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龜茲國西去洛陽八千二百八十裏，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廟千所……王宮壯麗，煥若神居。”《晉書·四夷傳》中的這段記載，可能是漢文史籍中對龜茲寺院的最初描繪。雖然只有寥寥數語，龜茲佛教的輝煌壯觀已可見一斑。而克孜爾石窟，又是其中最為恢弘的部分。
但隨著之後龜茲地區宗教信仰的改變，克孜爾石窟香火漸衰。由於風蝕、洪水、地震等自然原因，加之近代西方探險隊的切割搬運，原本筆觸細膩、色彩鮮艷、描繪了大量佛經故事和民俗生活的克孜爾石窟壁畫已經體無完膚、滿目瘡痍。
瑰麗動人的壁畫是克孜爾石窟的原貌，下圖搭滿腳手架的修復現場卻是克孜爾石窟的現實。該如何讓失落的龜茲，重見天日？
本文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6月25日專題《讓失落的龜茲，重見天日》B02-03版。
采寫 | 新京報記者 肖舒妍
公元元年前後，佛教傳入龜茲地區，至公元3-4世紀，龜茲已經成為西域佛教的中心之一。這個位於絲綢之路新疆段的宗教、經濟、文化重鎮，最盛時轄境相當於今新疆輪臺、庫車、沙雅、拜城、阿克蘇、新和六縣市。而擁有近四百個洞窟的克孜爾石窟，便是龜茲佛教興盛、香火綿延的體現。
在龜茲石窟中，克孜爾石窟是最為恢弘的石窟群。根據佛教在龜茲的傳播時間，大致可以判定克孜爾石窟開鑿於公元3世紀末期，衰落於公元8-9世紀，其年代要早於敦煌莫高窟一百多年。
克孜爾石窟的每一組洞窟，都相當於一座寺院。而洞窟的四壁及頂部均繪有精致生動的壁畫，壁畫內容包括本生故事（記錄佛陀還未成佛時的前生故事）、佛傳故事（佛陀成佛後的生平故事）、因緣故事（佛陀用來傳播佛教義理的故事），此外還有畜牧、狩獵、農耕、乘騎、古建築等畫面，為龜茲人留下了真實的生活寫照。
不同於莫高窟以連環畫的形式來表現本生故事的情節，克孜爾石窟是一圖一故事，每幅圖都是選取本生故事中最典型的情節，以故事的主要人物或動物為中心構圖。不僅藝術風格別具一格，數量也頗為龐大，是各地石窟寺中故事畫最多的一處石窟，也被稱作“故事畫的海洋”。
然而，龜茲地區此後的宗教信仰轉移，讓克孜爾石窟香火漸稀，逐漸走向衰落。
20世紀初期，克孜爾石窟遭到了日本、俄國、德國探險隊幾次三番的揭取、切割和轉移。據統計，在正式編號的236個洞窟中，有59個洞窟的壁畫遭到切割，揭取壁畫面積近500平方米。這些壁畫現在分藏在德國、俄羅斯、英國、美國、法國、匈牙利、韓國和日本等8個國家的20多家博物館和美術館中。
石窟是佛教藝術的綜合體，由石窟建築、壁畫、彩塑三位一體而構成，它們中的任何部分都不是單體的藝術作品。每個洞窟中的一尊尊塑像、一幅幅壁畫，將其精心組合布局，都有其特殊的宗教含義和功能。不同派屬、不同時代的石窟壁畫有著不同的題材內容和組合。
趙莉，考古學及博物館學博士，新疆龜茲研究院文博研究館員。1992年大學畢業後主動要求到遠離烏魯木齊800多公裏的偏僻山溝克孜爾千佛洞工作，至今已近三十年，一直從事西域佛教考古及藝術研究工作。2012年至2013年，受國家留學基金委派遣，在德國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做訪問學者；2002年至2016年，先後赴德、美、日、法、俄羅斯和韓國等，調查研究海外新疆文物。
為了讓流失海外的壁畫重回石窟母體，幾代研究者傾盡全力。1985年，龜茲石窟研究所正式成立。1998年，“克孜爾石窟文物流失研究”成為了研究所（今新疆龜茲研究院）的重點課題，由研究員霍旭初帶領趙莉等人開展壁畫的調查工作。霍旭初退休後，趙莉一人接手石窟壁畫的修復任務。
近30年來，趙莉踏遍龜茲石窟，普查洞窟，記錄與測量被剝離壁畫的痕跡，與掌握的流失海外的壁畫圖片對比核實，排除自然脫落的部分，確定被剝離的數量。同時，她又前後奔走於德國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俄羅斯國立艾爾米塔什博物館、法國集美博物館等，考察實物，拍攝照片，核對數據，拼湊圖片。
以下，是新京報記者對趙莉研究員的專訪。在采訪中，她談及了克孜爾石窟壁畫修復以及龜茲文化研究所遭遇的困境、所面對的未來。
最大的困難，是曾經的錯誤修復
新京報：近代以來，國內有關部門對於克孜爾石窟采取了哪些保護措施，效果如何？
趙莉：在1953年之前，克孜爾石窟都處於無人管理、可以隨意進出的開放狀態。1953年成立了克孜爾千佛洞文物管理所後，才有專人管理，限制遊客自由出入。當然，實際上也沒有多少參觀遊客，1992年我大學畢業來到克孜爾時，門票價格是25元/人，一年的門票收入也才7000多元，可以算出全年遊客量也就只有280余人。
國家文物局大規模投入經費、進行保護是從1986年開始的，按照克孜爾石窟四個區域即谷東、谷西、谷內、後山區分為四期實施了巖體加固保護工程，直至2003年才全部竣工。
克孜爾石窟地處地震帶，每年三到四級強度的地震頻發。而洞窟墻面的砂巖非常疏松，會因為地震帶來的山體傾塌而產生裂隙，甚至從中間斷裂前傾。大量洞窟前端甚至就此坍塌消失、無法修復。巖體加固之後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坍塌的速度，搭建的擋雨棚也能截住雨水，使雨水不直接對洞窟巖體造成危害。
佛傳故事“善愛乾闥婆王皈依”。
新京報：對於克孜爾石窟壁畫的復原研究，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趙莉：從研究的角度來說，最大的困難是上世紀70年代進行過一次錯誤性修復，把大部分沒有壁畫的壁面用三合土進行了塗抹，掩蓋了壁面的原始痕跡。這樣一來，在後續進行復原時，我們就無法辨別這塊墻面的壁畫是遭到當年德國探險隊的切割，還是自然脫落的。我近期復原完成的一幅壁畫，根據它的尺寸和題材，放在同一壁面8個不同的位置都合適，這便增加了判斷壁畫準確位置的難度。
這受限於當時的修復條件。三合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局部保護作用，阻止壁畫邊緣繼續脫落。只是采用的材料不對，文物保護采用的材料應該具有可逆性，而且在修復之前應該拍照建檔，當時負責管理的機構沒有條件對石窟拍照、建檔。
新京報：目前國際上對於克孜爾的研究進展如何？
趙莉：德國探險隊將新疆文物劫掠至柏林後，陸續出版了一系列的考察報告，在此之後國際上對克孜爾石窟的研究就已經達到頂峰了。這些考察報告就成了世界範圍內研究克孜爾石窟的必備案頭書。之後近一個世紀內，所有的關於流失海外的克孜爾石窟壁畫的研究都是零星的、碎片式的。但是，現在我們出版的這套《克孜爾石窟壁畫復原研究》將成為流失海外克孜爾石窟壁畫研究的工具書和案頭書，我們掌握了話語權。
《克孜爾石窟壁畫復原研究》，作者：趙莉，版本：上海書畫出版社 2020年12月
在國外研究者看來，
克孜爾石窟的價值遠高於敦煌
新京報：許多有關克孜爾石窟的報道，都把它稱為“第二敦煌”，你怎麼看待這種說法？
趙莉：這種說法是不妥的。怎麼可能是“第二敦煌”？克孜爾就是克孜爾，它是世界獨一無二的。克孜爾石窟的年代比敦煌莫高窟早100多年，它保存的早期部派佛教的藝術形態，是世界範圍內部派佛教唯一完整的可視窗口。
新京報：是不是因為敦煌更有知名度，為了讓大家更加熟悉克孜爾石窟，所以采用了這個說法？
趙莉：我覺得不是為了讓大家更熟悉克孜爾石窟，而是他們在心理上就把它定位為“第二敦煌”，認為克孜爾石窟就不如敦煌莫高窟重要。
第77窟金剛力士 藏於德國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
新京報：為什麼克孜爾石窟的知名度遠不如敦煌？這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
趙莉：其實在國外研究者眼裏，克孜爾石窟的地位和價值遠遠高於敦煌。反而在國內，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響，才使得它鮮為人知。一方面是由於新疆偏遠的地理位置：克孜爾石窟距離烏魯木齊還有800多公裏，從烏魯木齊到克孜爾的航班直到2011年才開通。以前我從烏魯木齊到克孜爾，由於班車在路上出故障，走了三天才到克孜爾。
另一方面是我們的基礎研究比較薄弱。很多學者都知道克孜爾石窟相關的研究做不了，太難了。因為它的基礎材料是不完整的，研究對象是不完整的，怎麼開展進一步的研究？我們現在主要做的就是基礎工作，首先我們要復原克孜爾石窟的壁畫，解決研究對象的完整性，我們要做內容總錄，我們要做考古報告。在這些基礎工作完成後，馬上會湧現出更多的研究性成果，佛教美術方面也好，考古方面也好。
鮮活的雕塑，立體的壁畫
新京報：克孜爾石窟壁畫在創作技法上，和國內其他的石窟、尤其是敦煌莫高窟有哪些不同？
趙莉：技法上，最突出的就是采用了凹凸暈染法。“屈鐵盤絲”“曹衣出水”，在克孜爾的壁畫和雕塑中都有體現。相較於敦煌等內地石窟早期洞窟壁畫的平塗，克孜爾石窟壁畫的立體感特別強。
敦煌早期洞窟的壁畫風格受到以克孜爾石窟為代表的龜茲風的影響，而後期石窟便逐漸發展為全然的中原風格。
第129窟伎樂天人 藏於德國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
新京報：你曾提到，石窟是佛教藝術中的綜合體，有建築、有彩塑、有壁畫，那麼壁畫在整個系統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
趙莉：實際上在石窟寺興盛的時候，塑像應該是洞窟中最鮮活的藝術品，並且數量非常之多，例如克孜爾第47窟有一座16米高的大立佛，兩側壁各有4層，每層都有7尊雕塑。但是新疆石窟寺的雕塑是泥塑的，而不像中原地區有石雕，因此非常不容易保存。在伊斯蘭教進入新疆地區之後，當地人民就改變了信仰，石窟寺也就衰落廢棄了，雕像也隨之坍塌毀壞了。殘存的一部分雕塑被外國探險隊劫掠走了。現存的雕塑已是鳳毛麟角。
現在，壁畫成了克孜爾石窟最豐富的藝術品了。
新京報：克孜爾石窟的建築體系也是非常完善的，還分為不同功能區，你可以介紹一下嗎？
趙莉：克孜爾石窟的洞窟形制多樣，主要有中心柱窟、大像窟、方形窟、和龕窟等，還有一些異形窟，如長條形窟、“十”字形窟、窖窟等。從功能上可以劃分為禮拜窟、講經堂、僧房窟和禪窟以及庫房、作坊等。
有人離開，但總有人留下
新京報：你一開始為什麼選擇考古專業、選擇來到克孜爾？
趙莉：我此前就讀於新疆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在大三時，我們觀看了一部教學片，名叫《龜茲石窟》，這是我的班主任孟楠老師所在的團隊拍攝的。影片中的克孜爾石窟壁畫深深地吸引了我，我的魂魄立即被克孜爾壁畫收走了——一千多年前的古人能夠繪制出這麼精美的壁畫，即便現代都很難做到。原本畢業後可以留在烏魯木齊的我，卻執意要到克孜爾去做壁畫研究，自己背著行李就來了。
新京報：來到克孜爾後的工作主要有哪些？
趙莉：來到克孜爾之後，我被分配到文化研究室，在霍旭初老師的帶領下，白天看壁畫，晚上讀佛經。因為壁畫是根據佛經繪制的，首先我要熟悉壁畫，把它往腦子裏灌，記住壁畫的內容，再通過大量閱讀佛經，考證壁畫在佛經中的出處。敦煌壁畫是直接根據漢文佛經繪制的，可以一一對應。但克孜爾石窟壁畫當時是根據梵本或胡本（吐火羅文）繪制的，而許多梵本和胡本已經不存在了，我們現在參照的是漢文的佛經來考證佛經壁畫的題材內容，因此對壁畫的解讀是非常困難的。
第84窟比丘頭部藏於俄羅斯國立艾爾米塔什博物館。
新京報：你在克孜爾待了二十幾年，那裏的條件其實非常艱苦，你去之前知道嗎？
趙莉：去之前不知道。那時候住的土坯房，取暖做飯靠生爐子。我們哪會生爐子？生活非常艱苦，交通和通訊都不方便。研究所有一片菜地，夏天炒的辣椒裏面看不到油星，辣的吃不成，只好就點菜湯下飯。我們大學畢業一塊兒去克孜爾的有4位同學。1994年的一場不大不小的地震當中，我們兩位同學就被埋在倒塌的土坯房中了，幸好他們鉆到了書桌下面，才沒有受傷。
1996年，國家文物局給文物系統開辦了一個研究生班，這兩位同學就報考了研究生，畢業之後留在北京，沒再回來。另外一位同學後來也調回了烏魯木齊。
離開也是因為條件太艱苦，除了自然條件艱苦，物資很匱乏，我們大部分人都顧不了家、顧不了孩子。回家的日子都是沒準的，有時候幾個月也回不了一次家，最長的一次我在克孜爾連續待了4個月。我愛人是為支持我的工作而作出犧牲的。他是軍人，因為孩子2013年要上小學，他選擇在2012年退役，沒拿大校、沒評高職。
新京報：你提到克孜爾留不住人，不斷有人來、不斷有人走，你有和他們聊過離開的原因嗎？
趙莉：不用聊，這是很現實的，是我自己都經歷了的。我很幸運，遇到我愛人這樣的伴侶，他可以為了我的事業放棄他自己的職業生涯，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他這樣。許多同事在克孜爾都40多歲了還找不到對象。結婚了以後也顧不上孩子、顧不上老人、顧不上家。他們要走，我都是流著眼淚目送他們的。
有一位中央民族大學的碩士研究生跟著我在克孜爾實習，臨近畢業，我希望她留在克孜爾，按照她的條件設置了崗位。她也報名準備參加考試了。但是在臨考前兩天，她哭著來找我說：“老師我對不起你，我要放棄考試了。我家裏人不允許我留在克孜爾。你對我寄予了厚望，這話我實在說不出口，你罵我吧！”我說：“我為什麼要罵你呢？你就像我的女兒一樣。如果是我的女兒，我也舍不得讓她留在克孜爾。我為什麼要罵你呢？你如果想回老家，我幫你聯系工作。”
我不能要求別人像我一樣把克孜爾當作自己的家。
新京報：你不擔心克孜爾的研究和保護後繼無人嗎？
趙莉：有人離開也會有人留下。10個人中總能留下1個吧。慢慢來，但是我們和敦煌研究院的差距會越來越大。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兒。
新京報：哪怕在克孜爾的基礎研究完善之後，和敦煌的差距也沒有辦法減小嗎？
趙莉：因為我們在提高的過程中，敦煌研究院也在飛速發展。兩者的差距甚至可能越來越大，過去差的是20年、30年，現在差得估計是40年、50年了。
新京報：你會不會有一種無力感？
趙莉：當然了。我們的學術團隊一直建立不起來，人才留不住。但是，我這個人就是這樣子，我不輕言放棄，我想做的事，哪怕20年、30年我也一定要把它做成。
新京報：在你看來，從事考古工作最需要也最重要的品質是什麼？
趙莉：熱愛。因為我熱愛，我才能留下來。我留下來了，我就有得天獨厚的條件。我的水平能有北大教授高嗎？沒有！但是，我所具備的條件是北大教授具備不了的。因為我就是克孜爾的人，我守護在這個地方，可以隨時上洞窟。對於其他學者而言，克孜爾是他們研究生涯中的星星點點，但是對我而言，克孜爾是我的全部。
第77窟佛傳故事“天人供養” 藏於德國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
我不怕吃苦，但我對不起孩子
新京報：面對這麼艱苦的工作環境，你有後悔過嗎？
趙莉：我這人是很能吃苦的，那些自然環境和物質條件方面的艱苦與匱乏對我而言都不算啥。但是，面對我的女兒，我很後悔。我完全沒有時間照顧、培養孩子。在上小學一、二年級時，每次我臨走前，女兒都抱著我哭喊：“媽媽你什麼時候才能不離開我啊？別的媽媽都在孩子跟前，就我的媽媽不在我身邊！”我無言以對，眼淚只能往心裏流。漸漸地，女兒對我越來越失望了，不管什麼事，媽媽是永遠指望不上的，便賭氣不再理我了。我在克孜爾的時候，女兒從來不會主動打電話給我。我問她：“你不想我嗎？”女兒回答：“想你有用嗎？我想你你也回不來。”這點讓我特別傷心，我覺得作為母親我很失敗。
趙莉在克孜爾石窟修復壁畫的現場工作照片。
新京報：你一年大概有幾天能陪在女兒身邊？
趙莉：這個不好說。我長時間在克孜爾工作，即便回到烏魯木齊，大部分時間也是出差、出國路過。有時候，家就像旅館一樣，只是一個落腳點，從克孜爾回來住一個晚上、兩個晚上，我又走了。
新京報：你丈夫有和你談過對你工作的想法嗎？
趙莉：我丈夫特別理解我、支持我。我所有的家人，包括我丈夫、我母親、我姐姐，他們都覺得我在做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但是，這些年我一直在做海外克孜爾石窟壁畫的復原研究，身邊人也會質疑，做了這麼多年還做不完，是不是你能力不行？我丈夫也會催我，認為這本書稿應該出版了。直到今年春節，他幫我校對書稿，他才真正明白這項研究項目有多大的體量，每一幅壁畫的復原又有多少困難。他說：“怪不得你老是交不了稿。”
等到他最後看到成稿的時候，他說自己被震撼了。他激動得一宿都沒有睡覺，一遍一遍地看，不停地問我，這幅圖是怎麼復原上去的？你怎麼知道那幅壁畫的位置？他比我興奮，像個孩子一樣。
如果沒有研究院以及上級主管部門的支持，沒有家人和這些老師們的支持，克孜爾石窟壁畫復原這個項目是根本完成不了的。
新京報：是什麼讓你在克孜爾堅持了二十幾年？
趙莉：因為克孜爾就是一個寶藏、一個謎團。在它面前我只是一個小學生，我才剛剛打開了克孜爾的門，還沒有邁進去。克孜爾已經融入到我的血液裏了。它是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讓我脫離克孜爾的研究，我可能就活不下去了。
撰文 | 肖舒妍
編輯 | 宮子 走走 申嬋
校對 | 薛京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