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裏斯本
就診有一種特殊的儀式感，盡管對病號來說是痛苦的。因為每一環都要等待，很花時間，所以每次去醫院我都會帶書看。這次我在診室門口看的是《音樂的傷痛》，一位瑞士醫生寫下了幾篇幫助音樂家治療身體和心靈的故事。此時此刻看這本書非常應景，名叫丹妮拉的音樂教師在書中彈著巴赫的賦格，我對面坐著的一排病友們發出著平緩但稍顯混雜的聊天聲，站在我旁邊的人用尖利快速的男中音跟父親交談，電腦控制的叫號指令以女聲從喇叭中一句句發出。
這一曲未經排練的《為男中音、無聲鋼琴、電子樂和合唱團而作》瞬間讓我覺得在醫院看書妙趣橫生。這想法很滑稽，但和我在愛樂歷程中逐漸體悟到的一個道理暗合，那就是音樂是中性的，盡管可以劃分神聖或世俗，卻沒有善惡、沒有好壞、沒有高低貴賤。無論是哪個作曲家寫的，由誰來演繹，音樂就是它本身。賦予音樂各種劇情和象征的是“消費”、“使用”音樂的人們，日積月累，聽者們想得比作曲家本人還要多。
在我們能廣泛閱讀到的關於音樂的書籍、文章中，歌頌音樂代表高雅、莊重、豐裕、美好的占壓倒優勢。客氣點的，會說音樂承載的東西復雜、多變，反映的是人性的多面、神秘。學者們運用各種文化史的材料，佐證作曲家、演奏家在過去曾經遇到過各種各樣的事情、產生稀奇古怪的情緒和想法，呈現他們像炒菜或調色一樣把這些信息融入到音樂裏的過程。總的來講，音樂的陰暗面較少得到描繪。冷熱不均。
寫《音樂的傷痛》的瑞士醫生奧德·霍瑟-莫蒂爾記錄了七個診療案例，仿佛在告訴我們：音樂可以是正的，也可以是負的，無論正負都是數值。正的音樂使人光芒萬丈，負的音樂使人頹喪抑郁，而這些都是生活。作為音樂家，每個人有不同的理由接觸樂器和音符，走過不一樣的道路來獲得教育、取得演出機會，形成各自對音樂的理解。而演奏這門技藝，來自天長日久的艱苦訓練，由淺入深的勤奮學習，以及對成功的高度有相當大決定權的因素——天賦和運氣。就像如今我們在音樂行業中看到的那樣，從大熱的頂級演奏家到我們身邊教音樂、學音樂的朋友，每一位演奏者走到今天，都是他們的天賦、智慧、勇氣和運氣組合起來決定的。
在這些因素背後，奧德醫生告訴我們，演奏者也是凡人，作為本底的身體和心理對他們是否能成功、將走過怎樣的路程更加重要。一旦身體機能出現問題，心理調節失控，前述種種因素產生作用的機理就會崩潰。正如書中多次記錄的那樣，當演奏者的手出現問題，根本不是用理性能控制住的，休息也不會緩解癥狀，逃避和掩飾更是徒勞，只有面對現實。
更為關鍵的是，奧德醫生在後記中明確指出，結合心理與身體的雙重治療是幫助演奏者解決問題的要訣。醫生本人在二十歲時因嚴重的疾病離開了音樂學院，放棄成為音樂家，開始做一名理療師，“從事與身體健康相關的藝術”，她非常清楚手部問題將為演奏者帶來什麼。
奧德醫生談到，在當今時代，65%的演奏家在職業生涯中會遭遇到肌肉骨骼方面的疾病，常見的包括肌腱炎、疲勞綜合征、壓迫性神經疾病和其他功能性障礙。鋼琴家、小提琴家、大提琴家、豎琴家、吉他演奏家等都非常依賴手指來完成演奏動作。如我們所知，不斷有音樂家因手疾退出頂級行列、逐漸離開舞臺中央、不得不轉去從教甚至歸隱山林，這在當代樂壇司空見慣。受苦的普通演奏者數量更多，每一個人走向放棄都意味著一個夢破滅，真是令人惋惜。
演奏者需要常年在緊張、刻苦的狀態中練習，奧德醫生認為，這種日積月累的負擔是造成他們功能性肌張力障礙的導火索，只是疾病早期可能不會得到重視，痛感亦不強烈，所以總是到極為嚴重時才會被察覺。那時這種手跟不上腦子的情況就會給演奏者帶來心理壓力，最終將其壓垮。這種精神創傷，用奧德醫生的話說，“對於一些人而言，比死亡更可怕。”
在臨床研究中，奧德醫生總結了兩方面造成演奏者把自己練垮的原因，一是外部壓力太大，二是內心準備不足。前者屬於“公開的秘密”，人們都認為如果不能對自己狠一點，就無法成為人上人，多大的壓力都要拼盡全力去面對。至於後者，奧德醫生認為是相對被輕視的，也就是說，很多演奏者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手變得不頂用，根本原因是在成長過程中跳過了很多問題，以至於在攀登藝術高峰、發起自我挑戰的過程中透支了意誌，心理防線潰敗，身體作為所有壓力的交匯點，最終將失去控制。
信奉榮格理論、將心理治療與身體康復相結合的奧德醫生，對每個來求醫的演奏者采取的診療方案都差不多：定期理療加上談話。作為一名資深且成果豐碩的醫生，作者並沒有花太多筆墨來介紹自己如何指導患者改善演奏姿勢，比如“手心的位置、內側肌肉的力量、外側肌肉的自如程度”等等，而是把多數篇幅用於記錄與患者聊天。談話內容的核心是“解夢”，對中國讀者來說，這種做法不免令人生疑。弗洛伊德開創精神分析理論以降，無數有誌者投身心理治療行業，助推其追逐現代人心理異化的步伐，心理咨詢師與患者的鬥法亦正亦邪地呈現於各種文本，嚴肅案例與網絡段子並存。心理治療真的管用嗎？一起解讀夢境真的有助於人理清殘缺的過往？
不管讀者信不信，奧德醫生寫下的故事讓人察覺，與舊的自己和解是一件好事，特別是對演奏者來說，這種和解有助於令自己成為更成熟的個體，消除自身執拗的、不受控的、不實際的、怯懦的一面。只有建立完備的自我，才能全力在探索藝術的道路上向完美境界靠近。書中寫到的幾個案例中，患者的心理問題，大多是孩提時期與父母親關系畸形埋下了種子。大提琴家巴爾加斯先生一生都無法面對多年離家後突然出現的父親，而正是父親把自己的大提琴送給他並教他演奏，才使他走上音樂道路。音樂學院鋼琴教師瑪麗安娜的父親一直希望她從商，毫不關心她對音樂的興趣和後來的造詣。芙洛倫斯是英年早逝的著名小提琴家之女，她難忘父親在舞臺上的光芒，想延續父親的事業，可惜繼父家庭可怕的氛圍使她深陷抑郁並從音樂學院輟學。
不同的患者終將以不同的道路脫險，他們講出不同的夢境，意識到具體的投射，在現實中跨出一步。有人放下壓力，重新尋回自己對音樂的興趣；有人不再執著於證明給別人看，專註於夯實自己的藝術；有人取下了有色眼鏡，更珍視身邊親密的人；有人拾起了已經放棄的音樂事業，並感染了家人和朋友。七個故事中，多數結局都是演奏者被治愈後重返光輝舞臺，或者獲得了更好的工作機會，並對音樂滿懷感恩。唯獨有一位最終選擇放棄，他的故事反而更讓人動容，這位男青年菲利普只差一年就能拿到鋼琴碩士學位了，最終居然放棄了演奏事業，找了一門普通的營生！因為他已經不再像以前一樣需要彈鋼琴來尋求解脫，兒時的痛苦已經被超越，沒有必要再謀求當舞臺上的大明星來讓別人仰望自己。放下鋼琴這尊重負，他在普普通通的生活中過得更快樂。
讀完菲利普這則故事，我覺得去判定“解夢”是否科學已經不重要了。哪怕不是用夢境來分析，奧德醫生對患者的引導已經足夠展示心理、人格對藝術的作用有多巨大。我不禁想到近期來中國巡演的鋼琴家愛麗絲·紗良·奧特，她在年初通過社交網絡宣布自己得了多發性硬化癥，有人在廣州的音樂會上看到她，說她看上去瘦了。我多次聽過她的音樂會，很喜歡她率真的風格，也為她面對疾病的態度而深受感動。就像音樂帶給我們的信息是明暗交錯的，疾病不僅代表痛苦，也是與自己深度對話的機會。對音樂家來說，音樂能演繹傷痛，傷痛能改變音樂，但演繹音樂與傷痛關系的核心動力——是人對藝術的渴求擊退了傷痛，還是傷痛最終壓倒人對藝術的渴求——還是音樂家的自我。
對愛樂者來說何嘗不是呢？所以我們會覺得，有時候在現場或從碟片中聽到的不是音樂，而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