時，首先應當梳理考古實物，與此同時還應密切聯系經史文獻，盡量使復雜問題簡單化，避免讓情況更加混亂。他認為定陶靈聖湖漢墓的槨室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漢代最高等級陵墓的棺槨形制。
來自四川大學漢唐考古讀書班的博士生齊廣關註到，以往研究中往往將帝、後陵並列東西的布局與長安城中的兩宮分布相比擬，而最新田野調查發現兩者之間並不類似，該如何解釋後陵的方位選擇？焦南峰主張西漢陵園總體呈現“帝陵居中，後陵居側”的布局特點，不同等級的墓葬分居各處，陵園反映出整個西漢帝國的社會結構。接著兩人又就陵區內道路的命名、漢代神道的等級等問題交換了意見，一致贊同歷史時期考古學者在使用史料前，一定要進行嚴格的史料甄別與批判，立足史料編纂與成書過程，明確相關記載的年代和寫作意圖，從而更加準確地解讀相關考古遺存。博士生焦陽還就陵區外藏坑之間有無打破關系、如何恰當使用考古鉆探資料等問題請教焦南峰教授。
羅二虎教授關註到兩漢之間的變化問題，認為應當進一步探索西漢與東漢陵墓之間的變化。焦南峰很贊同他的觀點，對兩漢帝陵的墓葬形制、墓道條數與朝向、陵園布局等方面進行了比較，將其概括為從“天下之中”到“南面稱王”。白彬教授十分關心漢代帝陵中與堪輿相關的遺存，焦南峰認為所謂“堪輿”實質就是環境評估，來源於人們與自然的長期互動過程中積累的寶貴經驗。從《漢書·藝文誌》等文獻來看，西漢時期存在與後世堪輿術相關的書籍，但均已亡佚，僅憑目前發現的考古遺存來探索具有較多困難。索德浩副教授註意到漢代陵墓封土存在的不同形式，不知其是否也屬於漢代陵墓制度規範中的內容。焦南峰回應說考慮到漢代《葬律》記載、陵墓封土的自然流失和後代歷次修繕等情況，漢代陵墓制度可能只對封土高度進行等級規範，未包括封土形式等內容。趙德雲教授註意到陵園與陵邑相對位置的變化問題，焦南峰認為這種變化說明了在不同自然和社會環境下，西漢帝陵營建時秉持的“便利”原則，始終堅持花費較少成本。羅豐教授提到不同學科背景的人員在使用史料時存在的差別，而在從事歷史時期考古學研究時，越熟稔於史籍文獻，自然對各種考古材料的解讀愈加得心應手，接著就西漢帝陵與昭穆制度、陵邑的起源及其反映的秦漢時代國家控制能力等問題與焦南峰交換了意見。
羅豐教授發言
唐陵的考古發現與研究
下午，霍巍教授首先介紹了張建林教授的研究方向，除了唐代陵墓以外，他還與川大從事西藏考古的同仁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系，也是最早一批進入到西藏進行文物考古調查的考古學家之一。張建林教授有關唐陵的報告，可以與焦南峰教授的報告相互銜接。通過報告可以看到在中國歷史上兩個統一且文化達到高峰的時期，其最高級別的埋葬制度與文化遺存的情況。
張建林從幾個方面分享了唐陵考古的情況。首先是唐陵考古的工作歷程、方法和經驗。2005年國家文物局確定了第一批大遺址考古項目，其中就有唐陵和漢陵。盡管在此之前陜西省文管會、陜西省考古所也做過唐陵的調查，但是系統地按照新的方法、新的思路，即把陵墓作為大遺址來看待進行考古工作，還是第一次。所以如果劃分唐陵的考古歷程，基本上和西漢帝陵是一樣的。第一階段是1960年之前（因為50年代還是沒有脫離1949年之前僅限於地面踏查的方法）。除了足立喜六、謝閣蘭等，以王子雲為團長的西北藝術考察團也調查過唐陵，當時不但有照片、拓片，還有繪制的草圖，這是1949年之前關於唐陵最系統的、最接近考古學的調查活動。1970年代之後最為系統的調查是劉慶柱、李毓芳先生的唐陵調查。
張建林教授作報告
唐陵在2005年確定進入大遺址考古項目之後，於2006年正式開展工作，經過十幾年的工作，對關中地區的18個皇帝陵、兩座祖陵，還有順陵以及隋文帝的泰陵進行了全面的考古調查和勘探，有20座陵的局部發掘已基本完成，並出版了一部考古報告。唐陵考古新的思路是“以深入調查、全面勘探、精確測繪為主，小面積發掘為輔，全面獲取一手信息，推動學術研究與遺址保護”。唐陵幾個陵區中最重要的是關中陵區，橫跨了6個縣，從最西邊的乾陵到最東邊的泰陵，綿延約150公裏，以唐長安城為中心點呈扇形分布。大多都是在靠近渭北高原的北山北山南麓一帶。唐代帝陵的構築可以分成兩種形式，一種是封土為陵，另一種是因山為陵。日本學者來村多加史把因山為陵又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獨立山峰，如乾陵；另一種是與周圍山體相連，如昭陵。其中，屬於乾陵式的有4座墓，其他的大墓都屬於昭陵式。
大遺址考古項目必須有一個比較詳細的考古工作規劃，唐陵參照了西漢帝陵項目制定了工作規劃，具體的方法總結起來就是調查、勘探、發掘和測繪。首先是大範圍的地面調查，以前的地面調查基本集中在神道及石刻上，但這次除了對陵園遺址本身，還對陵園包含的所有建築基址、陵園石刻的原料產地進行了調查。其中，唐玄宗泰陵和唐肅宗建陵的原料產地已經確定。在肅宗建陵的東側山溝裏就發現了一些石窯，這些石窯基本上都在一個層位，同時還發現了鑿開石料的楔子的痕跡。通過山上發現的石料，和神道半路發現的石人毛坯，可以知道唐陵石刻是在采石現場把石料鑿成毛坯，再把它運到放置的地方進行精雕細刻。另外，在定陵的西南側還發現了495座陶窯，這一組陶窯裏發現的磚瓦和其他建築材料都可以與定陵對應。除了供帝陵修建以外，這些磚瓦也供陪葬墓及大型建築使用。
其次是勘探。勘探是北方地區探查地下遺跡最有效的辦法，大面積的勘探為探明陵園大的局部提供了可靠的資料。唐陵工作中開展不少小面積的發掘，主要目的一是為了驗證勘探結果，二是了解一些遺跡的結構。此外，在唐陵遺址範圍內還進行了一些搶救性發掘。最後是測繪。以前的測繪多數都是利用現有的地圖標註出陵園的範圍，現在是用arcgis配合全站儀測繪，為了能夠計入arcgis系統，還從國家測量點引一個點作為基準。此外還引入了三維掃描技術，最早是在橋陵發現的門闕基址上做了三維掃描和建模，在此基礎上再根據考古工作者所繪制的復原示意圖來做建築的三維復原。總的來說，唐陵考古的經驗基本上就是細致的地面調查，大面積考古勘探和小範圍的發掘相結合，目前也正在摸索建立整理分析和綜合研究的系統。
接著，張建林介紹了關於唐陵大遺址考古的一些收獲與認識。首先是唐陵的布局和構成。唐陵考古中基本是把唐陵分為三大塊以及其他相關遺跡。第一是陵園，陵山或封土為唐陵的核心，包括陵墻、四門、角闕、神道等；第二是寢宮，這部分在地面上是看不到的，在調查中只能看到一些磚瓦的堆積及斷面上的夯土，主要依靠考古勘探；第三是陪葬墓區，陪葬制度是有一個由盛到衰的演變過程，到晚唐時期，陪葬墓制度就消失了；其他部分比較分散，例如陵寺、神遊殿、道觀等。文獻中有零星記載，在調查的過程中也發現了寺院的遺址和寺碑，發現了一些石刻的佛教造像和磚瓦堆積。經過多年的調查與勘探，對於唐代帝陵構成要素的認識與以往是不一樣的，過去不少人認為唐陵有獻殿，實際上通過調查發現不存在獻殿。唐代文獻裏對於陵園的建築格局、功能、結構都記載很少，現在可以通過考古調查補充或糾正。
唐陵陵園形制的形成與發展基本可分為四個階段，以前是通過石刻來劃分，現在主要是通過對陵園的總體認識來劃分，包括陵園的布局和結構、陵園石刻、寢宮（下宮）和陪葬制度。第一階段是初唐，這一階段獻陵借鑒了隋代帝陵陵園形制，昭陵則采用因山為陵形制，高祖的獻陵和太宗的昭陵采用的是不同的形式，說明這一階段陵園制度還沒有形成定制。但這一時期的陵園形制和石刻種類對下一階段，尤其是乾陵模式的形成產生了很大影響，如開啟了後面陵墓立蕃酋像的傳統；北門列六匹石馬的傳統；還有獻陵陵園的方形陵園和神道南端立石柱等傳統，都被後來陵園所采用。第二階段是初唐至盛唐的三個陵——乾陵、定陵、橋陵，雖然都是因山為陵，但在平面布局上卻力求做成方形。乾陵是因為在其東南部有一道溝，所以只好角闕往回收，放在一道山梁上，勉強構成方形；而定陵是向東伸出一塊，將東部的山梁包了進去；橋陵為了把山包進去則是向東北方向伸出，整體還是按照方形來設計陵園平面結構的。寢宮（下宮）在乳臺闕南的神道西側，陪葬墓在神道東側，陵園的石刻組合形成了定制，從南向北分別是石柱、翼馬、鴕鳥，石馬與牽馬人、石人、蕃酋像、石獅這樣一個組合，後期基本上只有調整，沒有太大的變化。這不僅僅是唐代帝陵的重要轉折，也是古代帝陵發展的一個轉折點。第三階段是唐中晚期，陵墓的布局發生變化，基本上是在乾陵模式的基礎上做調整，第一，陵園的形狀不強求方正，只把南墻做直，其他墻基本上是依山勢走向；第二，石刻部分把石人調整為文官和武將，整體規模也縮小了，可以稱之為“泰陵模式”。第四階段是唐晚時期，陵園的規模變得更小，重新啟用了封土為陵的作法，陪葬墓制度從這個階段開始徹底消失。
唐陵陵園的四門形制通過考古鉆探和發掘得到進一步認識，從初唐到晚唐，都是“門屋”式的大門。門闕從早到晚是有變化的，三出是逐漸變小的，到了晚唐的時候，三出就不再出現了。蕃酋殿是由長方形的廊變成了曲尺形的廊。特別是寢宮，在初唐和盛唐時是分為內城和外城的，有兩進院落，中軸線上有主體建築——寢殿，兩側有便殿及附屬建築。獻陵為方形陵園，設四門，南門外有門闕和神道石刻；昭陵則是把主要功能區放在北邊，殿堂式大門（門屋）、門闕、列戟廊和石刻都放在北門，這樣做的原因目前還不清楚，可能把蕃酋像放在北邊對於北面的突厥人是一種震懾，又或者有玄武門的情結。但是目前可以確定的是，在地勢上南面不太適合建造這些設施。從初唐到盛唐時期，每一座陵在細節上都有若幹變化，直到橋陵基本上不再變化。關於寢宮過去一直叫做下宮，但是在文獻中，唐人當時是叫寢宮，不叫下宮，“下宮”這個說法被大家長期使用是在宋以後。
寢宮制度在唐陵制度裏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絕大多數陵都有寢宮。寢宮的作用和西漢帝陵是一樣的，這裏面要放帝後衣冠，在這裏供奉，每天要上食，每逢不同的節氣，要放不同節氣的衣冠。皇帝親謁陵和公卿巡陵的時候，要舉行儀式。寢宮裏還有一些附屬建築，很可能是像西漢帝陵一樣，先王去世之後，就把宮人們遷到陵上，宮人去世之後也埋葬在陵園裏。昭陵就發現有宮人墓，有七品、五品等不同等級，有些只記載了品級，姓名不詳。寢宮實際上在帝陵的四個階段也發生了變化，高祖獻陵在陵園的東北發現了建築基址，基本推測是獻陵最早的寢宮，有外墻和內墻，內墻中的主體建築應該就是寢殿。關於寢宮的搬遷文獻裏只記載了一條，就是昭陵的搬遷。但從昭陵寢宮遺址的調查來看，昭陵寢宮應該是沒有搬遷，因為在這裏發現了中唐時期的建築材料。文獻中記載對唐陵做過大規模維修，維修的時候這些建築材料需要更替，進行過維修，說明寢宮並沒有搬遷。現在保存最好的就是橋陵的寢宮，有嚴格的內城和外城，分為前後兩進，有中軸線，有兩道門，表明寢宮仿宮城，陵園則仿都城。
關於石刻種類和組合也有一些新發現，一個是有些陵在南門有一對守門的武士像，在乾陵南門的兩側就保存有一對石人座，這與墓門兩門扉上線刻的守門武士像類似。在崇陵陵園南門址外也保存有一件石座。從座的結構上來看，應該是一個高大瘦長的石雕像，有可能是武士俑，而且與其他方形的石人座不同，這個座是長方形的，比較特別。座上有可能是天王石刻，因為有踩小鬼的姿勢，所以是長方形的座。唐陵北門一般是一對石獅和三對石馬，乾陵、景陵等都在北門外發現有石虎。此外，《中國道教考古》一書裏，收錄了定陵和橋陵陵發現的兩件五方精石，還有橋陵發現的祔葬昭成皇後的五精石之一，其中一個是帶石函的，還有箓頂的蓋子。另外還有十二生肖的俑，能夠確定是在唐肅宗的建陵發現的兩件，發現的方位是靠近南門和西側陵墻附近。在鹹陽機場二期工程發掘時，曾有一座墓的墓園圍溝出土了一組生肖俑，當時應當暴露在地面上。說明在盛唐至中晚唐時期，帝陵和高等級墓葬在陵園或墓園周圍安置十二生肖。這種在陵園周圍放置十二生肖俑的作法對宋陵是有影響的，北宋皇陵就有發現。在新羅王陵封土周圍的石雕護欄上，也刻有十二生肖的形象。
關於唐陵蕃酋像的問題。從昭陵之後，每個陵都有蕃酋像，個體數量超過150個，其中乾陵就有61個，這裏面實際上有很多問題值得探討。第一就是設立蕃酋像的用意是什麼，史書裏有一些依據，如“昭陵立十四國蕃酋長像”，是為了“闡揚徽烈”，也可能有朝貢、朝會的概念在裏面。第二，在不同時期設立不同形象、不同族屬、不同國別的蕃酋像，是與當時的外交形勢有一定關聯的。昭陵明確記載了十四國蕃酋長像，乾陵盡管現在只剩6個蕃酋像還保存有題名，但可以考證的有37個，明顯能看出與太宗朝、高宗朝時期的外交形勢有著密切的關聯。在泰陵、昭陵和崇陵裏，蕃酋像的服飾特別多樣，極力地表現了不同民族的服飾情況，但是乾陵、建陵等，服飾基本上是統一的，特別是乾陵，大多數都是圓領袍服。這個情況也可能是與當時周邊民族入朝的一些要求有關，不同時期對著裝的要求可能影響到石刻裏的服裝。
最後，張建林指出，考古為遺址的保護範圍劃定，提供了最為準確的依據，對遺址本體保護和周圍環境的保護，也提供了準確的資料。考古也對如何認識唐代的建築材料有了很多貢獻，原來我們對於瓦當的劃分是一個純類型學的分析，長安城的建築實際上是在不斷地維修，所以在一個宮殿裏面，早中晚的建築材料都有。長安城遺址是很難解決這個問題的，但是通過唐陵遺址發現的磚瓦材料就有可能解決。維修陵園的時候一般都是維修南門或北門，如果要以確定的建築材料來作為斷代的依據，那就是找東西門的材料。我們可以用唐陵遺址出土的瓦當、獸面磚、鴟吻來建立唐代建築材料的標尺。唐陵考古歷時十六年，還沒有完全結束，現階段的工作是報告的整理和編寫，相關資料也會盡快發表。
隨後，與會學者與同學分別從不同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並展開討論。
霍巍指出，帝陵是最高統治階級的墓葬，是一個時代意識形態的集中反映，對社會各個階層及周邊文化都會產生巨大影響。張建林教授關於唐陵的報告不僅讓大家了解到唐代帝陵的考古工作集合了鉆探、小面積發掘和測繪等相關方法，也為以後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資料，同時也提出了新的問題。王煜也談到兩位教授帶領的帝陵考古工作，極大推動了田野考古學的發展，也更新了許多重要的知識，諸如唐代帝陵是否存在獻殿等問題。張建林教授揭示的唐陵的結構、儀仗石刻、多重門闕、蕃酋廊、列戟廊等顯示出於地下的天井過洞和儀仗、蕃使和列戟壁畫的相似性，結合帝陵的地上材料和“號墓為陵”的地下材料，我們對唐代帝陵有了更系統和清楚的認識。王煜還提到，張建林在研究中指出蕃酋像排列具有規律，羅豐也曾撰文討論《職貢圖》人物排列的問題，兩者之間是否存在聯系？
與會學者討論
張建林指出，唐陵神道前蕃酋像的擺放與這些民族和國家的方位有一定關系，比如乾陵裏的蕃酋像中，表現新羅的石刻就擺放在東邊，而象征西域國家的石刻則放在西邊，但由於目前相關資料較少，具體的擺放規律還需進一步研究。羅豐認為蕃酋像是表示覲謁皇帝的場面，不同時期可能會有不一樣的地方，可能重要的國家放在前面，不重要的國家則放在後面，而《職貢圖》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真實情況也需要更多的研究。至於結論其實可以不必過早言之，重要的是討論相關問題的過程。
霍巍認可羅豐的意見，認為在探索過程中提出不同的思路才是更重要的，並且補充說到蕃酋像的擺放究竟是表現了萬國來朝的大唐盛世還是展示當時的外交關系仍值得研究。他以唐代王玄策出使印度時擒獲阿羅納順並在昭陵前為其刻像為例，同時又列舉了唐後期亦將西南夷形象列入的情況。認為這反映出唐陵蕃酋像不僅關乎當時國際關系，也表現出國內民族關系，即中央與地方的關系。
四川大學漢唐考古讀書班的博士生馬伯垚就唐陵陵園內建築和“下宮”與寢宮的關系與張建林進行交流。張建林談到了過去人們對於唐陵建築布局的一個誤解，即由於在陵園南門發現較多的建築材料，因此許多人認為唐陵獻殿在南門，但近來的考古工作發現南門裏邊並沒有建築基址。另外他還提到新舊唐書中只出現“寢宮”而無“下宮”的記載，而且無論是皇帝親謁陵還是公卿巡陵，都沒有進入陵園裏，而是在寢宮進行的，但具體的祭祀位置還需要進一步研究。博士生金弘翔就隋唐時期長斜坡墓道及其裝飾的來源、功能問題提出討論。
隨後白彬就帝陵修建中的堪輿問題與張建林、焦南峰進行交流。張建林指出帝陵修建中確實有一定的理論依據，但在文獻中未見到相關記載。焦南峰則認為古代墓葬選址從新石器時代以來便存在，是古人對環境評估的科學知識總結。羅二虎同意焦南峰的看法，認為墓葬選址與人們對於陽宅環境的選擇類似，另外也與兩位教授探討唐陵修建的後勤問題和寢殿位置問題。張建林以考古發現為例，指出由於唐陵修建工期較漢陵短，因此沒有發現類似的修陵人居址。焦南峰指出漢唐帝陵寢殿的不同，東漢時期是在陵前祭祀，而唐代基本不進入陵園而是在稍遠的寢殿中祭祀。
索德浩與馬伯垚就漢唐帝陵封土的形制問題與焦南峰、張建林進行了交流。焦南峰認為兩漢時期帝陵封土由方變圓體現了“天圓地方”的思想，而張建林認為唐代帝陵封土模仿了隋代帝陵，隋代則仿自漢代。王煜提到目前帝陵考古工作的巨大成就推動了歷史考古學的發展，如何進一步結合高等級墓葬材料，整合文獻材料去形成一些重大問題已經擺在學者面前。焦南峰指出，考古工作在於尋找存在於歷史中的“規律”，研究問題時應盡量使復雜問題簡單化，這樣往往能找到最正確的答案，漢唐帝陵考古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但是歷史時期考古學仍留有許多空白，鼓勵新一代考古人要繼續努力，在新時期考古事業中不懈奮鬥。
最後，霍巍總結到，當今各種新技術、新思維不斷湧入到考古學發展中，我們需要保持頭腦清醒，運用考古學解決歷史問題。考古學需要結合考古材料與文獻記載，關註大問題、核心問題，形成系統認識，避免問題與研究的機械化、重復化和破碎化。
責任編輯：鐘源
校對：張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