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殷之光】
眼看著拜登的“民主峰會”就要登場了，卻被當頭一記棒喝。
11月22日，瑞典“國際民主和選舉援助學會”發布的報告中，將美國列入了“民主倒退國家”名單。大家都表示真是“活久見”，一向號稱“民主燈塔”的美國，怎麼還倒退了呢？
其實這個說法並不新鮮，基本是轉述了2021年3月3日，美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發布的《2021年世界自由度報告》中的觀點，都甩鍋給了特朗普。
報告認為，雖然美國仍是一個“自由”的民主國家，但是，在特朗普任期的最後一年，美國經歷了“進一步的民主衰落”。由於特朗普通過通過解雇檢察長、懲罰或解雇舉報人、以及試圖控制或操縱新冠的信息，破壞了政府的透明度。同時，特朗普政府對“自由媒體”的打擊也令人震驚。最終，在2021年國會暴亂中，特朗普煽動暴徒衝進國會大廈的行為，極大地“損害了美國在海外的信譽，凸顯了美國政治兩極分化和極端主義的威脅。”
美國民主的衰落，並不自特朗普始。圖片來源：美聯社
“自由之家”成立於二戰之後，是戰後美國實踐其全球自由帝國秩序理想的道義武器。報告中所宣傳的這個關於“自由”與“民主”“衰退”的故事，並不是從特朗普才開始的。
關於這個故事的一切，都從一個西方中心主義的命題開始。
這個命題是這樣的：民主國家之間不會發生戰爭。自20世紀末開始，此命題的推論更為人所知——即民主國家有義務在全球範圍內推動民主的實行。在亨廷頓1997年發表的一篇充滿樂觀精神的長文中，這種義務更被直接地闡述為：“……今天……西方自由民主國家的各國政府在促進全球的民主化方面都可以有更大的作為。”
上世紀末90年代，“民主的傳播會促進世界和平”這一命題，幾乎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隨著蘇聯解體，美國更積極主動地以推動民主化、打擊威權主義為名，在全球——特別是亞非拉地區——展開廣泛的軍事幹涉行動。
在其1994年的國情咨文中，年輕的比爾·克林頓總統便意氣風發地宣稱，支持民主化是國際戰爭和國家內亂的解毒劑。然而就在不到三個月前，美國剛剛在索馬裏內戰中經歷了一場不成功的戰鬥。除了損失了兩架黑鷹直升機，以及19名美軍士兵之外，美軍陣亡士兵屍體被索馬裏民眾唾罵遊街的照片，更是傳遍了全球媒體，並在美國國內引發了極大不滿。
雖然在索馬裏遭受了短暫的挫折，作為“自由”帝國的美國並未停止它對外幹涉的擴張腳步。1994年，美國聯合北約國家一同介入了波黑內戰，在此之後，一個以“國族建構”（nation-building）、推動民主化、維護全球和平為名的帝國以美國的軍事霸權為基礎，開始在全球，特別是亞非拉地區全面展開。
對自由主義者而言，這個“人道主義的帝國”（empire of humanity）無疑實現了美國殖民美洲之初時，清教徒們著名的“山巔之城”理想。與早期的殖民者不同，今天美國的帝國擁躉們更願意將他們“千年王國”的信仰，掩藏在世俗化的普世主義語言中。這種以“人道主義”為圭臬的帝國堅信，飽受困苦的弱者無法自救，他們唯一的出路便是等待外來的強者拔刀相助。這種信念充滿著基督教色彩，它就像是《聖經》中諸多耶穌拯救世人的現代西方政治學翻版。在這種人道主義的帝國幻想中，美國就像是上帝的道成肉身，揮舞著閃電與經書的力量，在人世間剿滅不信者，拯救如羊群一般的無助大眾。
在美國人的認知中，他們就是拯救世界的“耶穌”
正如使徒保羅給羅馬教會的信中寫的那樣，那種“上帝之國”（Kingdom of God）必然只關乎“公義、和平”，只關乎沐浴在“聖靈”感召之中的喜樂。掩藏在“人道主義”敘述背後的美國帝國秩序理想，似乎更樂意讓人看到它關乎“公義”的那個面向。
1898年，當看到出現在馬尼拉灣的美國戰艦後，流亡香港的菲律賓“愛國委員會”領導人埃米利奧·阿奎納多（Emilio Aguinaldo）興奮異常。他一下子仿佛忘了幾個月前，在自己領導下的菲律賓邊那巴多共和國剛剛與西班牙殖民政府簽署了媾和的《破石洞條約》。也正是在這一條約規定下，阿奎納多才流亡香港。
很快，1898年5月，在喬治·杜威（George Dewey）帶領下的美國艦隊將阿奎納多帶回到了菲律賓，扶植他重新開始聯合菲律賓武裝力量，繼續對抗西班牙殖民者。在阿奎納多眼裏，美國人“絲毫沒有經濟利益的驅使，而是為了人道，出於對所有受迫害者的悲憫之情”，將“他們護衛的羽翼，延伸到我們熱愛的國家之上”。
此時此刻，天主教徒阿奎納多就像是一個真正的信仰者那樣，將桂冠虔誠地呈送給了美國。乘著戰艦來的杜威，就像是武裝的先知，念誦著人道主義的經書，讓阿奎納多相信，“美國旗幟飛揚、美國士兵列隊聚集的地方，便是我們救贖者降臨的地方！”
一個月之後，在美國的扶持下，阿奎納多成為了新菲律賓共和國“獨立”政府的獨裁者，它的獨立宣言這樣寫道：“在強大的、人道主義的國家美利堅合眾國的保護下，我們依菲律賓人民賦予的權力聲明，菲律賓人民有權且已經獲得了自由與獨立。”
但是，這種獨立的幻境好景不長。1898年8月，固守馬尼拉的西班牙軍隊正式向美軍投降。美軍也單獨進城受降，並徹底排除了菲律賓部隊，單方面全面占領了馬尼拉。時任美國總統威廉·麥金來（William McKinley）宣布，“不會與反叛者共同占領”，菲律賓人“必須承認美國的軍事占領與權威”。作為帝國主義好羔羊的阿奎納多看到了“先知”手中名為人道的經書，而“先知”喜愛的卻是自己手中的劍。
1898年12月，美國與西班牙簽署密約，西班牙以2千萬美元的價格，將菲律賓的“主權”，讓渡給美國。隨後，麥金來宣布，美軍在馬尼拉建立的軍政府將會拓展至菲律賓全境。得知這一消息後的阿奎納多後來回憶道，“仿佛像是聽到了一聲晴天霹靂”。作為回應，29歲的阿奎納多宣布建立新政府，並宣誓成為菲律賓第一任總統。阿奎納多盛大的歐式就職晚宴上，歡樂的賓客們吃到了美味的法國大餐，這群慶祝著“革命”勝利的人們連手中拿著的菜單，都是用“文明”的法語寫成。
美菲戰爭就像一場先知對羊群的屠殺。1899年2月，美菲戰爭正式爆發。“為了人道”前來菲律賓的美國人對菲律賓實施了徹底的封鎖。散布菲律賓各地的遊擊隊缺衣少食，更沒有像樣的武器裝備。他們把教堂的大鐘融化做成子彈，用火柴頭當引信，用松香當火藥。到了戰爭後期，有些抵抗者們還在深海采珠人的幫助下，潛入海底，搜尋西班牙人撤退時散落的彈藥。
美菲戰爭中，美軍屠殺百萬菲律賓人（資料圖）
這些缺乏經驗的戰士們，在一群20多歲的年輕人領導下，與裝備精良，且飽經戰火的美國士兵們纏鬥。戰爭僅開始一個月，美軍便在僅戰損一人的情況下，占領了菲律賓共和國首都馬洛洛斯。之後的戰爭很快進入到了遊擊階段。阿奎納多堅信，只要戰爭能持續到11月，便能影響到美國大選。他熱切地希望，民主黨候選人威廉·詹寧斯·布萊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能夠擊敗時任總統麥金來。
布萊恩1896年就曾作為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參加過大選。在他的時代，布萊恩被稱為是“偉大的普通人”（The Great Commoner）。就像今天美國上任總統、共和黨人唐納德·特朗普一樣，布萊恩樂意將自己表現為一個民粹主義者。他激烈反對美國的“帝國主義”政策，認為那只為少數人帶來利益。
相比他的競爭對手麥金來而言，布萊恩更樂意直接跟他的選民們交流。在19世紀末美國新聞報紙業興旺發展的年代，布萊恩不走尋常路，首創了全國巡回演說（stump tour）這種形式。1896年大選時，布萊恩共走過27個洲，直接向超過500萬選民發表了競選演說。他的主要支持者來自南部的白人，北方的農民、產業工人與銀礦工人。在他富有煽動性的演說中，布萊恩成為了社會下層人反對銀行家、鐵路大亨等“金錢權力”（money power）的代言人。
也正像今天的特朗普一樣，布萊恩在宗教信仰上，表現得像是一個狂熱的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他積極反對進化論，反對基督教自由主義傾向。布萊恩富有宗教意味的演說，吸引了大量當時基督教內部頗有影響的反現代主義保守派信徒。在他生涯的後期，布萊恩更是全身心投入到基督教原教旨主義的宣講工作中。成為了最早在電臺中傳道的人，是今天美國基督教原教旨狂熱浪潮的先鋒。
正是這位19世紀的美國特朗普，成了阿奎納多最後的希望。在1900年7月共和黨全國大會上，布萊恩對美國在菲律賓的擴張進行了激烈的批評。他認為，共和黨推行的這種“帝國主義”必將使美國癱瘓（The Paralyzing Influence of Imperialism），是對“歐洲帝國”殖民主義的“模仿”，也是對美國立國精神的背叛。他強調，在菲律賓推行帝國主義政策會在美國本土種下“專制主義的種子”。
布萊恩所指的“帝國主義”，實際上是殖民政策的同義詞。除了貿易商、殖民官員等外，還需要有駐軍來維持殖民政府在殖民地的威權。而為了維持這樣的機制，美國需要花費大量金錢擴充常備軍。他認為，大規模常備軍不但毫無必要，而且還會給普通美國人帶來沈重的財政負擔。同時，吸收菲律賓成為美國“永久主權”的一部分，會對美國國內經濟與國際貿易造成影響。因為，一旦吞並菲律賓，來自日本與中國的“東方勞工”便可以更容易地成為美國國內經濟體的一部分，與美國本土工人階級搶飯碗。
布萊恩援引了美國給予古巴獨立地位的先例，並指出，在東方，擁有一個熱心擁護美國的獨立政府，要比美國對東方進行直接統治優越上千倍。他表示，要發揚門羅主義的準則，“從外部”對菲律賓“獨立政府”施加“保護”。美國要利用門羅主義，像保護南美與中美洲一樣，“保護菲律賓”，使其免遭“外部幹涉”。
布萊恩明確將歐洲的全球霸權與美國治下的全球秩序區分開來。在他看來，腐朽的帝國主義是前者的代表，而面向現在與未來的美國，則以“自由”的共和國為基礎。在這種全球的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秩序中，美國的中心地位既是強力的，更是道義的。
他表示，“歐洲式的保護制度會導致的結果，是被保護者常常會遭到保護人的劫掠。而美國式的保護制度，則會讓被保護國獲得我們力量的守護，且免於受到我們貪婪之心的侵害。已經實施了四分之三個世紀的門羅主義，保護了我們周圍的共和國，同時也未給我們增加任何負擔。”
他用一段充滿宗教贊美詩味道的話，作為他演講的結尾。在他眼中，帝國作為歷史的沈屙，終將會被共和國消解。在共和國裏，所有公民都是主權者。共和國是人類道德秩序的最高峰，是正義之路的歷史終點，也是世界所有爭端的最終裁判者。
多少美式霸權，假以自由民主之名
從這段話裏，我們看到了今天美國式全球自由帝國主義霸權的影子。暴力與道義，或者說暴力的實踐與道義的言說，自殖民主義時代開始，便是帝國主義者手中相互映照的武器。就像基督教與伊斯蘭教帝國想象中，一手揮舞著利劍，一手揮舞著經書的先知形象一樣，自由帝國主義不遺余力地試圖將霸權建立在暴力與道義的二重變奏關系之上，兩者缺一不可。
隨著冷戰末期蘇聯衰弱及其最終退場，纏在美國自由帝國主義者握著利劍的那只手上的禁錮仿佛徹底消失。獲得了兩只手的美國自由帝國主義者們，開始更積極地在全球範圍內實踐他們祖宗的理想。以第一次海灣戰爭為開端，自由帝國主義的暴力與道義武器，又一次以人道與民主化為名，短暫地主宰了20世紀末21世紀初全球的動蕩與不安。
自18世紀以來，給全球造成大規模人道主義浩劫的國家，無一例外，全都是自稱走在人類文明巔峰，或是實現了民主化的國家，他們無一例外，都揮舞著暴力與道義的利劍。既不樂意揮舞利劍，又不懂得經書的特朗普，讓手握著“民主”、“自由”經書的帝國主義者們深感不安。就像100多年前，不樂意揮舞利劍的民主黨人布萊恩一樣，他們在帝國主義者的自我敘述中，需要被主動遺忘。
對他們的遺忘，就像是帝國主義者們隱秘的戰爭喧叫。對我們而言，如何打破帝國主義者手中的利劍，並把帝國主義者手中的經書拉下神壇，在今天正重新成為一個最為緊迫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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