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越南的國寶級作家，保寧有些特立獨行。他深居簡出，不喜歡在公共場合拋頭露面，也很少與同行或讀者互動。“我只跟大約十來個作家和詩人有比較親近的關系，但跟他們也只是偶爾才見面。我的朋友大部分是抗美戰爭的老兵。他們幾乎都是工人、農民，他們不太關心文學。” 他在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專訪時說。
保寧原名黃幼方，1952年出生於越南義安省。他的家族是書香門第，父親曾在北京大學教授越南語，祖父和曾祖父都是阮朝的儒士。1959年夏天，保寧第一次出國，就是去北京看望擔任外籍教授的父親。但他沒有繼承家學學習中文，而是在17歲那年入伍參加抗美戰爭，人生軌跡從此不同。
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讓越南和美國都陷入泥潭，也改變了保寧那一代人的命運。1975年戰爭結束，保寧退伍，然而戰爭的殘酷景象仍時時出現在他的夢中。他開始寫作，文學幫他走過了戰後的精神創傷。1987年出版的長篇小說《戰爭哀歌》是他的處女作，也是代表作。該書出版後即獲得當時越南文學的最高獎項“越南作協獎”，1993年英譯本在美國出版，引起世界反響。
保寧簽名照片（本文照片由譯者夏露提供）
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東南亞系副教授夏露可能是保寧為數不多的中國朋友之一。
夏露初次見到保寧是在2015年，那時她已經譯好《戰爭哀歌》，想通過郵件請教些問題。保寧很謹慎，希望當面交流，他們才通過越南著名文學評論家範春原先生的安排見了面。夏露在飯桌上背誦了幾首越南古典長篇敘事詩的精彩段落，還談起正在研究的課題——《三國演義》在越南的傳播。她問保寧：《三國演義》對您有影響嗎？
保寧的回答出乎意料：“《三國演義》救了我的命。”原來，由於父親藏書中有《三國演義》，他自幼熟讀，常在戰爭間隙給戰友們說書。那些故事在驚惶不安的日子裏給年輕的戰士們帶來了莫大的慰藉。因為擔心他戰死，沒有人能講故事，連長便總是讓他在後方守著。所以保寧說，戰爭中犧牲了許多人，他能僥幸活下來，是因為《三國演義》。
不同版本的越南語《戰爭哀歌》
以這場越南戰爭為背景的小說《戰爭哀歌》出版不久就有了英譯本，至今已被譯成日、韓、波斯文等20多種文字出版發行。三十多年來，保寧憑借《戰爭哀歌》去過不少國家，但他說最想去的還是中國。“我經常問自己，為什麼美國這個我戰場上的仇敵都翻譯出版了我的書，接納《戰爭哀歌》，而中國卻沒有呢？”
事實上，該書中文譯稿在2012年初就已經完成，因為種種原因沒有面市。夏露這些年來一直致力於促成中文譯本的出版，終於在2019年4月由湖南文藝出版社推出。她告訴澎湃新聞：“最近三四十年，我們幾乎沒有越南的長篇小說翻譯出版。中越在經濟、文化上已經有很多交流，但大多數國人並不了解越南，更不用說越南文學。”
夏露認為，《戰爭哀歌》是超越時空的，它寫的不只是戰爭，還有青春的逝去和傷痛。在文學史的維度上，它擺脫了當時盛行的英雄主義窠臼，在敘事藝術和語言藝術上有很高的水準。“很多越南的評論家說，讀了他的小說之後，大家再也不能像從前那樣寫戰爭了。近年來確實有越南作家一改過去謳歌英雄的主流套路，轉而像保寧那樣寫作。”
作家閻連科盛贊這部小說為“東方戰爭文學的標高”，他在文章中寫道：“如果能夠及時譯進保寧的《戰爭哀歌》，中國的軍事文學，在那時或今天，都極為可能是一種新的景觀和生氣。”
而保寧自己則這樣說：“《戰爭哀歌》也不是什麼非同尋常的作品。它得到很多越南讀者的贊賞，照我看來，只是因為它是一部真正的文學作品，而不是為政治宣傳服務的文學作品。我相信我的成功在於真實，我真實地描寫了戰爭，真實地描寫了越南人和越南士兵。”
[越]保寧著，夏露譯，《戰爭哀歌》，湖南文藝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
以下是澎湃新聞對保寧先生的獨家專訪，由夏露女士翻譯。
“我對自己曾經癡迷《紅樓夢》感到驚奇”
澎湃新聞：您的家庭和中國有很深的淵源（父親是北京大學的外籍教授，曾祖父和祖父都是儒士），這種淵源對您的文學寫作有什麼影響？
保寧：我的曾祖和祖父都是儒士，他們都曾經參加過漢文科舉考試並高中科舉，但在我出生之前他們就去世了。我的父親也精通漢文，漢語口語也相當好。可我自己並不是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方面的專家。我對中國的認知主要來自於中學課本，而這些認知又主要是關於中國共產黨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有關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和文化，學校雖然也講，但都十分簡略，而且我的中學時代正值戰亂，河內連續被美國轟炸，我們的學習條件很艱苦，學習生活常常被打斷。我本人又並不是一個認真學習的好學生，尤其是在文學課方面，我那時很不喜歡文學課，考試成績總是很差。
不過，雖然在學校學習不用功，我卻又特別喜歡閱讀文學書籍。我那時讀的文學作品全部是我父親的藏書。在父親的書櫃裏，中國文學作品大部分是漢文原版，但也有不少是翻譯成越南文的作品。
現在想起那時的情形，我對自己曾經癡迷《紅樓夢》感到驚奇。《三國演義》和《水滸傳》我也是很喜歡的，而且幾乎可以背誦；不過，這一點對於我那個年齡的越南人來說也是很平常的事情。然而我對於《紅樓夢》的癡迷確實是很一件神奇的事情，因為我那時也就16、17歲，這個年齡要想理解這部深刻作品，實在是太年輕了。可是那個時候我熱愛《紅樓夢》到了身臨其境的地步，甚至感覺自己就是賈寶玉！我現在還清楚記得作品裏幾乎所有的女性人物。我自己都很難理解為什麼我那麼早就癡迷於像《紅樓夢》這樣復雜、多維、深刻而且超越時代的作品。
然而，對我的創作具有強烈影響的依然是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文學作品。我從1987年開始創作，而從那年開始，中國作家張賢亮、賈平凹、閻連科、莫言、余華等等的小說在越南得到翻譯和出版。這些作家的作品，有的非常吸引我，讓我覺得絕妙無比，有的我覺得很一般，但是所有這些作品都讓我感受到一種強烈的精神自由、思想自由和創作自由，催促我擺脫整個二十世紀末期越南文學中處於獨尊地位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單薄的創作方式和原有的框架。
澎湃新聞：您在中譯版序言的結尾，提到您父親朗誦的《涼州詞》：“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這些詩句可以視作是對《戰爭哀歌》小說內容的一種呼應或者隱喻嗎？
保寧：夏露博士的中文譯本名稱是《戰爭哀歌》，這點讓我感到某種神奇的巧合。因為我父親在世時每次讀《戰爭哀歌》都說他感覺書中有一種越南民族——一個飽受戰禍傷痛的民族的“悲音”。也許因為這一點，我父親把《涼州詞》贈送給我，《涼州詞》翻譯成越南語是《涼州歌》或《涼州曲》。
很久以前我就知道這首著名的《涼州詞》，但我一直很簡單地將它理解成一首歌頌英雄、歌頌中國將士不畏犧牲的決戰精神的贊歌。但隨著歲月流逝，我越來越與我的父親對這首詩的感受產生共鳴，那就是：《涼州詞》撼動人心的不是“英雄贊歌”，而是一首最言簡意賅地體現經歷戰爭的人的痛苦與不幸的絕妙的、深刻的詩篇。它體現的是人類共通的感情，而不僅僅是中國的或越南的。
澎湃新聞：除了《史記》和“四大名著”這樣的中國古典文學，您還讀過莫言的當代小說（如《戰友重逢》），並為之撰寫過評論。您如何評價莫言的寫作風格，如何看待莫言筆下的戰爭？
保寧：我讀的莫言的第一部小說是《豐乳肥臀》，此書2001年在越南翻譯出版，越南文的書名直譯是《人生的寶物》。說實在的，這小說出乎我的意料。我感覺《豐乳肥臀》不僅是好，而且是一種讓人吃驚的好。我佩服小說，也佩服小說的作者。正因為如此，當2008年《戰友重逢》（越南文書名是《戰友鬼魂》）在越南出版的第二天記者和評論家們掀起反對浪潮時，我卻像戰士一般豁出去寫文章為這部作品辯護。
我不是評論家，沒有豐富的理論知識，因此我只按照自己的主觀感受，以讀者的身份進行評論。在我看來，《戰友重逢》雖然比不上《豐乳肥臀》，但也是一部好作品。莫言在《戰友重逢》中書寫戰爭時富有人文主義，是一部反戰作品。作品寫到戰爭、士兵、戰場、死亡、戰士的鬼魂，等等；但在作品中不曾有呼喊殺人，也沒有呼籲仇恨，沒有突出的愛國英雄人物，而這些是我們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流派作品中經常見到的。這部作品也沒有描寫戰勝的喜悅，而只是體現對人物遭遇不幸的哀傷和痛苦。
“我這一代的人，幾乎所有的越南作家和詩人都曾經歷經戰爭”
澎湃新聞：您17歲便入伍參加抗美戰爭，是在什麼際遇之下入伍的？阿堅的那些九死一生的經歷，是您的真實寫照嗎？
保寧：1964年，當我年僅12歲的時候就親眼見到美國空軍的炸彈投向北部越南。浸透我年少心靈的是恐懼，因為戰場那麼可怕，但比恐懼更深刻地浸透我心靈的是憤怒。戰爭日益變得殘酷，我心中對美國軍隊的憤怒也越深刻。因此1969年上完中學後我就決定入伍，盡管當時我還不夠年齡。當然不只是我，我們學校的很多同學，都像我一樣誌願入伍。這是愛國心的驅使，是對美國侵略者的仇恨的驅使，是年輕人的亢奮的驅使；也是一種熱血男兒的驕傲的心，是一種渴望冒險的心，一種抵抗艱難危險的願望，一種希望成為英雄人物的願望，等等方面的驅使。當然也有國家宣傳的作用，當時電臺、報刊雜誌、學校、青年團以及文學作品都有大量宣傳，這些都席卷青年，讓他們隨時準備入伍。
澎湃新聞：小說中作為士兵和作家的主人公阿堅，與您自己的身份頗為相似，這個角色在多大程度上是您自己？
保寧：戰爭和文學就像是兩個並行的事物。因此從過去到現在，人類的戰火催生了很多作家和文學作品。越南抗美戰爭也是如此。我這一代的人，幾乎所有的越南作家和詩人都曾經歷經戰爭。我自己如果不曾扛槍上抗美戰場，那現在肯定是從事其他職業而不是當作家。
《戰爭哀歌》中的退伍軍人作家阿堅是虛構的人物，完全不是我，他的生活和戰鬥與我都非常不同，但是他又恰恰是我。
澎湃新聞：有人說，您寫這部作品其實就是在和自己的心理創傷搏鬥，是這樣嗎？您寫作的初衷是什麼？
保寧：1975年抗美戰爭結束後我就退伍了，回到河內，過上普通人的生活。但是戰爭的場景依然縈繞了我許多年。尤其是夜晚的時候，經常做夢夢見戰爭。但喜歡讀文學書籍以及親自提筆著文幫助我漸漸走過了戰後的精神創傷。
我一開始的創作動機是因為對越南文學作品深感郁悶，甚至是憤怒。當然不是針對所有的越南文學作品，而是針對當時越南寫抗美戰爭的社會主義現實文學作品。不要說那些本身寫得很差的作品，就是那些被捧得很高、甚至是被列入學校教材的作品，我也覺得它們只是“半真實”的現實主義作品。我認為這樣的作品不是文學，而是“文學化”了的政治材料。讀這些作品還不如讀政治文件。我相信這樣的一些作品盡管想用來宣傳和歌頌抗美戰爭，但實際上卻用一種過分強調的方式，用假造的越南愛國主義和愛國英雄來拉低了那場戰爭。
早期越南語版本題名為《愛情的不幸》，因“哀歌”與當時歌頌戰爭英雄的主流思想不符，出版社建議更名為可能更暢銷的“愛情”。
“在《戰爭哀歌》中，越南人不再是超級英雄，而只是平常的人”
澎湃新聞：1990年出版後，《戰爭哀歌》在世界上獲得了巨大的反響，但時隔多年才有中譯本出版。中文版和其他語言版本相比，對您而言有什麼特別之處嗎？
保寧：《戰爭哀歌》首先被翻譯成英文出版，之後又被從英文翻譯成很多其他語言。由於我不懂任何一門外語，所以我既感到高興（作品被翻譯成了這麼多語言），又非常擔憂。國外的讀者來我所在的河內看望我時，我經常問他們國家對於《戰爭哀歌》譯本的看法，我問的不是內容方面的問題，而是語言方面的問題。盡管接受了他們的表揚，但我依然無法安心。
然而，對於中文譯本，我盡管也不懂中文，但我對中譯本的質量非常放心。翻譯《戰爭哀歌》的夏露博士是我的一個很親切的中國朋友，由於我很了解她，所以非常信任她。夏露博士與我用越南語談話就像是一個具備最精確語言使用水平的越南知識分子。她不僅掌握書本語言，而且掌握民間語言，對越南人的日常口語，她也掌握得非常詳盡。每次在《戰爭哀歌》中遇到疑惑時，她都及時問我，與我討論。而且，夏露還是一個詩人，我曾經讀過一些她自己翻譯成越南文的詩，那是一些非常好的詩。
夏露（右一）和保寧（右二），左一為越南青年出版社社長。
澎湃新聞：過去30年來，您是否關註公眾對這本書的反饋？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反饋？
保寧：我是1987年開始文學創作的，那時我已接近40歲，我開始寫作很晚，也很艱辛。因此盡管每天都寫，但是出版的很少。三十多年過去了，只出版了三本短篇小說集和一部長篇小說《戰爭哀歌》。
我是越南作家協會的會員，但是又很少接觸作家。我只跟大約十來個作家和詩人有比較親近的關系，但跟他們也只是偶爾才見面。我的朋友大部分是抗美戰爭的老兵。他們幾乎都是工人、農民，他們不太關心文學。
我當然很希望《戰爭哀歌》擁有廣泛的讀者，但我也知道這本書很難讀，一方面是因為我寫的戰爭內容距離當今社會已經比較遙遠，另一方面是作品的非線性結構。這種結構直到現在對於越南讀者來說都還相當陌生。
總之，我是越南的一個相對特立獨行的作家，是一個很少與讀者互動的作家。
澎湃新聞：評論者普遍認為，《戰爭哀歌》是對主流英雄敘事的反叛，尤其是擯棄近現代蘇聯和中國革命文學的影響，另一方面繼承了古代越南的寫作傳統。您認可這種說法嗎？
保寧：如上所述，我只是讀完了中學，因此我的文學知識不夠豐富。因此我不知道越南古典文學是否真正影響到我。我只是可以說在越南古典文學作品中，詩歌方面我比較喜歡《征婦吟》和《宮怨吟曲》這兩首長篇敘事詩，而小說方面我喜歡《皇黎一統誌》。
至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文學，無論是越南的、中國的、前蘇聯的還是其他東歐國家的，我年少時曾經讀過很多，但是幾乎都忘光了。我不是理論家，因此我不知道如何去評價這龐大的文學流派。我只是感覺它幾乎沒有好的作品，盡管它一直在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處於文學霸主地位。
1949年到1978年的中國革命文學在越南有很多譯介，我讀過很多部。但到今天我也只記得曲波的《林海雪原》。其他一些作品恐怕現在連中國年齡大一點的讀者也不記得太多了。
然而。1978年以後，進入改革開放時期，中國小說完全好起來，就像是施了什麼魔法。為什麼會這樣？這個魔法是怎麼產生的呢? 我認為是由於作家們擯棄了這種文學流派，作品才大放光芒。從此，現代中國的文學是真正的文學。
在越南也是這樣。1986年，越南進入革新開放，這與中國1978年開放非常相似，越南共產黨總書記呼籲作家們“自我放開束縛”。那意味著1986年以前的越南文學是被束縛的。在黨的放開束縛的號令之後，越南文壇出現了一顆明星，那就是阮輝涉。他的一些短篇小說引起文壇震動，使得文學體系完全改變。但實際上阮輝涉他並沒有創作出什麼特別新的、非同尋常的東西，他只是以真實的方式寫出來，以一種“真正現實”的方式體現，而不是過去的假造現實。
《戰爭哀歌》也不是什麼非同尋常的作品。它得到很多越南讀者的贊賞，照我看來，只是因為它是一部真正的文學作品，而不是為政治宣傳服務的文學作品。我相信我的成功在於真實，我真實地描寫了戰爭，真實地描寫了越南人和越南士兵。在《戰爭哀歌》中，越南人不再是超級英雄，而只是平常的人，就像所有其他國家的人一樣平常。《戰爭哀歌》想要表達的是，正是因為有那些平常的人，越南才在戰爭中最終抗擊了美國的毀滅強力。
澎湃新聞：這些年來，媒體往往將您的作品和《西線無戰事》《追風箏的人》《朗讀者》相提並論，您如何看待這件事？
保寧：我當兵時就讀過《西線無戰事》。我是在南越士兵的戰壕中撿到那本書的。我和我的戰友（北越士兵）都被那本書把魂吸走了。它顯然對我關於戰爭的思考有很大影響，而且它影響了我的創作。但是如何影響，連我自己也不確定是一種怎樣具體的方式。
而《朗讀者》是我最近才讀到的，我覺得這是世界戰爭文學中最深刻的作品。
《追風箏的人》也是好作品，但它是一種平常意義上的好。
《戰爭哀歌》和《西線無戰事》的英文版封面
澎湃新聞：時隔近30年重新回顧這部小說，您覺得有什麼遺憾嗎 ？
保寧：在越南出版三十年後，在世界很多國家出版譯本之後，《戰爭哀歌》中譯本在中國出版，這是我大為欣慰的事情。我所感到的只是高興和自豪，如果說有什麼遺憾的話，那就是中譯本沒能在我父親在世的時候在中國出版，因為如果他看到中譯本會非常高興，會比我還高興。
說實在的，在過去的很多年，每當《戰爭哀歌》被翻譯成某種語言，甚至是在地理上和文化上都與越南相距遙遠的挪威、希臘出版時，我都突然會想到中國，同時感到難過。因為在這個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和哪種文化能像中國跟越南這樣相近而密切。我經常問自己，為什麼美國這個我戰場上的仇敵都翻譯出版了我的書，接納《戰爭哀歌》，而中國卻沒有呢？
今天，《戰爭哀歌》已經在中國出版，我相信它會是一個好的開始。我相信從此會有許多越南文學作品得到中國讀者的認可，如同越南讀者認可中國文學作品那樣，再沒有什麼比文學作品能更深刻地幫助中越兩國人民相互了解、相互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