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梁宙
實習記者｜楊詩煜
編輯｜許悅
血液樣本寄出去後，陳婷焦慮不已，開始不停地祈禱——“希望是我想要的結果！”
在此之前，她羨慕別人家裏有兒子，甚至連夢見大雪紛飛也覺得有寓意。經解夢後，她認為這是預示著自己的兒子即將誕生。
這份血液樣本跨越一千多公裏，從貴州郵寄到深圳，再被中介帶過海關，最後到達香港，加上檢測費用共花了4500元。在孕婦的外周血中，存在著胎兒的遊離DNA，把孕婦血液樣本經過香港化驗機構檢測後，如果檢測出Y染色體，就可以說明胎兒是男性，沒有則是女性。經過6天時間，陳婷的血樣鑒定結果出來了——她的第三個孩子是兒子。
“大兒子，確定是你了。”她終於如願。
陳婷只是“寄血驗子”群體的一個縮影，每天有多少孕婦血液樣本被從內地送到香港檢測，無人能統計清楚。可以確定的是，由於內地部分人有對胎兒性別鑒定的需求，“寄血驗子”正成為一條灰色產業鏈。
在電影《過春天》中，16歲的女學生佩佩和她的同夥們每天帶著水貨，穿梭於深港之間，後來案發。然而現實比之電影更荒謬——今年3月底，深圳羅湖海關公布一起案件，2月23日，一名從深圳前往香港上學的跨境學童書包異常鼓，截獲之下從書包內發現共計142支孕婦血樣，而這個女孩年僅12歲。
“寄血驗子”背後，是部分人的性別偏好，以及中介、香港診所及化驗所捆綁在一起的利益。
香港診所、化驗所和中介在“寄血驗子”的灰色產業鏈中，中介、香港診所與香港化驗所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
王虹靜做“寄血驗子”的內地中介已有6年時間。“她們想要男孩的占多數，也有一些想要女孩的，不同的人不同的需求。”這幾年裏，王虹靜見慣了各種性別偏好的年輕夫婦。
相比大部分中介收取客戶4000元左右的費用，王虹靜一般只收取2800元。按照她的說法是自己直接和診所合作對接，只求薄利多銷。
在香港的醫療體制下，診所為客戶提供的服務有限，能抽血，但不能化驗；而有化驗資質的香港化驗所沒有抽血資格。診所需要將孕婦血樣送往合作的化驗所進行檢測，二者合作才能完成鑒定胎兒性別的項目。
據王虹靜介紹，一般情況下，內地孕婦到香港驗血鑒定胎兒性別都是三種方式，第一種是孕婦親自來香港診所抽血檢測，費用一次性直接交給診所；第二種是郵寄血樣，孕婦在當地抽血後，郵寄血液到深圳的代收點，再由專人帶過香港檢測；第三種可以安排孕婦來深圳的醫院抽血，再將血液送往香港檢測。
香港的一些醫療中心和診所在香港上水設有分部，這是一個離羅湖口岸和福田口岸都只有一站地鐵的地方，為來港檢測的內地孕婦提供了便利。
驗血鑒定胎兒性別的孕婦也需要滿足一定條件，如大部分中介都提到，孕婦需懷孕滿七周，也有一些中介提出孕婦需滿足半年內沒流產過男嬰，一年內沒生育過男孩等條件。
眾多中介都宣稱與香港的診所有著合作，而這些中介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醫療服務中心或診所的工作人員：一邊負責在社交平臺上發布驗血的廣告，一邊負責為已經聯絡好的客戶預約香港診所和化驗所進行采血和檢測。
對於不能親自到香港驗血的內地孕婦，血樣送檢前的工作主要由中介完成，包括寄采血設備、聯系深圳診所采血、帶血樣過關等。王虹靜說，客戶如果要郵寄檢測，可以在家附近找私人診所或熟人幫忙抽血，也可以通過網上預約護士到家的平臺聯系護士上門抽血。
界面新聞聯系預約護士上門服務的app“醫護到家”和“金牌護士”，“醫護到家”客服表示，可預約護士上門抽血，但是需要提供醫院開具的《采血申請單》，而“金牌護士”的客服則表示，未能提供《采血申請單》的也可以預約。
在抽血前，中介會提前郵寄經過抗凝劑處理的采血管給客戶，客戶將采好的血樣郵寄給中介時，因為內地快遞禁止郵寄血液制品，所以郵寄的時候往往需要用零食或者茶葉等物品掩蓋，將采血管和冰袋一起隱藏好再郵寄。
對於來到深圳抽血的客戶，不少中介能安排深圳的醫院門診抽血。王虹靜為客戶安排的抽血點是在深圳橫崗的門診，抽完血後，再由中介安排人帶過關送到香港檢測。
香港安盛診所在上水也設有分部，其負責郵寄業務的客服透露，她們安排專人從深圳到香港送血樣，一天一趟，目前已經有一套成熟的流程，過海關完全沒有問題，也從來沒有被查到過。
這些中介和代理遍布內地各大社交網絡，只要在小紅書聯絡一個有驗血服務的醫學診斷中心，一天內便會被幾個提供該服務的中介陸續關註。微博上，話題#香港驗血測男女#下，有各種此業務的推廣廣告，甚至在QQ，也能搜到很多關於香港驗血的群。
中介也在發展下一級的代理。記者在小紅書上聯絡了一個名為“香港時代醫療集團”的中介，在表明想做代理後獲得同意。中介給的方案是代理的前三單，她每單向下級代理收2700元，第四單開始每單收2100元，前三單也按2100元計，並退回前三單每單700元，下級代理向客戶收多少錢則由其自主決定。
香港時代醫療集團開展的業務包括了基因檢測服務，該集團一位經理將做代理的行為稱作“入會”。她對記者表示，要“入會”就要先填“入會申請表”，支付2000港幣的押金，如果有保險公司的代理名片則免交押金。作為時代醫療的會員，需要負責聯系客源、寄送采血設備、運送血樣過關，直至將血樣遞交至時代醫療化驗所。
赴港驗子與陳婷“寄血驗子”的方式稍有不同，30歲的何詩穎選擇親自去香港驗血鑒定胎兒性別。
2017年，何詩穎的女兒誕生，為這個家庭增添了一份甜蜜。何詩穎自認為在生育觀念上沒有性別偏好，不管男孩還是女孩，只要教育好就算成功。早前，她就和丈夫計劃好了，在經濟能力允許的情況下，至少等女兒上幼兒園之後，再考慮二胎。
然而，第一胎女兒出生不久後，“二胎生男生女”就成為何詩穎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她感受到來自夫妻雙方父母的巨大壓力。
對於二孩，夫妻雙方父母的觀念非常一致——生個男孩。周圍朋友陸續落實二胎，父母親戚一直催促，在接受了親朋的幾輪“教育”後，丈夫從最初支持何詩穎，轉為向父母們“倒戈”。
“對抗雙方父母的壓力太大了。”何詩穎的公公、婆婆意見已經很明確，“如果是女孩就不要了，下一步去泰國種一個男孩”。
何詩穎所說的“種一個男孩”是指試管嬰兒。近幾年，因為試管嬰兒受孕可以選擇胎兒性別，這種方式在何詩穎的家鄉逐漸多了起來。她所在地方是浙江的一個三線小城市，當地部分人受“傳宗接代”觀念影響，願意花二十萬元去國外做試管嬰兒。
對何詩穎而言，是該隨波逐流接受這種社會趨勢，還是堅持自己的內心想法，這是個兩難的選擇。“放開二胎之後，二胎不是一個選擇題，而是一個必選題。”她說。
偶然的機會，何詩穎通過app“小紅書”上了解到，香港可以為7周以上的胎兒驗血鑒定性別。她開始在網上了解這方面的信息，通過對比，她留意到香港的一家化驗所，該化驗室宣稱鑒定7周以上胎兒性別準確率高達99%以上。
何詩穎並不確定“準確率高達99%以上”的說法是否準確，也有部分寶媽反映驗血報告和實際結果不一樣。但架不住長輩的壓力，她還是決定試一試，在網上通過微信聯系好診所後，2018年10月，她和丈夫一同前往香港。
到了香港的診所，何詩穎才發現，驗血鑒定胎兒性別在當地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為她抽血的護士說，近幾年，像她這樣來香港診所抽血的內地孕婦很多。
這一次驗血，何詩穎需要交的費用是4000港元，如果需要當天出報告，還需要再多加600港幣。
何詩穎第一天抽血，第二天體檢結果便出來了，是男孩。對於這個結果，何詩穎百感交集，覺得松了一口氣。“我公公知道這個消息後，直接給我老公打了一筆錢。”
在外人看來，何詩穎的家庭經濟條件很好，即將是拆遷戶，有賠償金和安置房，名下還有商品房，孩子由婆婆幫忙照顧，但她一直覺得悶悶不樂。
“我不能理解的是，讀了二十多年的書，受過高等教育，最後和高中畢業就打工的同學一樣，都淪為了生孩子的機器。”在何詩穎的朋友中，也有一些親自去香港驗子或者是“寄血驗子”的。
現實中，由於內地和香港的法律體系對胎兒性別鑒定的規定不同，使得為內地孕婦鑒定胎兒性別成為一個有利可圖的事情，從而催生了“寄血驗子”這個地下市場的繁榮。
法律的“盲區”在“寄血驗子”灰色產業鏈中，中介成為遊走在法律邊緣的群體。
近年來，深圳海關查獲了多起私帶血液樣品過關的案件，甚至跨境學童也被利用成為走私工具。除了前面提到的12歲女童帶142支孕婦血樣前往香港，更早之前的2月18日，深圳羅湖海關曾查獲28支人體血液樣本，涉嫌“寄血驗子”鑒定胎兒性別。
深圳海關工作人員告訴界面新聞，從近年來查獲的攜帶血樣過關的案件來看，“寄血驗子”的孕婦血樣主要是通過“水客”攜帶過關。羅湖海關表示，將積極配合衛生、公安部門共同打擊“寄血驗子”違法違規行為。
中國內地一直禁止“非醫學需要胎兒性別鑒定的行為”，但“非醫學需要胎兒性別鑒定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一直存在爭議。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陸傑華表示，內地和香港對胎兒性別鑒定有著不同的法律，所以很多人選擇打“擦邊球”去香港驗子。對非醫學需要胎兒性別鑒定行為的處罰，中國在行政處罰上有相應規定，但在法律層面仍算是一個盲區，尤其是對於中介的行為，法律上還沒有相應的、明細的規定。
中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第三十六條規定，禁止利用超聲技術和其他技術手段為他人進行非醫學需要的胎兒性別鑒定或者選擇性別的人工終止妊娠，違規將由計劃生育行政部門或者衛生行政部門依據職權責令改正，給予警告，沒收違法所得並處以罰款。
另據《禁止非醫學需要的胎兒性別鑒定和選擇性別人工終止妊娠的規定》第23條規定，“介紹、組織孕婦實施非醫學需要的胎兒性別鑒定或者選擇性別人工終止妊娠的，由縣級以上衛生計生行政部門責令改正，給予警告；情節嚴重的，沒收違法所得，並處5000元以上3萬元以下罰款。”
江蘇省衛生法學會常務副會長胡曉翔指出，內地禁止非醫學需要胎兒性別鑒定的行為，在執法領域叫做“兩非”，第一個“非”是“非法鑒定胎兒性別”，第二個“非”是非法終止妊娠。胎兒性別鑒定行為僅涉及第一個“非”，現實中的“寄血驗子”產業鏈往往會把鑒定胎兒性別的行為一段段地拆開，以此規避打擊。即便涉案的是醫療機構、醫療人員，處理起來力度也不太大。
“即使運送血樣的人、采集血樣的公司以及孕婦被查獲，他們可能也不會承認送血樣過去香港是為了鑒定胎兒性別，而說是親子鑒定，供需各方均不說破，因此盡管查獲送血樣的人，但後續如何處理，還需要進一步細致地深入調查取證。”胡曉翔說。
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檢索可以發現，近年來被判決的“寄血驗子”案件中，被告人多被指控在未取得醫生執業資格及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的情況下，為孕婦進行非醫學需要的胎兒性別鑒定，情節嚴重，構成非法行醫罪，並被法院以非法行醫罪判刑。
《刑法》第336條規定，未取得醫生執業資格的人非法行醫，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或者單處罰金；嚴重損害就診人身體健康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造成就診人死亡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關於“非醫學需要胎兒性別鑒定的行為”是否構成非法行醫罪，去年因浙江永嘉警方破獲的一起國內最大“寄血驗子”案曾引發關註。反對者認為，《刑法》336條第一款及其司法解釋並沒有“非醫學需要胎兒性別鑒定的行為”構成非法行醫罪的規定。
在胡曉翔看來，內地對非法鑒定胎兒性別行為的處罰偏輕，但輕重不是最核心的問題，最關鍵在於應仔細地抓住每一例予以處罰，以儆效尤。中介公司的經營範圍需嚴格監管，不得超範圍經營，對人體生物標本（不僅限於血樣）出境需嚴格執行許可審批制度。
變化中的性別偏好當身邊一些人帶著性別偏好來選擇肚裏孩子的性別時，廣東的年輕媽媽周悅決定對二胎的性別采取順其自然的態度。
周悅的第一胎是女兒，懷第二胎的時候，家裏的長輩希望她生個兒子，於是推薦她“寄血驗子”。她上網查了很多關於香港化驗機構的內容，也進了幾個胎兒性別鑒定的QQ群，群裏的一些人很活躍，交流自己的驗血經驗和準確率。
最後，她放棄了“寄血驗子”的想法。“我想生下來，就算是女孩也要生下來。”周悅說。
如今，隨著年輕人的生育觀念逐漸多元化，性別偏好不再像以前那樣強烈，並且正在發生著變化。
陸傑華分析，過去部分人選擇去到香港或國外驗血的目的主要是希望生個男孩，但現在社會多元化發展，有些人鑒定胎兒性別是為了生個女兒。在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很多人若第一胎是兒子，再生兒子的負擔可能會比較重，他們有的希望“兒女雙全”。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的課題組分別在2016年中旬和2017年初組織了包括遼寧、山東、四川、湖北、浙江、廣東、北京、河南、陜西在內的9個省份、18個城市的生育意願調查。結果顯示，目前男孩偏好已大大減弱，主流的性別偏好已經成為兒女雙全偏好。
2017年第2期《人口學刊》一篇文章指出，根據2015年“促進四川省出生人口性別結構平衡研究問卷”抽樣調查數據顯示，受訪者及其配偶認為生育男孩和女孩都一樣，七成人不存在強烈生育偏好，希望生育1男1女的受訪者占比較高，當第一個孩子為男孩時，64.0％的人希望再生育1個女孩。
同年，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完成的“上海民生民意”研究顯示，在生二孩的性別偏好方面，“女孩”與“無所謂”成為主流。二孩希望是“男孩”的為13%，希望是“女孩”的為29.9%，而“性別無所謂”的比例達57.1%。
但是，過去長期的男孩偏好也導致了中國男女比例失衡的現狀。今年1月21日，國家統計局在介紹2018年國民經濟運行情況時指出，2018年末，中國男性人口為71351萬人，女性人口為68187萬人，總人口性別比為104.64（以女性為100），男女人口的數量差3164萬人。
目前，中國總人口男女性別比依然偏高，但對比以往數據可知，2006年以後開始呈現逐年遞減趨勢，如今總人口男女比例已連續13年下降。
2016年，中國全面放開二孩政策，為人們提供了更大的生育空間，也在更大程度上滿足了部分育齡人口的性別偏好。2017年，中國出生人口性別比下降至111.9，提前完成了“十三五”規劃2020年出生人口性別比下降到112以下的目標，但仍高於國際標準的上限水平。
陸傑華表示，目前沒有大量的數據表明非醫學需要的胎兒性別鑒定行為和出生人口男女性別比之間的聯系，也難以證明生育政策的放開對胎兒性別鑒定行為的影響有多大。不過已有數據表明，放開二孩政策以後，出生人口男女性別比數值在下降。
“未來，我國出生人口男女性別比還會慢慢回落，可能當生育政策進一步放開，生育限制減少了，部分育齡人口就不會通過鑒定胎兒性別來達到其性別偏好。”陸傑華說。
（文中的陳婷、何詩穎、王虹靜、周悅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