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嵩（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生）
2021年11月29日下午，“陳正書研究員先生八十冥誕追思會”在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大會議室舉行。陳先生生前同事、大學同學、親屬和其他友好人士與會。會議由先生當年授過課的碩士研究生、現在的現代史研究室主任馬軍研究員主持。
會議現場
馬軍研究員的開幕詞簡要介紹了陳正書研究員的生平，回顧了先生在治學和做人方面給予他的重要、積極的影響，高度贊揚了先生的學術成就：他歷時多年，歷經艱苦環境而整理、出版的30卷本的《上海道契》一書，涵蓋了1843-1911年間上海城市土地交易使用的史料，描述了從農業用地向城市土地市場發展的歷史進程及其特征，對於重構開埠以來百余年間上海中心區域的土地史、經濟史和社會發展過程有著無可替代的價值；陳正書先生由此在本所數十年來的上海史研究事業中占據著獨特而鮮明的地位，他是《上海道契》這套書學術意義上的真正“主編”。
隨後放映的題為《十四年著一書》的紀錄視頻展示了陳先生的音容笑貌，講述了從1991年秋開始，他是在何等艱苦的環境下，利用存放於元芳弄舊倉庫中的道契原件開展整理和研究工作的。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上海道契》書影
上海史研究室老同人吳健熙先生回憶了陳正書先生剛入職上海社科院歷史所時的景況：陳先生雖然對上海經濟史方面很有興趣，但此前從未涉獵於此，因此他的領導唐振常先生要求他必須打好基礎，開列了有關書單要求他閱讀。陳先生幾乎每天都要前往華東政法學院圖書館讀書，唐先生有時還會前往圖書館簽到處檢查，看他是否前來讀書，以及借閱了哪些書目。由此，陳先生得以發揮博聞強識的優勢，成為上海經濟史研究領域的專才。所裏同事凡有經濟史方面的問題都可以向他請教，他總是不吝賜教，並提供手頭的參考書籍。陳先生還十分關註歷史知識的普及，強調對於不具備歷史專業背景的學術活動參與者，講解務必通俗易懂。
陳先生早年在上海市第二十五中學任教時的兩位學生楊厚亮、郝運來回憶起當年師生相處的情景：盡管時值“文革”年代，“讀書無用論”和“批判師道尊嚴”喧囂一時，但這對於他們師生間的深厚感情沒有絲毫影響。因為陳老師為人正直，在生活和學習上關心學生，無論成績優劣一視同仁，倡導“學好本領是為今後的人生打好基礎，務必先樹立信心”。四十多年後，當年二十五中的學生們紛紛退休，聚會時想起陳老師，多方打聽才知道他已離世了。楊厚亮在最後發言時感嘆：我作為免交學費的貧困生曾備受陳老師恩惠，如今想要當面道謝卻再沒有機會了。他借此當場高歌一首，獻給自己在天的恩師。
陳先生在復旦大學求學時的同學潘君祥（上海市歷史博物館首任館長）回顧了他的學術成就：參加了唐振常主編《上海史》的工作，負責全書二十多個章節中至少六個章節的編寫，其中一章為其獨撰；由於每個章節分涉不同專題，這無疑大大增加了工作量，但他毫無怨言地服從領導的安排。參與了熊月之主編15卷本《上海通史》的工作，獨立完成第四卷共40萬字的撰寫工作，由此成為歷史所的研究骨幹。還參加了張仲禮院長承擔的國家重點項目“近代上海城市史研究”，以及“東南沿海城市與中國近代化研究”、“長江流域城市研究”，對上海社會科學院的學術研究也做出了傑出貢獻。
陳先生的另一位同學範文海（上海市歷史博物館原副館長）稱贊陳有自己的思想，待人真誠，專註學術，不怕苦累，希望現在的學者能繼承他的治學精神。他還提到了陳先生對上海市歷史博物館的建設和學術研究作出的貢獻：該館《中國的租界》一書的出版得到了國家文物局支持，陳先生為此出了大力。
郭誌坤先生（原《文匯報》資深編輯）也是陳先生的同學，他深情地說：昨晚剛得到召開追思會的消息，就立即通知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社長、副主編李國章先生，他因為《上海道契》一書的出版和陳先生來往密切，李先生雖因年邁未能親身參會，但委托其向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所表示感謝，因為《上海道契》一書出版後取得了巨大的社會和經濟效益。郭先生還回顧了往昔與陳正書先生的交往：郭先生“文革”期間曾受到衝擊，是陳先生冒著風險提醒他連夜將所有筆記、日記轉移至自己家中保管，才避免了遭受進一步迫害，可見陳先生高尚的人品。陳先生在整理《上海道契》期間曾經到訪郭家，郭先生看著他疲憊的臉色不禁關心他的身體：“最近你很累啊。”陳先生用諸暨方言回答說：“累也是陳正書，不累也是陳正書，幹也是陳正書，不幹也是陳正書。”因為儲藏檔案的庫房條件惡劣，悶熱無空調，他能在這種條件下長期堅持，實在是難能可貴。
羅婧（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作為《上海道契》一書的實際運用者回憶說：2010年6月某日，其在復旦大學的師姐博士畢業論文《近代上海城廂景觀變遷——基於上海道契檔案的數據處理分析》舉行答辯會，導師周振鶴先生認為論文涉及上海道契研究，一定要請陳正書先生擔任答辯委員。陳先生對於有人運用他的心血開展研究非常高興，給了師姐的博士畢業論文很高的評價。當時他還精神矍鑠，孰料一個月後就去世了。現在的學者必須感謝陳先生在上海道契研究方面做出的先驅性貢獻，上海城廂景觀的變化研究因此才能步入正軌。
張劍（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發言指出：今天看了視頻才了解到陳先生整理道契之艱辛——為了方便研究把鋪蓋和電飯煲搬進破舊庫房，晚上在辦公室中蝸居，兩張辦公桌拼起來就是床鋪，偶爾外出買早餐也就是在路邊攤買點饅頭啃，這樣的日子一過就是七年。陳先生的研究歷程正印證了做歷史研究工作不需要天才，而需要坐得住的中才甚至庸才的道理。當時的上海市房管局有規定，在道契年鑒正式出版前，絕不允許任何人（包括外聘研究人員）使用這些材料寫論文，違規者將被剔除出局。所以在長達七年的時間裏，陳先生接觸如此之多的寶貴史料就是無法利用它們寫作發表論文，這需要多大的毅力啊！這值得我們當今的年輕學者學習：如今獲取史料途徑多元，選題容易，然而對於某個重要史料需要抓住不放，堅持研究工作，最後的成果才能為全社會所用。《上海道契》對後來研究者的照拂是我們今天為陳先生召開追思會表示敬仰的原因所在。
苗青（上海濱海古園人生文化博物館研究員）評價說：陳老師說過“抓住了就不放手，哪怕砍了我的手都不放手”。這就是學術研究一種最高的境界吧。“磨屁股，磨意誌，勇攀學術高峰”有這樣一個崇高的目標，才會使我們的學術水平有所發展，哪怕是在檔案室坐再長時間的冷板凳都是甘之如飴的。
歷史所上海史研究室退休成員施扣柱回憶說：她是在1988年考取唐振常先生研究生後結識陳先生的，陳先生當時負責講授《上海經濟史》課程，他不僅學識淵博、授課認真，待人也是和藹可親，主動關心學生生活。陳先生說：人生於世不能一無所得，必須有所成就。這就像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所言：將學術作為一種誌業。也就是說不是將學術當成一份謀生的職業，或者一項簡單的事業，而是作為一項天職，像宗教信徒發自內心的虔誠。陳先生是用自己的生命詮釋了這一點。她還說：今天看到了陳先生的紀念視頻，確實十分震撼。陳先生生性淡泊，對自己因為長期從事整理《上海道契》耽誤晉升職稱一事漠然置之。人的生命有限，然而學術成就長存，在生平著述為人援引傳頌的同時，生命也就得到了延續，這是如今大家都為陳先生所感到欣慰的。
陳正書先生之女陳明在答謝時表示，能夠出席諸位長輩為父親舉辦的追思活動，我的內心激動，也帶有一絲傷感。父親是浙江諸暨人，1941年11月30日出生於上海，1961年考入復旦大學歷史學系。1967-1982年在上海第二十五中學任教，1982年5月進入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曾擔任上海史研究室主任、學術委員會委員等職，父親的一生是為史學事業奮鬥的一生。“他在家中是絕對的頂梁柱，燒得一手好菜，每年過年時都負責為全家準備年夜飯。在‘文革’中父親被分配到第二十五中學任教，是一位風趣而嚴厲的骨幹教師，一個人在擔任班主任之余還要從事英語、數學等科目的教學工作，送走了許多屆畢業生，也有許多學生考進了大學。他還會對家庭特別困難的學生進行家訪，做家長的思想工作，甚至用自己微薄的工資幫助他們，同時絕不放松對學生的思想教育，是一位認真嚴格的好老師。後來進入歷史研究所工作算是找回了自己學生時代的夢想，他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我們在家中看到的往往是父親挑燈寫作的背影。為了整理《上海道契》一書，父親索性搬進了檔案館，生活極其簡單：一個電飯煲、一床被子、一個茶缸、一副眼鏡、一包煙就是全部，因為勞累過度，加上陳舊檔案中灰塵、蟎蟲的侵蝕，父親一天天消瘦下去。就像他所說的那樣：‘研究中國歷史就必須吃苦’，他願為這份事業奮鬥犧牲，是我心目中舉著筆桿子為史學事業奮鬥的楷模。”
從創建至今，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已經度過了六十五個春秋，湧現出許多令人欽佩的歷史學者，奉獻出眾多精湛的學術成果。發起這場追思會的馬軍研究員近年來專註於所史研究，對曾在本所工作過的已故同仁，不論其生前職稱級別，都盡力寫傳紀念。歷史記錄了過去，也指引著未來。銘記逝者的名字和事跡，讓他們日漸模糊的身影回到我們中間，這也就是舉辦這場追思會的目的吧。
此次追思會還分發了馬軍編纂的《“我不死，誰死？”——陳正書研究員與<上海道契>》（征求意見稿）。
陳正書研究員（1941—2010年）
責任編輯：彭珊珊
校對：張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