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選官制度與文學創作
演講人：諸葛憶兵講地點：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子衿”系列講座講時間：二○二一年十一月
諸葛憶兵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從事宋代文史專題研究，有《宋代宰輔制度研究》《徽宗詞壇研究》《宋代文史考論》《多維視野下的宋代文學》《宋代科舉制度與文學演變》等專著，發表論文一百三十余篇。
文學創作，作為文人思想特征、精神面貌的形象體現，集中地表現了特定時代文人的思維與行為的特點。在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們普遍認為，人生價值就是出仕做官，即“學而優則仕”。為實現此人生目標，古代知識分子的日常生活與行為、思考與思想，往往都會自覺或者不自覺地圍繞著那個時代的選官制度展開。
遊客在南京夫子廟景區內的中國科舉博物館參觀。蘇陽攝/光明圖片
從大的方面來說，中國古代的選官制度有三個階段，分別為兩漢的察舉制、魏晉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以及從隋唐綿延至清代的科舉制。總體來看，歷代的選官制度對古代文人乃至文學創作產生了深刻久遠的影響。
兩漢的察舉制與遊子思婦題材的聯系
謝安像（清《晚笑堂畫傳》）
兩漢推行的察舉制，其主要內容為：地方官在轄區內隨時考察、選取人才並推薦給上級或中央，被薦人經過試用考核再任命官職。推薦是其中的關鍵，考核常常是走個過場。漢高祖劉邦的《高帝求賢詔》說：“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癃病，勿遣。”這裏面的“義”一般被認為通“儀”字，表明被推薦者的品行、儀表、健康狀況等受到重視，而沒有推薦賢才的地方官則會因未盡責而被免職。《漢書》載：“（漢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一般認為，至此，西漢察舉制基本完備，成為當時士人入仕的最重要途徑。
兩漢的察舉制下，士人需要讓世人熟知自己的聲名或才能，方有機會獲得舉薦。因此，遊歷與拜謁成為士人弘揚名聲、引起關註的主要手段。東漢以後，此風愈熾。《後漢書》載：“自和、安之後，世務遊宦，當塗者更相薦引。”東漢末年“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幹有言：“……桓、靈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賓客為務。冠蓋填門，儒服塞路，饑不暇餐，倦不獲已。”兩漢文人遊宦的辛苦躍然紙上。
在當時，察舉制下，受到推薦的多少已經成為衡量人才的重要標準，而推薦也逐漸異化。東漢桓帝時民謠有雲：“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兼之古代交通落後，舟車勞頓之下，此時文人的思念、追求、痛苦等感情因此表現於文學之上，就成了當時文學的主題之一。《古詩十九首》的核心主題“遊子思婦”也正是六朝文人遊宦奔波勞頓的心路歷程之展現。“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是對家庭的想念；“思還故裏閭，欲歸道無因”是對家鄉的思念，是奔波的勞累；“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為守窮賤，轗軻長苦辛”是對功名的追求，對遊宦的堅守；“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跡”反映了文人的心態；“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則反映了文人對遊宦的失望與遊宦失敗後的反叛和淡然。
我們再將視野拓展到兩漢其他文學創作，“遊子思婦”也是最為常見的主題。比如，漢樂府《飲馬長城窟行》主題與《古詩十九首》的《行行重行行》完全一致，開篇即雲：“青青河邊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又如漢樂府《悲歌》雲：“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思念故鄉，郁郁累累。欲歸家無人，欲渡河無船。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遊子的悲苦情緒郁積到無法抑制、傾瀉而出的地步，感情極為強烈。遊子長期離家，對家人與家鄉的思念無日不縈繞於心頭。思念已極，只能以遠望來排解，但是，遠望永遠不能“當歸”，引起的是更多的苦痛。思鄉淚已流盡，只能以悲歌傾訴內心情感。《文選》所載七首所謂李陵、蘇武詩，主題皆為遊子思婦，所謂“請為遊子吟，泠泠一何悲。”
遊國恩等編撰的《中國文學史》中這樣描述《古詩十九首》：“為了尋求出路，不得不遠離鄉裏，奔走權門，或遊京師，或謁州郡，以博一官半職。”如果從兩漢察舉制的角度來思考，也就能挖掘出《古詩十九首》的遊子思婦題材更深刻的內涵。兩漢歷經數百年的時間，而詩歌的主題卻如此一致，可見察舉制對文學的影響之深遠。
六朝九品中正制度與玄言山水題材的關聯
杜牧像（清《晚笑堂畫傳》）
東漢末年，察舉制走向窮途末路，後繼的當政者不得不有所改變。翻檢《漢書》《後漢書》相關列傳，我們很容易發現，兩漢時期獲得薦舉進入官場的大都是官宦子弟。有學者曾經通過統計，得出過如下結論：東漢察舉“幾乎全被上述的士族集團所壟斷，一般寒族進身之望微乎其微”。這在先秦貴族世卿世祿制下發展而來，且始終是“官本位”的兩漢專制社會體制中，上述現象的出現是必然的。不同級別官員的子弟，獲得薦舉的機會和力度也是不一樣的。東漢末年，察舉制的話語權實際掌握在世家大族手中。察舉制中，已經有了九品中正制的大致輪廓。
曹魏黃初元年（公元220年），魏文帝曹丕采納吏部尚書陳群的意見，確立九品中正制。朝廷設中正官，負責品評人物。主要標準為“家世”和“德才”，門閥和品評成為選官的兩大要點。門閥是確定的，品評卻有高低優劣之分。《世說新語》分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等三十六門品評人物，反映了六朝人們以當代盛行的世風和士風來品評人物。六朝士人由此趨同當代世風與士風，形成所謂的魏晉名士風度。文學創作也隨之轉移。
六朝時期盛行玄言清談，擅長者易得美官。《文心雕龍·明詩》有言：“江左篇制，溺乎玄風，嗤笑徇務之誌，崇盛亡機之談。”從竹林七賢開始，“名流”的標準是“清談”，即“談玄”。“玄學主要只是一種沿襲的文化行為方式和士大夫的時髦風氣。……魏末玄學家談玄重在辨析‘玄’；西晉玄學家則偏於表現‘談’，通過談玄表現名士風采。”文學創作的代表為玄言詩。如孫綽《贈溫嶠詩》：“大樸無像，鉆之者鮮。玄風雖存，微言靡演。邈矣哲人，測深鉤緬。誰謂道遼，得之無遠。”然而玄言詩既無哲理思辨的深度，又無文學審美的愉悅，其得以流行，足以見出九品中正制下重門閥和品評，已經將當時的文學創作導入歧路。
玄學家推崇老莊，老莊的誌趣乃清靜無為、回歸自然，故其倡言隱逸，偏重山水。於是，山水風景在玄言和士人生活中就占有相當的位置。況且，玄學家認為自然界的現象和變化都能體現“道”和“理”，或者幹脆就是“道”和“理”的衍化派生。所以，兩晉士人談玄時，往往借助山水說明理趣。《世說新語·賞譽》載：“孫興公為庾公參軍，共遊白石山，衛君長在坐。孫曰：‘此子神情都不關山水，而能作文。’”孫綽認為山水與作文關系最為直接，才有此評說。孫綽《贈謝安詩》雲：“幽源散流，玄風吐芳。芳扇則歇，流引則遠。樸以雕殘，實由英翦。……青松負雪，白玉經飈。鮮藻彌映，素質逾昭。”便有借景說理之意。孫綽《蘭亭詩》其二雲：“流風拂枉渚，停雲蔭九臯。鶯語吟修竹，遊鱗戲瀾濤。攜筆落雲藻，微言剖纖毫。時珍豈不甘，忘味在聞韶。”創作重心完全轉移到山水風景，“微言剖纖毫”“忘味在聞韶”略有玄言之意。許詢存今詩只有三殘句，殘句一雲：“青松凝素髓，秋菊落芳英。”當為玄言中之寫景。
南朝鐘嶸在《詩品序》中說，玄言詩“理過其辭，淡乎寡味”，其中言山水風景的句子頗值得吟詠回味，故六朝士人酷愛山水。而且，“散懷山水，蕭然忘羈”，正是魏晉名士風流之一種。六朝士人幾乎所有的審美熱情，都在山水之間得到了釋放。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山水詩應運而生。六朝山水詩，何嘗不是以山水來印證玄言。謝靈運山水詩大都以玄言結束，前文的山水景色都成了最後玄言之印證。謝靈運諸多山水詩都具備這樣的特征。其《登池上樓》結雲：“索居易永久，離群難處心。持操豈獨古，無悶征在今。”其《登江中孤嶼》結雲：“始信安期術，得盡養生年。”《石壁精舍還湖中作》結雲：“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甚至陶淵明部分田園詩，也不脫此種模式。《飲酒》其五結雲：“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歸園田居》其四結雲：“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連雨獨飲》結雲：“形骸久已化，心在復何言。”
玄言為主體，山水為點綴，即是玄言詩；山水為主體，玄言為點綴，即是山水詩。玄言與山水，乃一奶同胞，都可以追溯到世風士風、人物品評、九品中正。
科舉制與唐代詩歌題材的全面拓展
蘇洵像（清《晚笑堂畫傳》）
唐朝選官制度發生了巨大轉變，逐步形成了“以詩取士”的科舉制度。唐朝科舉制下形成的納卷、行卷制度，最大限度地推動了詩歌創作之繁榮。唐朝科舉考試沒有彌封制度，考官直接面對考生。同時，僅靠考場短暫比試而決定考生前程的方式確實也存在不合理性。在規定的地點、規定的時間，以命題的方式寫詩，天才與庸才的表現相差無幾。
為了彌補科舉考試過程中此種不足，唐玄宗天寶元年（公元742年）禮部侍郎韋陟知貢舉，針對性地采取了“納卷”的措施。《舊唐書·韋陟傳》載：“陟先責舊（文），仍令舉人自通所工詩筆，先試一日，知其所長，然後依常式考核。片善無遺，美聲盈路。”此後，朝廷效仿這種做法，大約在天寶年間形成制度。所謂“納卷”，就是指唐朝考生應省試之前，選擇自己的優秀作品交納給主試部門，由主試官們先行過目。
“納卷”制度依然有兩個不可避免的弊病。第一，唐朝進士科“歲貢常不減八九百人”，每人選優秀作品十多首，總共就有一萬多首作品。讓主試官在有限的時間裏，認真讀完這麼多作品，並加以甄別，是一件艱難的工作。第二，如韋陟這樣“尤鑒於文”的主試官畢竟不多。考生因此自尋出路，“行卷”應運而生。所謂行卷，就是考生將自己的優秀作品選在考前送呈當時社會上各界名流，請求他們向主考官推薦，從而增加及第的希望。
與納卷、行卷等相關，唐代形成了相應的“公薦”“通榜”等做法。即：在進士科考試之前，向主考官公開推薦考生，考前就決定錄取名次。如《唐摭言》卷六記載，太常博士吳武陵持杜牧的《阿房宮賦》向知貢舉崔郾舉薦其為狀元，崔郾答曰“已有人”“不得已，即第五人”，意思就是此時狀元至前四名的人選都已經內定，這時候只能內定許杜牧為第五名了。可見，行卷制度下科舉考試的名次在考前往往就已確定。
在如此科舉選官制度背景下，唐人不會寫詩，沒有優秀作品選，便是自絕前程。況且，唐朝進士科考試錄取名額極少，《唐摭言》中也提到彼時“五十少進士。”唐朝學子既需年年投考，就要不斷納卷和行卷，也就是必須不斷更新自己的優秀作品選。所以，唐人需要不斷寫詩，乃至終生殫精竭慮，努力推陳出新，打磨出精品。他們不僅僅需要超越自我，更需要與周邊考生比較，努力做到出類拔萃。
中唐“苦吟”詩風之形成，即得力於納卷與行卷之風。唐人日常生活中，孜孜不倦地尋覓詩材和寫詩的靈感。李賀“每旦日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賈島“當其苦吟，雖逢值公卿貴人，皆不之覺也。”唐人如此醉心迷戀詩歌寫作，從盛唐以來已經形成風氣。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說：“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又說：“晚節漸於詩律細”。中唐以後，詩人於苦吟一途上變本加厲。孟郊《夜感自遣》說：“夜學曉不休，苦吟神鬼愁。如何不自閑，心與身為仇。”盧延讓《苦吟》說：“吟安一個字，拈斷數根莖。險覓天應悶，狂搜海亦枯。”此類事例或詩句，舉不勝舉。
綜上所述，為了參加科舉考試，唐代士人必須經歷四個階段：第一，苦讀。此階段同時大量創作詩歌，打磨優秀作品選。第二，漫遊。攜帶優秀作品選，到各大都市或名山大川遊歷，尋找行卷的對象。第三，拜謁。這是漫遊的最終目的，也就是行卷了。第四，科舉考試。前三階段如果功夫做足，科舉考試通過也就順理成章。總之，由於唐代考前的“納卷”“行卷”成為登科的關鍵因素，因此在當時優秀的詩歌成了“納卷”“行卷”的必備利器。
宋代科舉改制與文學轉型
李賀像（清《晚笑堂畫傳》）
宋朝沿襲唐制，以科舉取士，獨重進士科。然而，與唐朝相比，宋朝的科舉制度發生了極大的改變，相對來說，比較完善的科舉制度是由宋朝建立的。宋代科舉改制對文學創作產生巨大影響的有兩個方面：其一，建立起彌封、謄錄、編排、鎖院等制度，確保以考試卷面成績為錄取依據，最大程度上保證了考場公平公正原則之落實。其二，考試內容由重詩賦轉向重策論。
宋朝的考官無法知曉考生姓名，因此納卷、行卷、公薦等制度或方式立即失去所有的效用。宋代科場考試，“一切以程文為去留”，努力摒除考場外對錄取工作的種種影響，較大地改變了考生的思維和行為模式。宋代士人由此轉向兩耳不聞窗外事之閉門苦讀，反復揣摩試題類型，模擬寫作。“苦讀才疲即伏枕”“知有人家夜讀書”“閉門讀書聲瑯瑯”“聞向秋山苦讀書”等等，此類敘說，時時可見。據說是北宋真宗皇帝創作的《勸學文》說：“書中自有千鐘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車馬多如簇”“書中有女顏如玉”，所倡導的就是閉門苦讀。
學子長年閉門不出，自然缺少生活和情感的閱歷，也缺乏創作的激情。模擬省題詩之作，隨之與性靈、性情無關。宋人再也不需要時時面對現實生活去尋覓佳篇佳句，作詩的熱情和投入時間因此銳減。從後世角度觀之，宋詩的總體質量不如唐詩，首先就是因為當時科舉制度的演變，導致宋人並未將更多的聰明才智投向詩歌創作。
此外，北宋神宗熙寧三年（公元1070年），殿試廢除詩賦，改試對策。而後，士人逐漸將更多的學習熱情轉移到策問的寫作上。凡此種種，最終形成宋人“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的特色。宋代江西詩派創作強調“無一字無來歷”“點鐵成金”“脫胎換骨”，就是轉向閉門苦讀的一種必然結果。換言之，唐宋詩風的巨大差異是由科舉制度的變革帶來的。
唐宋科舉考試制度的巨大轉變與唐宋文學創作的差異
首先是在創作源泉方面，唐朝士人多有遊宦經歷，為唐詩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而宋人閉門讀書，缺少生活與情感的閱歷和創作的激情。與此同時，宋代漫遊衰歇，相關的創作隨之消失。如，蘇軾兄弟，北宋仁宗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隨父赴京趕考，途徑成都、劍門、橫渠、扶風、長安、華清宮、關中、澠池等地，其間卻沒有一首詩歌創作流傳至今。到了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三蘇再度離鄉赴京，沿途就有大量的詩作，後來匯為《南行前集》，蘇軾序雲：“山川之秀美，風俗之樸陋，賢人君子之遺跡，與凡耳目之所接者，雜然有觸於中，而發於詠嘆。”
其次，是創作動力和創作心境上的不同。唐朝以詩取士，行卷需要攜帶自己的優秀作品選集，對功名利祿的追求為唐人持續進行詩歌創作提供了推動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唐詩苦吟的形成。宋代科舉考試中詩歌的地位有所下降，故宋朝士人尋覓佳篇佳句，作詩的熱情和投入時間都銳減。
以風景詩為例，唐人每每將求仕漫遊途中所見山山水水寫入詩篇，精心打造，既寫出千姿百態的風光景物，又融入求仕過程中喜怒哀樂之復雜情感，是唐詩中最絢麗多彩的篇章之一。而宋人在苦讀和應試階段無暇瀏覽風景，故宋人欣賞山光水色之風景詩，大都作於登第入仕之後，身份不同，境遇不同，心情也就不一樣。展現在詩歌中的人物風貌，以及表現出來的整體詩風，都會有很大的不同。如蘇軾《江上看山》：“船上看山如走馬，倏忽過去數百群……舟中舉手欲與語，孤帆南去如飛鳥。”其中的從容平和之心境顯而易見。尤其是宋代士人在出任地方郡守之後，往往就有較多的休閑時間覽景賞物，怡情悅心。如北宋文同《野徑》有雲：“山圃饒秋色，林亭近晚晴。禽蟲依月令，藥草帶人名。排石鋪衣坐，看雲緩帶行。官閑惟此樂，與世欲無營。”出任地方郡守的宋人多數都已在中年之後，他們看待世間萬物的心態，相對淡定寧靜，於是將這一份淡定寧靜轉移到風景詩中，就表現為與蘇軾兄弟相同的從容平和作風。
與唐人相比，宋人的這些詩歌少了對仕途功名的熱望渴求，少了求仕艱辛帶來的落寞淒苦。值得註意的是，宋人的部分風景詩寫於貶官期間，些許不平或愁苦的情緒會轉移到山川風物之上。但由於生活境況尚可，詩人愁緒並不濃烈，這與中唐苦吟詩人的表現有很大的差異。總而言之，由於身份與境遇的改變，宋人風景詩的情感強烈度遠不如唐人，詩歌的藝術感染力也就不如唐人。
（演講整理：周啟家、鄭逸萱、魏琳、李文傑）
《光明日報》（ 2021年12月04日10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