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年凱 黃書悅
【編者按】從上世紀80年代至今，信息技術的發展不斷加速，今日升級的產品或許轉眼便是“電子垃圾”，昨天的網頁可能即刻變成無法訪問的“記憶黑洞”。信息交流的工具日益發達，但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個時代的歷史與文化卻更不易留存。有鑒於此，幾位青年學者與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聯合發起“記錄信息史”項目，開展與信息歷史相關的口述史訪談、資源收藏、網絡策展、紀錄片拍攝等工作。這個項目的意圖在於，喚起和傳播“記錄信息時代歷史”的理念，為後人留存易逝的史料，捕獲我們這個時代獨有的截面。
四通MS-2406中文打字機，清華大學科學博物館藏，王康先生捐贈
被電子產品裹挾著成長起來的新生代可能很難想象，中文在20世紀80年代還面臨著如何輸入電子設備的難題。當時，為了解決漢字輸入的問題，人們在各個層面提出多種解決方案，最終使中文融入現代電子設備，有驚無險地渡過了一場現代性危機。
對張自強先生的口述訪談是“記錄信息史”項目的啟始工作之一。張自強先生1984年畢業於天津大學計算機系，他隨後全程參與了四通MS-2406中文打字機的研發，負責主機板的研發設計，獲得四通集團開發一等獎。在香港四通上市後，張先生回京創辦過無線通訊軟件和互聯網公司，後回港擔任香港四通控股公司投資管理總監，現任中國節能環保集團所屬中節能綠碳環保有限公司董事長。四通MS系列打字機是20世紀80中後期至90年代中國最流行的中文打字機，有力推動了中文輸入輸出技術的發展，它可稱為中文輸入的連接之“石”——有著獨一無二的歷史意義。
本文由澎湃新聞首發，訪談者劉年凱系清華大學科學史系博士後，清華大學科學博物館收藏部門負責人。訪談時間為2021年8月12日，地點在清華大學蒙民偉人文樓。中山大學信息管理學院圖書館學2019級本科生黃書悅參與了本文的整理和校對。
1991年，張自強先生參加美國拉斯維加斯COMDAX,FALL91電腦大展
劉年凱：請您先講一講您的成長和學習經歷？
張自強：我1965年出生在蘭州化學工業公司的職工醫院，蘭化是第一個5年計劃156個蘇聯援建的項目中的一個重點項目，1958年建成的時候是亞洲最大的化工聯合企業，現在是中石油的一個大型煉化企業。1965年5月14號，我出生那天正好是中國第二顆原子彈爆炸的日子。這顆原子彈是空投的，意味著中國具備了核攻擊的能力。那天我母親看到報紙上的毛主席語錄“自力更生，奮發圖強”，就給我起名叫張自強了。
因為我在幼兒園調皮搗蛋，老鬧事兒，於是我父親在1971年春天就把我弄到小學，讓老師管教，所以我不到6歲就上學了，那時班裏同學們都7到8歲。那個年代是小學5年，初中2年，高中2年，開始是春季招生，1978年換成了秋季招生，我轉入我母親當老師的蘭化二中高中尖子班，1980年高中畢業的時候才剛滿15歲。1980年，我以預考全省第一、高考省內排名前三十的成績，被天津大學電子系錄取。我其實當時可以選擇北大心理系和清華機械系，但是因為我父母大學時都是學理工科的，他們對專業前景有比我更成熟的判斷，畢竟那時候我才15歲。我父親堅持要我學電子計算機專業。入學那年，《計算機世界報》創刊，我父親就給我訂閱了。我很感謝我的父親為我做了這樣的決定，如果不是他，我不會見證中國電子信息事業的重要發展階段，並參與其中成為一分子。
1983年天津大學把計算機專業從電子系分出來，成立了計算機系，我們熱情很高，同學們成立了一個計算機愛好者協會，辦了天津大學計算機愛好者協會刊物，我是創會編輯，那份刊物都是我們自己組稿，自己刻蠟版，自己油印裝訂以後免費分發給學校和社會各界。我們還專門跑到北京請老校長茅以升老先生為刊物題字。那時候計算機是神秘之器，公眾對它知之甚少，又覺得無比新奇，我們這些大學生在天津到處講課，普及計算機知識，包括學校、工礦企業等。那時計算機專業人才很少，我們在校本科生甚至就被邀請與南開大學化學系、天津王朝葡萄酒廠、天津建築設計院等搞產學研結合計算機應用項目。1984年大學畢業以後，我被分配到了冶金部自動化研究所，現在這個研究所歸到了央企中國鋼鐵研究院集團。
1980年，15歲的張自強進入天津大學，在主樓前留影紀念
劉年凱：那您了解四通公司最開始的業務嗎？
張自強：四通公司是1984年5月份成立的。八十年代初，計算機漢字處理還非常初級。1983年底我在北京酒仙橋738廠實習，對外稱北京有線電廠，實際是生產計算機的工廠，這個廠也是五十年代蘇聯人援建的。實習期間我在北京展覽館參觀過一個日本商業機器展，對可以打印日文漢字的24點陣打印機OKI-1570非常好奇，此前我們在大學用過的電腦都只能處理英文，沒接觸過可以處理漢字的電腦和輸出打印到紙上的漢字——我們在大學辦的刊物《天津大學計算機愛好者》都是手刻蠟版油印出來的。
什麼是24針點陣式打印機呢？最早的電子打印機是電腦驅動的ASCII（American Standard Code for Information Interchange：美國信息交換標準代碼）字符打印機，它只能打印出固定大小（約24平方毫米）的西文字母和數字，不能打圖形和漢字。後來出現了在一個24平方毫米大小的打印頭上濃縮2列12排撞針的打印機，電腦驅動這24根撞針到色帶上，就可以打印出任意圖形，當然用24個點上下左右連續排列也可以組合出所有的漢字了，同時字體字號也可以變換，所以叫做24點陣打印機。自從有了點陣打印機以後，漢字的打印輸出就比較高效美觀了。GB2312（信息交換用漢字編碼字符集）幾千個漢字，每一個漢字都有一個圖形，事先在軟盤中存儲若幹字節表述這些圖形就稱為字庫。每個漢字如同英文字母一樣在電腦中都對應一個編碼，電腦要打印某個漢字，就發送打印該編碼的命令，根據漢字編碼在漢字庫中找到對應圖形，然後驅動打印機把那個圖形打出來就輸出了漢字。
1984年日本最早在中國賣的就是OKI-1570打印機，當年買一臺IBM-PC要接近兩萬元人民幣，再配一個大約五千元的OKI-1570打印機，再免費拷貝5寸軟盤裏的CCDOS（Chinese Characters Disk Operation System：漢字磁盤操作系統）就已經可以打印出漢字了，可是這種辦公自動化套件要兩萬多元，相當於普通中國人月收入的500倍，即使對於一個單位來說也是巨款。
同一時期，西鐵城Citizen有一款24針打印機叫M-2024，它比較便宜，大概就2000多塊錢，但這個打印機沒有圖形驅動程序無法打印漢字。新成立的四通公司很快發現了其中的商機，他們在DOS系統上編寫了針對M-2024的圖形驅動程序，又改裝了連接M2024打印機的並行接口，這樣價格便宜的M-2024就可以打漢字了。
航天部502所的王安時被譽為四通公司的經營之神，公司初創時期實際上是他經營起來的。四通當時沒多少錢，王安時是航天502所供銷處處長，經常需要買電子儀器和器件給所裏的工程師，他和日本三井物產關系很好。三井物產代理日本代理西鐵城打印機，答應可以先給四通公司發貨，銷售出去後再付錢。到1984年底，四通靠改裝後的M-2024打印機半年就已經有了近千萬的銷售額，可以說開局大獲成功。
我1984年大學畢業分配到冶金部自動化研究所，當時研究室裏有一張桌子坐的是王緝誌先生。王緝誌是中國現代語言學奠基人之一王力教授的兒子，他從小對語言文字有特別的感覺，畢業於北大力學系，他潛心研究計算機怎麼處理漢字。八十年代初他自己做了一套漢字處理系統，在Data Marks機上實現了。Data Marks是一臺Z80的CPU的臺式計算機，是澳大利亞一位華人工程師鄺振琨設計生產的。1982年，新加坡有一個計算機展覽，王緝誌爭取到經費去了一趟，在那認識了鄺振琨先生，引進了Data Marks，後來我們研究所用它來管理工資報表。我記得用的還是8寸的軟盤，大小像一本書一樣。王緝誌是王安時的朋友，1985年初他去了四通上班，但當時人事關系還在所裏。
1985年王安時和王緝誌去日本考察，看到當時日本流行ワープロ，英文叫Word Processor，中文稱文字處理機。這ワープロ前面是個小電腦，後面是一個打印機，一體化的，專門用於辦公室和家裏處理日文，因為它省略了DOS等一般人無法理解的電腦指令，可以根據日文菜單很方便地輸入、編輯、存儲和打印日文文件。他們通過三井物產就找到了日本ワープロ的一個廠家，在靜岡縣的ALPS公司，達成了三方合作。日本人開放他們的硬件和底層的BIOS（Basic Input Output System：基本輸入輸出系統），王緝誌在日本硬件的基礎上，把漢字系統移植進去。到1986年就在中國市場推出了MS-2400中文文字處理機，四通所有的打字機都是MS-24系列，M代表三井Mitsui，S表示四通Stone，24就是24點陣，00是第一個型號。雖然MS-2400的液晶屏幕只能顯示一行漢字，但是它不僅可以將漢字打印在A4白紙上，還可以打印A3幅面的蠟紙，方便油印，推出後大為轟動，是讓中國文字處理告別鉛字打印和手刻蠟紙的時代，一步跨入了電子信息處理的劃時代產品。
日本Casio Darwin G-770ZX文字處理器，清華大學科學博物館藏，祁慶國先生捐贈
王緝誌先生在1986年研發了MS-2400，到了第二年又推出可以顯示4行漢字的MS-2401，這款型號軟硬件質量都很穩定成為中國文字處理機的經典，一直暢銷了將近10年。我們應該感謝王緝誌先生為中文文字處理劃時代的貢獻，其成就足以告慰中國語言學界的泰鬥王力老先生。
劉年凱：您是什麼時候加入四通的？
張自強：我是在1987年加入的。那時，為了在中國組裝生產MS-2401，四通集團和三井物產合資成立了北京四通辦公設備有限公司SOTEC，四通集團75%股權，三井物產25%股權，其中四通股權中25%是中文處理的知識產權入股，這在當時是非常難得的價值，段永基先生出任董事總經理。四通文字處理機作為中文處理開創性的產品，在相對落後的中國能夠賣遍大江南北，集團副總裁兼OA（Office Automation：辦公自動化）部部長的段永基先生是總操盤者，OA部的業務占四通集團總業務的70%以上。
市場大賣的MS-2401售價13,500元，日本進口的硬件部分就要1萬元，SKD（Semi Knocked Down：半散裝零件裝配）運到在中國組裝，把漢字字庫放進EPROM（Electrical Programmable Read Only Memory：電動程控只讀存儲器），再把文字處理軟件放進去，再質檢老化測試，再包裝，然後再分銷，賣出去整個鏈才收入3500元，四通的銷售額不小，納稅也不少，但最後的凈利潤並不高。四通覺得日本人硬件賣得太貴，所以在1987年，準備招人自己開發，當時四通在《計算機世界》和《北京日報》發了招聘廣告，我報了名，我們研究室的一位同事告訴我說可以找找王緝誌啊，我說不用找，我自己憑實力去考，這樣，我參加了四通在北大電教館組織的考試，王緝誌出的題，他那時候是四通的總工程師。上百人參加考試我考了第二名，卷子上有軟件編程，也有硬件電路設計等，我硬件部分答得非常好，馬上就錄取了，那次一共錄了七八個，段永基在友誼賓館辦公室見了我們這幾個新人。我向原單位提出辭職申請，一開始單位不放，我堅持了幾個月， 12月25號終於辭職成功了，我的戶口遷到四季青鄉北塢村，關系就落在了SOTEC，中日合資四通辦公設備有限公司，Stone Office Technology Equipment Corporation。
我到SOTEC之後，公司成立了一個開發小組，要自己開發全套的文字處理機，軟件硬件都自己弄，擺脫日本人的技術控制，這個小組中本來有一位成員叫求伯君，我們在萬壽寺甲三號集中時他還在，沒幾天辭職去了香港金山公司，仿照四通文字處理軟件在PC上推出了大名鼎鼎的金山WPS，這是後話。繼MS-2401之後，SOTEC又跟三井搞了MS-2403，這款機型的方案論證我也去參加了，專門到三井物產北京辦事處開論證會，那是1988年初。為什麼派我一個二十出頭的年輕人去？因為我是唯一一個專業學硬件的，四通此前大都是軟件工程師，或者還有一些不是學軟件的，像王緝誌先生是力學系的，他是天才，自學的軟件。日本方面在MS-2403方案中，為了節約成本只使用軟中斷，我指出軟中斷反應太慢，用戶體驗不好，他們最終采納了我的建議增加了幾美元的中斷芯片。
1989年，張自強和同事在香港開發四通MS-2406型打字機，右一為張自強先生
四通MS-24系列文字處理機的命名規則是，新機型按奇數號命名，各機型外加一個CRT（Cathode Ray Tube：陰極射線管）顯示器的型號用偶數號命名。例如MS-2402，就是2401加上CRT顯示器，MS-2404就是2403外接CRT，這樣可以彌補LCD（Liquid Crystal Display，液晶顯示）顯示器小的不足。所以我們小組開發的新機型一開始叫MS-2405。
1988年6月6號我們小組被派到香港，因為當時在國內做硬件，很多芯片買不著，要從香港定，然後再弄過來，索性大家都搬到香港去，此前一年，集團高級副總裁王安時已經在香港成立的公司。當時去了五個人，兩個人做軟件，三個人做硬件，我是硬件的小組長。到了1989年末我們全套樣機就都做出來了。1990年初在深圳設立了深圳索泰克公司（SOTEC），任命我組建技術部，負責新機型的生產工藝和檢測流程。新機型的屏幕用的是夏普公司640×400的LCD，而且是帶有背景光的液晶，能顯示1頁A4紙，相當於是VGA的顯示模式，實現了所見即所得，因此不會再有外加CRT的版本了，於是我們跳過2405將新機型命名為MS-2406了。這個產品比MS-2401性能有大幅提升，不僅屏幕大，而且我設計的主機板與IBM-PC兼容，可以外接MODEM（Modulator調制器與Demodulator解調器的簡稱，一般稱為調制解調器）通過電話線傳輸文件，雙軟盤驅動器文件也與PC兼容，內置特別設計的雙口RAM（Random Access Memory：隨機存取存儲器），打印輸出速度高於並行接口傳輸，文字處理軟件也與PCWORD兼容。
1990年末我們推出來的MS-2406售價16,500元，當時在深圳生產是CKD（Completely Knocked Down：全散裝零件裝配）方式，元器件由香港四通采購，顯示器100多美元，打印頭、打印機架150美元，芯片貴的幾十美元便宜的幾美元，加在一起到了香港才5百美元，進到深圳才5000塊人民幣，深圳索泰克生產成本1500元，所以中間的毛利基本上可以達到一萬元。北京SKD生產的MS-2401是由三井物產采購，實際不到五百美元的東西到變成一千美元給北京SOTEC，三井物產從中賺取高額差價。而2406都是由香港四通來采購進到深圳，利潤可以留一部分在香港，香港四通是我們自己的，兩年多時間因為2406帶給香港四通豐厚的利潤，使得香港四通在1993年成為第一家紅籌上市公司，而聯想集團1994年才在香港上市。
香港四通是王安時1987年用100港幣建起來的，他一直當香港四通的總經理。1991年我們到美國去參加COMDAX展覽（COMputer DEaler's eXpo：計算機經銷商博覽會），全世界的電腦商都在拉斯維加斯亮相，規模非常大，四通那個時候在中國代表團裏是最大的，我們租了100平方米的展臺，除了展出四通獨特的中英文文字處理機外，還有澳洲四通公司的鄺振琨先生研發的Multi-VGA多屏幕顯示系統，以及RISC（Reduced Instruction Set Computing：精簡指令集計算）指令集兼容SunSPARC的工作站。因為王安時經常去美國，我那是第一次去，白天在展臺講解，晚上他就帶我們去喝酒看SHOW，是個很有趣的人。
1991年，美國拉斯維加斯COMDAX,FALL91電腦大展，中間兩人左一為張自強先生
劉年凱：您在研發2406過程中有沒有什麼難忘的事情？
張自強：有一件事很有趣，是關於商業間諜的。北京SOTEC是與三井合資的，但成立我們這個研發小組以後，三井堅決反對，因為如果搞出來就無法從中賺取中間差價了。也是由於這個因素，我們小組去了香港。
1988年7月我們在香港時，住在港島北角地鐵上美倫大廈一套家庭旅館裏，香港的房子臥室很小，我們電腦都擺在廳裏工作。有一天，家庭旅館另一個房間入住一個日籍華人，姓鐘，來自臺灣。他跟我們很熱情，說自己是個紡織品貿易商，但他每天都不出門，拿一個相機，天天跟我們聊天，拍我們在客廳裏的樣機，我們當時也沒保密意識，無所謂他拍，反正客廳裏亂七八糟一大堆，我們心想，你一個外人，也不會懂我們開發細節。後來我們才醒悟過來，這個人不簡單。我們的進度和器件選型等商業秘密，三井在向北京SOTEC施壓時都有所涉及，這引起了我們的警覺。我在NEC（日本電氣股份有限公司）香港ASIC設計中心設計專用芯片時，他們就曾暗示收到過三井物產的壓力。這就是商戰。
還有一件我十分難忘的事。1990年夏天，我們試生產第一批100臺MS-2406機，按照我們技術部編制的流水線工藝，100臺機器順利制造出來，在線測試完全正常，我們將這批機器放入攝氏55度的老化間做通電72小時不間斷老化，然後才能裝箱出廠。當天夜裏我被從宿舍叫醒，值班人員說機器在老化間有一半死機了！我如五雷轟頂，這麼大比例的死機，不是個別器件問題，肯定是硬件設計的問題啊！如果是電路設計缺陷，推倒重來，那就麻煩大了。由於常溫下機器正常，在高溫下問題才會顯現，我只能赤膊上陣，在55度的老化間裏用邏輯分析儀逐條尋找問題，每次只能堅持十幾分鐘然後就汗流浹背，需要出來透氣，十幾個小時後終於找出了問題的根源，原來是有CMOS（Complementary 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互補金屬氧化物半導體）電路中斷控制芯片有三個管腳無用，硬件沒有接5V，軟件也沒有屏蔽，結果在高溫時被電磁幹擾脈衝激發出中斷，程序飛了。雖是重大故障，解決方法很簡單，沒有增加任何成本，一條MASK指令就徹底解決問題。這既給我極大的教訓，也讓我日後解決問題時有了很大的信心。
深圳索泰克公司的技術部，中間為張自強先生
劉年凱：當時漢字的輸入輸出還是個大問題，很多人在研究，提了不少方案，所謂“萬碼奔騰”。
張自強：對，中文處理當時遇到的第一個問題是輸入法，就是中文怎麼輸入；第二個問題就是編碼；第三個問題就是輸出，輸出包括顯示和打印，其實主要就這三個問題，剛才我們已經講了輸出。輸入法又分幾類，一類是拼音輸入法，就是用26個英文字母健對應我們二十幾個拼音字母。拼音輸入法雖然簡單，但是它的重音字非常多。當時還無法輸入4聲，一個拼音，比如說“張”，即“z-h-a-n-g”，就有弓長張、立早章等，需要從屏幕顯示出的重音字中再篩選，即重音字不能像英文那樣實現盲打，這是拼音輸入法的問題。第二類就是字形輸入法，又叫筆形法，實際上是使用筆畫輸入的，最有名的就是王永民的五筆字形。我們買了他的輸入法專利，當然當時除了五筆字型以外還有很多種字形法。在此之前有四角號碼法，我們以前小學的時候用的字典裏面就有四角號碼。還有電報碼法，英文電報使用的是摩爾斯電碼，但我們中文有幾千個漢字，所以就為每1個漢字編了4個數字，叫電報號碼。電報員會記住電報號碼，比如說張是1728，他就輸1728，就可以打出這個字，但是普通人記不住。
而拼音還有一個問題，老年人用不了。當時我父母那一代沒學過拼音，所以我母親自學了五筆字形，因為五筆是拆字，拆開以後記住鍵盤就行。以及有口音的也不太能使用拼音輸入。臺灣有一個人叫朱邦富，他發明了倉頡碼，其實也是拆字。
當時還舉辦打字比賽，四通杯的打字比賽每年舉辦一次。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也舉辦漢字輸入比賽，我們四通的一個小姑娘輸入繁體字，使用的是可以處理繁體字MS-2403，我抱著機器到香港會展中心，那個小姑娘使用五筆字形，得了第一名。當場就有一個支票，價值1萬港幣，那是1989年初。MS-2403可以處理繁體中文，由香港華潤集團代理銷往海外。
輸入法很多，但是最後能留下來的就是拼音和五筆字形，但現在也不太使用五筆字形了。一方面是，年輕一代普通話都不錯，另一方面是，電腦具備了聯想功能，能夠篩選重音字。基本上拼音輸入法就很快了，不光是26個字母的這種拼音輸入法，連小鍵盤的9鍵的拼音輸入法，我們都輸入得非常快了，所以最後留下來的是拼音輸入法。
與輸入法問題相關的還有編碼問題，就是漢字輸入進去以後，在計算機中是以什麼形式存在的。英文字母是以ASCII碼存在的，它用7個比特就可以代表，第8位是校驗位，但我們的漢字幾千個，用8位一個byte就不夠了。所以我們就是用兩個byte，我們叫一個word，兩個byte是一個word。16位就基本上可以把所有的漢字都編進去了。要使兩個byte的漢字與一個byte的英文兼容，所以它是在前面一個字節來辨別，比如第一位是0，就是英文，如果第一位是1，那麼我們就讀後兩位，即讀一個word組成一個漢字。這種識別法當初還不統一，大陸用一套，臺灣因為有繁體字等原因，用4個字節，四個bit組成1個漢字，它叫big5碼。大五碼一直在臺灣和香港用，因為繁體字都用大五碼來編碼。後來，為了統一兩岸的編碼，1989年初，四通王安時先生帶我們和當時臺灣最大的電腦公司宏碁電腦的總裁施振榮先生，在香港談過怎樣統一中文的編碼的問題。另外，1990年我也曾在深圳科技園和倉頡碼的發明人的朱邦富先生談過中文如何統一的問題。後來國際上就出了通用編碼，把全世界的文字編碼統一起來，包括英文、漢字、日文假名、朝鮮文字、俄文等等。大概是1995年左右，全部統一了，就是universal code。互聯網時代，要進行交流和通訊，就必須要統一。這就是編碼問題。
劉年凱：您能講講四通和王永民的一些歷史嗎？
張自強：四通與王永民的歷史我不是太清楚，因為我是搞硬件設計的。在MS-2400的時候，四通就已經跟王永民簽了一個五筆字型專使用的協議。2400開箱以後，四通打字機的一套資料裏面就有五筆字形輸入法，就是說隨四通打字機一起免費給用戶的。王永民每次改完五筆字庫後都會把新的版本發給四通，我們就放到新的ROM裏去了，一直有合作的，後來在MS-2406也預裝了五筆字形輸入法。
1993年四通在香港上市，從左至右分別為張自強、段永基、沈國均和韓嗍嘹
劉年凱：在MS-2406之後，您做了什麼工作？
張自強：這個做完了以後我就留在香港工作，這期間我主持設計了四通第一臺便攜式文字處理機MS-1300，這臺便攜式文字處理機在1993年春德國漢堡展覽會上，深受漢堡大學教授關愚謙先生的喜愛，他激動對我說終於看到中國人自己生產的中文處理機了！關愚謙先生的傳奇經歷可以閱讀他的自傳。1993年7月四通在香港上市的時候，路演是我給來賓介紹我們的各類產品。後來我在香港主要負責新技術的引進工作，包括FPGA（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 現場可編程門陣列）設計軟件都是我引進給深圳和北京的研發部門的。1993年四通上市後，要尋找有價值的項目，王誌東此前在北大跟王選做漢字處理，他發明了第一個windows平臺的外掛中文系統叫中文之星——因為windows剛出來的時候不支持中文。王誌東成名後離開了北大，香港四通給了他500萬港幣，成立了四通利方公司。四通利方到了1996年轉型互聯網就改名叫新浪了。與王誌東共同創辦四通利方的總工叫嚴援朝，嚴援朝在漢字處理歷史上也是個名人，第一套CCDOS就是他發明的，CCDOS就完全是“軟漢字”，在PC上沒有漢卡的情況下來處理中文。後來聯想倪光南發明了聯想漢卡，在PC的槽裏插一塊，能大大加快中文的處理速度。
1993年，張自強先生在北京中關村
1994年我賣掉了四通的股票和權證，提出來要離開四通自己創業，段永基總裁說你不要自己搞了，讓我參加了新成立的一個公司——四通、郵電工業總公司、華僑城集團三家成立的合資公司，叫波思特國際電信有限公司，就在深圳華僑城，4000萬的現金投進去，做交換機。
這是1994年，我去了這個公司，通過三井介紹，跟OKI公司引進萬門交換機，OKI是日本最早的電器公司，貝爾發明電話三年後OKI就做出了日本第一套電話系統。我們到日本去考察，當時整個廠區裏很先進，已經是機器人在運貨。我們跟他們談判，他們給了一臺小樣機，是一百門的。我記得1995年，在日本三井物產的大樓裏，對面就是皇居，我和日本人談到淩晨3點，最後還是談不攏，因為價錢太貴。跟日本人談掰了，積累了一箱子技術資料也沒用了。於是我寫了兩封信，一封給中興的董事長侯為貴，一封寫給華為的董事長任正非，就告訴他們倆我手頭有這樣的一套日本的程控交換機的技術資料供他們參考，結果中興沒反應，華為派了三個人到我家來把資料拿去復印了。那時候華為的程控交換機雖然已經推出來了，但我相信日本這家百年老店的技術還是有一定的參考價值的，這也是商戰吧。
1995年，張自強先生在日本
劉年凱：當時四通打字機銷售的對象主要是？
張自強：機關單位，因為那時候個人買不起的，主要是機關單位買。所有大一點的機關單位，無論工礦企業、學校都有打字室。當時全中國有40萬個法人單位，四通賣了幾十萬臺，幾乎每個單位都有，而且許多單位怕打字機太熱了，不工作了，還專門把打字室進行裝修，很金貴，還裝空調，當時裝空調的房間很稀少。
當時，四通打字機很有名，我們也覺得很有榮譽感。1989年，我從香港回家探親，先回蘭州，那時候蘭州到北京一周就兩班飛機，我要飛北京，結果沒票了，沒辦法，就要再等三五天或者一個星期。我著急上班，一看民航大廈賣票那裏就有一臺四通的打字機，我馬上掏出我們名片給了負責人，說我是四通的工程師，他們很驚喜地說，四通的啊，有什麼事可以幫忙的？我說我要回北京但票沒了，你們能不能幫我想想辦法。經理很熱情地說，沒問題，我們的內部票給你寫一張。可以看出那時候四通的名聲大到什麼程度。
打字機賣到全國以後，用戶對四通也有非常多的要求，寫信、打電話，所以四通專門有一個OA服務中心，有些來信還會放到《四通人》上，《四通人》是我們的內部雜誌，一周出一期，那個時候四通的服務意識非常強，是民營企業的一面旗幟。
1988年底到1989年初，科技日報給全國電子工業排名，銷售額排名四通以10個億排第一名，所有國企央企的電子廠都在我們後面。聯想那時候只有8000萬的銷售額，主要是賣聯想漢卡，因為PC機要配聯想漢卡：15,000的PC機，再買一個5000的聯想漢卡，再買個5000的打印機，要兩萬五才能組成一套打字系統，而四通文字處理機一萬五左右就可以了，所以我們賣得非常好。當時中關村電子一條街的稅收70%是四通貢獻的。1990年開亞運會，前一年三環路開通，友誼賓館旁的立交橋要命名，四通花200萬拍到了命名權，所以那座橋叫四通橋。
劉年凱：原來四通橋是這麼來的。據我所知，當時市場上還有翰林、天星、天通等品牌的中文打字機，它們和四通打字機有什麼區別？
張自強：他們和四通最大的區別是它們不是點陣式打印機，而是熱敏式的，這也是日本的東西。前面提到的2024打印機是點陣式的，而日本的ワープロ，為了輕便主要是熱敏式的，基本上沒有點陣式的，點陣式的是四通要求他們做的，所以四通的文字處理機都很大，而日本的ワープロ都小，24針打印機裝不下。熱敏式其實就是傳真機，熱感應的，當然現在的傳真機都是激光式的了，早年都是熱敏式的。熱敏式最大的問題就是字保存的時間短，和現在的小票一樣。所以他們的打字機都賣不了多少臺，最後這些品牌都沒了。而四通打字機可以打任何紙，包括蠟紙。我們過去不是刻蠟板嗎？打完蠟紙之後就可以油印了。所以四通是這個產品是當年最暢銷的，因為切合了這些單位的需求。
2004年，四通二十周年紀念會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舉行
劉年凱：20世紀80-90年代是各種中文打字技術共存的一個時代，當時有機械打字機、電子打字機，還有微機，但最終機械和電子打字機都消失了，這個行業在短時間發生了很大變化，您作為研發者經歷了這個時代，對此有什麼感想？
張自強：我們可以認為，四通打字機是一個劃時代的產品，因為它使得中文的大眾文字處理告別了機械打字機的鉛字時代。它使得中文處理進入到信息化時代，使中文可以編輯、打印和傳輸了。四通打字機是1986年出來的，一直賣到1996年，暢銷了10年，在這10年當中，全中國幾乎所有的法人單位都因為四通打字機，進入到了電子時代。在這10年，四通打字機之所以沒有被電腦取代，是因為這十年電腦太貴了，而且當時電腦的中文處理軟件不太好用，不過即使不太好用也有一些人賺錢了，比如金山、聯想、巨人等。但四通打字機無疑是當時最適合的一個產品，到了1996年以後，Windows出來了，電腦變得非常容易操作了。96年以前DOS的時候，必須知道計算機的操作命令才能操作，一般人是不會的，windows出來以後動動鼠標就可以了，所以任何人都可以用電腦了。再加上windows的漢化以及電腦降價，還有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電腦開始普及。所以到了1996年，尤其是2000年以後，基本上四通打字機就不用了。但四通打字機有其歷史意義，時代成就了像四通這樣一個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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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彭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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