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班時穿行於大學校園，又到一年畢業季，學生們穿著學士服在各處擺POSE照畢業照，看著他們青春無邪的笑容、未經風霜的神情、將學士帽拋向空中的雀躍，誠覺世間美好，不外如此。
社會已進化到數字時代，疫情襲來時，學校停課階段都可以進行遠程授課、視頻會議，似乎現代方式可以替代面對面的古老教育方式，但經過一個時期評估，視頻授課效果堪憂，還無法做到可取代當面授課的程度。究其源，我們從古至今的師徒傳承的模式，不僅是文化傳承的筋骨脈絡，也是人類文明得以延續的簡單形式。所謂“大道至簡”，亦有此意。
師承關系是文脈傳承的鏈條，精神世界的師承有時候卻是隔著時間的河流，師父只是以作品說話，師徒間以“拈花一笑，不著文字”的方式完成傳遞過程。這種師徒鏈條如延綿不斷的山巒江河，組成了文化史上壯觀的景象。文化史就是在這種樸朔迷離的風景中，分類溯源，尋找或明或暗的聯結紐帶，並命名山脈江河的過程。
相對於劉慈欣小說中的三體文明，三體人個體可以遺傳知識，後代在前代的已掌握的知識基礎上繼續提升，人類就遠沒有那麼好運。每個人生下來就是從零開始，再偉大之人物也是從一加一開始。所以傳授知識顯得尤其重要。人出生無法選擇，啟蒙老師也無法選擇，但到了學習的高級階段，老師是自己可以選擇的，尋找什麼樣的老師，成就什麼樣的自我，是每個人的必經的自我成長。
在中國，雖然“為師”這個“有前途”的職業由來以久，但孔子是第一位有老師正式名分的人，被崇為“大成至聖先師”。在孔子之前，收徒講學的人就已經有很多人了，包括鄧析、壺丘子林等等。壺丘子林是列子的老師。壺丘子林是位大隱隱於市的道家人物。因為有列子這樣的好徒弟，壺丘子林的思想才得以流傳。本來有資格成為中國第一位正式教師，但是道家的人淡薄名利，不稀罕這個。
孔子之前的教育，可稱為壟斷式貴族教育，只有貴族子弟才可以有人教，不僅是多對一專屬教學，也沒有師這個身份，這些人也是以半個仆人的身份教的，而孔子創新了一對多的“私學”教育，開創了平民受教育的局面。當然同時期開“私學”的人還有多個，從嚴格意義上講，孔子不是最先，而是引領時代風潮、做得規模最大最有名的一個。南郭惠子曾諷刺說：“夫子之門何其雜也。”
絕大多數的師徒關系充滿了人間煙火氣，古文化中的師徒情誼也是異常動人的，以孔子和他的弟子們為典範，文人精英不僅熟悉孔子他老人家，也熟知顏回、子貢、曾晢、子路、冉有；蘇門和四學士之間的事也很有趣，木心和陳丹青之間大有師徒古風。而百姓階層熟知的師徒卻是唐僧和他的仨徒弟，孫悟空跟了唐僧一路，除了名字有佛家意味，職稱是“鬥戰勝佛”以外，卻不見在佛學上有什麼精進之處，他降妖伏魔的本領卻一樣也不是跟唐僧這個師父學的，這或者是師徒關系的另一種黑色表達吧。
一個老師最有成就感的，是教出一群拔翠的弟子，能夠讓自己的學說薪火相傳。在希臘文明時代，蘇格拉底弟子有柏拉圖，而柏拉圖弟子有亞裏士多德，亞裏士多德的弟子更是顯赫的亞歷山大大帝。他們的文化不是形成門派，而是炸裂開來，形成西方文化的整體基礎。與我們的傳承方式炯然有別，大概源自亞裏士多德的一句話：“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和當時風氣為“真理相對性”有關。
孔子講求有教無類，蘇格拉底講求有教必思。 孔子他老人家很親切，還愛和弟子們開個玩笑，但在他逝345年後，被大樹特樹為權威，即聖人所言至高無上，是中式權威教育的淵源，傳承已久，當然這個並非不能改變；蘇格拉底的有教必思，則未采取權威的方式，而是營造師生間、弟子間的思辨磨煉。他提出的每一個命題，都不強求弟子機械地接受，而是通過辯論來使人信服它的合理內核。在激烈思辨中，完成弟子們的認知擴展。
真理具有尖銳冒犯性，講學如不合當時統治者之意，也會禍從口出。蘇格拉底的弟子中，有一些雅典城邦的貴族子弟，參與政鬥失敗。對手奪取統治進行清算時，蘇格拉底被告上法庭，被指“敗壞青年”。嚴重的是，他的弟子亞西比得背叛城邦投靠了斯巴達，成了蘇格拉底敗壞青年的鐵證。“敗壞青年”這個罪名，大約相當於孔子說“小人之桀雄”少正卯的“心達而險、行辟而堅、言偽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和“危言亂政”。
少正卯和孔丘都開辦私學，招收學生。少正卯多次把司寇孔的學生都吸引過去聽講，孔門出現了“三盈三虛”。魯定公14年，孔丘任魯國大司寇，代理宰相，上任7日就把少正卯以“君子之誅”殺死在東觀之下。百家爭鳴演變成說不過人家就借刀殺人，孔子為言論禁制開了一個惡劣的先河。後世儒家學人經常指責對手為少正卯，其心可誅，皆由此而來。那麼，學術之爭如何演變為門戶之爭，意氣之爭的呢？希臘文明如何處理個人之見的不同呢？
真理不辨不明。蘇格拉底並不強求弟子們的觀點和自己保持一致，沒有統一思想的說法，但正反辯論必須有共同的基礎，那就是邏輯學。你得講理，如不講理，大家就沒有共同語言了。王小波說過：“知識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我認為，知識分子的長處只是會以理服人，假如不講理，他就沒有長處，只有短處，活著沒意思，不如死掉。”說理和詭辯的區分，在於是否遵循邏輯學。所以邏輯學發達，理性思維的空間才得以廣大，才能形成辯論的共同基礎，才能破除門戶之見、中西之別。
正因如此，蘇格拉底接收亞西比得為徒就沒什麼好奇怪的，因為他唯一的原則就是理性，除此之外，並無其它門檻。正因他這種嚴肅的求知態度，開明的觀念，最終孕育出一個比一個偉大的徒子徒孫。
有名師而無門戶，所以不存在有辱師門的事，世上本無門，何來門戶之見、門戶之爭。誰有理服誰，互相說不服，不怕，自成自己的小宇宙，自圓其說就成。老師說得不對，也可以當面指出。這種“有教必思”和我們的“我註六經”式權威教育從源頭上就分野了。“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不從源頭找問題，可能我們認為自己從來如此就永遠是對的。
古代廟堂的科舉制度，中第的舉子們有以認主考官為恩師的習俗，所以科舉主考官也都是當時文壇上的一時之選。這一點頗有唐僧師徒的感覺，考而未教為師，那授業解惑的鄉下啟蒙老師就不算數了？恐怕只能算“前老師”。科舉考到金字塔頂的禦試階段，由天子親自出題，仍然能“打怪晉級”，就更了不得了，中舉者即是“天子門生”，再沒在比天子門生更高的學位了。如果仕途順利，未來出將入相，已可預期。北宋嘉佑六年（1061年）蘇軾兄弟進京參加禦試，在對蘇軾、蘇轍禦試後，仁宗皇帝回到後宮，高興地對高皇後說：“朕今日為子孫得兩宰相矣！”雖然世事翻覆，兄弟倆都沒做過宰相，蘇軾宦海沈浮，一生貶來貶去，卻詩書畫三絕，成宋朝文人第一人，榮光千載；而蘇轍曾任尚書右丞、太尉等要職，已是宰輔之臣。離皇帝預期相差也不太遠。
天子門生雖然已經夠牛的了，但仍然有更牛的位階，是古代頂級文人的隱秘追求，那就是成為“帝王師”。能成為太子太傅，都是當世大儒。周公旦是有史以來第一位帝王師，（孔子以前的聖人，就是周公解夢的那位）。一直是孔子求而不得的理想，這個位置之所以誘人，不在於薪水最高，而在於有先天有利條件，能和未來的君王建立良好關系，貫徹自己的治國理念，影響未來時局走向；但這個，不能去爭搶，只能水到渠成，是許多頂級文人的恍惝之夢。但願千萬別碰上渾人如明武宗者，那就變成了噩夢一場。
門生弟子的師徒關系不構成體制上下級關系，也不是朝堂組織結構中明示的。但有站隊意味的人身依附性質的師徒關系，構成一種隱性的朝堂勢力，有點近似於現在的㗬，形成一種古代黨爭文化，為統治者所忌。李商隱陷於“牛李黨爭”漩渦中不能自清，一生宦海失意；李清照父親和公公分屬不同黨爭集團，常常讓她左右為難；“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蘇軾被歸入蜀黨頭目，差點被對手以“烏臺詩案”整死。“至於包藏禍心，怨望其上，訕瀆謾罵，而無復人臣之節者，未有如軾也。蓋陛下發錢（指青苗錢）以本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其他觸物即事，應口所言，無一不以譏謗為主。”受到如此責難和牢獄之災後，蘇軾居然還能繼續寫詩，實為能人之所不能。不過後期蘇氏詩詞拋棄現實政治層面，漸入人生化境，百尺竿頭，又進一步。
對這種師徒關系的迷戀，進入民國，又為蔣中正嫻熟運用。黃埔軍系將領均是以黃埔軍校畢業生為榮，能稱呼總裁為校長者，均是一種隱性的榮譽。“天子門生”色譜絕對正統。所有照片都是師長坐姿在前，學生佇立在後。以這種隱形的人身依附關系的溫暖，彌補組織結構中關系的冷冰和缺陷。連毛氏也對“偉大的導師”的贊頌很是受用，可見政冶師徒的威力。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雲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師道所以為人恥笑，恐怕與它偏離道統、學統本意，而異化為人身依附、門戶黨爭有很大關系，是師道的沒落，相當於末法時代的佛法。《西遊記》中所塑造的是非不明的師父、受屈蒙冤的徒弟恐怕也是對這種師道異化的反諷。
當時代巨變、思想動蕩、風雲際會之時，師生之間的思想差異甚至會從相似走向相反，“百日維新”時期，康有為，梁啟超師徒引領時代風潮，形成思想界的航標。但隨著戊戌變法的失敗，兩人的思想發生變化也開始分野。1917年張勛復辟事件，師生間觀念反目，進行了激烈的交鋒。康有為淪為“保皇黨”，沐猴而冠，對著未代皇帝行跪拜之禮。而昔日的得意門生梁啟超則成為“保衛共和”的先鋒，梁啟超指責康有為“且此次首造逆謀之人，非貪黷無厭之武夫，即大言不慚之書生，於政局甘苦，毫無所知。”康有為事後憶及，非常傷心，覺得是得意弟子背後捅刀子，痛罵“梁賊啟超”：“鴟梟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關。逢蒙彎弓專射羿，坐看日落淚潸潸。”道不同，不相為謀，師父做錯了，弟子該反對就反對，大義當前，一點不能含糊。正是踐行“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這和章太炎反對老師俞樾道理一樣，但他們師生間的情誼一點不少，頗有古人之風。
康有為去世後，梁啟超作《公祭康南海先生文》，對於康師的學問、功業給予極高評價：“惟師以天縱之資，當道喪之運，……終明誌於不忍，思托古以改制，作新民而邁進”。至於章太炎，寫下《謝本師》（辭謝、謝絕之意，不再認其為師），直言不諱地指出俞樾死守老觀念，學問也做不好。但章太炎並未立即發表，而是過了五年拖到1906年，才在日本主持《民報》時刊載，可見其於師義的仿徨之痛。俞樾去世後，章太炎作《俞先生傳》一文紀念，間或有微詞，但通篇充滿了敬意。
當然，也有老師守道的另一種情形。1953年中科院在歷史研究所基礎上再增設兩個歷史研究所。擬由陳寅恪擔任中古研究所所長。但不管是老友章士釗，還是弟子周一良的規勸，陳寅恪一概婉拒。最後汪篯自恃是陳寅恪得意門生，便自請纓到家中勸導。也許言辭輕佻，惹得陳寅恪勃然大怒，指著汪篯說：“你不是我的學生，給我滾出去！”後來汪試圖修復關系，陳寅恪答復說：“我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誌和獨立的精神……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
陳寅恪又說：“我決不反對現在正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 《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了馬.....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現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學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興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即不是，將來我要帶徒弟，也是如此。”如果對陳寅恪的話作個註解，就是“吾愛吾徒，吾更愛真理。”向前輩學人致無上敬意，一生負氣成今日 四海無人對夕陽，破除盲目的信仰和未理性審查的漫灌信念尤其必要。
《西遊記》菩提祖師將悟空逐出師門：“祖師道：‘那裏甚麼恩義？你只是不惹禍不牽帶我就罷了！’悟空見沒奈何，只得拜辭，與眾相別。祖師道：‘你這一去，定生不良。憑你怎麼惹禍行兇，卻不許說是我的徒弟。你說出半個字來，我就知之，把你這猢猻剝皮銼骨，將神魂貶在九幽之處，教你萬劫不得翻身！’悟空道：‘決不敢提起師父一字，只說是我自家會的便罷。’”初讀西遊時，對此迷惑不解，為什麼？後來才知，卻原來這是佛界向道界挑戰的一枚棋子，試一試身手，打一打劫，預先布一布“取經”的局，最後再收歸體制內。戰天鬥地的孫悟空最後也落得“好像一只狗”的結局，所以有人翻譯《西遊記》名為“一只猴子的奴化過程”，字字驚心動魄。一個不留神，就有被奴化的危險，當處數字時代，漫天大網、無處循形，想做隱士而不可得。想“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亦不可得。難道只有“躺平”主義一途可行？
聖經有雲：“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身處中道斷絕時代，我們能不能在最後對世界說這句話，保證自己一生無悔，恐怕沒有幾人能夠。沈從文最後說“我對這個世界無話可說。”但他拒絕從“思”時代進入到“信”時代，“守住了道”；做到了棄筆不從文，保持了高手名師的風範，這個世界實際上欠他良多。沈從文這句話的言外之意，是他悲觀地認為，他守的道，在他可預見的未來，看不到重燃的那一天。沈是我的靈魂之師，我同樣悲觀地認為，在我可預見的未來，也看不到重燃的那一天。但從文師的“道”有這樣許許多多隱形的隔代弟子在守，希望是虛無縹緲的，但絕不是一點都沒有。
-------楊麥倉作於2021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