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延雲
薛福成是我國近代史上著名的外交家和文學家，洋務運動的主要領導者之一。他一生著述甚豐，除了大量在出使期間撰寫的日記和公牘之外，筆記亦是其中一大項，而最有名氣的當屬在之前的“敘詭筆記”中常常提到的《庸盦筆記》。在這部雖然夾雜了一些荒誕不經之說，但主要采錄了大量晚清政治和社會現實的筆記中，薛福成提到自己母親的娘家，曾經被“縊鬼”糾纏了上百年，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薛福成
一、七鬼作祟，顧宅變兇宅
“余外家顧氏，居無錫城內西溪上，數百年舊族也。”據史料記載，薛福成的父親薛湘長年在外做官，家中的事務和教育主要由其母顧氏操持。顧氏是無錫望族，相傳雍正初年，有一個道士路過他們家，忽然站立在門口久久地註視著裏面，然後長嘆一聲說：“糟糕，這家被縊鬼所憑！”然後請人進去告訴宅主顧持國說：“此宅有七個縊鬼入門，自現在往後，家中會有七人死於自縊，如果我來幫你做法驅鬼，尚可以免此厄運，否則怕就來不及了！”然而顧持國是當地出了名的方正古樸之士，“性方嚴，以道士為妖妄，斥去之”。道士聽說後苦笑道：“早就知道這是命中的定數，不可挽也！”說罷長嘆而去。
過了幾年，顧持國將嫁一女，誰知婚期將至，突然在迎親花轎的數量上爭執不下，結果雙方鬧到要退親的地步，“女忽自縊”；接著，顧持國的一個從孫（兄弟的孫子），因為一件事被其母斥責，“與其妻同縊於樓上”；不久以後，顧持國自己的孫媳婦與丈夫感情不和，遂自縊而亡，她的丈夫，也就是顧持國的孫子“旋亦自縊”；幾年之後，顧持國的曾孫從書塾回到家，不知因為什麼，“忽自縊於桑下”……在七十年的時間裏，整個顧家竟先後有六人縊死。
顧家對此感到萬分的悲痛，也對當年那個道士的預言感到恐懼，日夜警惕，不要再有新的慘劇發生。
薛福成的外祖母陳氏嫁入顧家之後，“柔順靜默，終日垂簾刺繡”，和妯娌們的關系也都處得很好。陳氏每天早晨起來梳妝，窗外有一株桂花樹，常有小鳥在上面鳴啼不已，聽起來像是在說：“蠟梅花上街，披裏去，披裏去。”陳氏聽得奇怪，便跟身邊的侍女講，但其他人都說沒有聽到。陳氏的乳母吳媼，有“視鬼”的才能，跟陳氏說：“我總見到一個縊鬼拿著一綹頭發和一條短繩，在你的窗外徘徊不去。”陳氏斥責她道：“不要胡說八道！”
過了幾年，吳媼突然跟顧家人說：“大家要小心了，我昨天看見那個縊鬼歡欣雀躍的，似乎是找到了替死之人，而顧家先祖的鬼魂們則聚在一起，臉上都有憂色，似乎是有什麼禍事將要發生。”顧家人本來就在時刻提防，這一下更是絲毫不敢放松。
陳氏“性喜佩臘梅，以其格高而韻遠也”。嘉慶八年十二月十七日，陳氏早起盥漱，忽然聽見門外有人在叫賣臘梅花，便讓吳媼去買花，等到花買來的時候，發現陳氏“已就側室自縊矣”！這時大家才醒悟過來，那只小鳥的叫聲是什麼意思——“披裏”是側室的意思， “蠟梅花上街，披裏去，披裏去”，就是說臘梅花上街叫賣的時候，有人會在側室自縊而亡。
陳氏之死，算是把那找替代的七個縊鬼“湊齊”了，從此顧家再無自縊之事。
薛福成無錫故居
二、昭文縣署，柳如是為厲
在我國的古代筆記中，“縊鬼”是一個很特殊的存在，她們大多是女性，總隨身攜帶著一根“嗅之臭不可聞”的繩子，滿世界尋找替代。清人歐陽兆熊於《水窗春囈》中，寫康雍年間的河道總督兼攝漕運總督陳鵬年年輕時，有一年夏天跟朋友喝酒，半路酒喝光了，朋友去買，他在涼棚下等待。忽見一少婦踉蹌而來，神情閃爍，鉆進了朋友的家門，將一根繩子遺失在門口。陳鵬年知道這是縊鬼，因此將繩子燒掉。女鬼發現後大怒，朝他“吐舌披發，吹氣甚冷，毛發灑然”。陳鵬年膽氣十足，不但不怕，“亦鼓氣吹之”。女鬼先是胸口被吹出一個洞，接著整個身子也“隨吹隨滅”。這時朋友回來，陳鵬年讓他趕緊進屋，發現其妻“已懸帶床頭矣，解之，氣未絕”。原來小兩口剛剛吵過架，多虧陳鵬年將縊鬼的繩子燒了，其妻才沒有自殺成。
中國歷史上最出名的縊鬼，當屬明末清初的奇女子柳如是。袁枚在《子不語》中寫蘇州昭文縣署，為錢謙益故宅，東廂三間是柳如是縊死處，“歷任封閉不開”。乾隆庚子年，直隸王公蒞任於此，“家口多，內屋少，開此房居妾某氏，二婢作伴；又居一妾於西廂，老嫗作伴”。當夜，忽聞西廂老嫗喊救命聲，王公趕緊奔跑過去一看，小妾已不在床上。尋至床後，發現她眼傷額碎，赤身流血，觳觫而立。王公問她發生了什麼事，那小妾說：“我睡覺向來不吹燈，剛才剛剛就寢，便一陣陰風吹開帳幔，遍體作噤。我睜眼一看，只見一個梳高髻披大紅襖的厲鬼揭開帳子，不停地伸手招我隨她去，我嚇得哪裏還動彈得，她隨即上來抓住我的頭發拉我起來。我逃到帳後，眼目為衣架觸傷。老驅聞我喊聲，隨即奔至，那厲鬼才開放我，走窗外去。”王公大驚，想到住在東廂房的另一妾膽子小，便不去告訴她。“次日至午，東廂竟不開門，啟入，則一姬二婢俱用一條長帶相連縊死矣。”
不過袁枚也不確信這件事真的是柳如是所為，“或謂柳氏為尚書（即錢謙益）殉節，死於正命，不應為厲”。事實上薛福成也持相同觀點，他在《庸盦筆記》的另外一篇文章裏就說：“相傳縊死之人，往往在其死所為厲，然亦有不盡然者。”這篇文章其實有點兒“縊鬼作祟”那一篇的“後傳”的意思：“余聞外祖母陳太夫人之初卒也，每清晨薄暮，家人恍惚見其形影出入家柯中，豐神不異平生，其所縊之披裏者，後改為廚房。”
而陳氏的鬼魂經常出沒於家中：當遭遇失火，煙焰彌漫時，“望見一麗人以瓢酌水，連沃叢薪，火已漸熄。家人遽前逼視，見薪邊濕水淋漓，瓢亦投在缸外，乃合力傾水滅火，始悟救火者實陳太夫人也。”當親人患病，腹內膨脹時，陳氏之魂“以手摩腹，覺冷氣自臍間湧出，腹中癥結覺已盡消。”特別是薛福成八歲時，患喉痧癥，“諸醫皆束手以為必死。余忽於病中，見一人仿佛如陳太夫人畫像，手執盂水灑之，遍體清涼，未數日痧透痂落，病遂釋然”……從這個意義上講，陳氏死後不但沒有作祟，實在已經成了整個家族的守護神。
《庸盦筆記》
三、五女自縊，死因終成謎
薛福成一生，不僅積極參與洋務運動，還曾經出使英國、法國、意大利、比利時四國，見多識廣，是晚清極少數有科學頭腦和全球思維的人，徐珂在《康居匯函筆記》中寫他曾經是中國近代最早預言空戰的人：“海戰陸戰之外，必有雲戰其後。”這樣一個人，當然不會輕易相信什麼鬼神，他在筆記中所述縊鬼，是因為筆記本就不是什麼正史，偶有穿鑿附會、怪力亂神，讀者也不會更多計較，反倒是讓我們從一個側面看到晚清自殺現象的真實圖景。
僅僅顧家一個家族，在不到八十年的時間裏（雍正繼位於1723年，截至陳氏自殺的嘉慶八年，即1803年，正好八十年）竟發生了七起自縊，這不能不說是令人觸目驚心的。從整體上看，自殺的七個人，三男四女，並不存在性別上的明顯多寡；從今人的視角看，大多也沒有什麼“要命”的原因，只是一些家庭矛盾和瑣事。尤其值得註意的是，整個顧家的經濟地位和家庭條件在當時的中國絕對屬於中上階層，這樣一個家庭成員竟如此輕棄生命，表現出的恐怕更多是在封建專制的時代裏價值觀的扭曲和倫理道德給人的巨大壓力。
客觀地說，集體自縊現象在晚清筆記中遠遠多於此前的任何一個時代，而且此類慘劇的原因，也讓人匪夷所思。比如吳熾昌在《客窗閑話》裏寫河北樂亭縣一奇案：“有民婦趙楊氏者，年三十余，其夫在口外貿易，家稱小康。”楊氏無子，收姐姐的女兒、十三歲的銀姑為繼女。“趙氏身患下疳，臥炕不起，呼其母楊王氏來作伴，年六十余矣。”又有趙氏的姨甥女張王氏，年二十二歲，來視其姨母疾，也住在一起。
有一天，一個擔水者送水來，喚門不應，到了晚上，擔水者再來時，叫門還是不開。他覺得不對勁，便糾集鄰裏宗親破門而入，“則三婦一女俱自縊於房內”。趙楊氏是把繩子系在窗欞上，坐縊於炕；楊王氏是把炕幾豎立，縊於幾足；張王氏與銀姑是把柳木椅移置房子中間，“用一帶二人分扣於頸，相背系於椅檔上，如天平然，坐地而死。”尤為詭異可怖的是，四個人都穿著新衣服，描眉塗粉，簪花易履，好像親自整理了遺容。
“官驗四屍，身俱無傷，則非殺；室無男跡，則非奸；一物不失，則非盜；從容妝飾，則非忿。四人何以同死，證見無人，何從究其故？”這件案子搞得很大，趙氏的丈夫和楊氏的兒子一直把官司打到北京。官方最後的推測是：趙楊氏因病痛苦不堪，自縊身死，其母楊王氏痛失女兒，銀姑痛失母親，張王氏亦痛其姨母，“一時同縊”。這個推測也得到了刑部的最終認同。時人對此議論紛紛，認為定是有厲鬼從中作祟。但排除愚昧迷信來看，趙楊氏和楊王氏的自殺固然可以理解，而銀姑和張王氏的自殺有違人倫，或者不妨更直接地指出：她們兩個倘若不死，很可能受到比自縊更加令人難以忍受的社會壓力。
還有《洗冤錄詳義》裏寫的道光十九年發生在山東平度的一起案件，五個丫鬟同時上吊，且衣裝整潔，還佩戴著香囊荷包，調查發現，這五個丫鬟平時感情非常好，其中的兩個最近要被主人“遣嫁”，既然不忍生離，不如共赴黃泉，所以才一起自縊——而當時的人們也同樣認為是“縊鬼作祟”所致。
《洗冤錄詳義》
寫到這裏，越發覺得“鬼”之不可信，倒不是說筆者非要否定鬼的有無，而是必須堅決否定以“鬼作祟”來解釋一切社會悲劇的做法。這樣的做法確實簡單容易、直截了當，在古老的歲月裏代替了很多反思和警醒，讓死者迅速埋沒，讓生者忘憂懷樂……但渾渾噩噩就是渾渾噩噩：在有鬼的年代，活人也是鬼，在無鬼的年代，死人也是人。
責任編輯：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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