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首席記者 賀梨萍
【編者按】
《史記·貨殖列傳》是最早專門記敘從事“貨殖”（商業）活動的傑出人物的史書著作，司馬遷闡釋的經世濟民的經濟思想和商業智慧，被譽為“歷史思想及於經濟，是書蓋為創舉”。
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重塑世界經濟結構、重構全球創新版圖。在這場大變局中，所有勇於創新、敢於擔當的企業家、創業者、打工人的故事，都值得被銘記。我們推出《澎湃財經人物周刊·貨殖列傳》，講述全球化時代大潮中的商界人物故事。
他們為時代立傳，我們為他們立傳。
“我們為什麼要跟別人一樣？”
一談到經營之道，73歲的劉永行眼中便難抑激情，語氣鏗鏘有力。
劉永行來自四川，此前的39年，他一直在農業、電解鋁、化工、水泥等傳統產業裏摸爬滾打，而他的創業之路，可謂“不走尋常路”。
從1982年“劉氏四兄弟”1000元創業起步，孵小雞、養鵪鶉、做飼料、兩次分家，到2019年，劉永行創立的東方希望集團的年營收達到了1193.2億元，在“2020中國民營企業500強”上海民營企業中位列第二。
近日，在位於上海浦東世紀大道1777號的東方希望集團總部大廈中，劉永行接受了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記者兩個半小時的獨家專訪。
采訪的時長遠超計劃，劉永行偶爾拿起水潤了幾下喉嚨，展現著其敏捷的思維和鮮明的個人觀點。講到經營理念時，劉永行還會拿起鉛筆，在紙上一字一句寫下來，然後逐句講解。
有業內人士評價，與其他傳統產業參與者粗放經營不同，東方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行看似天馬行空的大手筆產業布局背後，其實一直在追求遵循科學規律，他肯下繡花針般的工夫去深耕細作、精益求精，將紅海產業轉化為藍海，闖出另一番天地。
新疆東方希望有色金屬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東方希望準東板塊），便是劉永行不走尋常路的範例。新疆昌吉州準東地下，蘊藏著3900億噸的煤炭儲量，是中國最大的整裝煤田。
這裏看似資源豐富，其實是難啃的骨頭。這背後涉及到討論中國事務時無法繞開的“胡煥庸線”。中國地理學家胡煥庸（1901-1998）在1935年提出的劃分中國人口密度的對比線，即現在的“黑河—騰衝一線”。
攤開地圖，可以發現中國資源與人口以這條線為分界，大體呈現逆向分布。胡煥庸線以東，人口密集、經濟發達，但資源匱乏；胡煥庸線以西，資源豐富，但人煙稀少。於是，西煤東運、北煤南運應運而生。但問題也來了，運輸能源的同時，大量的能源也被消耗在運輸上。在一般人看來，準東的煤田食之無味棄之可惜。據劉永行回憶，2000年左右準東的煤炭只要20元/噸。
但在1995年時，劉永行便對新疆的煤炭產生了興趣，派人到新疆考察。劉永行最終於進入他的最理想之地是在2010年，響應國家西部大開發、上海支援新疆的號召。“新疆有關部門邀請我去的時候，向我推薦靠近城市的地方，我都說不要，我直接到沙漠裏面去，不要占用良田。”
彼時，準東的五彩灣是一片戈壁灘，沒有公路，沒有水。光開采煤炭，運輸成本高；即使發成電輸往東部，附加值仍然低。劉永行有個大膽的計劃：10年間投入1000億人民幣，建設50家工廠，做到“六谷豐登”。
劉永行解釋，所謂“六谷豐登”，是指基於準東的“煤谷”創建了“電谷”發展了“鋁谷”，衍生出“矽谷”，正在規劃煤化工產業的“化工谷”及與工業能源多效利用相結合的沙漠生態農業養殖產業“生物谷”。
在劉永行的經營理念中，“循環”和“全生命周期清潔化利用”是關鍵詞。在東方希望準東板塊近20平方公裏的產業園內，當地的資源被就地轉化，所產出的高附加值終端產品運輸到華東、華南消費市場，連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廢物也不能浪費。
采訪中，劉永行通過會議室裏的大屏幕，自豪地向澎湃新聞記者展示了準東基地的視頻。全長26公裏的輸煤長廊，自煤礦坑口到廠區全過程封閉運輸。
這條全世界最長的輸煤長廊每小時輸煤量達4000噸，全年可減少工程車輛425800余車次，進而減少碳排放近750萬噸。
煤炭運送到10臺超臨界空冷機組後，將轉化形成的電力能源輸送給園區裏的各用電單位。每年產出電約500億度，進一步生產鋁、鋁合金、碳素、環保建材、工業矽、多晶矽、單晶矽、蛋氨酸等系列產品。
特別是其中的多晶矽延伸的光伏產業鏈，將傳統化石能源一次性的消耗方式轉換為光伏能源的可再生補償和回收模式，有望實現全產業鏈口徑的“碳中和”。
“這也是東方希望下一個39年的事業，也就是碳中和，我稱之為‘跨生命周期規劃’。”劉永行笑著說。
東方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行。
73歲的“空中飛人”
劉永行現在還是“空中飛人”，東方希望的產業布局遍及全國，他經常得打“飛的”。
5月9日，劉永行來到東方希望準東板塊，對這份醞釀多年終成雛形的產業例行“體檢”，車間潔凈通風設備裝置改造、最大程度降低各項資源消耗、督促大家多研究學習……對不適合生產的設置、不必要的浪費，73歲的他保持著刻進骨子裏的“挑剔”。
2天之後，劉永行在寧夏投下一則重磅，震驚新能源圈。5月11日，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書記、人大常委會主任陳潤兒，自治區黨委副書記、自治區主席鹹輝在銀川會見了劉永行一行。此行之後，向來低調的劉永行對外公布：東方希望將在寧夏規劃建設新能源光伏新材料循環經濟暨產業發展集群，投資建設光伏新材料、新能源、現代農業等循環經濟項目。
項目總體規劃40萬噸/年多晶矽、高純晶矽上下遊一體化項目，其中一期以25萬噸/年多晶矽為主體，配套建設20萬噸/年工業矽、電子級高純晶矽等項目，預計總投資300億元。這一項目的分量是，東方希望將躍升成為新的矽料王者、重塑市場格局。
東方希望集團與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府簽訂光伏新能源項目戰略合作協議。
就在此次密集出行之前，劉永行在位於上海市浦東新區的東方希望集團總部接受了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記者的專訪。和網上幾張常見的早期照片相比，當天走進會議室的劉永行更為瘦削，保持著更顯年輕的身形板正和步伐矯健。劉永行說他現在仍然爭分奪秒地學習，早上五六點起床，洗漱的時間是每天接收新信息的好時機，通過iPad聽一些網上的課程或者新聞，吃完早餐就立刻上班。坐飛機時，他則選擇看書。
“機會失去沒有關系，下次有的是機會，人生有的是機會，年輕人有的是機會，現在我這個年齡機會還很多。”1948年出生的劉永行說的這句話不是“雞湯”，而是歷經大半生後極為樸實的總結之一。
39年前，“劉氏四兄弟”1000元錢起步創業，從孵小雞、養鵪鶉、研發飼料開始，不斷積累，於1992年孵化出了中國第一個經國家工商總局批準的私營企業集團——希望集團。1995年，四兄弟分別組建了各自的公司。其中，老二劉永行成立了東方希望，老四劉永好成立了新希望。
截至目前，東方希望已發展成為集重化工業、農業、商業地產為一體的特大型跨國民營企業集團，其中，重化工業務占比超過90%。2019年，集團營業收入為1193.2億元，在“2020中國民營企業500強”榜單中位列第42，在入圍這份榜單中的上海企業中排名第二。
目前，東方希望是世界10大電解鋁及氧化鋁生產商之一，也是世界上競爭力最強的多晶矽生產企業之一。
即使擁有這麼多產業，劉永行依舊簡樸。接受澎湃新聞記者采訪那天，他穿著淺藍色的短袖襯衫、卡其色長褲，腳上一雙便於行走的運動鞋，沒有一樣是名牌。
“我們不應該那麼窮”
1977年冬，關閉了11年之久的中國高考大門重新打開，570萬從農村、工廠、部隊趕來的考生參加了當年高考。四川新津的劉永行是其中一員，彼時的他已成家生子。
在短短的復習準備之後，劉永行成為當年新津縣高考1800名考生中的理科狀元。但由於歷史原因，其最終去了成都師範專科學校，進入了此前並未填報的數學系。
低調的劉永行沒有給外界太多認識他的機會，但“劉氏四兄弟”早期的創業歷程以及眼下的版圖毋庸置疑是耀眼的。四兄弟分別為大哥劉永言、劉永行、三弟劉永美（陳育新）和四弟劉永好（新希望集團董事長），他們還有個妹妹名字中原來有個“化”，傳遞著父母對他們的期待，“做言行美好有文化的人”。
劉氏四兄弟。
直到上世紀90年代初，“劉氏四兄弟”都是緊密聯系在一起、共同打拼並逐步壯大。談及最初的創業，劉永行對澎湃新聞記者表示，“當時沒有復雜的想法，就是改革開放開始了，覺得我們中國人不應該那麼窮，國家不應該那麼窮，我們自己不應該那麼窮。”
出身知識分子家庭的“劉氏四兄弟”有著超前的眼光。“我們家不是最窮的，但是我了解到當時我們國家跟西方差距巨大，不應該有那麼大的差距，所以總覺得通過國家的努力、個人通過個人的努力，應該能脫離貧困。”
劉永行認為，“國家改革開放已經開始了，而且我相信它是可以持續下去，變成了一種規律性的東西，我們必須要往現代化方向發展。”
規律在劉永行隨後的闡述中常常出現，也被他稱為是大“勢”。現在東方希望的管理隊伍需要熟記於心的集團哲理觀念為“順勢卻不隨流；明道而非常路；習術要善修正”，勢排在首位。
劉永行向記者主動談起如何理解上述觀念。第一條，順勢卻不隨流，勢就是規律。“包括我們認為改革開放不會改變，我們要順改革開放的勢，也在這個勢的指導之下，我們應該有所行動。”但是同時不隨流，“勢是規律，我們必須遵從，而流我們卻可以選擇，我90%甚至99%都可以是隨大流，但是我卻有1%、5%、10%、30%不等是我們自己獨特的路，所以是順勢卻不隨流。”
第二條，明道而非常路。“我們要明白自己走的道路，它是大方向，如果工廠裏的話就是工藝路線，但是不完全走常路，要有自己的獨特的創新，99%可以是常路，但是卻應該有1%的不同的工藝路線，自己獨特的創造。”
“勢是大層面，道是中層面，接下來好辦，就是細節了，也就是習術要善修正。”劉永行解釋這第三條，“術就具體的操作戰術，需要不斷地練習技術，要善於修正。”此後的采訪過程中，劉永行還特地強調了修正和糾正的區別，糾正可以理解為出發即錯誤，相比之下，修正是在“勢”和“道”正確的過程中不斷完善，“影響很小。”
這套觀念如何形成？劉永行稱，“實際上一開始是懵懵懂懂地有這種框架，最後慢慢總結出來。”他認為，這些哲理觀念應該是一個集團持之以恒不能改變的，變的只能是我們利用的工具，“哲理觀念變了就是思想變了，那就投機了，戰略也是不應該隨便變的，戰略猶疑一事無成，可能很危險。”
回到觀念形成的起點，1980年，改革開放不久，“既然改革開放了，我們要順應大勢，順著大勢去做，至於做什麼事不知道。我們的觀念是對的，大勢看清了，那麼我們需要行動。”
劉永行回憶道，就這樣，創新開始了，我們總要探索。
首次創業的萌芽和夭折
對劉永行帶領的東方希望集團或者劉永好帶領的新希望集團有所了解的人知道，“劉氏四兄弟”的第一桶金來源於養鵪鶉，隨後又轉產飼料並做到全國“飼料大王”。
而實際上，在更早之前，他們還有一段方向迥然不同的創業歷程。劉永行在對外界講述這段過程的時候，習慣於從“一只鵝的故事”講起。
劉永行對澎湃新聞記者談到，因為從小腿傷的原因，在考上大學之前，他並未和三弟四弟一樣下鄉，而是留在了新津縣城，一邊照顧父母家裏，一邊在一家無線電維修廠謀得一份工作。“從事了8年的無線電修理，高考後我就去上學了。”
現年73歲的劉永行首選用自己的錢投資發展，強調盡量不向銀行借錢、不上市融資。在生活中也有著相似的風格，司機幫忙買東西後，他總是提醒自己第一時間把錢給到對方，“我怕忘了，很小的東西人家不好意思，但這樣不好。”
當年還沒開始創業的他同樣如此。“我這個人不喜歡借人家的錢。”劉永行回憶起1980年春節前夕，“我跟我太太說，我們只有兩塊多錢了，可以買肉，但是接下來就要借錢了，我們不要借錢，今年過年就不吃肉，為什麼要跟大家習俗一樣，為什麼過年一定要吃肉？”
這樣的“打破常規”得到了太太的支持，但家家戶戶做臘肉的氛圍讓他們4歲的兒子“眼饞嘴饞”，回家吵著也要吃肉。“我想兒子的要求很正當，我們可以接受不吃肉，但無法向兒子解釋清楚為什麼我們就不吃肉，我們窮嗎？留下這個錯誤的觀念不好。因為我們也不窮，是大家都窮，只是我們不願意負債，不願意去借錢。”
最終他們花了2元錢買了當時較為便宜的鵝。但這只鵝最終在院子裏丟失了，“鵝丟了，錢也花了，必須要創業了。”劉永行憑老手藝開始出街擺攤。
“當時我的鄰居說，你會無線電為什麼不勤工儉學？我說那要交多少稅？他說你勤工儉學誰收你的稅？所以他就非常熱心地幫我寫了個廣告。”他還大致記得當時的那則廣告上寫著：本人劉永行，長期從事無線電修理，現在利用假期勤工儉學，為大家服務。
讓劉永行出乎意料的是，7天時間他收了300多件需要修理的收音機、電視機，“賺了300多元，相當於當時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資。”
這件事情讓“劉氏四兄弟”認識到，“我們通過努力，提供市場需要的產品，那時候還沒有產品這個意識，就是提供這樣的服務，是可以擺脫貧困的。”
假期結束後，劉永行繼續回到了學校。但是其他兄弟幾個在家裏探討，既然永行可以用7天時間掙300多元，那為什麼不把這個現象放大呢？“他們給我寫信，準備成立電子公司，名稱叫‘新異’電子公司。”
“新異”這一名字，是劉永言、劉永行等人出於對愛迪生的崇拜、模仿“GE”而來。在100多年前年的1878年，美國著名發明家、物理學家、企業家托馬斯•阿爾瓦•愛迪生成立了GE（美國通用電氣公司）的前身愛迪生電燈公司。
這場創業並沒有籌備太久。老大劉永言當時在成都電機廠，本職就是電子技術工作，劉永行長期從事無線電維修，老三和老四對機械和電子儀表也都在行。在創辦公司之前，兄弟四人就分工制作出了一個音響樣品。在資金方面，“從我三弟長大的那個農村的農民那裏湊錢，一天晚上湊了3000多塊錢。”
前後張羅近一個月，萬事俱備，最終的結果卻是，公司的申請註冊未被批準。
談起這次失敗，劉永行並沒有流露出抱怨或者可惜。“不讓做，那麼就算了，把錢退還給農民，也沒有什麼損失。”
三只鵪鶉的啟發
“雖然說那次沒成功，但是創業的思想一直在我們的腦海裏。過了2年我畢業回來了，三弟也畢業回來了，我們就從養鵪鶉開始，更簡單、要求更低，第一次3000多塊錢我們沒有成功，第二次我們用1000塊錢成功了。”
這份成功始於抓住“勢”，他們把創業戰場轉向了農村。1981年，少數農村開始搞起副業，專業戶在中國農村地區開始出現，有些家庭年收入超過萬元，“萬元戶”因此得名。“創業已經開始從農村開始了，國家鼓勵農村專業戶，那時候聽說一個縣把農村裏幾個銷售額上萬元的人都張榜掛出來了。”
劉永行清晰地記得1982年的8月1日。那天他在成都大哥劉永言的家裏看到一個小籠子，大哥讓他看籠子裏養著的3只鵪鶉。鵪鶉素有動物界的“人參”之美譽，鵪鶉蛋所含卵磷脂和腦磷脂，比雞蛋高出3-4倍，又因為老百姓普遍吃得起而廣受歡迎。
“他說鵪鶉下蛋很勤，我們算了一下，如果我們養的話1個蛋的成本攤到1分多，但是當時市場上降到1毛2分的時候，養鵪鶉的就紛紛倒閉不養了。”劉永行兄弟對此不解，“為什麼是這樣？1分多錢成本，我賣4分錢，那麼都是三倍的利潤了。”
兄弟倆圍繞著3只鵪鶉迅速決定了創業就此開始。當天劉永行就返回了新津，連夜去找在農村的三弟，把數小時前決定的創業計劃講給已經從四川農學院畢業的陳育新（原名劉永美）。“當時規劃養2000只鵪鶉，我自己畫了一個草圖，沒有場地就在陳育新農村家裏，我們就這樣連夜定下了，然後就開始籌備。”
隨後就是四兄弟湊錢1000元起家。“用1000塊錢滾動發展，結果直到創業成功，開始能賺錢了，我們只花了720元，還有280沒有用。”
劉永行形容首次的創業成功是“非常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是從長時間來看，這樣的微不足道積累起來就可以變成比較大的事情。”
盡管39年過去了，規模一擴再擴，但“既好，又快；還要消除一切形式的浪費”的投資觀念卻是在創業之初就定下的。“從1982年開始養鵪鶉，什麼事情都自己做，並且很多都是用廢品來做，根本買不起，我們用最低的成本、最少的投入，但是盡可能要達成目標。”劉永行提到，這種創業經過在後來做大產業後，仍是非常適用的。
“在最艱苦的時候我們走成功了，這個模式雖然說太簡單了，但是你把它抽象出來，裝上其他的內容把它放大，模式仍然是對的。”
這樣的思想根深蒂固。無論是養鵪鶉，還是轉產飼料成功，到後面找機會進入重工業，“不管你是消費品還是生產資料，單位產品我們向大自然索取的爭取最小，最少程度地減少對各種資源的消耗，在這個過程中，大自然就會給我們獎勵，事情就會成功，就那麼簡單。”
靠著竭盡所能用最低成本達成目標的模式，四兄弟在養鵪鶉7年後，資產從1000元變成了1000萬元，中間沒貸過款。在轉產飼料後的第一年，1000萬又迅速變成了3000萬。“建同樣一個飼料廠，當時外資公司大概花3000萬元，我相信我們用1000萬就可以代替人家的3000萬，最終是我們花了700萬元就競爭成功了。”
靠自己的力量，這是劉永行在采訪過程中反復提及的。他認為“消除一切形式的浪費”在大多數情況下就可以讓自己不需要借助融資，“比如說100億的資金，其中有50億浪費，人家看不見我們看得見。我們把浪費消除了只需要用50億，這就相當於別人融資了。又比如別人需要3年我7個月把這件事完成，那麼3年的財務費用我也把它降了，你用有限的資金也可以做更大的事情。”
這樣的“消除一切浪費”是基於各項小事中點點滴滴的合理化，更需要高度專註。
談及上市，劉永行的態度很鮮明。“現在很多創業者首先考慮怎麼融資，第二考慮什麼時候上市？我們反過來，考慮的是能不能不融資解決這個問題，能不能不上市解決這個問題？”
他始終認為，模式雖然艱苦，但證明是走得通的。“不能為了圈錢而圈錢，但是如果需要我們也可以融資和上市，如果不需要，何必走？況且現在證明自己的思路是對的，戰略是對的，而且風險很小，即使有風險的時候，那是我們自己的事，不會連累銀行，不會連累股民。”
相比借助融資等手段迅速擴大規模，劉永行更推崇的是強，“為規模而上規模，這是錯誤的，我們更重要的是強。”
39年來，他要求自己始終有耐心“慢慢做”和堅持長期主義。
重工業夢和分家
全國最大的鵪鶉養殖基地、全國飼料大王，這些早期的成功產業在劉永行目前的版圖中占比已不大。真正的轉折發生在2002年，而劉永行內心的轉折發生在更早的1992年。
“我跟永好說，我們到美國去看看發展模式，有什麼可借鑒，結果到了美國之後，從南到北跑了一個月，看到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相同規模的飼料廠，當時劉永行他們經營需要幾十個人，國營企業是兩三百人，而美國如果10個人這家廠就倒閉，7個人的廠才能活下來。“為什麼？工資的遞增。那個時候我們意識到了勞動效率，直到現在我們牢牢記住，勞動效率一定要高。”
第二件事情則是見識了美國的“銹帶”，也就是曾在20世紀中前期創下鋼鐵制造業輝煌歷史的“鋼都”匹茲堡。彼時，隨著經濟發展格局的變化，這一地區的鋼廠大量倒閉。“在那兒我們聽到了產業轉移，當時在座談會上我就問了一個問題，10年以後這些產業會轉向哪裏，他們異口同聲說轉向中國。”
這一趟美國之行在劉永行看來“太值了”，同時也種下了延續至今的重工業夢。
“我們已經積累了部分資金，也對經營企業有一定的感覺，我們也看到美國的發展模式，既然有這個‘勢’，產業轉移一定會在中國，中國的工業化進程一定會到。所以當時我就跟我幾個兄弟說，是不是我們轉到重工業？”
這份提議並沒有像最初創業那樣讓四兄弟一拍即合。“幾個兄弟各有不同的認識，因為每個人擅長的也不一樣。”
意見不一，但又想堅持自己的重工業夢，劉永行無奈之下選擇提出分家，“實際上分了兩次，美國之行回來之後我和永好一起在全國各地辦飼料分廠，那時候我哥和三弟（陳育新）他們不參加，後來走集團化發展。”
一邊忙著開飼料分廠，一邊仍惦記著產業轉移，“我始終想做重工業，但不知道怎麼做，也沒有資金，什麼都沒有，從1992年開始有這個觀念，10年之後才開始做。”
3年之後，也就是1995年，劉永行再次提出分家，“就一個晚上跟永好分家了。”但分了家並不代表重工業夢就可以馬上實現，“當時首先想的是鋼鐵，因為我去美國看的是鋼鐵，但這個行業都是國營企業進不去，我們也沒有資金、技術，怎麼做？第二個想造汽車，那更是不可能的事。第三個想發電，也不可能，那時候沒有私營發電廠。”
很多次嘗試無門並沒有讓劉永行受挫，“失敗沒有關系，我們等待機會，繼續發展飼料，用飼料積累資金。”
劉永行坦言自己實際上是個急性子，“但是大事上不能急，急了沒有用，急了有用的事情可以急，比如工作上今天要做的事情、細節上的事情，而宏觀的事情、規律的事情不能違反規律來做，你不能急。”
最終讓劉永行切入重工業的是電解鋁。一個偶然的機會，讓劉永行和位於山東聊城市茌平縣的山東信發鋁電集團合資。山東信發鋁電集團彼時尚是一家國有企業，僅1萬噸電解鋁產能。當地政府想通過招商將其產能擴建成7萬噸，再建2臺更大的發電機組，當時所需資金為15億元。
劉永行考察後認為這可以成為“新起點”。合資後新成立山東信發希望鋁業有限公司，東方希望控股，占51%股份，信發占49%。劉永行同時提議，將電解鋁產能進一步擴大至15萬噸。
在外界看來，劉永行和信發的合資真實目的更在於“取經”，兩家最終也以分手收場。但劉永行對澎湃新聞記者表示，地處人口稠密地山東、且需要從內蒙和山西運煤的缺點使其最終決定，他應該向布局更合理的區域繼續探索。
沙漠無人區裏的產業集群
要做電解鋁產業，劉永行的心儀之地是新疆，高耗電和就地取材才是匹配的。
實際上，早在1995年第二次分家之後，劉永行就派人到新疆考察。“我知道那兒煤多，但是那會兒根本沒人接待。我派出的人去看了幾個煤田，便宜得不得了，20元一噸，非常優質的煤，運不出去。所以我就始終在構思，可以做點什麼？只是用來發電太可惜了。”
劉永行的第一個獨資電解鋁廠最終落在內蒙包頭。2002年12月，東方希望在包頭市興建“希望工業園”，計劃投資100億元，建設100萬噸鋁電一體化項目。
實際上，這是當地政府當時已經規劃好的項目，但讓他猶豫的仍然是類似的理由，“我的目標不是那裏，如果在內蒙我的目標是鄂爾多斯，因為坑口可以減少運輸，包裝、運輸這些都是交易成本，都是浪費。”劉永行的設想是用皮帶直接輸送煤，然後自己發電自己煉電解鋁。
包頭當地政府的積極性以及當時自身電解鋁經驗的缺乏，讓劉永行最終在包頭建廠。“包頭是重工業城市，而且包頭有個現成的電解鋁廠，招人、技術方面都有優勢，雖然不是最理想之地，但也是不錯的。所以我們就把第一個獨立的電解鋁工廠就建在那兒了。”
從那時開始，東方希望陸續在內蒙、河南、山西、重慶、新疆等地投資建設了重工業工廠，產業涉及大型發電、氧化鋁、電解鋁、工業矽、多晶矽、水泥、化工等。
劉永行最終進入了他的最理想之地新疆是在2010年。“新疆相關部門邀請我去的時候，向我推薦靠近城市的地方，我都說不要，我直接到沙漠裏面去，不要占用良田。”
新疆昌吉州準東經濟技術開發區，就在這片戈壁灘的無人區裏，劉永行規劃興建一個項目，占地15平方公裏。為達成此次項目，當地政府也兌現了3個承諾。第一，修了一條80公裏的路，從廠門口通過，把縣城和高速公路連起來；第二，鐵路從廠門口經過；第三，沙漠裏沒有水，要想辦法解決水的問題。
在劉永行最初的規劃裏，他將在沙漠裏興建起由50個工廠組成的產業集群。“規劃了煤谷、電谷、鋁谷、矽谷，最後化工、加一個生物，我們也叫‘六谷豐登’。如果能夠做成，它意義是非常巨大的，無論是生態效益還是經濟效益。”
在那裏，劉永行計劃將煤炭就地轉化為工業生產所需的電力資源，電可用於生產電解鋁和鋁加工。鋁加工需要矽，沙漠裏有矽、煤、電，工業矽也應運而生。工業矽除部分用來鋁加工外，另一部分則進一步延伸至多晶矽。
截至目前，東方希望準東板塊已經做到了“六谷”中的“四谷”，即煤、電、鋁、矽產業。最初規劃至今已有10年時間，這些“夕陽產業”歷經多次政策調控，劉永行的產業集群規模也因此受限，計劃投資1000億元目前完成了600億元。
“投了600億，其中有200億的產能還在閑置，只有400億發揮作用，而這200億閑置還要折舊，還要財務費用。”盡管如此，劉永行透露，今年準東板塊仍然能實現40億-50億元的稅收，“盡管沒有實現‘六谷豐登’，但也不錯，效益也很好，這體現出了它的生命力和抗風險能力極強，證明了我們當時的規劃是對的。”
接下來，劉永行將繼續為其他“兩谷”煤化工和生物，徹底打通“六谷”產業循環而奔走。但他同樣強調，“我們把政府的宏觀調控也要看成‘勢’，去接受和承認它，我們現在所擁有的都是社會財富，只不過由我來操作而已，個人根本不可能享用它。在我們有限的生命裏能夠做成這樣的事情，我覺得已經非常有意義。”
至於為什麼提出“六谷豐登”產業，劉永行表示，“我們的生活要改善，就需要各種先進的東西，但是誰來做？怎麼做？如何在創造同樣的產品時向大自然的索取最小？所以我在新疆的這個規劃最大程度地減少運輸、包裝、廢物排放，這個產業的產品就是下一個產業的原料，它需要連起來。這個產業的廢料也可以作為另一個產業的的原料，世界上就沒有廢品這個概念，只是你沒有找到和它相匹配的。”
73歲的劉永行仍然習慣用大量的時間和相關負責人討論技術和創新，讓一切設置更利於生產。就在5月11日抵達準東板塊後，他在多晶矽生產部現場查看，針對還原車間潔凈通風設備裝置改造，還現場作圖與車間管理幹部進行討論。
劉永行指出，管理幹部要打破常規思維，把標準變成適合生產實踐的、員工容易操作的標準，比如能否將PM2.5濃度代替“10萬級凈化車間”標準，從而更加便捷地追溯根源，改善生產環境。他當天還強調，要靈活運用集團“既好、又快；還要消除一切形式的浪費”的投資觀念，截彎取直，使物料流動順暢、快捷，減少能耗；此外，還要運用“房柱利用”原理，充分利用現有資源，把資源和設備都看成承載房屋的構件，互為依靠和支撐，從而最大程度降低各項資源消耗。
諸如此類的細節，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行業大面積虧損時東方希望仍在盈利？為什麼很多大舉挺進的人幾年後消失了劉永行還能堅守？
下一個39年：碳中和
集團發展至今39年，劉永行已經為下一個39年定下了總體的規劃。“下一個39年就是碳中和，我認為這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我們就沿著工業矽、多晶矽，沿著它的產業配套往下遊走，爭取把它連起來。”
劉永行提出，下一個39年裏的第一個規劃，就是用5年時間再投1000億元。“繼續沿著我們的思路，優先靠自己的能力來做，爭取不融資少融資、爭取不上市。10年前我們做新疆的時候就規劃1000億不用上市融資，它做到了。”
實際上，在劉永行此前的循環產業鏈中，他已提出“擬零排放”，而切入光伏產業鏈上遊矽料後讓他有信心做到的不止於此。“從整個生命周期來看，它會拿回生產所消耗的能源的20倍，所以我們做到的不是‘擬零排放’，不是碳中和，是大規模的負碳排放，而且我們也恰恰規劃在了前面，現在國家提出了碳達峰、碳中和，我不是瞄準碳達峰，而是直接朝著碳中和做事。”
提到做多晶矽的初衷，劉永行表示不僅僅是“想做光伏”，而是出於對發展過程中消耗大量不可再生的化石原料的“心有愧疚”。“雖然說由我來做，我浪費少，理論上該我做，但是我們怎在這個過程中用它來創造更多的價值，一年消耗那麼多煤變成電，怎麼把它拿回來？”
“十幾年前我就想要做這件事，我認為必然要做這件事，消費的東西，你不把它找回來，是不可持續的，是人類的災難。”劉永行毫不避諱地談起，從想做重工業開始，心裏就同時不安，“你要惦記著它，也許什麼時候條件成熟了就可以做了，所以這也是長期主義。”
最新的動作讓劉永行有望成為新的矽料王者，意味著時機成熟了嗎？在進入一個行業的時機方面，劉永行向記者提到了他哲理觀念的另一種表達，“自然而然、不爭為先；甘然後進、反而先進。”
他對前半句的解釋是，按照規律去做事情，正確的措施及時到位，那麼不爭也會領先，這個領先強大。對於後半句，則是甘心承認自己後進，就需奮起直追，去改變它，因為後進所以享受了前人的成果，反而變成先進。“甘是雙關，既是甘心承認也是嘗到甘甜。”
這句話放在他的光伏產業中，尤為合適。“我們在旁邊研究，西方的100多個工廠幾乎全部倒閉，美國的、德國的、法國的、日本的、韓國的，他們前仆後繼，國內的幾百家企業也通通失敗。”在劉永行看來，這些失敗是必然的，“因為之前依賴於補貼、依賴於高價。”
從研究光伏產業之初，劉永行就堅定認為，新能源一定不能依賴補貼，一定是本身具有競爭力。“依靠補貼的高價違背了規律，我們的目標是什麼？目標是碳中和，你必須用這個成本能夠取代化石能源，做得到才能去做這件事。”
劉永行提及，當務之急是讓瘋漲的多晶矽價格回到合理區間。“當年做的時候，我立了個目標，每噸300萬的時候不做，30萬也不做，我們能不能做到3萬、5萬、7萬，這是正常價格，我們有很好的利潤，只有這樣才能做到碳中和，才能把成本降下來，下遊的發電成本才降下來。”
“最後到2016年的時候，反復測試測了100多次，我們認為做得到所以決定做，一直就做到現在。”劉永行認為，2021年以來多晶矽價格的持續上漲並不正常，“這會阻礙碳中和的目標。”
他希望，通過擴大供應，“多晶矽價格明年就能下來，明年估計會降到5-7萬元/噸。”
“這中間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怎麼把消耗降低、成本降低，這是很難的事，最近十來年全世界唯一新進入這個行業的只有我們一家，其余都是成熟的，慢慢走出來積累了經驗，但是我們是有目的地進入。”
實際上，就他的“矽谷”產業，劉永行不知道未來還會投入多少，甚至不排除為集成電路產業提供原料。“繼續沿著我們的思路來做，不要急功近利，去做長遠的事情。不過分依賴銀行，不依賴於上市，我們就走自己慢慢發展的道路。”這條眼下並不流行的“慢路”實際上也不慢。
順著大“勢”走出自己獨特的路，劉永行的很多次選擇都是如此。1999年，劉永行舉家從四川成都遷至上海，並在浦東新區設立東方希望集團總部，紮根與此。
他向澎湃新聞記者列出幾個主要的搬遷原因。“第一，我當時和永好約定‘劃江而治’，我在北邊，當時這裏離我100多個飼料工廠近。第二，我要做重工業，成都當時比較偏遠，上海是個交通樞紐。第三，當時需要很多技術上的交流，廠家以及國際交流的大公司到上海容易，到四川就難。還有一點，盡管我盡可能少用銀行資金，但是不排除要使用，而上海是金融中心。基於這些，我們把總部設置在上海，就為了做大產業。”
而為何選擇浦東，答案也非常“劉永行式”。“我不太喜歡擁擠的地方，順勢不隨流，明道而非常路，熱鬧的地方讓大家去住，我不要跟人家擠，我現在出差到浦東機場從來不堵車。”
責任編輯：李躍群
校對：欒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