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學習時報
20世紀30年代初，劉誌丹、謝子長、習仲勛等共產黨人積極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在陜甘地區高舉工農武裝割據的旗幟，創建了以南梁為中心的陜甘革命根據地，是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征的落腳點，也是八路軍奔赴抗日前線的出發點，是“碩果僅存”的革命根據地。其間形成了偉大的南梁精神，飽含著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在中國革命史上具有獨特的重要地位。
面向群眾、忠誠為民的奮鬥精神：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面向群眾、忠誠為民的奮鬥精神是南梁精神的核心。陜甘革命根據地創建者最為鮮明的特點，就是與人民群眾血肉相連、休戚與共。劉誌丹參加革命後說，“我要使全中國人民都過上好生活”，老百姓稱其為“咱們老百姓的救命恩人啊！”。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說：“在窮人中間，他的名字帶來了希望，可是在地主和老財中間，他成了懲奸除惡的天鞭。”1936年4月，劉誌丹犧牲的噩耗傳出後，陜北高原為之震動，紅軍戰士、戰馬都穿白戴孝，中陽縣一時白布為之一空。謝子長被群眾稱頌為“謝青天”。在革命鬥爭中他經常告誡部隊的指戰員，“我們共產黨領導的部隊，時刻不能忘了老百姓，不論走到哪裏，都要愛護他們，給他們辦好事，這就是我們革命的目的”。因此，老百姓認定打紅旗的“老謝”的隊伍是為貧苦人打江山的！謝子長臨終前說：“就這樣死了，我對不起老百姓！”“我給他們做的事太少了！”習仲勛在革命生涯中始終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21歲當選為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時，制定並實施了具有開創性、前瞻性的“十大政策”，處處體現著一心為民的思想光芒。所以“群眾信任他，把他看做是自己人，當群眾有疑難時，就說：找仲勛去”。習仲勛終其一生赤膽忠心為人民謀福利，被毛澤東譽為“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
正因為中國共產黨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才成為中國革命發展和進步的脊梁，成為歷史和人民的選擇。同樣也正是因為劉誌丹、謝子長、習仲勛等一心為民的精神和決心，所以才成為陜甘民心所向。在創建革命根據地最嚴酷的時刻，陜甘人民以血肉之軀鑄就銅墻鐵壁，誓死捍衛革命根據地。由於得到人民群眾的廣泛支持，中國共產黨在北方高高擎起開展武裝割據的大旗，使陜甘星火猶如耀眼的火炬迅速呈燎原之勢，終使西北成為中國革命戰略轉移的重心。
近100年來，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無論是幹革命、搞建設、抓改革，還是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都是為了讓人民過上好日子。從鬧革命開始一心為民“要使全中國人民都過上好生活”，到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必須遵循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原則”，黨始終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最重的位置，詮釋的是“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理念，以及“以百姓心為心，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是黨的初心，也是黨的恒心”。
堅守信念、百折不撓的進取精神：
“我把一切都交給黨了，我要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
堅守信念、百折不撓的進取精神是南梁精神的靈魂。陜甘革命根據地創建者最為本質的特點，就是堅定的政治信仰和百折不撓的革命意誌，堅持黨的利益高於一切，忠誠於黨、為黨盡忠。劉誌丹在入黨誓言中寫道：“加入黨，就要為共產主義信仰奮鬥到底。作為個人來說，奮鬥到底就是奮鬥到死。”表現了劉誌丹大無畏的革命犧牲精神。他的好幾位親屬都被敵人殺害，兩個幼子由於戰時惡劣環境都不幸夭折。1936年東征前劉誌丹對夫人同桂榮說：“我這次上前線，是再次去為我的信念而奮鬥，又一次表白我對國家、對人民、對黨的忠誠，為救國救民我可以貢獻出一切。”謝子長在入黨宣誓時說：“我把一切都交給黨了，我要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1934年8月，謝子長在戰鬥中負傷，但在國民黨“圍剿”陜北革命根據地的關鍵時刻，他帶傷主持陜北工作，致使傷情惡化，不久便與世長辭。習仲勛是在艱苦卓絕的革命鬥爭中成長起來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童年時期他樹立了改造社會、復興中華的理想。少年時期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他投身革命，在革命處於低潮、身陷囹圄時，鐵窗映丹心毅然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出生入死、百折不撓，是懷抱“最大的犧牲決心”的堅定革命者。南梁革命烈士紀念碑上鐫刻著609名烈士的名字，而為創建陜甘革命根據地犧牲的革命誌士遠遠不止這些，還有很多很多不知道姓名的烈士，他們雖然是無名的英雄，但卻在後人心中築起一座永遠屹立不倒的豐碑。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理想信念的重要性，強調“要堅定信心、保持定力”。面對當前嚴峻復雜的國際形勢和發展環境，我們要向革命先輩學習，牢記自己的初心和使命，牢記革命理想和革命宗旨，繼續高舉革命旗幟，弘揚鬥爭精神，努力走好新時代的長征路，堅持不懈朝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奮勇前進。
立黨為公、顧全大局的奉獻精神：
“我能忍受一切，都是為了救國”
立黨為公、顧全大局的奉獻精神是南梁精神的特質。在創建陜甘革命根據地的歷程中，當時的共產黨人堅持高度的黨性原則，牢記宗旨、革命為先，忍辱負重、顧全大局，以身作則、團結共進，以肝膽相照、海納百川的精神，凝聚起強大的向心力和戰鬥力，經受住了種種嚴峻考驗。
陜甘革命根據地創建者最為集中的特點，就是為了革命忍辱負重、顧全大局。1935年2月，謝子長在病危之際，為了陜甘革命的長遠發展，將自己耗盡全部精力和心血創建的陜北革命根據地和紅軍托付給劉誌丹，這種誌同道合、肝膽相照的革命襟懷正是中國共產黨人立黨為公、顧全大局奉獻精神的真實寫照，也是南梁精神的內涵所在。1935年10月初，陜甘錯誤肅反中大批黨政軍幹部被逮捕關押甚至被殺害。當時劉誌丹面對逮捕自己的命令，依然自行前往。在劉誌丹犧牲60年後，同桂榮在回憶文章《離別時分》中寫道：“他犧牲前還戴著‘右’傾的帽子，在這點上他一定很惋惜，可是他仍然承受著壓力而奮勇去戰鬥！正如他平常所說：‘我能忍受一切，都是為了救國。’”錯誤肅反開始時，習仲勛被捕前有同誌勸他躲一躲，他說：“把我殺了，我也不能走。”被關押期間，有人暗示習仲勛可以幫助他逃跑，但他只回答了四個字：“為黨盡忠”。“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正是習仲勛大局意識、擔當精神的寫照。
以劉誌丹、謝子長、習仲勛為代表的陜甘共產黨人，在創建革命武裝和根據地的鬥爭中，始終不計得失，以革命大局為重，始終如一堅定維護黨和紅軍的團結，正是靠著“只知有黨，不知有其身”的忠誠品格，才使陜甘紅旗不倒、革命根據地屹立不敗。
求實開拓、敢為人先的首創精神：
“敢教日月換新天”
求實開拓、敢為人先的首創精神是南梁精神的精髓。以南梁為中心的陜甘革命根據地是在中國革命處於低潮時期開始創建和發展的，劉誌丹、謝子長、習仲勛等領導人立足陜甘實際，實事求是處理一系列革命中的重大問題，堅持對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和理論進行了創造性的探索實踐。
陜甘革命根據地創建者最為可貴的特點，就是既堅持真理，又勇於探索。第一，創造性運用毛澤東工農武裝割據思想，走出了一條具有陜甘特色的革命道路，創建了“碩果僅存”的陜甘革命根據地。第二，陜甘地區共產黨人以農民階級為革命主體創造性開展革命鬥爭，創建了新型革命政權——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自此陜甘邊區工農武裝割據的星星之火，開啟了黨在陜甘革命根據地局部執政的歷史，為黨在全國執政作了先期性的實踐探索。第三，陜甘地區共產黨人創造性地開展統戰和思想工作，為根據地的創建奠定了群眾基礎，也為初到陜甘革命根據地的黨中央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方針提供了很好的歷史借鑒。第四，陜甘地區共產黨人創造性地形成了“三色”建軍思想（即白色，派人做爭取國民黨軍隊及民團的工作；灰色，派人做土匪武裝的工作；紅色，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裝），這是陜甘革命武裝鬥爭隊伍能夠不斷壯大、戰鬥能夠不斷取勝、根據地能夠不斷鞏固和擴大的原因所在，是我們黨富有獨創性的戰略思想之一，是陜甘革命鬥爭勝利的根本。第五，陜甘地區共產黨人創造性地探索出了“狡兔三窟”軍事戰略布局和根據地創建模式，是根據地在流動中生存、發展的關鍵，是陜甘革命根據地創建中又一開創性的治軍思想。毛澤東贊賞劉誌丹創建的根據地用了“狡兔三窟”的辦法，創出局面，這很高明。這些探索和創新，既是堅持真理、實事求是的產物，也是求實開拓、敢為人先的結晶。1943年4月23日《解放日報》評價說：“劉誌丹同誌遠離中央，能從革命實踐中體會到馬列主義之精髓，使馬列主義之普遍真理實踐於西北，在建軍建黨建政及領導革命戰爭中，其方針策略，無不立場堅定、實事求是、堅持黨的正確路線，與‘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進行不調和的鬥爭，使根據地立於不敗之地。”
黨的事業百煉成鋼。我們要傳承紅色基因，牢記初心使命，在南梁精神的激勵下，不斷跨越前進道路上新的“婁山關”“臘子口”，走好新時代的長征路，續寫新時代的輝煌篇章。
（作者系甘肅省政協黨組書記、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