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解夢夢見遺囑夢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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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聞記者 羅昕

近日,作家周曉楓的散文集《幻獸之吻》由中信出版·無界推出。這本新作與上一本散文集時隔四年,選入了她自2018年以來的重要作品。至此,《幻獸之吻》與散文集《巨鯨歌唱》《有如候鳥》組成了周曉楓的“海陸空”三部曲,見證了她十年來的散文寫作。

與以往的動物書寫略有不同,《幻獸之吻》中的《野貓記》和《男左女右》與周曉楓的日常生活更加貼近。《野貓記》寫的是她每天在自家露臺餵養的流浪貓們,《男左女右》寫的是她養在家裏的兩只土撥鼠“左左”和“右右”。如周曉楓所言,這兩篇散文傾註了自己更飽滿的熱情和更痛切的悲傷。此外,《幻獸之吻》還收入了她首次嘗試的女性作家評論《雌蕊》、《黑童話》的新續《血童話》等等文章。

“我的植物園面積有限,有動物、女性成長、世相分析等若幹品種,我努力尋找新的籽粒,讓花開豐富。”在新作出版之際,周曉楓接受了澎湃新聞記者專訪。她透露,自己一直想寫個散文長篇的專題作品,而眼下正在寫第四本童話——它將與第一本《小翅膀》相互映照。“我不認為,隨著成年,童年遇到的問題就迎刃而解,就像不認為童年的天真就戛然而止。”

周曉楓

除了散文,近年周曉楓也寫童話,已出版了三本童話。她坦言自己在創作兒童文學時,有時需要先用散文寫梗概和片段,然後再“翻譯”成童話。在她的童話與她有關童話的散文(如《黑童話》《仙履》《血童話》)中,我們可以隱約看到一個渴望終身成長的人,一個希望自己始終懷有兒童般的好奇、渴望與活力的人,是如何在虛擬與現實、童真與成年、黑暗與溫暖中看待自身,看待世界的。

盡管已在散文界斬獲了魯迅文學獎、朱自清散文獎、馮牧文學獎等各大獎項,三部童話也獲得了中國好書、桂冠童書、中國童書榜年度最佳童書等種種肯定,周曉楓談及寫作依然充滿了謙卑與仔細,毫不掩飾自己的“用力”甚至是“笨拙”。她說:“我認真對待每個題材,要求自己盡最大努力,期待作品能夠保持誠懇和獨特……這是始終的願望,從未改變,和我最初開始寫作時一樣。或者說,我從未擺脫新手的處境和心態。”

近日,作家周曉楓的散文集《幻獸之吻》由中信出版·無界推出

動物題材,依然寫得“遠遠不夠”

澎湃新聞:從《幻獸之吻》聯想到之前的《有如候鳥》《巨鯨歌唱》,每一本裏都有不少和動物有關的文章。你也說過自己偏愛科普讀物,小時候想做飼養員,後來還跑去動物園、海洋館體驗生活。但我想《野貓記》和《男左女右》與之前的文章不大一樣,它們特別能喚起共情,但並不煽情。比起“體驗生活”中的動物,流浪貓們和兩只土撥鼠是你“日常生活”裏的存在。對於這樣一種更親密、更朝夕相處的存在,寫起來更容易還是更難?

周曉楓:我不敢貿然下筆,如果事先缺乏基礎的了解。年輕時可能有寫作的膽氣和率性,想出一個標題就敢出發,現在更珍惜題材,也更相信身體力行的經驗。我盡量靠近描寫之物,這種靠近,包括知識上的了解,也包括直接經驗上的觀察、傾聽和觸摸。靠近的目的,不僅是克服主體與客體之間的距離和阻礙,更重要的,是獲得一種共情和移情的能力。換言之,寫作者需要召喚的,是一種附體萬物的能力。所以,離大型動物遠的時候,我就去動物園和海洋館,去草原、叢林和海洋。離寵物和流浪動物近的時候,我也會滿懷興趣和耐心地去接近。

當然,朝夕相處的親密,便於發現更多的素材和細節。像《野貓記》和《男左女右》,傾註了我更飽滿的熱情和更痛切的悲傷……是在席卷的情感推動下,寫得很快。

但整體說來,寫作並非易事。

童年的語文課本裏,我讀到的是“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很勵誌。我長大以後,我同時承認:只要肯登攀,就會遇到越來越多的難事——因為體力會下降,氧氣會稀薄,每個上升的高度都意味著翻倍的難度。反而在平地上好好呆著不攀登,這些難事根本就不存在。

我願意自我挑戰,因此導致自信與自卑之間的博弈——這是寫作必然的狀態,沒什麼可強調或抱怨的。

澎湃新聞:你對於動物這一題材,是不是依然有一種“寫不夠”的感覺?在《幻獸之吻》中,我們還可以看到你在2018年以後有關寫作題材的更多嘗試與更深探索,比如沈浸於飛行感受的《行雲》、穿梭於夢境與囈語的《夢見》、講述女性寫作者的《雌蕊》以及“《黑童話》plus版”《血童話》。我也好奇,你對某一題材的興趣往往是如何發生的?有了興趣後,你會做什麼?

周曉楓:是的,等稍微空閑一些,我很想去紅山森林動物園待些日子。不僅是“寫不夠”,我寫得還“遠遠不夠”,我想增加體驗,更多展現動物身上的魔力與魅力。

有些作家的寫作興趣會發生階段性轉移,並且告別得徹底。如果說,有人是狗熊掰棒子,有了新題材,丟下舊題材。我更像柳宗元寫過的那種負重小蟲,沿途的東西都背上,不舍得扔了。我的生活經歷相對簡單,知識積累相對薄弱,不具備揮霍題材的條件,所以我註重儲備,註重節約,以及回收與循環。每次我都恨不得把甘蔗啃成木柴,仍然懷疑,由於牙齒和咬肌的乏力,我可能造成了浪費,某些汁液尚未被榨取幹凈。我希望自己的技藝能有所提升,處理曾經處理過的題材,也能增添新意。

有些作家的題材穩定,在固定領域內深入開掘,遍布山嶺的竹海蔚為壯觀。我的植物園面積有限,有動物、女性成長、世相分析等若幹品種,我努力尋找新的籽粒,讓花開豐富。

我不太能預見自己的興趣,但我知道,興趣非常重要,它是啟動的引擎,隨後是直接經驗和閱讀經驗的及時跟進……因為興趣的動能,不足以帶動整個作品抵達終點。

《幻獸之吻》選入了周曉楓自2018年以來的重要散文作品

澎湃新聞:在散文結構與形式上,這本《幻獸之吻》也呈現出很多新的樣貌。比如《池魚》這篇,分為“夜捕:湖池裏的魚”“殺魚練習:洗碗池裏的魚”“贊美詩:文字池裏的魚”三個部分,每個部分自有一條時間線索。一開始的行文充斥著“兇器”“匕首”“遺囑”“死刑”這樣的字眼,我想它或許就是反思人類殺生,但第三個部分讓我意外——這部分羅列了你過往散文作品中出現過的“魚”。於是,在捕魚者、殺魚者、詠魚者的身份重合中,你寫下了這樣兩句極富自嘲與自省意味的句子:“我從慈善家的悲憫,到屠夫的無動於衷,然後歸於詩人的抒情。殺伐在握,人類擁有轉換的自由。”

當時你是怎麼構思這篇散文的?在我看來,你有關動物的散文,最後的落腳點還是在人,包括人的特性、人的思想、人與世界的關系。

周曉楓:去浙江參加筆會,讓我們參觀捕魚。沒想到,數條船數次起網,都是一無所獲——讓人覺得,湖是空的。聽說每晚夜捕,於是我半夜三點起床,跟著當地人去看看。我記錄了整個過程,幾乎沒有怎麼改動——這就是第一部分“湖池”的段落。

第二部分,來自在墨爾本居住的幾周。同行者是畫家兼美食家,他們去菜市場,買回來的魚先是繪畫中的道具,然後是餐桌上的食材。他們算是給魚在畫布上留下遺照吧?畫得專註且迅速,否則,魚就不新鮮了。我只會吃,不會做,因為不好意思而主動承擔了雜活。我以前並不常見這些魚的樣子,也沒幹過除鱗除鰓除內臟的收拾活兒,感覺奇異,我也順手記錄下來。

我平常收集碎片,即使當初不知道用途。就像化學反應,收集的元素越多,發生的變化也就越多,越美妙或越可怕。不同的文字組合,會演變為超出預期的表達效果。有一天,當我把捕魚和殺魚的段落放在一起,我發現,同情和悲傷並沒有破壞我的食欲——我立即嗅到自己身上的偽善氣息。我同時想到自己在作品裏,曾多次對魚的詩意歌頌,反諷的意味就更濃烈。

於是,我焊合這三個部分,讀者可以從中體會弦外之音。

澎湃新聞:就文章風格而言,你曾自言“我最受詬病的特征是華麗”,但依然偏好使用形容詞和比喻。對於這個問題,你在兩年前的采訪中說到一個讓我印象深刻的詞——“及物”,意思是形容詞和比喻的使用並不是讓作品“懸空”,而是為了更“貼地”,要把所要描繪的事物釘住,讓它不產生位移。不過,《幻獸之吻》並沒有給我非常華麗的感覺,像《野貓記》和《男左女右》,反而讓我覺得質樸、家常。我很喜歡在各短視頻網站看寵物視頻,這兩篇文章還會給我一種在看寵物視頻的感覺,很生動,感覺撲面而來。對於所謂寫作的風格,你現在是不是更明晰、更確定、更有意識了?

周曉楓:我認為,準確是最重要的。是的,“及物”,有時不能脫離具體內容,去抽象談論風格。比如說,孔雀是華麗,你如實描寫出了這種華麗——那麼這是什麼呢?恰恰,是樸素。寫變色龍五光十光,寫蚯蚓灰頭土臉,都是樸素的表達。

比如說到風格簡潔,不等於就是字數少,指的是表達的有效和精準。用一個形容詞,就肯定比用三個形容詞簡潔嗎?不一定,如果前者是不恰切的,用一個都是啰嗦,都是多余,都是繁冗。如果後者使用得精準、豐富而微妙,用三個也是簡潔。簡潔,可以是迅速到達終點,也可以是一一抵達過程中的每個步驟——高鐵直達是簡潔,自駕遊到每個景點都沒有繞路也是簡潔。否則,所謂簡潔,易於淪為粗糙或粗暴,而喪失了細膩的表達層次。

我想,不用事先設定風格,不用在寫作上“凹造型”,跟著內容走——讓內容指領我們,而不是我們用一種風格打包內容。

澎湃新聞:有關散文文體的“擴容”,近年評論界也有很多觀察。比如申霞艷認為你的《離歌》、塞壬的《祖母即將死去》等敘人散文明顯吸納了小說的敘事技巧。你自己怎麼看待這個問題?散文寫作是否可以融入小說寫法?

周曉楓:散文的疆域遼闊,只是我們習慣了畫地為牢,沒有去遠方探險。我們只是在收復散文的失地,並未入侵小說的領土。有些表達手段是可以共享的,不是小說的獨門利器。比如,過去的散文多以過去的時態寫作:緬懷親人、想念寵物、思憶往事、追述風景等等,總之,寫的都是發生過了的,充滿一種事後總結的味道。沒有規定,說散文不能使用小說所慣用的進行時態。“正在進行時”,使散文增加了敘述的層次、豐富感、緊張度和顛覆性。

我喜歡看電影,也有過一段影視策劃的經歷,自認最受電影思維的影響,包括結構、時態、畫面感等多方面。

同時,我也尊重評論家的看法和觀點。因為,發表之後,寫作者未必就是自己作品的最好詮釋者。就像一個孩子走入社會,所受到的教育來自父母,更多來自學校的老師一樣。

《幻獸之吻》與散文集《巨鯨歌唱》《有如候鳥》組成了周曉楓的“海陸空”三部曲

自省與“較勁”,是終生目標,也是日常狀態

澎湃新聞:你的文章一直給我一種非常真誠的感覺。這種誠懇很大程度上體現於你的自省,比如《野貓記》裏寫你擔心露臺上飛來的喜鵲被野貓吃掉,原因是——“我尤其害怕喜鵲死在眼前,死在門口,我怕寓意上的不吉利乃至兇險。我的善念與真正的慈悲,貌合神離。”事實上,我覺得《幻獸之吻》這本書裏很重要的一塊反省是“什麼是真正的慈悲”“人類的善念與真正的慈悲又有多遠的距離”?

在日常生活裏,你就是一個善於自省的人嗎?老實說,做到自省,並不容易。人很容易自我闡釋,自我美化,自己給自己找“由頭”,即使在私人日記中也是如此。

周曉楓:誰都無法看清自己臉上或後背上的痣——不僅如此,他甚至看不到自己的臉和後背,如果沒有鏡子的幫助。我認為反省非常重要,它是超越自我的第一步。然而,每個人又很難超越自我,知易行難。我願意自省,但就像你說的——做到並不容易。

澎湃新聞:看你的文章,一方面覺得你是敏感、感性的,另一方面又覺得你非常理性,看待問題常有一種辯證思維。你在《血童話》裏說:“童話強調非此即彼的兩分法,剔除掉大量模糊而難被容納的灰色地帶。”而你自己的寫作,似乎也對所謂的“灰色地帶”情有獨鐘?我註意到兩點,一是對於一件事情,你會就它的不同角度發問(行文中,還是蠻經常看到問號的);二是在表達自己觀點的時候,你會在觀點開頭加上“也許”,或者這個觀點仍是以問號結尾。

周曉楓:這就像是,寫作必須在同一個時空裏完成對兩個問題的回答:寫什麼和怎麼寫——作家也要同時具備感性和理性的思維,而且兩者難以完全拆解。我們的感性受到理性的影響,我們的理性也會受到感性的支配。

世界遼闊,我們都是摸象的盲人,不能因為自己摸到是耳朵,就以為別人摸到的尾巴是說謊。我們都是井底的青蛙,區別只是井口大小而已……有些青蛙彈跳能力驚人,知道井外還有天地;有些青蛙盤腿坐下,就以為自己占據中心的舞臺。自我經驗是重要的,但沒有重要到可以覆蓋和忽略他人的經驗。即使再想秉持公正,我們的判斷裏或許也包含著自身局限。我對“灰色”有探討熱情,我看,把灰色理解為弄臟後的白,或者漂洗後的黑,都算不得錯。

你的發現很對。我來驗證一下,用習慣句式來表達就是:“也許,這是反省精神在語氣上的某種反應?”

澎湃新聞:對於女性寫作的問題,兩年前你說自己“還處於問號般的思考過程之中”,但看今年的新作《雌蕊》,感覺你對這個問題想得更明白了,是這樣嗎?

《雌蕊》寫到了瑪麗蓮·夢露、薩岡、杜拉斯、西爾維婭·普拉斯、弗蘭納裏·奧康納、茨維塔耶娃、蘇珊·桑塔格、尤瑟納爾、安吉拉·卡特、波伏瓦這幾位女性寫作者,她們個個經歷傳奇且富有爭議。在這篇文章裏,你經常用到一個詞——“力量”,這是否可以理解為是她們給予自己的力量,也是她們給你、給我們的力量?在一般的社會觀念裏,女性往往是和力量無緣的,有力量的女性往往被男性視為危險的,“力量”在這裏是否具有女權的意義?

周曉楓:《雌蕊》是新的嘗試,五萬多字,此前我沒有寫過這樣對作家的評論性文字。這些特別的名字,這些我抱有偏見或偏愛的女作家,或多或少,影響了我的審美和創作。涉及性別問題,涉及女權主義,與其說我的《雌蕊》是提供答案,不如說是呈現思考的過程。

生命的強度也好,寫作的銳度也罷,有力量都是健康的重要指征。假如看到別人的力量就感覺危險,那也許是個提示:你自己是弱力的、乏力的甚至是無力的。

《雌蕊》寫到了瑪麗蓮·夢露、薩岡、杜拉斯、西爾維婭·普拉斯、弗蘭納裏·奧康納、茨維塔耶娃、蘇珊·桑塔格、尤瑟納爾、安吉拉·卡特、波伏瓦這幾位女性寫作者。

澎湃新聞:不少女性小說家會擔心讀者將小說情節和她自己的經歷對號入座。比起小說,散文對作者內心的“暴露”就更明顯了,就像你寫奧康納時說的,“作家可以在小說中隱匿自己的身影,在散文裏卻難以擦除指紋,其態度、傾向和立場會得到直接的呈現”。

作為一個堅持寫散文的人,一個要求“修辭立其誠”的人,你在寫作中如何面對自己和“隱匿”的較勁?在無可隱藏的散文敘事裏,你是如何處理“我”的存在的?或者說如何既使“我”在你創造出的這個世界裏,又避免只以“我”的眼光打量其他人和物的局限?

周曉楓:小時候寫作文,大了寫散文,我始終抱著一種內心的態度:“要在保護自己、保護別人的前提下,努力說真話。”記得上學時候,有些同學認為作文就是瞎編,需要說假話、空話、大話甚至是胡話。我不這麼看。相反,我認為自己即使橫下心來說假話,也未必取勝——那條路上的人多,競爭者擁堵,我憑什麼自信能一騎絕塵?所以,我的寫作,一直是在訓練自己怎麼把真話說好。

坦誠需要勇氣,也需要智慧,它會伴隨著過程中的挫折與不安。但只有把自己驅趕到極限,原來的直徑才可能成為半徑,原來的終點才可能僅僅是圓心。較勁?是的!這是寫作者終生目標,也是日常狀態。至於別人如何看待,我並不為此特別在意或格外糾結——我既不把散文理解為自我美化的工具,也不把散文理解為讀者追殺的暗器。

當然,需要掌握內在平衡,有些個人尤其是他人的隱私需要尊重、維持和捍衛,就像再精美的睡衣也不宜穿去開會一樣。還是那個原則:努力說真話,在保護自我和他人的前提下。

黑夜與明亮之間,童年與成長之間

澎湃新聞:很巧,我是在兒童節那天看完了《血童話》。我覺得比起《黑童話》,它多了文本細讀的意味,對童話的粗暴、勢利、殘酷有了更深入的解讀,與歷史、現實的關聯思考也更充沛。到最後,質疑從針對童話本身轉至閱讀者,又一次回歸了自我反省。從《黑童話》到《血童話》,你對童話有了哪些新的觀察與思考?在取名上,一個是“黑”,一個是“血”,後者更突出什麼?

周曉楓:《黑童話》寫童話中的陰影,《血童話》寫童話中的暴力,兩者的創作時間相隔了15年。當成年以後,我再回頭去看曾經讀過的經典童話,驚訝地發現,許多兒童不宜又習焉不察的內容。我分析了原因,比如最初童話常常來自民間,是由不識字的人創作和講述,教育程度受限;比如那些年代,人冶色彩重於法制,更易於發生陰謀與殺害;比如童話裏的內容對現實的模仿和僭越,是普遍的、高強度的、誇張的,美得極端,愛得極端,恨得極端……所有的倍數都放大,也包括暴力。

重新理解這些童話,就像我在文章中寫到的,遭遇那只夜晚的黑天鵝。黑暗裏的那團濃黑,以及浸血般的紅喙……當黑天鵝不動聲色地靠攏過來,我分辨不出,自己是被席卷而來的美還是驚恐,牢牢釘在原地。

周曉楓的三部兒童文學作品《小翅膀》《星魚》《你的好心看起來像個壞主意》

澎湃新聞:你認為近年的童話寫作給你的散文寫作帶來了哪些影響?作為一名常給成年人寫作的散文家,你的童話寫作與一般的童話作家又會有哪些不同?

周曉楓:我大學畢業後第一個工作,就是兒童文學編輯。但寫童話起步很晚,我還在摸索和學習之中。可能是天生的思維習慣,或長期的實踐訓練,我更習慣散文的表達形式。創作兒童文學,我有時需要先用散文寫梗概和片段,然後再“翻譯”成童話。就像練習書法,右手幫不上左手的忙,或者就像田徑和球類,都屬體育運動,可不能說跑得快就會打乒乓球一樣……是兩回事,但也可以說,至少對讀帖有幫助,至少對提高體能有好處。

我不認為,隨著成年,童年遇到的問題就迎刃而解,就像不認為童年的天真就戛然而止。童年與成年之間,難以割裂,而是充滿著銜接、滲透與融合。何況,人類中的老者,與象龜或睡鯊這樣壽數很長的生命相比,尚屬年少——我想一個渴望終身成長的人,需要始終懷有兒童般的好奇、渴望與活力。

我希望自己的童話有趣味和想象,孩子能看,因為裏面不是說教和指令。我希望自己的童話有情感的濃度和思考的深度,大人也能看,因為裏面不是幼稚的欺哄。童話不是降低難度的寫作,這種文體對我來說,意味著更高的要求。我僅僅出版了三本童話,深感與那些常年創作的兒童文學作家相比,我存在能量和耐力上的差距。不過,我不急於求成,慢慢來——匍匐的姿態不夠優雅,但也算前進。

澎湃新聞:最近在寫什麼?在個人的“海陸空三部曲”之後,還會有系列作品嗎?你對自己的寫作有哪些新的期許和要求?

周曉楓:正在寫第四本童話,對我來說,因限制帶來的難度很大,所以我先要寫個詳細的梗概,等故事能夠自圓其說了,我再轉入文學化的敘述階段。我的第一本童話是《小翅膀》,獻給怕黑和曾經怕黑的童年,是個溫暖而明亮的故事。它講述一個善良的小精靈,工作卻是給孩子送噩夢,講他如何幫助孩子戰勝恐懼、獲得成長。我現在動筆的童話,並非《小翅膀》的前史或續集,更像相互映照的鏡像版關系。我使用黑夜、噩夢和精靈這些同樣的元素,設計嶄新的角色和情節……因此,我正在自我為難中苦苦掙紮。

《巨鯨歌唱》《有如候鳥》《幻獸之吻》,是這十年來散文作品的紀錄,之所以形成“海陸空三部曲”,包含著幸運的偶然因素。我一般對寫作缺乏計劃,會慢慢收集素材,感覺哪個準備得相對成熟了再動筆。以後是否有系列作品,我不知道,我倒是一直想寫個長篇的專題作品。

我認真對待每個題材,要求自己盡最大努力,期待作品能夠保持誠懇和獨特……這是始終的願望,從未改變,和我最初開始寫作時一樣。或者說,我從未擺脫新手的處境和心態。

責任編輯:梁佳

校對:張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