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凡
也許是受父親胡喬木的影響，胡木英對寫作總有一種刻意求精的挑剔，甚至抱怨自己未能更多地復制父親文采的遺傳基因。她每一提筆，總要反復推敲，殫思竭慮，故而我們能看到的、出自她筆下的有關她父母的珍貴記憶文字並不多。
正是她的這種謙虛和嚴謹，成全了我等以傳記寫作生存的人，使我還能通過和她的交談，挖掘出一些尚不為人知的、被譽為“黨內一支筆”胡喬木的故事，特別是從子女觀望父輩這個角度來了解胡喬木。
1、父親是個感情甚篤且細膩豐富的人
在胡木英的記憶裏，父親一生的主要形態，就是三種：寫、讀、思。
不停地寫作：
從胡木英有記憶始，就看著父親在延安的窯洞裏，就是常常伏在木桌的煤油燈下寫個不停，冬季披著個又厚又大的灰色棉衣，腳下燃著一盆炭火；1951年6月下旬，天氣奇熱，胡喬木受命趕一篇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30周年的文稿，由於酷暑難耐，父親坐在放滿涼水的澡盆裏，趴在一塊木板上奮筆疾書……因對黨的歷史熟稔於胸，“這篇長文他只花了不到一個星期就寫成了。”
那篇文章後來以《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命名發表在1951年6月22日的《人民日報》上。對胡喬木那篇文章楊尚昆有專門的回憶：“主席看了十分滿意，說不要作為中央領導人的講話稿了，就以‘胡喬木’署名發表。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用個人名義發表，並不是胡喬木自己要逞英雄，完全是毛主席決定的。時在建國初期，效果極好。”
◆1945年8月，胡喬木（右2）隨毛澤東赴重慶談判。
不停地閱讀：
閱讀書、閱讀報紙、閱讀雜誌、閱讀文件、閱讀稿件……“各種方面的書他都看，歷史、自然、哲學、文學，古今中外的書都看，還有政治方面的書也看。似乎只要是文字的東西，他都有無窮的興趣”。甚至走在公園裏，看到簡介說明的牌子，父親也會駐足認真閱讀，有時甚至把其間的文字、語法錯誤指出來……
不停地思考：
放下了筆，合上了書，父親常常陷於沈思之中。每當他久久地不說一句話，即便有人在他身邊，他也視而不見，那就是他在思考問題吶。胡喬木的文章寫得深邃、宏闊、縝密，就是因為他並非臨到寫作時才展開思考，而是基於長久的思考。
盡管要做毛澤東的秘書，盡管意識形態領域有許多由他主管的事務，盡管寫、讀、思是胡喬木的常態，但他始終是個感情甚篤且細膩豐富的人。黨和國家的工作無疑應置於第一位，可他並未因此忽略了對妻子兒女的一腔親情。對此，作為女兒的胡木英深有感觸。
1946年春，母親谷羽到華中根據地參加土改，胡喬木帶著孩子留在延安。而翌年谷羽返回時，胡喬木剛赴隴東地區參加土改，夫妻分離幾近一年。
那是戰爭年代，魚雁傳書很不方便，擅長運用文字的胡喬木，便以韻文傾訴對妻子的懷念，於是誕生了那首子女和朋友們都熟悉的詩，《人比月光更美麗》：“晚上立在月光裏，抱著小孩等著妻。小孩不管天多遠，伸手盡和月亮玩。忽見母親悄悄來，歡呼一聲投母懷。月光美麗誰能比，人比月光更美麗。”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在50年代提出：為了防禦，中國也要搞原子彈。我們不首先進攻別人，但不是消極防禦，而是積極防禦。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國開始原子彈、導彈和人造衛星的研制，這項工作被稱為“兩彈一星”。
“兩彈一星”整體研制的技術抓總，由中國科學院負責。中科院將管理機構分為兩個口：一個是計劃局，管不承擔國防任務的單位；一個是新技術局，管承擔國防任務的單位。胡喬木的妻子谷羽，就被任命為新技術局局長。
胡木英說：母親是那種工作起來沒日沒夜、不惜命的人，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工作狂。當時科學院就在北海邊上的老北京圖書館西邊，母親就在那裏上班，她每天早晨從國務院北門出去，就不知何時才能回家。
父親深知母親的性格，但每天晚上都要等母親回來才吃飯。除非太晚了，母親事先來電話說明當天肯定無法回家吃飯了，“否則不論多晚我們都陪著父親一起等下去。”
為了“兩彈一星”早日研制出來，母親有時星期天也要工作，為了能讓母親能有較高質量的休息，父親常根據母親的情況來安排星期天。如果母親能全天休息，全家就去頤和園或香山；如果母親只能休息半天，就到中南海附近的北海或景山；實在沒多少時間的話，他就偕婦將雛在中南海裏劃劃船。總之，讓母親換換環境，感受幾分天倫樂趣。
每當孩子們流露出什麼祈望，胡喬木也總是盡量地滿足孩子們。
有時他正伏案寫作，孩子們走進他的辦公室，只要他覺得可以松弛一下，就會牽著孩子的手，到房間外面散散步。解答孩子們這是什麼花、草、樹、鳥，那是哪位詩人古詩中的名句等一連串的問題。
◆胡喬木與家人留影。
孩子們都知道，父親不是那種長於滔滔不絕的人，他對兒女的深情，往往就嵌在只言片語之中，就嵌在凝眸一望之中。
胡喬木經常要隨毛澤東出巡，有時則受命外出搞調查，常常和妻子兒女天各一方。他一生鴻篇巨制寫了不知凡幾，可他卻難得在給子女的信中洋洋灑灑，有時甚至在接到子女的信後，亦無暇回復。
然而，懂事的孩子們並不認為不能接到父親的及時復信，就意味父親對他們的淡漠，他們人生的步履，始終在父親的關註惦念中。後來，他們也是從父親的詩詞中體味出那深深的慈愛。
那一年，胡喬木在杭州療養，在對孩子們一封家書的幾度閱看中，不由牽出屢屢思緒，竟一連填下了四首題為《家書》的詞《生查子》：
“家書豈萬金，四海皆昆仲。養育亦多情，形影常來夢。/屈指漸成人，文武須雙重。何事最關心：是否勤勞動？”
“鬥爭如海洋，早晚雲霞湧。流水片時停，毒菌紛傳種。/青春只一回，轉眼能拋送。鐵要煉成鋼，烈火投群眾。”
“牡丹富貴王，彈指雕塵土。豈是少扶持？不耐風和雨。/不耐風和雨，縱美何堪數？稻麥不爭芳，粒粒酬辛苦。”
“縱觀天地間，陵谷多奇趣。東海有長鯨，敢與波濤伍。/順水好行船，終向下遊去。若要覓英雄，先到艱難處。”
從這些詩句中，既可以看出胡喬木對兒女的深情，“養育亦多情，形影常來夢”，也可以看出那一代中共領導人，對晚輩最期望的是什麼，最擔憂的是什麼：“鐵要煉成鋼，烈火投群眾”；“不耐風和雨”，“終向下遊去”。
◆毛澤東與胡喬木在香山。
胡喬木最初寫詩，都屬白話新體。新中國成立後，在毛澤東一再勉勵支持下，才學寫古體詩詞。所以《生查子·家書》寫成後，胡喬木還曾送給毛澤東為之斧正。
毛澤東對胡喬木送來的詩，一向看得很仔細，並幫助推敲修改。他看了胡喬木的《生查子·家書》，建議他將第二首中“毒菌紛傳種”，改為“毒菌爭傳種”；“鐵要煉成鋼，烈火投群眾”改為“百煉化為鋼，只有投群眾”。將第三首中“不耐風和雨，縱美何堪數”，改為“如此嫩和嬌，何足名花數”。將第四首中“敢與波濤伍”，改為“常與波濤伍”。胡喬木隨即接納了毛澤東的意見。
然而出人預料的是，胡喬木將自己古體詩詞送毛澤東指教一事，在“文革”初期竟被江青列為罪狀。在1966年7月中央文革小組的一次會議上，江青指斥胡喬木說：“你的詩詞主席費的心血太多，簡直是主席的再創作。以後不許再送詩詞給主席，幹擾他的工作。”
2、困難時期，父母經常在飯桌旁討論的話題
還在胡木英讀高中、大學之交的時候，正趕上共和國歷史上的所謂“三年困難”時期，為了同全國人民一道共渡難關，毛澤東提出自己不吃肉，整個中南海也開始勒緊了褲帶。
那時，胡木英是早晚在家吃飯，中午在學校吃飯。學校的飯往往既少油水，又不能管飽，她就靠家裏的晚飯找補回來一點。
在中南海幾經搬遷，最終定居在頤園院子裏後，胡喬木從自己故鄉，接了沾親帶故、被孩子們稱為伍伯伯的老伴來料理家務。伍伯伯是個細木匠，他的老伴會燒家鄉的湯、菜、飯。
胡木英印象中父親眷戀家鄉的口味，加之他的胃有疾患穿過孔，1960年動手術切除了四分之三，所以特別愛吃那種燒得比較軟的菜飯。菜飯的做法是先將油菜過油煸一下，然後和米一起燜熟，吃的時候拌上一點豬油。
在那段艱苦的日子裏，胡木英在和父母共同進餐的飯桌旁，常常能聽到父母談論如何度過困難的話題。因為母親在中國科學院工作，父親常向母親詢問能否運用一些科學的原理、一些可操作的方法，為渡過難關解決一些實際問題。
彼時曾經熱鬧過一陣子“小球藻”、“人造蛋白”和“植物蛋白”等等，胡木英都在飯桌旁，聽母親給父親講解過。
所謂“小球藻”，是夏天長在水塘裏的綠色物質，在顯微鏡下，可以看出其浮生顆粒鏈狀形態，是水中動物的食物。它可以在池塘、水缸裏培養。養殖一段時間後，將其撈出濾凈，可以摻和在飼料中，餵養家畜；也可以添加在供人食用的食品中，具有一定的營養價值。
◆1953年夏，胡喬木、谷羽和女兒勝利（胡木英）、長子幸福（胡石英）、次子和平（胡海泳）在中南海瀛臺。
“植物蛋白”的制造，是用淘米洗菜的“泔水”發酵，待其長出一層白膜而未變黃、變紅之際及時撈出，和面烹制，做成肉狀，燴在菜裏，權當肉的代替品。
1960年7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大量生產小球藻》，文章中說小球藻“蛋白質含量比大米高5倍，比小麥高3倍多”。“有些地方用小球藻試制糕點、面包、糖果、菜肴、藻粥、藻醬等食品，質高味美，清香可口”。 稱小球藻培育的成功，“是我國人民在大躍進中的一項偉大的創舉”，利用小球藻“不是小事”。
《人民日報》自創刊之日始，就一直在胡喬木的指導下工作，許多社論，皆由他親自執筆擬成。《大量生產小球藻》一文，或許就與胡喬木夫婦在飯桌邊的交談相關呢？
胡木英還記得，父母在飯桌旁討論過采用何種辦法，使同樣的生米做出更多的熟飯來。不久，人們還真琢磨出一種叫“雙蒸飯”的作法來：先將米燜熟，再放進蒸屜裏再蒸一遍，使米粒更加膨脹，能使燜出的一碗飯，脹到一碗半。這種飯，吃起來已毫無口味，但能在胃裏多占空間，讓人有飽的感覺。困難時期，“雙蒸飯”成了中南海裏的食堂的盛饌。
3、第一次看到父親如此氣忿，如此嚴厲地批評人
就在最困難的時期，胡木英高中畢業，該考大學了。人生到這一關口，才面臨學習科目的選擇，而不像如今，從高中就開始分文、理科了。學習科目的選擇直接關系著未來人生的走向，究竟如何選擇呢？
也許是胡喬木歷來尊重孩子自己的選擇，他沒有給女兒施加任何影響。母親雖也沒有替女兒拿主意，但她從新中國成立始，就一直在科學院擔任領導工作，對科學技術在一個國家至強至盛中所占的比重，她體會極深，學理工科是她對女兒的期待。胡木英對母親的傾向很清楚。
然而，胡木英選擇理工科學校，並非全在於母親的影響，而是那個時期大多數年輕人的選擇。
新中國成立後，建設取代了戰爭，努力學習，做工程師、做科學家，是教育的主要導向。在胡木英那一屆畢業生中，除了上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不是上她選擇的中國科技大學的，就是上北京農業大學的。她回憶說：“當時如果考不上中國科技大學的話，我也是準備讀北京農業大學的。”
當胡木英得知自己被中國科技大學錄取後，其興奮和激動是不難想象的。中國科技大學當時雖剛創建不過兩年，但這個由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兼任校長的大學，聚集了眾多中國一流的著名科學家，能在此學府深造，是邁向置身中國科技前沿的第一步。
在上大學的時候，胡木英才正式啟用胡木英這個名字。此前，她一直叫胡勝利，因為這“勝利”二字，好多人以為她生於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那一年。實際上她出生在1941年，德國入侵蘇聯那一年，胡喬木希望並堅信為正義而戰的蘇聯必將取得勝利，故而以此作女兒名。
更名木英，已經沒有了太多的政治含義。木是父親名字中筆畫最少的一個字，英則是母親原名李桂英中筆畫最少的一個字，從父母名中各取一字，更融合了一家親情。
然而，僅僅在中國科技大學讀了一個學期，莫名其妙的病患就使胡木英中斷了學業。
因在困難時期，大學裏的夥食既無油水又吃不飽，胡木英全靠星期天回家揩父母的油，以彌補平日不足。可帶著這點油水一返校，人就會突然覺得天旋地轉，嘔吐不止，再也吃不下東西，起不了床。
胡木英曾經患過十二指腸潰瘍，主要疼痛區域又在這附近，所以醫院就一直按十二指腸潰瘍治療，除了打針吃藥外，又敷熱水袋，又用艾炙，卻根本不見療效。直到“文革”以後，才查出她患的是膽結石。可在當時未能確診又治不好的情況下，只能讓她休息。
病痛，胡木英還可以強忍，但反復發作導致病休，耽誤了學業卻使她的思想負擔驟然沈重。她對數理化水平的自我評估也就是中等偏上，跟上學習進度本來就要付出非凡的努力，現在卻常常要因病落課，要不了多久就可能追不上了。
落在同學們後面，就可能要留級，成為落伍者，甚至成為人生的失敗者，這不正與自己從少年即形成的誌向和渴望背道而馳嗎？她越想越消沈，越想越悲哀，情緒的低落引起了惡性循環，病患也似乎更加難愈了。
◆1951年11月1日，胡喬木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閉幕會上起立發言。
時值1961年春季，胡喬木的工作也處在緊張時刻，為《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的擬制，他帶領一個調查組深入湖南農村調研。但他考慮到女兒在京純粹地休養，不一定有益於病情的好轉；換一個環境，換一種生活，或許更容易讓女兒從消沈中解脫出來；同時到農村看看，也是難得的了解社會的機會。由此，他建議女兒隨自己在湖南走走。
在湖南農村，胡木英看到自己父親由於緊張勞累而患病纏身，卻依然忘我工作的情景；對中國廣大的鄉村，有了更深入的體驗；還在與農民接觸和共同生活中，學到了不少農業知識。
追隨父親的近兩個月鄉村生活中，她目睹了兩樁終生難忘的事。
一次在湘潭縣，胡木英搞完調查，從農戶家走出，看到一位從寧鄉縣討飯到湘潭的姑娘。她17歲了，可皮包骨頭、身材矮小，看上去就像10歲左右。經詢問，才知她父母都死於饑餓，她孤零一人。沒飯吃的她，靠撿拾野菜糊口，可隊幹部竟不允許，還打她並踢壞了菜籃，她於無奈中逃出來討飯謀生。
胡木英剛調查的那家農戶，出於憐憫，拿出一碗飯菜給姑娘。姑娘狼吞虎咽地吃完，又匆匆走了。胡木英和一起搞調查的人，也沒細問姑娘將去哪裏，今後怎麼辦。
回到招待所吃飯的時候，胡木英和父親談起這件事，不料父親和調查組的同誌都責怪她們沒處理好這件事，沒幫姑娘找個安身的地方。“只了解了問題，沒有解決問題。”此事引起她內心的很大震動，她於此體味了像父親這一輩革命者與人民大眾的魚水深情，也進而了解到正是這種和人民同呼吸、共甘苦的意念，促使他們無怨無悔地忘我工作。
在這之後不久，胡喬木聽到調查組關於湘鄉縣也有餓死人，而且比原以為情況比較嚴重的寧鄉縣更甚，幹部卻不敢反映的情況匯報。他立即改變自己原工作計劃，親自到湘鄉去做調查。
4月14日，胡木英也跟著父親去了，她看到了她一輩子也無法從記憶中抹掉的場景：一個個骨瘦如柴、面呈菜色的大人、孩子，木呆呆地站在那裏，這就是被死神的陰影籠罩著的垂危的生命。
縣裏的領導向胡喬木匯報時，還敷衍說不知有死人的情況，只是發現胡喬木的臉色越來越難看，才檢討自己工作不周。胡喬木發火了，胡木英第一次看到父親如此氣忿，如此嚴厲地批評人。最後，他要求縣領導盡快設法，遏止再發生餓死人的事情。
那天回到韶山招待所，已經是深夜11點了，可當胡喬木得知毛澤東也到湖南視察的消息，立即伏案給毛澤東寫了一封長信：“……湘鄉原被認為是一類縣，從我們所看到聽到的問題說來，其嚴重不亞於湘潭，而在去年年底大量死人這一點上還有過之……”
毛澤東看了胡喬木的信，於翌日即4月15日就將信批轉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讓他閱後將信及四件附文“印發給我們的三級幹部會議各同誌，予以討論。”毛澤東還在當天下午聽了湖南省檔案局局長毛華初關於農村真實情況的匯報，肯定了韶山公社可先行試點解散食堂。至4月21日，韶山公社的食堂幾乎全部解散。
4、胡喬木給女兒講了一則寓言故事
在4月後來的日子裏，胡木英眼見父親的身體每況愈下，讓父親精神松弛身體康復，反而成了胡木英的心事。在關註中國農村經濟現狀，在關心父親和他人生存狀態過程中，胡木英因自己個人疾病和前途而引起悲觀的情緒，漸漸淡化了。提高了境界，拓闊了視野，胸襟便為之放達，個人的進退得失遂立顯微渺。
病情加重的胡喬木，不得不停止了調研工作，以安心調養。這也才使他有了余暇，和女兒談論人生和未來學業等一些必須面對的問題。
一天上午，他走進女兒的房間，見女兒正一邊聽著收音機裏的音樂，一邊讀小說，就從小說拉開話題。
他們從現代小說談到古典小說，談到《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紅樓夢》，胡喬木說沒讀過這四部經典的，不能算是合格的中國人。胡木英說自己只讀過《水滸傳》和《西遊記》，是四部的一半，目前只能算半個中國人。胡喬木告訴胡木英，毛澤東把《紅樓夢》讀了幾十遍，對書中的每一個人物或細節，都非常熟悉，常信手拈來其中的故事加強說服力。
繼而，胡喬木又以收音機裏播放的樂曲為題，談論起音樂。他說欣賞樂曲，也和讀書一樣，要多聽。一首樂曲，只有反復聽過多遍，才能理解蘊涵在音符和樂章中的深深含義。他又以美術欣賞佐證，一幅畫，看一遍兩遍，只能留下一個輪廓的印象，看的次數越多，越能發現更多以前沒有感覺到的東西。書、畫可以隨時看，音樂聽完就沒有了，所以要懂音樂，難度就更大一些。
這樣的長談，是以往不曾有過的，胡木英第一次感覺父親如是思緒縱橫跳蕩、海闊天空地娓娓長談，感覺父親內心那騖極八荒，對人文藝術各個畛域皆有心得的博學多識。
◆1955年，胡喬木在全國文字改革會議閉幕式上作總結發言。
下午父女再見面時，胡喬木直接談起女兒必須面對的學業問題。胡木英一直背著個思想包袱：即認為如果自己以無名病患放棄在中國科技大學完成理工科學業，就是逃避困難的懦弱表現；因此她一再壓抑根據現實，轉而選擇自己愛好、學起來自然會輕松些的文科的念頭，更不敢自己首先把這一念頭講出來。
女兒的心思還是逃不過父親的觀察，所以胡喬木一開口就點出了不論學理工科或是學文科，都是祖國需要的，都一樣為人民服務的命題。他要女兒放下思想包袱，堅持在中國科技大學完成學業也好，轉學文科也好，都沒有擔憂的必要，父母都不會幹預她的選擇。
父親的話使胡木英頓時解除了負重，她向父親吐露了想轉學文科的打算。胡喬木說：“文科包括許多專業呢，你考慮學什麼呢？”“我想學歷史。”胡木英回答。
“噢，咱們家有不少歷史書籍，你以往好像並不愛看呵，怎麼會想起學歷史呢？學中國歷史就得學文言文，沒有文言文的根底，中國歷史是學不好的。”胡木英說：“我是想學外國史。”
“學外國史就得學外文，你現在只學了一門俄語是不夠的，最好再學一門外語。”
停頓有頃，胡喬木又說，“我這樣講，不是給你出難題，制造壓力，讓你收回轉學的念頭，而是和你一起分析問題，幫你考慮得更寬泛一些、深遠一些。你做任何新的選擇，我都沒有意見。但你一旦下了決心，做了抉擇，就不要再動搖。”
接著，胡喬木給女兒講了一則寓言故事：有一頭毛驢，在它身邊不遠的左右方各有一堆青草，兩堆草的好壞、多少、距離都一樣，毛驢在中間遊移不定，究竟吃哪堆呢。想吃這堆，又舍不得那堆，結果它哪堆也沒吃著，餓死了。女兒明白父親的意思：見異思遷，遊移顧盼，不可能有好結果。
胡喬木建議女兒去找一些學文科的朋友、同學聊聊，更多地熟悉了解文科，堅定自己的信心，鞏固自己的興趣，這樣才不至半途而廢。經過父親的點撥開導，胡木英在深思熟慮後，最終決定轉讀外交學院。
5、毛澤東函示胡喬木：從事遊山玩水，專看閑書
從湖南回京後，胡木英由於卸掉了思想包袱，加上一段時間的調理，逐漸恢復了健康，重新回到了課堂。可她的父親卻因為過度的操勞，病癥更加重了。
胡喬木患的是嚴重的神經衰弱。胡木英回憶說：“父親的患病和他的特殊工作狀態有關。他是毛主席的秘書，毛主席有許多耳提面命的事要他去辦，有些需商議探討的事約他去談。”
“毛主席是習慣夜間工作的人，有些事想起來了，就一個電話把父親召去。很多時候，父親已經睡下了，特別是後來，父親神經衰弱，睡眠要靠安眠藥，剛吃下安眠藥，主席電話來了，又得把父親弄醒。到主席那裏常常是一談兩三個小時，談完了回來，卻再也無法入睡了。”
然而，除了擔任毛澤東的秘書外，胡喬木還是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身兼數職，特別是負責宣傳口的工作，《人民日報》發表的重要社論和報道他都過目，都是不敢掉以輕心、稍有疏忽怠懈的事務。
如此一來，晚上休息不好，白晝工作又很繁多和費神，生活處於一種毫無規律的紊亂狀態。為了硬撐下來，胡喬木一度睡眠靠安眠藥物，白晝工作又靠提神的藥物，加之胡喬木身體狀況本來就不好，時間一久，終於頂不住了，甚至嚴重到了無法執筆為文的地步。
曾在1949年6月24日，毛澤東給胡喬木寫過一封信，要胡喬木在六七天內，起草一篇紀念“七一”的論文，一份紀念“七七（事變）”的口號，一篇“七七”紀念論文（帶總結性），一個各黨派紀念“七七（事變）”的聯合聲明，胡喬木按時交了卷。
曾在1951年6月中旬，劉少奇讓胡喬木起草一篇慶祝“七一”的報告，胡喬木在一個星期左右的時間裏，就完成了四五萬言後來發表時名為《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的長文。
可在1961年的5月以後，一篇題為《增產更多更好的輕工業品》的，陳述輕工業產品生產的意義，以及如何采取切實可行的辦法擴大輕工業產品的品種和產量的短篇社論，他竟拖了很久，遲遲不能脫稿。直到8月初，這篇文章才由他人執筆完成。他的思維大受影響，昔日那敏捷的文脈好像突然栓塞了。
◆1958年，胡喬木（右一）隨毛澤東參觀中國科學院科技成果展覽會。左一為竺可楨，左二為郭沫若。
當然，這其間除了身體的原因外，還有一個政治背景的原因。廬山會議後期，劉少奇找胡喬木談話，說是還要寫一個反“左”的文件。鑒於當時的急遽轉向批右風口，他沒敢向毛澤東談劉少奇的意見。武昌會議上，中央準備公布國內糧食生產的數字。陳雲認為這個數字水分較大，主張不公布，要胡喬木轉告毛澤東，他也沒敢對毛澤東說。
三年困難時期，“左”傾貽患畢顯，毛澤東責怪胡喬木：“為什麼不跟我說？副主席的話你有什麼權利不報告！”楊尚昆在回憶此事時說：“平心而論，那時就是報告了，恐怕也不會有什麼好的效果。喬木受批評後，有點想不通。”而劉少奇對胡喬木未能傳遞他的意見，對胡喬木也有看法，陳雲會不會也心生類似的看法呢？
在此之後，在形勢判斷、方針政策取向等方面，毛澤東、劉少奇兩個主席漸漸濃厚了不諧的色彩。胡喬木夾在中間，許多事情令他難以處置，有些話傳不合適，不傳又遭誤解；受命為文，則兩個主席，一人一個思路，令人下筆躑躅。病情日重於此時，未必屬壞事，他遂向毛澤東告假，從這尷尬境地中退出。
毛澤東在閱過胡喬木請病假函後，很快復信：“你須長期休養，不講時日，以愈為度。曹操詩雲：盈縮之期，不獨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你似以遷地療養為宜，隨氣候轉移，從事遊山玩水，專看閑書，不看正書，也不管時事”，“作一、二、三年休養打算”。“如你轉地療養，谷宜隨去。”
顯然，毛澤東對他是很照顧的，從此到“文革”，他一直處於賦閑休養狀態。這一賦閑休養，使他免去了許多在他那個地位本來脫不了幹系的“罪責”，否則，他可能也難挺過“文革”這一關。盡管“文革”初始，胡喬木並沒有什麼近期“罪責”，但江青等還是向胡喬木發了難。
6、毛澤東未能實現的探看救了胡喬木
1966年6月，胡喬木從療養地杭州回到北京，曾與毛澤東匆匆忙忙地見了最後一面。毛澤東曾告誡胡喬木到北京後“多看、少說”。顯然，毛澤東對追隨了他多年的胡喬木還是有心回護的，他了解作為“一介書生”的胡喬木，倘若他不慎說出什麼不合時宜的話，就很可能惹火上身。
和毛澤東見面後沒多久，胡家就接到了搬出中南海的通知。當時是康生找胡喬木談的話，他此刻的身份是中央文革小組顧問。談話後，谷羽便在有關人員帶領下去看房子。胡家對房子並沒有什麼要求，但由於胡喬木的藏書太多，需要院中有一個比較大的房間放書。為此，延宕了一些時日，胡家才定下南長街123號的房子，那裏有大房間，可以放下較多的書。搬遷前，還專門對做書房的房間地板做了加固。
“黨內一支筆”的藏書最後還是未能全部搬到新居裏，於是胡喬木把自家很大一部分圖書，留給了中南海西樓的圖書館。
搬出中南海後的胡喬木，處境每況愈下。隨著“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胡喬木、谷羽夫婦都受到了衝擊。1967年1月，北京郵電學院的紅衛兵們甚至把胡喬木拉出家門，押上一輛敞篷大卡車遊街批鬥。
好在胡喬木受衝擊的時間不太長就突然出現了轉機。就在那年的“五一”前夕，毛澤東突然提出要去看望胡喬木，時間定在“五一”看煙火的時候。為此，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專門到胡喬木家，看了行車路線及周圍環境。
◆1957年11月，訪問蘇聯時在《莫斯科宣言》簽字儀式上。左起：楊尚昆、胡喬木、郭沫若、鄧小平、毛澤東。
在預定毛澤東要來的那天晚上，胡喬木全家很興奮地等待著，但等了許久也沒有等到毛澤東的蒞臨。原來那天陪同毛澤東去胡喬木家的，不是事先到過胡家的汪東興，而是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央警衛團團長張耀祠。
張耀祠引導毛澤東到胡家時，因不了解情況，錯敲了院子常年不開的東門（胡宅有兩扇大門，一扇朝東，一扇朝西。胡家搬進此院後，朝東的大門一直緊閉，從未啟用；而胡家平時進出走的都是朝西的大門）。他敲了一陣子門，卻不見有人應答，卻把四周的人給驚動了。人們認出了毛澤東，便跑過來圍觀。張耀祠見圍觀的人迅速增多，如果發生擁堵就很難辦了，在告知毛澤東門未敲開後，只好吩咐開車離開。
雖然毛澤東此行沒能進得胡家門與胡喬木直接見面，但周恩來卻在聞知此事後，借機“讓中辦下了個文，說以後不準揪鬥胡喬木了，有問題在家裏提問。要沒有這一下子，父親可能就不行了，他本來身體就不好”，胡木英後來回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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