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子皓（芝加哥大學比較人類發展學系）
根據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當代中國共有八千五百萬殘障人士，其中一千二百萬為視力障礙者、兩千萬聽力障礙者。美國人類學家馬修·科爾曼（Matthew Kohrman）上世紀末來到北京，記錄了當時鄧樸方帶領下剛成立的中國殘疾人聯合會如何響應聯合國的號召，將“殘疾”作為一個涉及道德關懷的範疇，逐漸推動國家對具有肢體差異的人群施行機構化、系統化的福利行政管理。例如：殘疾證的誕生、特殊教育納入義務教育建制、高考聽力障礙學生免除英語聽力考試。
科爾曼認為，對“殘疾”者進行照顧的國家工程是現代化的一部分——在中華帝國漫長的歷史中，身心障礙者在政治系統中都是邊緣化的存在。在明朝記錄稅收和戶籍信息的黃冊中，被當地官員列為“廢疾”者無法參加科舉。這個群體被自認受到良好教育、通過千軍萬馬考試進入到帝國官僚系統的男性文人視作他者；“士”與“賤民”的區隔仿佛天塹，不可逾越。
21世紀的“殘疾”和帝國晚期的“廢疾”有何區別？我們應該如何理解藏在這些語詞背後的隱含視角？在本文中，筆者希望將明清時期流行的誌怪文學作為一個富有張力的場域，觀察不同的寫作者如何雜糅自己的人生體驗和道聽途說，描繪出他們想象中的自我和他者。
看相的盲人
誌怪、殘疾與寫作
在誌怪世界中，“盲”和“聾”作為特定的閾限（liminal）境況，以多重方式和神鬼、精怪、底層庶民產生連接。人類學和民俗學文獻中關於閾限的觀察紛繁復雜，它代表著某種“站在門檻上”、無法被歸類、曖昧和模糊的中間狀態。如果像科爾曼所理解的，“廢疾”是文人眼中某種超越邊界的閾限生命，那麼，我們必須仔細考察，他們通過這種他者凝視講出了什麼故事，這些故事又給當代留下了什麼遺產。筆者將聚焦於三位因誌怪小說聞名的寫作者：蒲松齡（1640-1715），袁枚（1716-1797），紀昀（1724-1805）。三人皆在非常年輕時就參加了科舉。蒲松齡多年辛苦，最終依然止步於鄉試；其他兩位卻順利許多，在廟堂之中擔任了重要的職位。對蒲松齡來說，《聊齋誌異》是一部“孤憤之書”，它凝結了黃金年歲流逝、不被官方正統認可的濃烈情緒。“求而不得”是書中不斷復現的主題，構成了蒲松齡故事中的書生學子常常陷入的窘境。
袁枚的誌怪寫作受到前輩蒲松齡的啟發，但他有意識地明確了自己更加隨意的態度。在《子不語》卷首，他寫到：“文史外無以自娛，乃廣采遊心駭耳之事，妄言妄聽，記而存之，非有所惑也”。雖然袁枚將收集誌怪故事看做是忙碌行政生活中的偷閑和逃避，但他故事中形形色色的官場生態呼之欲出，映射著他為官多年遇到的各層同僚、上級和下屬——這些原材料是蒲松齡的生活中不曾擁有的。
與蒲松齡和袁枚都不同，紀昀試圖給誌怪寫作賦予某種嚴肅的學究氣質。作為面聖的朝廷官員，他認為自己的《閱微草堂筆記》有三重作用：“寓勸誡，廣見聞，資考證”。紀昀強調，學者即意味著“惟不失忠厚之意, 稍存勸懲之旨, 不顛倒是非, 不懷挾恩怨, 不描摹才子佳人, 不繪畫橫陳”。有當代學者認為，紀昀的這段說法直接是在影射蒲松齡的寫作風格：紀認為蒲過於沈浸在自己的科舉失敗情緒之中，生產出來的故事也會毒化受蒲影響的後輩年輕學者。
蒲松齡的孤憤，袁枚的遊心，紀昀的勸懲——雖然這些情態無法完全界定他們各自的寫作意圖，三人的風格也並非固定不變，但並不妨礙本文以此為基點，探索幾位明清文人如何在特定的生命體驗之中創造了特定的“殘疾”和“聾”角色。接下來我將對四個故事展開細讀，從最晚期的紀昀《盲鬼》開始，再來到袁枚的《劉刺史奇夢》和《櫻桃鬼》，並最後分析蒲松齡的《司訓》。
《盲鬼》
在《盲鬼》的開頭，紀昀提及這段傳聞收集自督察院右都禦史梁鐵幢。一位夜行者在樹林邊發現一物，“似人非人，蠢蠢然摸索而行”。路過之人對其大吼，卻沒有任何回應，所以斷定其為“精魅”。他撿起一塊石頭向物投去；物化作黑煙，隱身躲入樹林，啾啾做聲說：“我緣宿業，墮餓鬼道中，既瞽且聾，艱苦萬狀。公何忍復相逼”。聽到此言，路人才讓精魅自行離去。
紀昀
在這個短小故事裏， 聾、瞽和饑餓被再現為靈魂因為前世宿業而必須忍受的肉身之苦。虛弱他者所受的折磨會引發健全者的同情——夜行者在聽到精魅的訴苦後，就決定停止攻擊、任其存在。對於紀昀和梁鐵幢來說，他者的肉身之苦毋庸置疑來自個體前世道德問題。在《盲鬼》正文之後，紀昀提及了他收錄在《灤陽消夏錄》關於女鬼因為“巧於讒”而受到“啞報”的另一則聽聞。作為結尾，紀昀把精魅和女鬼對比，寫到：“此鬼受聾瞽報，其聰明過甚者乎”——會同時受到盲、聾的報應，這個精魅大概是生前過分聰明了吧。
紀昀將自己放置在一個裁決者的位置，對故事中的角色進行衡量判斷。在這個故事中，他強調了聾的懲戒源頭，將其陳述為一種佛家業報，並把聾性生命看做是有著脆弱命運的艱苦主體。他雖未親自和女鬼和精魅對話，但卻通過報告信息源頭——梁鐵幢、王菊莊等人——試圖將判斷性的陳述變成毋庸置疑的“事實”。
《劉刺史奇夢》與《櫻桃鬼》
身體殘疾是一種“應得”的前世報應——這個思想亦出現在袁枚的故事之中，但被鑲嵌在了復雜得多的故事線裏。在《劉刺史奇夢》中，袁枚記錄了他的朋友劉介石親口和他分享的經歷。在上任江南地區新職的路上，劉被一個惡鬼尾隨糾纏。巧遇陜西故鄉舊鄰，建議劉將惡鬼挾去城西觀音廟。一段神奇經歷完畢，劉受觀音指點直接將惡鬼帶到了陰府。將鬼押歸原處後，劉想，既然已到陰府，為何不了解一下自己的前生過往？接待他的金甲神同意了，展示給他看的信息卻讓劉大吃一驚:
“汝前生九歲時，曾盜人賣兒銀八兩，賣兒父母懊恨而亡，汝以此孽夭死。今再世矣，猶應為瞽，以償前愆。”
驚恐至極，劉介石立刻反應：“作善可禳乎?”金甲神答那要看做怎樣的好事。對話還未完成，劉就被送回了觀音廟。向觀音陳述陰府發生之事時，劉發現旁邊有個和他相貌如出一轍但縮小如嬰兒的童子在模仿自己說話。觀音解釋道，這是劉的魄：“汝魂惡而魄善，故作事堅強而不甚透徹，今為汝易之。”觀音取下自己的金簪，從劉的左腋窩插入，剔出一腸，小童也隨之縮小最後不見。在故事的結尾，觀音用手掌一拍桌子，劉突然“悸而醒”，發現自己在蘇州客棧的臥榻之上。
劉介石的玄妙經歷有多少屬於一個“奇夢”，正如故事題目所暗示的？不同於紀昀，袁枚懸置了誌怪傳說的事實性問題。更進一步地，袁枚還在這段訴說的結尾提及劉介石醒來後，雖然一切如常，但他“脅下紅痕，猶隱然在焉”。一個月後，劉收到陜西故鄉的來信後才得知，他的老鄰居原來早已亡故。
在這個故事裏，殘疾並不是主角劉介石實際的身體感受，而是噩夢般的潛在威脅。劉一直因那些剝奪他能力的境況而提心吊膽：行路中遭鬼纏身、被陰府的群神審視，發覺前世罪行或將帶來“瞽報”、直面自己的“惡魂”。大量噩夢片段動搖了劉對自己的認知——一個即將赴他鄉新官上任的理智、清醒、健全的男性文人。盡管如此，這些危險並沒有轉變為真實生活中劉需要處理的問題，因為它們都出現在“奇夢”所框定的空間之中。但在這個夢裏，劉依然通過收集自己的命運信息，發揮能動性去修復自己的身份認同。
如果說“殘疾”象征著劉身處官場——尤其是未知的新職位——對於自己能力不足的深層恐懼，那麼這段奇夢敘事則暗合了他試圖扼殺潛在威脅、恢復自信的努力。作為這個故事的收集者，袁枚並沒有對劉的身份認同管理作出評價。仿佛劉是在自己講述這些怪奇瞬間，袁則照單全收、不予置評。與紀昀不同，袁枚在《子不語》大部分的誌怪故事中都沒有留下明確的勸懲按語。
袁枚
同出自袁枚的記錄，《櫻桃鬼》中聾門房的形象也很值得玩味。這個故事基於太史熊本在年輕時在京師居住時發生的軼事。彼時熊本時常和住在隔壁的同僚莊令輿喝酒聊天。某次宴會上，熊本半醉間發現一個藍色身影在偷喝酒，轉眼卻消失不見。莊令輿玩笑地讓熊本在宴會大廳中睡一晚。年輕氣盛，熊本持劍守夜，果真再次看到了藍鬼翻窗而入。熊本劍傷了藍鬼，追著它一路來到棵櫻桃樹下。在追逃發生的過程中，有個老門房全程睡死、不為所動：
“窗外有司閽奴，老矣，既聾且瞽，所臥窗榻乃鬼出入經過處，杳無聞見，鼾聲如雷。”
第二天，莊令輿醒來，發現了窗邊的血痕。莊和熊一起來到櫻桃樹前，把樹砍倒燒掉，火光中還散發出了酒氣。
雖然這段軼事的中心在熊本、他和莊之間的互動、以及勇鬥藍鬼的驚險，但出現在末尾的聾門房卻扮演了非常重要的戲劇催化劑角色。據東亞研究學者保羅·聖安傑洛（Paolo Santangelo）考證，熊本和莊令輿都通過了戊戌科殿試，青年時期即進入國子監。在袁枚收錄《櫻桃鬼》之時，熊本已是耄耋之年，兩子在湖南和浙江分別身居要職。即便如此，熊本依然時常向他人賓客分享這段年少鬥鬼的經歷，並笑曰：
“余以膽氣、福氣勝妖，終不如司閽奴之聾且瞽尤勝妖也。”
對熊本來說， “既聾且瞽”的老門房身處危險卻毫不自知，構成了一個有勇有謀、詼諧聰敏的學者的完美對照。這句總結通過突出殘疾老者的遲緩、被動，側面高光了自己的力量。誠然，這句玩笑話亦可以被解讀為熊本年紀漸長後，對於自己年輕時對未知之物窮追猛打的感慨——藍鬼只是偷酒，並未害人，為何一定要趕盡殺絕？老門房不聽不覺，看似毫無動作，卻也給了藍鬼無傷大雅的存在空間。但不管在哪種解讀中，盲聾老者終是熊本用來書寫自己的一個工具。
《司訓》
由於紀昀和袁枚的信息報告人——官員、鄰居、學者，自身並無聽力或視力障礙，我在前文分析的幾個故事中，聾、瞽和殘障共同被成呈現為一個遙遠的他者，與文人社群保持著距離。與之形成對比的，接下來我試圖分析蒲松齡的《司訓》。這個短篇涉及到了文官世界內部的男性身體健全性的曖昧邊界，並是為數不多真正以“聾”作為主題的敘事。
在《司訓》的開頭，蒲松齡提及一個鄉鎮教官“甚聾”，但是，他與一只狐貍結交為了好友，亦能聽到狐貍在他身邊的耳語。每次去面見上級時，狐貍都陪在他身邊傳遞信息，他人都不曾了解教官原來重聽。這樣過了五六年，狐貍決定離開，並留下了這樣的話語給教官：
“君如傀儡，非挑弄之，則五官具廢。與其以聾取罪，不如早自高也。”
在狐貍看來，教官在仕途上已經無法離開自己的幫助，一個人耳聾遲早要出事，不如辭官保節。然而，教官不願忍受失去官祿的代價，沒有遵循狐貍的話。自此之後，他常常面對上級詞不達意、表現乖張。
一日，鄉鎮教官在考試文場做事。外來的學使和基層教官們坐在一起閑聊之時，很多人從靴子中掏出考生名單獻給學使，希望得到特殊關照。一會兒後學使笑著對重聽教官說：“貴學何獨無所呈進？”重聽教官迷惑不解，周圍近坐的同事用手指向靴子示意。時下重聽教官恰好在替親戚寄賣“房中偽器”，將其藏在靴中。他看著學使在笑，以為是想要索取偽器，於是拿出來鞠躬回答：“有八錢者最佳，下官不敢呈進。”在座的人都偷偷大笑。學使怒趕教官出去，後終罷了他的官。
蒲松齡
在這個故事中，蒲松齡花了大量筆墨描寫一個汲汲營營的基層教官因為耳聾而面對的溝通障礙。當代語言學和特殊教育文獻表明，現在我們所知的現代中國手語來自十九世紀末北美傳教士來到山東省後建立兒童聾校的教育嘗試。在那之前，出生在聽人家庭中的聾童大多孤立於彼此，成長階段缺乏可以用來和聽人溝通的語言工具。事實上，時至今日，中國手語依然在普及過程中；它的系統化發展仍是很多語言學者和教育工作者努力的目標。
在《司訓》的故事裏，蒲松齡將狐貍表現為一個忠誠跟隨在聾人身邊的隱形翻譯。狐貍暫時性地修復了聾人與外界的關聯，即幫助他追求一份賴以生存的職業。但經由媒介建立起的連接始終是脆弱的，因為當狐貍決定離開之時，隨時終結翻譯勞動的選擇權在它身上，而重聽教官只能直面曾經支持自己的力量消失不見。
《司訓》的敘事充滿了諷刺。從讀者的視角，我們能夠看到教官的生理差異（重聽）其實從頭到尾都一直存在，但在狐貍的幫助下，他有了一段在官場中順滑的日子。狐貍的消失，突然讓教官變成了唯一看破皇帝新衣的小孩，維持往日的融洽突然變得困難，官場的殘酷絲毫盡顯。如同狐貍所表述的那樣，它相信一個不再有翻譯幫助的聾人是“五官具廢”的“傀儡”。隨著故事線展開，障礙果然出現了：在健全男性占據的官場中，教官不僅被期待完成任務，還被期待和上級搞好關系。恰恰是由於他無法解碼上司對他提出的種種要求，聾教官不斷陷入窘境，最終被驅逐出了他努力想留在其中的官僚系統。
基層小官心驚膽戰，害怕自己“以聾取罪”，而腐敗偽善的學使和阿諛奉承的下級則如魚得水、任意索取。在這個意義上，鄉鎮司訓和蒲松齡經常寫的“寒士”形象構成了某種平行：科舉考試賄賂成風、徇私舞弊，而認真讀書應考者往往嘔心瀝血卻不被承認。當然，聾司訓並非在體制之外，而恰恰是構成清朝科舉系統的一部分，這使得他在故事中的位置更加微妙——作為教育官僚，他需要維護體制，然而耳聾帶給他的脆弱性，卻不斷讓他如履寒冰、岌岌可危。在寫到聾司訓被罷官後，蒲以“異史氏”為名留下了他的評語：
“平原獨無，亦中流之砥柱也。學使而求呈進，固當奉之以此。由是得免。冤哉！”
“冤哉”體現出了蒲松齡對於聾教官的復雜態度。首先，在整個故事之中，蒲松齡並沒有刻意美化這個重聽的基層官員：讀者看到的是他貪戀官祿、售賣房中偽器，亦無從得知如果不是因為耳聾，他是否會隨波逐流、跟著其他教官一起遊說關說。但異史氏上述評論將重點放在了學使對下級予取予求的想當然，並諷刺到這樣的人就該得到房中偽器。此時，耳聾不再是鄉鎮教官可悲命運的源頭，有毒的官場文化才是真正創造障礙和排擠的原因。在這層意義上，蒲松齡似乎用耳聾來指代男性文人努力融入制度、卻總被阻斷疏離的異化感受。冤屈和憤懣來自於這種努力從未被承認，相反，還迎來了同僚、上級進一步的譏笑和欺負。
無名他者與敘事義肢
在本篇文章之中，我從科爾曼的觀點出發——在明清時期，“殘疾”作為一種他者化的隱喻，被男性讀書人用作建立自己主動、清醒、健全的人格邊界。通過細讀明末清初的四個誌怪故事，我發現其中對於盲聾身體的再現提供了很多細節，供讀者品味不同寫作者對自我和世界的認識。紀昀明確地將身體殘疾歸因於前世業報，並因此將它劃定為個人的、道德的問題，與社會無關。袁枚並未像紀昀一般采取勸誡讀者的態度，在他的故事中，耳聾有時是一個新官因為喬遷他地仕途未明時幻想出來的噩夢，有時是一個老年史官在回憶少年時，為了凸顯自己的勇氣而拿出來對比的老管家身體無能的表現。只有蒲松齡在《司訓》花筆墨描寫了一個重聽之人以及他日常的溝通障礙——且這些障礙並非完全來自他自己身體的差異，還來自於曾經幫助他的好友的離開，來自於他所在環境的阿諛奉承、結黨營私。
本文並非想要簡單區分三位寫作者，對他們的殘疾敘事蓋棺定論。除了上述涉及的四個文本之外，我閱讀了《聊齋誌異》、《子不語》、《閱微草堂筆記》中所有聾角色登場的故事。有趣的是，盡管經常出現，但是這些個體無一擁有名字。在《司訓》之中，蒲松齡通篇以“教官”“某”來稱呼他描寫的主角，讀者無從得知教官的籍貫、生活地域。蒲松齡也並沒有報告故事的信源。但即使是三人中宣稱“資考證”的紀昀，也未曾花精力為他故事裏的聾生命添加更多細節。
“殘疾”在誌怪寫作中，更多以敘事義肢（narrative prosthesis）和戲劇化工具的形式出現：具有身體差異的生命形式，為自認“正常”的人們提供了某種超越現實的道德想象。它可以是潛藏的威脅和危險，可以是虛弱無力的恐懼，又可以是激發靈感的鼓勵，或者幾者兼具。但是，它不構成任何實質性的聾、盲知識：由有具身體會的殘障者從自己的視角開展的言說和書寫。蒲松齡關於聾教官的寫作看似與典型的宿命業報論有所差異，因為它沒有強行對耳聾進行個體道德歸因，而是將其懸置，轉而聚焦聾人的社會處境。然而，細讀可以發現，蒲更多是在借助一個或虛構的耳聾境況，強調他對科舉官僚制的不滿、以及對這個龐大機器教育出的汲汲營營又不被認可的眾多失意男文人的復雜感情。
盡管如此，從《司訓》的故事出發，我們或許可以跨越時空，更加嚴肅地思考很多當代中國聾人社群行動者面對“主流”在努力回應、論辯的議題：手語應該是一種需要被承認和流傳的溝通形態，個體之外的機構性障礙如何影響了大量人群的生命體驗，爭取合理便利的重要性，聽人在進行手語翻譯時如何確定自己的倫理角色，等等。有趣的一點是，在誌怪小說、尤其是蒲松齡的寫作裏，狐貍通常作為女性出現，容貌出彩、有情有義、可愛動人。《司訓》之中的“狐友”並沒有被賦予明確的性別化特征，但我們知道的是，他或她在幫助教官傳遞信息時，是不被官場他人所知的隱形存在。
根據筆者的觀察，在當代中國從事特殊教育、手語翻譯工作的人群絕大部分為女性。手語翻譯中既涉及到實時信息傳遞的技術勞動，同時亦包含了更加微妙的情感傳遞，這在通過手機電子應用中介的遠程視頻翻譯中尤為重要。如果說《司訓》讓蒲松齡借著聾教官諷刺了一番官場吃人，我們是否可以從中挖掘出另外一個不被看見的角色——翻譯？我們如何理解教官和狐貍之間的關系，他們彼此又應該如何互相理解？翻譯的勞動價值如何被認可，由誰來認可？當這些問題成為關註聚焦時，我們才脫離了將殘障者當做戲劇化工具的誌怪傳統，把具有身體差異的人作為社會有機的組成分子，給他們名字，進入他們的生活，看到他們的境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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