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俊豪（北京大學）
美國歷史學家卡爾·貝克爾曾說：“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澎湃新聞·私家歷史特別推出“大學生寫家史”系列，記錄大時代下一個個普通家庭的悲歡離合。
彌留之際阿太對我母親說：“你和筱（我的父親）能不出去就不出去了吧，你阿公的老房子不能丟下不管。”阿太的苦難多數都是在這座房子裏遭受的，只是根植在她心裏的鄉土情懷終究還是冰釋了那些苦痛罷。在老一輩的觀念裏，若是祠堂裏的祖先以後都沒有人祭祀了，這個家的香火就真的斷了。我的母親第二年就把巴西的房子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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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今方殆，視天夢夢
我的阿太生於1928年2月17日。阿太是我對外曾祖母的稱呼，這是我們那兒的方言，讀作e tá，亦可用來稱呼（外）曾祖父。
小時候去拜訪阿太，透過她沈默而渾濁的瞳孔，我仿佛總能窺見時代的浪花和記憶在翻滾暗湧。阿太是陪伴我母親成長最親密的人，當我向母親提起要以阿太為主角寫一則家庭史的時候，她的第一反應是：“苦，她這一生太苦了。”
阿太是獨生女，一歲多時生父就死了。後來她的母親改嫁到下碓村，生了五個兄弟和一個妹妹。阿太的母親改嫁後，阿太就去了石前村和她的外婆生活。1942年7月10日，日軍攻下青田，從縣城一路打到方山鄉。日軍闖進屋子裏時，阿太就躲到她外婆的圍裙下。阿太回憶起這段經歷，心中還有些余悸：“看日本人一眼都能被嚇死。”
阿太十五六歲時才回到下碓，協助她的母親幹些農活雜活，照顧弟妹。
自1918年始，阿太的繼父前後三下南洋，最初從事販賣石刻的生意。1938年他在菲律賓創辦上海書局，編印《抗日救國要義暨國民公約信箋》。次年，將義賣所得的三千余元悉數帶回國捐獻給抗日事業。省政府給他頒發了“義溢瀛寰”的匾額，行政院也授予他人民榮譽獎章。此後他便留在中國，出任青田縣府田賦科的糧稅員。在方山首辦供銷社失敗後，便在縣城的大埠頭做起了經營雜貨和生產資料的生意。
數十年的海外從商經歷，加之在縣城開店的盈利，阿太的繼父積累了殷實的家底，在下碓購置了多畝良田，還蓋了七間四合院式的二層磚木樓房。1949之後，曾經在供銷社占小便宜而不得的幾個窮無賴伺機報復，因著“地主”的帽子被扣到了這個昔日愛國華僑頭上，把他押在家裏的祠堂裏就是一頓拳打腳踢。為了保命，他逃到了德國，並就此定居下來。
繼父出國後，阿太作為長女，自然承擔起了到縣城看店的職責。阿太到縣城後不久，店裏的夥計把外曾祖父介紹給她，想要撮合他們倆。外曾祖父對阿太情愫漸長，阿太對他卻並沒有感覺。但阿太畢竟二十三歲了，她的母親擔心她再拖著不嫁，以後就沒有男人要了。於是有一天，阿太的母親和二叔編了個理由把她叫回下碓，騙到了屋子的閣樓裏去，外曾祖父這時就在裏面。阿太進了閣樓後，她的二叔從外面鎖上了房門。再後來，阿太的二叔在村裏的街頭巷尾張揚這件事，說阿太和外曾祖父孤男寡女共處過一室了。阿太自覺“黴倒掉了”（蒙了羞），只好嫁了。
嫁過去之後，阿太懷了四次孕，都流產了。懷第四胎的時候，她腆著五個月的大肚子，采山茶的時候只把樹枝往下一拽，回到家孩子就沒了。第五胎是我的外公，1954年出生，是親戚給她吃了中藥燉羊肉當作安胎藥才保下來的。
阿太嫁到下碓後的住處
我的外公還只有四歲的那年，中共青田縣委根據上級指示，組織生產“大躍進”。同年9月，人民公社在全縣遍地開花，宣傳歌謠在坊間處處流傳。
千紅萬紫一片新，
入了公社幸福臨；
萬眾一心搞生產，
畝畝萬斤笑盈盈。
那時外曾祖父正被派去在奇雲山修建水庫。外曾祖父家的成分是富農，害怕重蹈嶽父的覆轍，於是趕忙收拾了行李，倉皇跑路。在連夜翻上嶺坳山的時候，由於不敢點燈，他踩空摔進了爛田裏，十分狼狽。翻下山到了茶寮，途經山口鎮潛逃到縣城，到了白天坐車到溫州，從溫州又乘船去了香港。
外曾祖父到了香港，一路東渡南下，投奔了他在烏拉圭經商已經有一段時日的父親。外曾祖父見他的父親在烏拉圭已經成立了新家庭，也不好久留，後來他的父親幫忙打點了當地的蛇頭，他終於輾轉來到巴西，在當時的首都裏約熱內盧定居下來。那時跟著外曾祖父一起偷渡出去的，還有一頂從祖宗那傳下來的地主帽。
阿太的繼父留下的地主帽
外曾祖父到了裏約後，做起了提包挈賣的營生。“挈賣”這個詞也許是早期到巴西的青田華僑發明的，他們扛著有著中國特色的大編織袋，裏面裝著鞋子、衣服、香水和眼鏡框等物什，多是大牌的仿品，一家一戶地敲門兜售。
外曾祖父拋家棄子出國避難，阿太就得一個人面對接下來風雨如晦的十幾載了。不僅家裏的田地多數歸入公社，阿太嫁過去時的嫁妝，一床還沒用舊的婚被，也讓公社調用給了山根村一戶更窮的人家。
緊接著，農村大辦公共食堂。到了1959年10月，隨著矛盾加劇，食堂由供給制向工資制過渡。由於阿太的婆婆年老體衰，兒子正值垂髫，都沒法勞動，阿太一個人掙得的工分在食堂換來的食物，得用來填充三個人的饑腸。
有次阿太的婆婆想吃菜葉子，阿太孝順，見不得老人眼饞嘴饞，就去公社的地裏偷拔了一棵青菜。沒想到這一幕被村裏的人看到了，他們闖入阿太家裏搜查，還好阿太藏得嚴實，沒有找著。
阿太在方山鄉都是出了名的“善”（方言讀作yé，用這個單字形容人膽小怕事，本分老實）。阿太見村裏有些子女背井離鄉的老人，心疼他們，即使自己家都快要揭不開鍋了，在他們臨終前也會燒上好飯好菜端過去，她可能那時就料到自己以後也會有這樣一天的。也許正是阿太平日積累的善行，讓村民們在“土改”和公社化時期，乃至後來的“文革”，最多也只是為難阿太家裏的財物，而沒有過分刁難阿太。她的脾性，面對那些陣仗，是真有可能被嚇死的。
次年2月，由於食材供應不足，公共食堂陸續停火散夥。阿太只好上山拔苦菜吃，用棕櫚樹的果偷偷“燒飯”充饑。
被時代的巨輪碾過後，阿太以為苦盡就能甘來，好不容易在田地裏強撐著站起來。然而命運之神這時偏要站出來給她當頭一棒，再次把她丟進感情的無底深淵。
有女仳離，嘅其嘆矣
外曾祖父曾在1965年左右寄回一封家書，說是想把阿太和我的外公接到巴西生活。六年沒見過丈夫，阿太當然是願意去的，只是她的婆婆強烈反對：“如果這惡毒家（方言的罵人話，阿太的婆婆一直這樣稱呼阿太）明天出國，我今晚就吊死。”她的婆婆身體不好，沒有辦法勞動，向來需要人服侍。阿太只好打消了出國的念頭。
外曾祖父在裏約提包挈賣，送貨取貨都要上門。跟其中的一家服裝廠打交道，一來二去，便和廠裏的一個叫瑪利亞·瓦爾達（Maria Walda）的巴西女工熟絡了起來。1965年，外曾祖父和瑪利亞結了婚。
我問母親，外曾祖父娶了另一個女人，阿太恨他嗎？
母親回答，你阿太一個女人家，能有什麼怨言呢。
阿太隱忍了丈夫的不忠，我的母親卻沒能夠原諒這個阿公。我母親六歲那年，外曾祖父回來為他的母親慶祝七十大壽，這時他已經和祖國暌違二十多年了。只是外曾祖父也沒料到他的母親才剛邁過古稀的坎，第二年就死了。這次回國，外曾祖父第一次見到孫女，讓我的母親喊他阿公，說只要喊了就獎勵她二百人民幣。我母親心裏怨恨他，恨他拋棄阿太娶了新妻，不肯喊。阿太對我母親說：“你就叫他阿公啊，叫了他把鈔票給你。”但是我母親到底還是放棄了零花錢，也沒肯認這個阿公。
談到這裏，母親在電話裏笑了：“二百塊，在那時候可是相當大的一筆錢哩。”
我的外婆和外公同歲，兩人1972年結的婚。第二年，他們誕下了我的母親。再次年，我的大舅也出生了。大舅出生後的第十天，外公飛到巴西，在裏約也幹起了挈賣的營生。
我的外婆原來在山口鎮的供銷社上班，生下我大舅之後被調去石前，負責販賣布料。我的母親出生之後四十天就被送到山根村由乳娘照顧，兩歲之後才回到下碓，由阿太帶大。1976年外婆帶著我的大舅到了裏約，把他交給瑪利亞照顧，外婆則和外公一起去挈賣。大舅明白了一些事理之後，並不待見這位洋奶奶，如果瑪利亞批評他，他就會頂嘴道：“你又不是我奶奶，沒資格說我。”我的二舅和三舅在1984年和1986年先後出生在裏約，後來外公外婆輾轉來到聖保羅州開起了服裝店，二舅三舅就由瑪利亞照顧了。二舅三舅沒見過阿太，和洋奶奶相處得還算融洽。
後來，外曾祖父在裏約的生活漸漸有了起色，就會寄匯票回國，補貼阿太和我母親的生活開銷。從母親開始記事起，白米飯已經漸漸成為了她日常的主食，連番薯都吃得少了。甚至母親偶爾“憶苦思甜”了，還會拿白米到別人家換番薯絲吃。阿太依舊會下地種一些蔬菜，母親也會在散學後順路到山上去拾柴拔草，拔來的草用來餵兔子，兔毛長長了就拔了去賣。母親的曾祖母見她放學後帶回來了草和細柴，總樂呵呵地笑著。直到現在，過年回老家祭祖，母親還會指著外曾祖父家的幾塊田地對我戲謔說：“你要以後找不到工作，回農村種地還能養活自己。”
阿太的繼父後來陸續把親生兒子和女兒接到德國，留下妻子一個人在國內。人們常說“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雖然婆婆已經死了，外曾祖父也娶了新妻，阿太帶著我的母親還是生活在丈夫的家裏。
阿太的母親在其他子女去了德國之後，一直是一個人住。在她快要走的時候，燒不動飯了，阿太就會在家裏做好飯，一日三餐讓我母親給她端過去。我的母親十六七歲那會兒，有次到縣城去玩，買了兩只螃蟹回來，蒸了送去給她的外曾祖母吃。阿太和我母親雖然也饞，但是這種珍饈，還是得省著讓老人家享用。1990年，阿太的母親也死了。
阿太（右）和她的母親的合影
1994年5月底，阿太和我的母親去了巴西，這時候外公已經舉家遷到聖保羅生活了。初到巴西時，外公帶著阿太和我的母親在裏約遊玩了一陣子，在這期間，阿太竟然能和瑪利亞心平氣和地相處。阿太一個異鄉人，自然是不敢和瑪利亞爭什麼的。
在母親出國的前一年，她的小姨夫就曾介紹我的父親給她認識，母親當時沒答應。1996年7月，父親也去了聖保羅，母親的小姨就再次撮合他們。11月，他們訂了婚，次年4月辦了婚禮。對於母親成家這件事，阿太沒有表示過什麼意見，也許因為自己經歷過多舛的婚姻，她堅信母親自己喜歡的人便是好的。
外曾祖父和阿太在我父母婚禮上的合影
外曾祖父和瑪利亞在我父母婚禮上的合影
父親剛到聖保羅的時候，從事的也是祖輩的老本行。我的父母結婚之後，外婆就把Galeria 167號的那家店面轉租給了他們。和扛著編織袋相比，在店裏賣服裝就顯得稍微體面一些了。
阿太剛到巴西的時候對異國的生活一直不適應，直到最後也沒能適應過來。來到巴西第一年的萬聖節，阿太白天一個人在家，一群化了鬼臉穿著奇裝異服的孩子來討糖，阿太開門一瞥到他們又“砰”地把門立馬關上。晚上母親下班回來，阿太跟她說：“嚇都嚇死了，白天見到鬼。”我在童年時候親歷過萬聖節挨家挨戶討糖的歡樂，聽到這一段故事時笑得差點背過氣去。母親在和我一起笑過之後，回想起阿太當年獨自面對全然陌生的環境時的手足無措，深深嘆了口氣，“你阿太那時候是真的不容易”。
在巴西待了三年多，阿太只學會了“come（吃飯）”和“tomar banho（洗澡）”兩句話。阿太的孫輩們，除了我的母親，都是在巴西長大的，和她沒法交流。直到1998年初我的姐姐出生，阿太照顧我的母親坐完了月子，在3月份一個人回到了中國。後來外曾祖父和我的外公一起為她在縣城購置了一套小房子。
阿太和外曾祖父在巴西的合影
阿太原以為外曾祖父逃出去只是短暫避一避風頭，不曾料想自己的兒子後來也跟著去了，還在那裏安了家，生了子，紮了根。當初願意和我母親去到巴西，阿太一定是抱有一種期望的：數十年風雨兼程，終於可以和兒子兒媳團聚，子孫滿堂，安享晚年。直到後來她才發現，那邊的家和文化，和她之間仿佛隔了一層厚障壁了。阿太在巴西那會兒，看著我的舅舅們筷子不會使，漢語不會講，總是搖著頭嘆息，“冤家，一個個都變成洋人了”。
誰謂荼苦，其甘如薺
1999年，外曾祖父死了，葬在裏約。2000年，千禧降臨，我在聖保羅出生了。
阿太回國後一個人住，生活十分節儉，一日三餐不是粥就是煮得軟糯的米飯，配上一點鹹菜和腌茄子。她用的那個綠色的塑料菜罩，積滿了黑色的油漬汙垢。外公也會匯錢給阿太用，但是她總是拒絕。阿太在家不願意開燈，早上五點不到就起床，傍晚太陽落山了就躺下。阿太日常的活動，無外於用那臺翻動著灰線的畫面黯淡的老彩電看越劇，或者是一個人坐在窗邊的木椅上一邊念著“阿彌陀佛”，一邊給菩薩納小小的繡花鞋。我的姐姐在出生後五個月就被帶回中國交由奶奶照顧，她長大一些後會時常到阿太家去拜訪，這大概是阿太的晚年難得的天倫之樂了。
阿太給佛像納的小繡花鞋
2008年前後，父母和我陸續回到中國。回國之後母親常對我說，你阿太年紀也大了，有空就多去看看她。我那時候並不懂得這些道理，去了阿太家只能看電視裏咿咿呀呀地放著越劇，唱得響亮又綿長，耷拉著頭正要睡著，突然的一亮嗓又把人驚得清醒。何況剛回國的我，普通話都說不利索，更別說是江南的吳語了，而阿太又只會說青田話，講的時候還像是含在嘴裏咕噥似的，經常一句話說到一半，過了半晌又冒出剩下一句來。我實在沒有辦法和阿太交流。
我自己不願意去阿太家，母親過去的時候就會硬拉我一起。母親有阿太家的鑰匙，我們按了門鈴就自己開門進去。進了阿太的家門，玄關和客廳之間有一道用作酒櫃的木頭拱廊——我的外公是很愛喝酒的——使得本來就不大的客廳顯得更加逼仄。阿太總是坐在窗邊的木椅上，借著陽光給菩薩納繡花鞋。一雙枯槁的手在太陽底下，顯出分明的青色血管，虎口深深凹陷下去，穿針引線卻毫不含糊。旁邊的桌子上一個舊得生了鐵銹的餅幹盒是她的針線盒，針線和花布在裏頭散落著，還有幾枚雜著黑斑的銅黃色頂針。桌子上還有一瓶漿糊，用來粘合鞋子外層的布和用薄紙板做的鞋身。漿糊瓶的標簽紙早已發黃剝落，瓶口處沾滿了幹掉的面糊。自從用完了最初買的一瓶漿糊，阿太後來就都用面粉自己調制了，面糊的淡淡清香我是很愛聞的。旁邊一個紙盒裏整齊地堆著一疊佛經，阿太是個虔誠的佛教徒——雖然在這輩子佛陀好像沒有憐憫她多少——每天的清晨和傍晚都會攥著念珠念經。平時阿太總是沈默又沈默著，但是她的家並不算冷清，要麼是央視十一頻道聒噪地唱著戲曲，要麼是一個劣質塑料外殼的收音機吟誦著混著電流雜音的佛經。和母親一起過去，倒是可以拿她的按鍵手機玩貪吃蛇的遊戲，其他種種便也勉強變得可以忍受了。
阿太房間裏的架子床和木頭櫃是從老家帶出來的，有超過五十年的歷史。每次進到阿太的房間，會迎面撲來一股很重的味兒，這味兒倒並不是臭，甚至有些親切。只是淤積在房間裏久久不散，打開窗子通風也沒有多大用處。母親告訴我，那叫“老人味”，誰都躲不過的。
每次我們去拜訪阿太，她才會打開客廳的燈。見到孫輩們來了，她會到為兒子預留的房間拿出飲料和零食，飲料一般是聽裝的健力寶或王老吉，應該是親戚過年來訪時送來的。母親總是會悄悄提醒我先看保質期，如果過期了就讓我佯裝不想喝，回家的時候再帶走丟掉。阿太一定不知道食物還有保質期的說法。阿太對那個饑荒年代淪肌浹髓的記憶，在物質極大豐富的後來也沒能消散，每次過年其他親戚給我的祝福不外於“好好學習，考上好大學”，而阿太的囑咐總是簡單的一句“飯要吃飽”。我們要走的時候，還在玄關處穿鞋，阿太就會關掉客廳的燈。
阿太當年從巴西回國的時候曾對我的母親說過，最後兩年你要回來陪我，不想竟一語成讖。2011年夏天，阿太的身子突然垮了，她向來什麼事情都自己扛著，這次卻主動和母親說，“我實在燒不動飯了”。母親要送她到醫院住下，做個檢查，可阿太見我的弟弟剛出生不久，心疼母親家裏醫院兩頭跑，硬是犟著不肯住院。後來，母親一日三餐都送到阿太家，見她情況還是不見好轉，就把阿太接到了我們家，請退休護士來家裏給阿太掛補劑的吊瓶。我到阿太的房間給她端水，她見到我，嘴裏總是囁嚅著，但是聲音極其微弱，我聽不懂她說的話。見她奄奄一息的樣子，我心裏總是泛起一陣說不出的難過。
阿太叮囑母親趕緊把我的外公外婆叫回國，母親安慰她說一定能好起來的。
“如果這次我能好起來，魚幹都能曬活。”阿太說。
我看到母親是哭著和我的外公打電話的。
阿太住到我們家的第十天，我的外公外婆終於回國了，阿太也終於答應去醫院了。一檢查，是腸癌晚期，阿太就直接在醫院住下了。阿太年事已高，采取的是保守療法，用呼吸機和輸液延續她垂垂暮老的生命，好讓還在國外的親人可以來得及回來見她最後一面。先是我的二舅，回中國待了一個月，適應不了這裏的生活，回巴西了。我的三舅在二舅回去後也回來了，待了一個多月也走了。大舅留在巴西幫外婆看店。阿太的一個弟弟從德國回來看了她一眼，便也回去了。
我的舅舅們和阿太告別時，她就把頭別過去，不願多看他們，布滿血絲的雙眼噙著淚，嘴裏嘟噥著：“冤家，都變成洋人了。”舅舅他們也聽不懂。
在醫院躺了三個月，阿太終於死了。
有一次病房裏只留下母親一人，阿太把母親叫到床邊，說她房間的衣櫃裏有好些現金，是留給我母親的，她最放心不下的就是這個孫女。母親當然知道阿太只是意識糊塗了，哪能有什麼錢，但也只能“好，好”地應著，以慰藉已經氣若遊絲的老人家。後來母親整理阿太的遺物，找到的她留下的錢財，只有一個繡花錢包裏幾張皺巴巴的紙幣，和幾枚氧化發黑的硬幣。
阿太的葬禮是回到下碓舉辦的，這是阿太生前的意願，老人總是講究落葉歸根的。這片傷她最深的土地，卻也是她最後都不願離開的地方。
阿太的頭七和二七外公外婆還在國內，三七就是母親自己操辦的了。
我從小就常從母親那聽說祖輩們的故事，他們每個人的一生都是那個遙遠時代的縮影，只不過只言片語拼湊起的歷史多少有些朦朧難辨。這次和母親前後打了將近六個小時的電話，翻遍各類歷史材料，才把阿太的一生從頭到尾捋了一遍，真切地體會到時代的塵埃是怎樣在個人的一生中激起飄搖風雨的。
謹以這則家庭史獻給我的阿太，獻給她的在時代中無聲的嘵嘵余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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