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杜陽林
滾滾長江，波伏浪湧，在廣袤的中國大地千年奔流，為依水而建的邊城小鎮，留下了璀璨的人文記憶。
一
“滄海桑田”，昔日的大片陸地皆為洪澤，水天茫茫，混沌難分。7000萬年前，地殼“燕山運動”，以奇思妙想碰撞出瑰麗山川，四川宜賓脫離水域環境，成為一朵嬌麗的“出水芙蓉”，形成了舊州壩、南岸壩、沙坪壩等隔江錯列的地形。山環水繞的宜賓青山壯麗，玉帶相纏，如同一顆潤澤的珍珠，從此在川南大地閃耀生輝。
生命因水而興，世界上所有的人類文明發祥地，都離不開江河。翻開悠悠華夏史，大江連綿的兩岸，留下了祖先休養生息的印跡，饋贈了一處肥美富庶的魚米之鄉。宜賓，這座長江流經的第一城，江心常有歡唱的漁歌，岸畔時有拉纖的號子，祖先用滾燙的熱情，在長江沿岸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宜賓境內水系甚為發達，以長江、金沙江、岷江為代表的“三江”，還有盤繞的大小江河，為這裏帶來了富足的水資源。毫不誇張地說，宜賓的文化根脈，應和著大江大河的脈搏，每一次的有力跳動，都是在浩大時空下的擡足跋涉。
“巨海一邊靜，長江萬裏清”。長江自雪山之巔奔騰而來，翻卷金沙江之險，裹挾岷江之威，以一瀉千裏之勢，衝出峽谷屏障，穿越高山峻嶺，奔騰咆哮，九曲回環地匯聚宜賓。“君住長江頭”的亙古詩詞在這裏傳唱不休，因江而生的故事，源遠流長，猶如一匹閃閃發光的錦緞，鋪展動人的傳奇，融入了這座城市的記憶。
宜賓素有“西南半壁古戎州”的美稱。秦時，在宜賓市境設置了第一個縣級行政機構僰道縣，從此跨越兩千多年的悠遠時空，宜賓兒女在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代代流傳。它雖地處內陸，從不閉目塞聽，“雄踞巴蜀， 勢控滇黔；懷擁金岷，浪催吳楚”。宜賓的地理位置如同樞紐一般，是四川出入雲貴高原的通道，是出海以達東南亞的門戶，也是自川南通往川西、川中、川東的走廊。
古往今來，宜賓慣常持有開放包容的特性，中原先進的文化與技術，隨著人員和經濟的交流，沿著古代南方絲綢之路傳入宜賓，在與僰文化的融合中，產生了獨具特色的“長江文化”和濃郁的民族風情。蘇轍到了宜賓十分感慨：“江流日益深，民語漸已變。岸闊山盡平，連峰遠非漢。”江帆遠影、碼頭會館、民族融合、道佛合一等等繁榮的人文，在這方舞臺上熙熙攘攘，你方唱罷我登場。
有人說，宜賓是一座以竹和長江淬煉美學的城市，宋人楊萬裏寫新竹：“東風弄巧補殘山，一夜吹添玉樹竿。”倘若他來到宜賓的蜀南竹海，想必也會被這裏漫山遍野蓬勃生長的竹所驚絕。“一夜吹添”，千株萬竿搖曳春風，翠色如滴醉了心魂。宜賓的竹海，又因電影《臥虎藏龍》在此取景拍攝而名聞天下，120平方公裏，極目之處，盡皆竹浪。北宋文人黃庭堅一句“壯哉，竹波萬裏”道出了蜀南竹海的氣魄和雄渾。
宜賓屬於亞熱帶濕潤季風氣候，溫和多雨，熱量光照適宜，四季分明無長霜期，適合竹子生長。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竹乃“四君子之一”，寄托著文人雅士對審美人格境界的向往，有著深厚的民族文化精神背景，讓多竹的宜賓，內裏也有著堅韌而謙遜的風骨。
滿目翠色，叢叢修竹，是宜賓這方水土的新客也是故交，是初見也是知己。竹的風骨和氣度，它的圍裹與孕養，賦予了宜賓人對於時間秩序以及生活意義，也就有了自己的體會和感悟。竹與人，水與城，早已與人們的生命融為一體，清風吹拂，竹葉顫動，仿佛吟誦一段動人的故事，即便是飄飛的細雨，也會打濕歷史的紙張，浸染川南山水的人文記憶，日月流轉，依然暗香盈人，歷久彌新。
宜賓山水的豪邁，翠竹的忠直，塑造了宜賓人兼容並包的精神內涵。無論橫截哪個歷史的斷面，都會看到清晰而深刻的“宜賓烙印”。尤其是抗戰時期，“客從遠方來”，宜賓無私地張開懷抱，迎納同胞，在中華抗戰史上，寫下了文化抗戰的一頁悲壯、一頁溫暖。讓昔日的人文記憶，不僅存在於史冊書籍，還飄散於鄉土民間。
從李莊到江安，長江串起了人們的足跡，無數散落於過往的熱烈與繽紛，淡然和從容，成為江中浪花，瞬息生，剎那滅，卻一再上演不朽的動人故事，在時光的淘洗下仍然栩栩如生。
二
李莊位於長江的起點處，人們沿著長江聚居成鎮。它的得名簡單樸實，緣於鎮上一處天然大石柱樁，便由石柱取為鎮名。但它常被人們用來與周莊作比，“東有周莊，西有李莊”。它與周莊的面容模糊相似，傍水而建的古鎮，青色石板鋪就的小巷，嵌入錯落有致的木質閣樓，連接成一部歷史悠久的民居風情史。但它又迥然相異於周莊“江南春雨杏花，水鄉小橋人家”的婉約風姿，它的秀麗與古典，從古至今就藏著一分慷慨的激越。
日升月落，江濤拍岸，李莊人日夜守著長江，勞作生息，江河與人之間，既相守相依又彼此征服。強壯的漢子，從江裏捕魚撈蝦，拉纖行船，在渾厚的勞動號子中，李莊從乳白的晨曦中醒來，竹葉搖曳，炊煙升騰。
中國的古鎮不計其數，各有其美，能將古鎮文化與抗戰文化融為一體的，唯有李莊。它在民族危急關頭做出鄭重選擇，不計得失，像是一次偶然的相助。但世上哪有“純粹的偶然”呢？每一個想法背後，都藏著朝朝暮暮積澱下來的地域文化屬性。
上世紀三十年代末，國破山河在，硝煙彌漫，槍炮如雷，李莊的一個決定，迎來了當時中國頂尖的一批知識分子。這批中國學界精英的到來，讓原本沈靜寧和的李莊頓時熱鬧起來，它的名字從此也被世界認知。
“同大遷川，李莊歡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給。”正是這言簡意賅的十六字電文，改變了李莊的命運，也改變了中國文化的走向。
在1940年金秋之前，國立同濟大學的師生，已經在外流浪漂泊了三年。他們輾轉萬裏，歷經吳淞到上海市區、浙江金華、江西贛州、廣西八步、雲南昆明，甚至行路遠至越南。就在1940年秋天，日機不斷侵擾昆明，同大師生無奈之下，決定第六次遷校，托校友在川南尋找校址。李莊鄉紳得知消息，一紙電文，向顛沛流離的師生伸出了友愛之手。
抗戰期間的中國，積貧積弱，國力疲憊，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鐵騎，大片國土淪喪，知識分子四處流散。可中華的文化並未因此而消亡，在戰火紛飛中，文化精英依舊保持著骨子裏的“君子之風”，用自己的方式去抗爭，也用自己的方式給予祖國以溫暖和希望。在這之前，李莊與這群學者並無交集，但內心相仿相似的節拍，跳動出了長江的連天浪湧，風過竹林的清越野美，讓他們猶如故交相逢，兄弟聚首。
國立同濟大學、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國營造學社、金陵大學等十多所高等學校和研究機構，從接到溫情如春陽的電文，開始輾轉遷駐李莊，前後遷入總人數達到1.1萬人之眾。全國學界名流如李濟、傅斯年、陶孟和、梁思成、林徽因、梁思永、童第周等來到了李莊，來到這個終於能放下一張平靜書桌的地方。
這一群代表了中國“精英知識階級”的學者，與飽受戰爭之苦的大多數難民沒有什麼不同，一樣是衣衫破舊，神色淒惶，滿是長途遷徙的疲憊和勞累。更讓他們痛心的，是被炮火所驅趕的這一路，輾轉大半個中國，吾國吾土，吾鄉吾家，竟找不到可安靜做學問的立錐之地。
他們失去了心愛的講臺、書房、實驗室，一路上卻見平民死於炮火流彈，感受了身旁至親好友離世的悲痛。他們所受的心靈創傷實在太大，許多眼淚來不及流出，又要匆匆趕路，許多情緒還未抒發，又要再次啟程奔往茫茫前方。無論學術大家，還是莘莘學子，在離開“象牙塔”後，這幾年一直在中國大地上流離失所，內心時刻充滿了緊張不安。他們的生命宛如小舟，在滔天巨浪下，何去何從，無所把握。
戰爭以猙獰的面孔，威脅著這群知識分子，他們才高八鬥學富五車，卻無法施展自己的一腔抱負。在日機丟下的一枚枚炮彈下面，生命脆弱如斯，不堪一擊。他們既困頓又苦惱，夾雜著對於自我的審視和否定，半生治學，空有一身才華，如今離鄉背井，朝不保夕。
歷史選擇了李莊，李莊也創造了歷史。地處大西南一隅，長江邊的古鎮，常住人口僅僅三千人的李莊，接納了上萬的龐大外來人口。中國沒有哪一個小鎮，曾在連天戰火中，為保存中華文化，像李莊這樣做出的巨大努力。
三
在國家存亡的關頭，李莊無私地護佑了中華文脈。中央博物院所屬的數千箱國家級珍貴文物，遷駐這裏的張家大院。“騰出房子迎客人”，是中國人民的優良傳統，但若放在戰爭的特殊語境下觀察，會更加洞見李莊深刻的“胸懷”與“奉獻”。
李莊曾經擁有“九宮十八廟”的古建築群，這是老祖宗留給子孫共同的物質財富。廟宇、殿堂、會館、宗祠等等，讓生活在這裏的人們有了建築的承載，也有了精神的家園，這被視為李莊群體靈魂的歸屬之地。
“九宮十八廟”是一處莊嚴神聖的場所，人們虔誠供奉著佛像，焚香磕頭，長跪祈禱。當大批師生入駐，李莊人所做之事，始於純善，發自肺腑。據《南溪縣誌》記載和李莊老百姓口述，炳靈殿供奉著“炳靈公”，又稱為“炳靈太子”，在武王伐紂時取得首功，故塑像於此，享受著百姓的煙火供奉，也保佑著地方平安。抗戰期間，遷駐李莊的同濟大學工學院就設在東嶽廟，為了給同濟騰出更寬敞的辦學場所，李莊人竟將神像“請出大殿”，埋於荒山土坡。這一埋，便是數年光陰。
中國百姓素有“信仰”，別說埋藏神像，就算在大殿禮佛，也有諸多講究，如今竟將神通廣大的“炳靈太子”埋棄在荒坡，實為驚世駭俗的“大不敬”。但在李莊人看來，這是“非如此不可之事”，像日出日落一樣自然，和呼吸吐納一般“順應天命”。
天命是什麼呢？是在國難當頭時，每個中國人都該團結起來，出一份力，發一份光，盡一份心。於是，李莊人無怨無悔地請出了殿堂廟宇中的菩薩，騰出了自己的家和院子，以寬厚博大的胸襟，迎接“客人”入住，讓飽受戰火侵擾的同胞，擁有了第二家園。李莊人為傳承中華文明薪火所承擔的，早就超過了平常的“地主之誼”，這是將自我命運與同胞命運緊緊相連，讓“國”和“家”成為生命詞典中密不可分的堅固整體。
李莊人竭盡所能，為學者們鋪開了一方安靜的書桌，這便是“讀書人的獨特戰壕”。經歷過倉皇逃難生涯的學者，開始慢慢找回內心的平靜。這平靜是多麼來之不易，在時光碾過之後，我們才會真正懂得，這不單單是學者群體的“自我療傷與修復”，更是開啟了一場保衛和發展中華文脈的艱苦戰役。李莊的熱情與淳樸，令大師巨匠心無旁騖地回到了屬於自己的天地，開始了漫長的“文化抗戰”。
在四川省檔案館編輯的一份史料中，記錄了李莊鄉紳集體為同濟大學出頭、要求政府當局讓出房產的事：“當此非常時期，官民同有協助政府，完成抗戰之義務。紳等之所以積極協助同大者，良以該校學子，對於抗建貢獻甚大。”
有了鄉紳及民眾的付出，名不見經傳的古鎮李莊，迅速與重慶、成都、昆明齊名，成為抗戰時期中國的四大文化中心之一，也讓飽經摧殘的華夏文化得以延續生機。據說在當時，一封郵件只要寫上“中國李莊”四個字，郵遞員就會準確無誤地送達目的地。四川李莊，被譽為“中國文化的折射點、民族精神的涵養地”。
四
一代才女林徽因於1940年冬天，帶著年邁的母親和一對兒女，輾轉來到李莊。林徽因一家的逃亡故事，只是當時龐大難民群中的一個縮影，死亡如同烏雲籠罩頭頂，炸彈追逐著人們倉皇的腳步，槍炮炸碎了人們原本擁有的幸福。
對於幸福，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詮釋。李莊人對幸福的理解，刻在小鎮望族張家祠墻角的石雕上，一壺酒、一塊肉，包裹著“福”字。可惜林徽因是在最艱難的抗戰歲月來到這裏，與李莊百姓以及當時中國千千萬萬的百姓一樣，已無緣去“享福”。戰火紛飛，物價上漲，區區薄薪，完全應付不了生活所需。困窘之極時，梁思成只好去宜賓，當掉自己心愛的派克鋼筆與手表，換來兩條草魚。他不減幽默，與林徽因開玩笑：“這塊手表紅燒了吧，這支鋼筆清燉了吧！”
在千瘡百孔的生活當中，怎樣讓肉身活下去，也變成了一場戰役，而且這戰役耗時頗長，不僅僅需要一時的蠻勇，還需要持久的耐性。
抗戰的歲月，生活拮據，精英學者們捉襟見肘，紛紛向當地百姓學習養雞種菜。中國營造學社舊址內，至今還保留著一片菜地，年年歲歲，種子破土，依舊盎然著綠意與生機。望著這些蔬菜，猶如隔著悠長的時間隧道，屏神靜氣地去凝視，菜地那一端仿佛還站著手持葫蘆瓢澆水的長衫學者。歷史與現實交織，事業與生活纏繞，原來無論多麼艱苦的歲月，精神都能支撐人的信念不倒，而溫飽的追求，又牢牢維系了精神的大廈之基。大時代風刀霜劍的逼迫和摧折，成為煉就人們堅強意誌的磨刀石。
在李莊安頓下來，每當夜幕降臨，梁氏夫婦就借著油菜燈的微弱燈光，弓著背脊，認真書寫《中國建築史》。
遷徙李莊的學者們，都在見縫插針地著書立說。當生命遭到威脅，活著的每一刻都與危機共存，反而讓人靜下心來，拼命抓住手裏能把握的光陰，和時間爭搶，與日子賽跑。誰也不知道明天會怎樣，那就過好今天的分分秒秒，即便臥病在床，也爭分奪秒，不願為“活著”留下遺憾。
林徽因的肺病反復發作，嚴重到了無法下地的境況。她只能每天靠在被子上，在病榻前堆積起了厚厚的《二十四史》和數以千計的照片，實測草圖，以及大量的文字記錄。
如果林徽因不遭遇這場戰爭，她留給人們的印象，也許是徐誌摩念念至死的“白月光”，或“太太客廳”中雍容華貴的女主人，但戰爭徹底顛覆了她的生活軌跡，也重塑了她的人生。她與當年眾多知識分子一樣，在殘酷的戰火紛飛中，目光漸漸如水也如刀，變得更加勇敢堅定。
遠在美國的費正清和費慰梅是林徽因好友，苦勸她去美國治療和工作。林徽因慨然道：“我們的祖國正在災難中，我們不能離開她，假如我們必須死在刺刀或炸彈下，我們要死在祖國的土地上。”
“與祖國共存亡”，已經變成一種不可動搖的精神力量，這些知識分子，將自己視為李莊的一株青竹，根須深深地埋進泥土，不願移挪。
李約瑟博士在1943年夏天來到李莊，見到了他的老朋友，留歐歸來的童第周博士。李約瑟完全無法理解，童第周只能借助一臺在舊貨市場淘來的陳舊顯微鏡做實驗，卻發表了數篇引起世界生物學家高度重視的學術論文。李約瑟說布魯塞爾有那樣好的實驗室，你為什麼一定要留在偏僻的山村任教？童第周的回答很簡單：“我是中國人嘛。”
林徽因也好，童第周也好，當時留在李莊赫赫有名的精英學者，他們身懷絕學，並不是沒有機會離開炮火連天的祖國，但都毫不猶疑地選擇留下來，留在千瘡百孔的中華大地，留在忍饑挨餓的日子裏，以一個知識分子的隱忍和堅持，守護與陪伴苦難深重的祖國，以自己艱難的治學和科研，獻上最炙熱的赤子之心。
1945年，董作賓耗費多年心血的《殷歷譜》在李莊出版，這是一部在甲骨學史上具有裏程碑意義的著作。
就著菜油燈，用磚頭支腿的木桌，學者們依然做出了驚艷世界的研究。如今叩訪李莊，壁上掛著這樣一副對聯：國難不廢研求，六載清苦成巨制；室陋也蘊才情，百年佳話系大師。
這是被炮火激發出來的勇氣，但並非是轉折或突變，這種勇敢和頑強的信念，其實一直都刻印在學者的魂裏命裏，骨裏血裏。“輕生死，重信諾”，中國文化人有著竹子一般的高潔和正直，幾千年的錚錚傲骨，幾千年的不畏強暴，是最好的文化遺傳。“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巖中。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鄭板橋詩中的竹，是李莊這群精英學者的真實寫照。
五
竹子高潔修長而秀於林，可竹從無“排外之心”，與其它樹木雜伴而生，同展生機，共沐日月，分享雨露。
在和平年代，科學與文化大家們可以從容沈浸在相關的專業領域中，似乎與基層群眾隔開了一段距離。當戰火彌漫，高等學府真正“走入民間”，他們和不通文墨的百姓之間，朝夕相處，聲息相聞，找到了新的共處模式。這是一種“和而不同”的寬仁大度，在保持個性的同時，充分尊重他者。
史語所遷來李莊時，帶來的上千箱物資中，包括殷墟出土的甲骨、青銅和陶器。由於上山路陡，挑夫不小心摔了一跤，人頭骨從箱子裏滾了出來。挑夫見到“死人頭”，懷疑史語所是“開黑店的”，內心驚惶不知所以。同濟大學醫學院的學生，圍在花壇處做人體解剖實驗，恰被修繕房頂的泥瓦匠看到，嚇得魂不附體。
當地居民與外來學者之間有著迥然兩異的思維方式，生命個體的平等對話顯出了阻滯和隔膜。
倘若任由這種情形發展，百姓會一直生活在惶恐懼怕之中。專家學者們商議，決定搞一次科普展。掛圖一目了然，專家現場作深入淺出的耐心講解，為老百姓普及相關知識，拓展了他們的眼界，消除了他們的誤解。
“客人”與李莊人的關系，從來不是油和水，而是一滴水，找到了另一滴水。在貧寒的戰時歲月中，人們共同分擔著悲苦和歡樂，也從對方身上，尋找和借鑒閃光之處。
學者們心甘情願地留在李莊，教書育人，致力學問。接納了他們的李莊，面對這群文化人時，開始有幾分隔閡，只敢屏氣凝神地擡頭仰望。他們感情漸深，學者的博學多才、專註執著的治學精神也漸漸影響了李莊，李莊人也願意去靠近，去學習，去了解，去懂得。
細流匯集長江，不舍晝夜，奔湧向前，李莊人與長江相依相伴千年，早已有了長江寬宏的胸襟。李莊的美好，在於它的仁厚，在“文化精英”與“下裏巴人”相處的六年時間，不同的思潮一次次碰撞，即使挑戰了李莊人的固有認知，他們在認真思考與分析後，也從不固守陳規。
川南一帶曾流行一種讓人痛恨又無可奈何的痹病，同濟公共衛生研究所教授通過動物實驗和反復研究，查出了致病原因——原來是四川五通橋的食鹽中含帶有毒的氯化鋇，才導致了川南人談之色變的“麻腳瘟”。從此成千上萬的病人因此得救，同濟醫學院師生為李莊人民帶來了更加科學、衛生的生活方式。
同大帶來的現代文明，促使這個古老小鎮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李莊古鎮亮起了第一盞電燈，比縣城還要早十多年。這是文明的禮遇，促進了李莊的現代化進程。
在抗戰進入最艱苦的階段，國民政府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口號，號召大中專知識青年投筆從戎，參軍報國。當時同濟大學全校總人數2423人，有師生700人報名，學生實際從軍人數364名，報名和參軍總數列全國高校第一。
國家危急，時局動蕩，個人命運也處於風雨飄搖中。知識分子落地李莊，在邊陲小鎮刻苦學業，以對知識和科學的信仰來保家衛國；學生裝換戎裝，走上戰場，用畢生所學抵擋強敵，是發自內心的忠貞選擇。
李莊默默守護著學術精英，為他們提供了一片沒有戰火硝煙的自由天地；李莊也默默凝望走向軍隊的年輕人，他們稚氣未脫的臉上，寫滿了綿長浩大的勇氣。
學術精英與川南鄉民和平共處、共克時艱，譜就了一段傳世佳話。這是屬於長江的灑脫，這是屬於修竹的品格，這是屬於中華民族的大愛情懷。
如今的李莊，還保留著舊時的幾分模樣，炊煙在屋頂繚繞，紫與紅的牽牛花探出了竹籬笆。一些老人坐在院墻前，註視腳下的江水，幾片薄雲歇在他們的頭頂，日子仿佛是一幅剪影，能從過去直接粘貼到現在。但生於平穩繁榮的盛世，所有的恬淡都有了歸處，所有的從容都註定會被珍惜，今天的好日子，令人心悅。
宜賓另外一段文化抗戰史，便是距離李莊幾十公裏處，人稱“萬裏長江第一縣”的江安。
六
“此心安處是江安”。浪花翻滾奔湧，逶迤向前，長江自西向東穿過江安這座小城。
江水不竭，在長江與淯江匯流處的古崖上，有一座始建於東晉穆帝永和二年的古鎮，它就是江安古鎮，現為宜賓江安縣城。歷史上很長一段時間，長江水路連接了四川“天府之國”與江南“人間天堂”的便捷通道。江安位於黃金通道的一個節點，向世人展示著鮮明的江城底色。
江安盛產楠竹，登高遠眺，遍山蒼翠，竹影蕭蕭，清幽雅致。上世紀八十年代，著名戲劇家吳祖光回到魂縈夢牽的“人生第二故鄉”江安，難抑激動揮毫寫下詩句：“長江一線意情牽，北望青青四面山，四十四年尋舊跡，幾生修得住江安。”
四十四年前的一段緣分，竟讓吳祖光念念難忘。當我們掀開“歷史舊跡”時，也將時光推回到了炮火硝煙的抗戰時期。
1939年4月，成立不到四年的國立戲劇專科學校，為躲避戰亂，自南京溯江而上，輾轉長沙、重慶，最終隨著長江之水，遷入江安。江安，為這群顛沛流離的劇專師生提供了長達六年的安穩辦學期。
江安產竹，也善於“用竹”，江安竹簧興盛於明正德年間，曾於1915年漂洋過海，在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上榮獲金獎。江安這座小城，看似偏遠，實則擁有便利的水運交通，信息並不閉塞，榮譽曾通達西方，江安特產驚艷過世界。
生長在楠竹的海洋之中，自幼與竹相親，江安人身上秉承了竹之特性：清華其外、淡泊其中。這種個性，又與劇校的授課風格有著奇妙的相似相近之處。
劇校校長余上沅遵循“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學術原則執掌校園，知識與專業能力在這裏得到了最大尊重。當時要教授一門剛剛引入中國不久的西方藝術，課程既沒有以往經驗作參考，也沒有統一的教學大綱和課本，劇校的教學，更多依賴於教師們的個人理解和創造。
余上沅給予年輕教師的“自由”何其珍貴。這一群人，如同暗夜行路，難以辨認腳下是坦途還是坎坷，又似踩水過河，未知河水深淺，不明腳下是滑石還是泥汙。余上沅卻有勇氣讓大家放膽嘗試，他溫文爾雅的外表下，其實藏著一顆勇於探索之心。
當我們邁入昔日劇專舊址，站在泛黃的手稿褪色照片之前，想著余上沅的大膽創新，作為一個隔著時代洪流、同樣從事教育事業的人，也不由得贊嘆他的非凡勇氣。照本宣科、規行矩步，自然比變革與鼎新輕松許多，但余上沅為何會在一座長江邊城，擁有對麾下教師“無為而治”的信心，任由他們去改革去創造呢？
江安的安靜之中，藏著激流，余上沅的自由之下，藏著嚴謹。一個人、一個學校、一座城的相遇，看似輕巧的偶然，不經意的安排，內裏卻布滿了命運草灰蛇線的點滴際遇。
這是一場時間與空間的偉大“相遇”，如同彗星與木星交匯的剎那，出現燦爛景象，在其後歲月，依然不斷延續著獨特的光芒。距離抗戰已過去數十年，走上這片土地，至今能見到當初痕跡。那些保存完好的房屋、桌椅、學生作業、大師批閱……勤勉的先輩，躬身於一盞燈火搖曳的油燈前，書寫著他們對於祖國的熱愛與依戀。鬥轉星移，當我們來到同一個地方，共享同一個空間，隔著時間的距離，依然能感受這份激蕩的情愫。
中國藝術精英與江安的遇見，是抗戰那段血色斑駁的日子中，一抹溫暖的亮色。
七
曹禺在江安的一段生活，是他生命中永遠難忘的歷史記憶。
抗日戰爭的流亡途中，年輕的曹禺站在船頭，望著浩渺的長江，思緒上下起伏。他後來在書信中回溯了這段難忘的往事：“我執教次年，抗日戰爭爆發，師生逃亡去長沙、重慶的路上，我敲著大鑼，在前面開道，一路唱遍了長江、湘江、嘉陵江、金沙江的水。”
曹禺來到江安，是國難之下的無奈選擇，但他仍能以一種苦中作樂的精神，“唱遍眾江水”，也許正如羅曼·羅蘭所說：這世上只有一種英雄主義，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後依然熱愛生活。從大城市一路輾轉流亡，曹禺並未太多的哀切悲傷，即使炮火轟炸不歇，他依舊選擇將自己的重心，放在摯愛的藝術上。
張逸生曾是劇專學生，他上曹禺的表演實習課，真切感受到了什麼是“精益求精”。曹禺要求演員，並不只是做做模仿動作，他需要學生找到一種超越現實的“舞臺真實感”。
於是，江安成為劇專師生們“零距離觀察生活”的絕佳場所。“到人民中去”，不再是一句空頭口號，他們用自己的點滴行為，將之發揮得淋漓盡致。
為了觀察事物累積靈感，曹禺常去江安的譙樓喝茶，從茶客的言談舉止中揣摩他們的職業與身份，將觀察所得及時記在隨身攜帶的小本上。在江安的日子裏，曹禺不斷將他聽到看到的用心感受，融於所編劇本中，成功地塑造了一個又一個鮮活的人物和戲劇情節。
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老舍，因為父親早亡，家境貧寒，“剛懂得一點事便知道了愁吃愁喝”，艱難的成長環境，反而令他一生都真切地懂得“苦人兒”的世界，並以此寫下不少經典作品。當真正的藝術家被命運投入困苦的生活中，他們反而能從厚沈的苦澀，抽離出藝術的絲，織成華貴錦緞。
在江安這座寧靜的縣城，曹禺度迎來了又一次創作高峰，《北京人》《蛻變》《正在想》等作品相繼問世，《家》的改編也醞釀成熟。曹禺在四十年後回憶起這段歷史，仍深情地寫到：我們喝過江安的水，吃過江安的糧，永遠忘不了江安人民對我們的哺育之恩。
曹禺稱江安“人傑地靈”。江安和曹禺，在獨特的時空邂逅，又彼此成全。若無“地靈”，哪有“人傑”？同樣，如果沒有一批聲名赫赫的“人傑”，江安永遠只是一個淡然沈靜的長江邊城，無緣觸摸到當時中國藝術史上的頂尖人物，也不會與他們發生命運親密的勾連。
若說江安有什麼讓曹禺覺得不快的東西，莫過於耗子了。這裏的耗子個頭大，數量多，無孔不入，破壞性極強，常將曹禺放在抽屜裏的劇本咬得粉碎。可即使是讓曹禺痛恨不已的耗子，後來也被他巧妙地寫進戲裏，《北京人》演出時，一有耗子的臺詞出現，總能引起極富“喜劇味”的舞臺效果。
大師的獨到之處，是無論遭遇怎樣的生活，情感的聚集都能催發那份記憶，成為源源不斷的寫作素材，滋養藝術創作。江安帶給曹禺的苦樂是那麼深刻，他像一個天真的孩童般，用心去體驗和感受，轉化為自己的創作。
人有竹之骨，竹有人之心。江安的翠竹無論生長在峰嶺還是溝壑，不管是高山還是平原，都能頑強存活，守著無邊寂寞，經受風霜雪雨，始終無怨無悔。如果我們無法選擇生活，至少不能讓生活摧折自己的信心。江安讓大師經歷磨難，反而讓他們更加淡定通透，即便在動蕩不安的土地上，也能如翠竹一樣紮根泥土，開出文化藝術的錦繡繁花。
中國十四年抗戰，高校多番遷徙，學者浪跡天涯。這是整個國家和民族的苦難史，在這期間，卻誕生了那麼多偉大而經典的作品。華夏精英們穿過了槍林彈雨，在偏遠的角落奮筆疾書，完成一生之中堪稱裏程碑式的作品。當我們回眸這段歷史時，有多痛楚就有多堅強，有多悲愴就有多壯烈。
八
長江的邊城江安，藝術家們用自己“文化抗戰”的方式，應和長江巨浪，唱出了一個時代鏗鏘的聲音。
當年，在江安國立劇專的教師團隊中，吳祖光是最年輕的一位。日軍的全面侵華讓中國滿目瘡痍，轟炸機時常在江安縣城的上空飛過，正是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吳祖光以愛國將士文天祥為原型，伏案創作《正氣歌》。
有人曾說過，假如戲劇沒有脊梁，就難以塑造頂天立地的中華山魂；假如戲劇沒有熱血，就難以塑造澎湃萬裏的中國海魂。烽火連天的歲月裏，正是有了以吳祖光為代表的一批有責任感、有使命感的戲劇人，中國的戲劇才有了自己的靈魂，激勵著後來者塑造出一個民族真正的文化精魂。
“位卑未敢忘憂國”，中國的知識分子，天生有一種憂國憂民的思想，深切地愛著祖國，總是將國家的禍福，與個人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在江安的國立劇專人，他們是佩戴別樣槍炮的“戰士”，自覺拿起手中的筆，或通過舞臺上真摯刻骨的表演，向更多的人宣揚愛國理想。
倘若以時間為經，空間為緯，透過歷史的迷霧，我們能準確找尋到當日的坐標。熱血奔騰的國立劇專人，在江安灑下清晨第一縷陽光時，開始練發聲、講臺詞、字正腔圓地操練“國語”。他們像枝頭辛勤的鳥兒，將江安人從睡夢中喚醒。
曾經的江安淡然寧靜，當它首肯了相遇，應承了接納，抗戰歷史的重要一頁，從此被記載，被懷念，被傳唱。不經意間，它將地域的記憶，與整個民族的記憶緊密相連，與整個中國的抗戰史唇齒相依。
長江翻滾，逝水不休，滿山翠竹，風雨昂首。江安枕其江聲，享其竹韻，獨特的外物環境，熏染出“長江為魂竹為骨”的地域特性。當我們再度走上多情的川南大地，過往的人文記憶歷歷在目，依舊激動人心。
那些早已湮沒於歷史風煙的舊跡讓我們明白，不曉過往，哪知今夕？倘若一個人不知自己的來處，一個國家切斷了歷史，面對的將是空白與迷霧，失去了佇立天地的根基。我們需要一次次叩訪這塊土地的靈魂，去閱讀和聆聽，去了解和懂得。
因為種種原因，國立劇專90%的建築已被拆除，目前保留的僅僅是當年國立劇專的門庭。2017年，江安通過了恢復國立劇專的決議，主要用於搬遷補助、修復以及文物保護。目前，舊址修復工作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
隨著國立劇專舊址恢復，未來它將被打造為中國戲劇藝術博物館，同時極大完善城市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人們也會從中找回更多的失落記憶，感受風雲突變的歲月中，曾發生過怎樣的故事，留下了多少深刻的精神印跡。
可喜的是，江安一代又一代的後繼者，正以自己的方式，參與抗戰文化的繼承與發展，或在物質世界修復舊物，或在精神領域書寫傳承，或復興話劇的因子。這也許是面對歷史風雲，最深的領悟，最好的慈悲。
未來可期，不同的筆觸、不同的聲音，一次次回望與駐足，必將產生更多的可能性。
九
走進國立劇專現存的舊址，那裏的一草一木，一桌一椅，在時間中靜默不語，成為記憶中一顆顆晶瑩的珠子。誰都知道，當沙礫進入貝殼，註定是一場艱難、漫長而疼痛不已的孕育。昔日的長江邊城，外來的現代藝術，舊和新，東方和西方，下裏巴人和陽春白雪，開始了一次次碰撞與交融，卻終究走上一條奇妙而輕盈的藝術之旅。
當時許多人對演劇這一行還有一定歧視，把演劇視為“玩物”。在中國許多繁華城市，人們都尚未接受話劇這種新興藝術，在江安這座川南小城，民眾能具備“看劇”的興趣嗎？
江安的開闊胸懷，消除了劇專師生的忐忑。它以非凡的容納性，在成就國立劇專的同時，也將自己推上了藝術審美品味的一重高峰。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偏居西南的小城忽然迸發出耀眼光芒，《哈姆雷特》的中國首演，便是在江安文廟的舞臺上，獻出了新聲。
1942年6月，當燈光照射著的哈姆雷特從幽深的大成殿中走出，這出戲終於和背著背簍、打著赤腳的江安百姓見面了。公演當天下著小雨，可江安縣城萬人空巷，人們打著油布傘，擁簇著站在雨中，不顧路面濕滑，安靜地感受世界名劇的魅力。
話劇是曲高和寡的陽春白雪嗎？江安百姓用實際行動回答了這個問題：不，它同樣適合普羅大眾。戰火蔓延，讓國立劇專無奈遷徙，卻在川南小城找到了藝術苦苦叩求的答案。這是時間與空間的機緣，鮮花和稻糧的相遇，讓人懂得，在真正的大美和大善面前，階級可以抹除，壁壘能夠打破；在國難面前，你和我，原本就應心手相連，血脈相系。
在風雲變幻的動蕩年代，劇專的到來，無異於給小城江安帶去赫赫的激情，嶄新的氣象。年輕學子在江安恣意書寫自己的青春，國難當頭，他們用綿薄的一己之力，對這片土地傾註熱愛。同樣，江安也回饋了他們熱烈純摯的真情。
淳樸的江安人，以他們的實際行動，感動著國立劇專人。
學生們的生活十分艱辛，主食吃一種被他們戲稱為“八寶飯”的東西，其實是指米中含有泥頭、谷子、稗子、碎石、老鼠屎等，雜混如“八寶”；喝的是十幾根豆芽煮的一大木桶“豆芽清湯”；八個人僅圍著一碟幹蘿蔔下飯。余上沅看了心疼不已，他和教師商量，決定以“憑物看戲”的方式，稍微改善一下學生的生活。
當時全中國都受戰爭所累，老百姓的日子過得辛苦不堪，他們願意用實在的物品，換來一飽“眼福”嗎？再者，這是“用物質換精神”了，具有一定文化素養的人願意如此從事，可江安百姓，都掙紮在各自的生活裏，他們會支持這種行為嗎？余上沅和大家的心裏也沒有底。
到了周日，來看演出的觀眾帶來了琳瑯滿目的奇特物資。有人帶來雞蛋、鴨蛋、蘿蔔、青菜，有人帶來了自編的草鞋，還有人牽著一頭羊、一頭豬過來，貼著紅紙紅布條，以慶祝演出順利。
城中有戶姓李的人家，經營著小小的雜貨店，只要一有演出，一家人便會熱情地買戲票。他們主動借出家裏的東西給劇專演出，有時雜貨店的物品借多了，甚至還會讓店鋪停業休息幾天。遇到“憑物看戲”時，一家三口換上新衣，端上三大屜熱氣騰騰的肉包子，送到後臺以示慶賀。
劇專師生們沒有想到，江安蘊藏著對話劇這麼純凈執著的熱愛。“憑物看戲”的一枚雞蛋、一雙草鞋，都是困窘時期物質的溫暖支援。幾十年後，當老江安人仍舊津津樂道斯時某個角色在舞臺上的精湛演出，這已上升到“知己”的認知高度。
如果說在流離遷徙漂泊不定中，江安無私伸出援手，代表了“同為中國人，四海皆兄弟”的友愛互助，是對五千年傳統禮儀的繼承，當國立劇專在江安搭臺演出，將一幕幕東西方故事搬上舞臺時，江安迅速接受並衷心喜愛，卻是精神上更為難得的接納。江安對於國立劇專的“落地辦學”，是從物質到精神的飛躍，在這個過程中，江安也陶冶了自身情操，滋潤了文化生活。
如果隔開一段距離，就像一座山看另一座山，一條河看另一條河。時光已逝，與往昔拉開了距離的溝壑，仍能讓我們感動的，是經得起考驗的文化留存，平等對視，仍充滿力量和生機。
學界大師已經走向歲月的深處，漸漸湮沒了身影，昔時精神在時間的河流中被反復磨洗，雕琢得玉石有光，通達圓潤。他們曾經的傷口已經結疤，淚水回眸，一種堅韌的力量，貫通了古今，也貫通了抗戰十四年。延伸至和平發展的今天，人們依然不能忘卻那段歷史，如果丟棄寶貴記憶，任何砍削與遺忘，都會讓自身不再完整。
長江邊城，翠竹搖曳，李莊和江安的抗戰傳奇，描摹出了一個堅韌不屈、屹立東方的中國故事，在歷史的漩渦中，久久傳唱，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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