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西藏邊境最危險的一條邊防線，30多年來已經有14人犧牲在巡邏途中，包括一位司令員。
關於冒險，世界上存在許多說法：有人說為了探索未知，有人說為了彰顯生命，還有人說“因為山在那裏”。但這些人的冒險是出於職責一一那是中國少有的沒有劃定國界的邊境線之一，必須用血肉之軀、用腳印去守護和宣示每一寸疆土。
這裏，常人難以想象。他們是那麼普通、那麼平凡，他們的出現那麼偶然，又那麼讓人震憾。在這裏，恐懼與無畏、動搖與堅定、世俗與崇高這樣奇妙地揉合在一起。
這是一篇很長的報道，記者用了半年多才寫成。原文刊載於2018年，今天我們想將它再一次分享給你。希望你和我們一樣，願意把它看完，也和我們一樣，有那麼一刻的沈默。
我站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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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文明一定是吃盡了苦頭，才走到我國西藏邊境這個叫“隴”的地方：2018年第一個月，在愛迪生發明電燈近140年之後，這裏的燈絲終於接入了國家電網。
在很多方面，喜馬拉雅山南麓這個群山環抱的峽谷都與外界之間存在一定的脫節。書信在此地延續了更長的生命。2006年這裏才進入電話時代，公路要再等三年才會開通。第四代移動網絡服務遲到了三年以上。報紙總是延遲一周送達。
對於四千多公裏外的北京來說，隴只是身後西南偏南方向上一塊毫不起眼的石子，卻嵌在不可忽視的一道屏障：中國與14個陸地鄰國中的12個劃定了約兩萬公裏長的邊界線，占陸地總邊界的十分之九，而隴所拱衛的部分屬於另外的十分之一。猿猴在崇山峻嶺之間來去自如，它們腳底攜帶的疆土，牽扯著當世人口最多的兩個大國的相處。
1960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支隊伍經過長途跋涉，走到這裏紮下營地。中華人民共和國至此誕生了11年，西藏自治區則要再等幾年才會設立。
這支戍邊隊伍如今的一名晚輩看過這幾年熱播的電視劇《權力的遊戲》，劇中的“守夜人”角色，讓他想起了自己的身份——相似之處在於，他們都是在一個令人畏懼不前的冰封之地，一個接近與世隔絕的地方，守護著一個龐大的國家。
“這個國家的絕大多數人不知道我們在巡邏，我們也不會到處去說。”這個名叫劉東洋的年輕人說。他們的守護範圍大都是無人區，其中一個地名翻譯過來就叫“魔鬼都不願去的地方”。
十九世紀以來，道阻且長的西藏一直是探險家的秘境。英國軍官暨探險家貝利——同時也是西藏目睹的西方入侵者之一，在1913年接近過隴這個位置，但他的筆記註明他並沒到達。他的同伴曾用“西藏最後一村”形容周邊另一村落。
劉東洋來時是2009年，通往外界的公路剛剛打通，這是道路由原始向現代的又一次換代。
一代又一代人或是徒步，或是騎馬，或是乘車到此駐守。交通方式在進化，但這些人的共同體驗是，路似乎總也到不了盡頭。
駐軍幾經演變，如今它叫六連，從他在西藏多地的服役生涯中，谷毅不怎麼費力就能找出許多有關道路的深刻回憶，比如將人困在山中數月走投無路的大雪封山。隸屬於西藏軍區某部邊防團。第十七任團長谷毅記得，過去道路只容一車通行，兩車會車需要一方退到寬闊的位置，懸崖邊倒車幾公裏是常有的事。一輛卡車曾翻下懸崖，造成9人遇難。
從他在西藏多地的服役生涯中，谷毅不怎麼費力就能找出許多有關道路的深刻回憶，比如將人困在山中數月走投無路的大雪封山。他見過封山之苦：一名戰友的父親患病，等到春天冰雪消融，第一輛郵車送來一摞電報，惜字如金的電報概括了發病到病危的全過程，每一封都求他“速歸”。除了最後一封，帶來的是噩耗。
“長夜來臨，守望開始，至死方休……我是黑暗中的刀劍，城墻上的崗哨。我是禦寒的火焰，啟明的光線，醒世的號角，護國的盾牌。”“守夜人”誓言裏這樣說。
2018年1月9日，西藏山南軍分區邊防某營，楊祥國站在玻璃前。他入伍以來47次與死神擦肩而過，身上大小傷疤21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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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今天，在遼闊的西藏，要想找到一個像隴這樣的目的地，也需足夠的耐心。第三紀的喜瑪拉雅造山運動像復印機一樣塑造了這裏的地貌。衛星從太空拍到的只是一張張風幹的樹葉標本，脈絡落了白霜的部分是一座座雪山之巔。在那些顏色深淺不一的脈絡之間，一片枯葉上就蘊含著兩千多米的海拔落差。
行進在這單調的途中，車輛行李箱裏如同正在舉行一場奧運會的蹦床比賽，汽車則像顯微鏡下的某個微生物，吃力地爬過一片樹葉，然後又一片樹葉。
隴就藏在一張葉片的褶皺深處。今天，最近的村落距此17公裏。漫長歲月裏，這裏與人間煙火保持著不遠不近的距離。
但劉東洋的老班長楊祥國可以舉出很多證據，證明這裏也在緩慢進化。
沒有人比楊祥國對此更有發言權。他是這裏的活化石，還沒人像他這樣在這“崖壁下面巴掌大的地方”生活了十六七年。他的記憶總是伴隨一些肉眼可見的標誌物。2001年他到來時靠的是腳板，他見證了道路反復的斷和續。2006年他認識了太陽能電池板，采集自陽光的能量確保了電話信號發射器的運行。到2009年，他看到了陸續樹起的水泥電線桿，然後又用9年時間等到它們送來電流。
但隴仍是一個可能對外失去聯系的地方。今天駐紮於此的最高長官、陸軍少校余剛對失聯有切膚之痛。
余剛服役的最初五年沒能探親，期間他在一次邊境管控行動中立下了功勞——是團史館裏陳列的罕見的一等功。他貴州老家的官員聞訊後趕到那個閉塞的山村，為他父母送去了錦旗，在門外放了半個小時的鞭炮來慶祝。
很快，村裏生出一個流言，“余剛在西藏‘光榮’了”，否則無法解釋那些鞭炮和余家得到的隆重慰問。
余剛事後才聽說，母親也疑心他殉職，時常以淚洗面。即使他照常寄信回去，不識字的母親仍懷疑信件是出於安慰而偽造的。
他後來終於有機會回家。在自家的木樓外，他身穿軍裝，當眾給父母行了一個標準的軍禮。母親繞著他轉了兩圈，“耳朵摸一摸，頭上摸一摸”，再三核實，確認是兒子回來了。
電話的開通才終結了此類事情。連隊要求每人每周至少與家人聯系一次。有相當長的時間，有沒有電話信號取決於老天爺的心情，但對書信的依賴總算擺脫了。
書信總是太慢。當一個年輕人鼓起勇氣躲在信封裏詢問遠方的心上人是否對自己有意，答案最快也要一個多月才會到來。楊祥國記得，他給暗戀過的女同學只是寫過兩三封信，一年就過去了。
失聯最近一次制造麻煩，是在去年7月，雨水引發的泥石流衝斷了道路和光纜。有20天，他們無法向家人報平安。
余剛帶著一名下屬，騎摩托車勉強穿過塌方路段，到17公裏外的村莊，以營長的身份給每個士兵家人發去短信。他解釋了自然災害，可一些家屬言語裏透著不相信——他們懷疑自己的孩子不是困於天災，而是去執行秘密任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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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生活在隴的邊防官兵來說，特殊的邊情時常提醒他們置身於真正的邊防線。
毛澤東1953年提出的“提高警惕，保衛祖國”口號，如今就刻在山南軍分區大門兩側。門內第一塊石頭上則是五個大字：“站在最前線。”六連巡邏的必經之地，就包括過去的一個戰場。
半個多世紀以來，雪山所見到的邊境沈浸在總體安寧之中。一代一代哨兵，在那些或寒或暖的夜裏數過流星。
不過，隴這個地方不存在絕對的安靜。相反，這裏的夜晚適合孕育“鐵馬冰河入夢來”式的夢境。隴在珞巴語中意為河流交匯之地，奔騰的甲曲河和色曲河在此處合二為一。宿舍十米以內就是水聲隆隆的甲曲河，河流的喧囂和雪山的沈默在士兵的床頭對峙。
這是西藏萬古不變的景象：沈默的雪山腳下，從“亞洲水塔”釋放的冰河川流不息，向各個方向呈放射狀延伸，匯成長江和恒河，匯成亞洲主要的大江大河，匯入太平洋，也匯入印度洋。
這些聲音，乾隆皇帝派來收復失地的清軍聽過，一百多年後入侵的英軍上校弗朗西斯·榮赫鵬也聽過。1792年，乾隆坐龍椅的第57個年份，接到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告急的奏表，他從北京派出大將軍福康安的軍隊，捍衛了西南邊疆的安康。
“有人說，在這裏，即使是睡覺，也是在守衛邊疆，在保衛自己的祖國。”今天，21歲的士兵盧盛玉說。
像他這樣的士兵總是一再得到提醒。食堂的黑板報提醒，入冬後要防止“冬眠”。開飯前經常合唱的歌是《當那一天來臨》。沒有人期待“那一天”真的到來，或者說，他們今天厲兵秣馬的一切努力，都是為了避免“那一天”來臨。
歷史上，中國與鄰國大多有邊無界。中國是陸地邊界最長、邊界問題最復雜的國家之一，而在總長2.28萬公裏的陸地邊界中，西藏約占六分之一。
峽谷密林間，這個小小連隊裏，每個人都熟記一句話：決不把領土守小了，決不把主權守丟了。
2018年1月9日，西藏自治區，山南軍分區邊防某營官兵在生火駐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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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祥國17歲那年從重慶來到這裏服役，多年後他因背疼去了醫院，發現身高矮了1厘米。醫生說是由於長期負重造成脊椎下陷。醫生不敢相信他的年紀，告訴他這種癥狀最早會在五六十歲的人身上出現。
今天，34歲的楊祥國已經接受自己擁有五六十歲的脊椎。他甚至笑著解釋，人類脊骨像是彈簧，而他的那條“彈簧”一直被重物壓住，沒怎麼松過，緩衝的間隙小於常人。
整個西藏邊境，他所在連隊的巡邏線最苦，也最險。但這些路必須有人去走，陸地邊防的一個意義在於：到達某片領土，宣示主權的存在。
谷毅說，一代代人都是如此，用雙腳丈量國家的領土。“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尺寸與人”。
這裏沒有界碑，也沒有“您已進入中國”的邊境警示牌，有的只是腳印。留下最多腳印的是個頭不足1米7的楊祥國。
17年前，楊祥國從最近的村子下車，步行了17公裏，看到了帳篷、篝火和敲著一面破鼓歡迎他們的老兵。他註意到班長的綠色大衣罩上了一層煙塵，還發現了砍刀和斧頭，無法把它們與一支威風凜凜的駐軍聯系在一起。
他很快知道了刀斧的非軍事用途——在接入電網之前，這裏洗澡長期依靠砍柴燒熱水。
到來後，楊祥國覺得“一根銹了的鐵絲都挺珍貴”，一針一線都來之不易。所有物資都是從十七公裏外運回的，每周兩次，這叫“出公差”。運輸工具是人的脊背，大米、辣椒、35公斤的汽油桶以及活豬活羊都經此中轉。豬半路掉入河裏，要趕緊去追。
他開玩笑說，自己數過路邊的每一塊石頭，因為，“這條路每個地方我們都靠著休息過。”
他記得，一位白凈瘦弱、脊背磨破的戰友一邊走一邊哭，“下次再也不來了”。
楊祥國後來成為部隊裏一位著名的開路先鋒式的人物。他走過最多的巡邏路，多數時候，他都腰系繩索，手持砍刀，走在最前。
他真的負責開路。在這裏，他見識到什麼叫“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路最多算是山腰上的抓痕，有時壓根就不存在。有的路線往返要在野外生存六七天，沿途是峭壁、冰河、雪山和原始森林。山與山之間斷了一截，就“擡幾根棒棒”搭上梯子，手拉繩索，從空中走過。
一條路曾統計出200多處危險路段，但楊祥國說，數字永遠無法精確——這一次是坦途，下一次就可能變成天險。
負重與路線長度成正比。他們連牙刷都不帶，嚼口香糖代替刷牙，“少拿一點是一點”。但人均負重三四十公斤仍屬正常。需要架梯通過的路段太多，以至於他們會背上鋼梯，拆分後多人攜帶。必背的還有高壓鍋、汽油、大米、蔬菜、罐頭和火鍋底料，否則體力難以為繼。
楊祥國因飯量大得名“楊大碗”，但他不敢多吃，經驗是吃八分飽，以便趕路。
在超過2000米的海拔落差裏爬高伏低，人體受到挑戰最多的是肺和腳。肺的體驗千篇一律，整個途中都像是快要拉破的風箱，腳感則因人而異。
一位首長參加過一次巡邏，返回時發現腳指甲掉了一個。又過了些日子，他告訴別人，十個腳指甲全沒了。
營長余剛解釋，不常走這種路，腳指甲會很快充血、頂起，連續五六天就會脫落，“十指連心”地疼。
楊祥國被稱為“巡邏王”，但他也免不了瀕臨崩潰。他形容，每一次巡邏後都會“對人生多一些領悟”。最長的連續行軍會從淩晨兩三點走到傍晚，人到後來連話都不想說，只是跟著前人的腳後跟，感到“生無可戀”，“有時想一頭栽下去，死了算了。”
“走下去的理由就是活下去。”
連隊裏養的狗有時也跟著巡邏，但需要人抱著走過危險路段。走著走著，一些狗沒再回來。
一年前入伍的程金虎原計劃到飛機上做空少，他大專學歷，空中乘務專業，可惜英語不過關。他在成都銷售過廣告牌位，父母希望他去政府部門謀職，但他認為自己身為獨子，需要一些鍛煉。
然後，他得到了充分的“鍛煉”。“有些地方如果你腳一打滑，基本上就回不來了，下面都是幾十米、幾百米的深淵。”
恐怖的路段各有各的恐怖：刀背山、刀峰山、老虎嘴、絕望坡，這些非正式的地名出處已不可考。絕望坡最好是埋頭去爬，擡頭看一眼都會失去勇氣，“越看越沒力氣”。刀背山山脊只有沙發椅那麼寬，側面坡度接近直角，下面照例是深淵。走夜路被公認比較危險，但一些人因為總是夜爬刀背山沒覺得怎樣，直到白天看見才後怕不已。
最受歡迎的地方，無疑是臥在河裏的一塊“兩間房子大小”的石頭，離宿營點不遠。“我們叫它‘諾亞方舟’。”楊祥國解釋，“你看到那個‘諾亞方舟’，就相當於看到希望了。”
2018年1月10日，西藏一條邊防線上，一名巡邏戰士俯下身來喝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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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次巡邏終於完成，遠遠望見平地，有經驗的軍官會轉過身，退著下坡以保護膝蓋，毛頭小子則恨不得一步衝下去。
踩到平地的瞬間，用從大學休學入伍的士兵李聲松的話來形容，有種劫後余生的感覺，似乎力氣全回來了，生出“還能再走上幾十公裏”的錯覺。
余剛有一個“特別特別強烈”的感受：雙腳本來疼得火燒火燎，也許正在流血，踏上平地時痛感像是突然消失了。“就像打仗一樣，接近勝利的時候，戰鬥快結束的時候，人的戰鬥力是空前的。”
但只要往車上一坐，他就立即感到人要“散架”了。
連隊會提前殺豬等候。巡邏歸隊是與重大節日並列的值得殺豬的事情。據余剛解釋，一方面是因為巡邏時常餓肚子，更重要的是，每一次巡邏都經歷一次生與死的考驗，每一次歸隊都相當於一次凱旋，值得犒勞。
雖然這些人露營時總是發誓說回去頭一件事要“吃點好的”，但真正面對滿桌飯菜，總有人搶著去衝澡——歸隊時，他們自腰部以下全是黑泥，迷彩服的花紋都已分辨不出。
幾年前，一群從北京來出差的部隊幹部在門口等候他們。一見面，年輕的士兵看到這些“首長”當場哭了起來。余剛有點不知所措，他的妻子正在這裏探親，他看到女首長們一邊哭一邊掏出在拉薩買的首飾，直往他妻子手裏塞，“嫂子你辛苦了，你拿去，你在這兒不容易，我們回拉薩再去買。”
從最長那條巡邏路返回，有些人會瘦好幾斤，劉東洋比較清楚這一點。他受過高等護理教育，在連隊做了衛生員。
他與這裏的傷痛打過很多交道。途中扭傷，就地用山泉冰一下，嚴重的打上封閉針。名叫山虱子的小蜱蟲制造的麻煩不小，要用鑷子輕輕拔出，以前有過發現不及時而導致手術的先例。一些傷口在巡邏結束後才會被發現。余剛某次摔過跤，多日後感覺手掌有異物，挑開看到裏面已經化膿，肇事者是比米粒大一點的碎石。
風濕是相當普遍的職業病，不難理解：一路上渾身濕了幹幹了濕，有時人一覺醒來發現帳篷進了雨，而自己正躺在水裏。
楊祥國慶幸沒患風濕。“我就一個‘脊椎下陷’，其他還好，嘿嘿。”
他身上共有21處“光榮疤”，它們從他第一次走上巡邏之路開始積攢。新婚之夜，他曾羞於讓妻子看到自己的身體。
所有問題中，腳底的水泡因太過平凡而常被忽略，正常程序是用針挑破，消毒敷藥，但人們更多是找個樹刺紮破，或者忍住不去處理——不想影響趕路，更不想經歷把背囊放下再背起的過程。
“背的東西太重，重新站起來太消耗體力。”余剛說，一般休息不會超過5分鐘，因為低氣溫下停頓久了肌肉容易僵硬，加大抽筋的概率。
那麼，什麼是休息？
這位老兵突然起身，半蹲，弓腰，喘著粗氣，雙手撐在膝蓋上——這就是休息。
2018年1月10日，西藏自治區，山南軍分區邊防某營官兵，一名戰士跑步訓練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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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換個心情，這一路的不少景致其實是“詩情畫意”的。他們在轟鳴的水聲中穿過竹林，繞過瀑布，跨過亂石，從五六人才能合抱的參天大樹下經過。會與猴子、黃羊、野豬、松鼠和小熊貓打照面，會見到質地密實、刀槍難入的稀有樹種紅豆杉。頭頂有看不到影子但歌喉動聽的鳥兒，也有美貌驚人但叫不出名的鳥兒。
但是，那種對風光的好奇早在第一次巡邏中就消磨殆盡了，每個人提起這些路，都會使用一些描述煉獄的詞語。因為等在前面的，也許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
這是國家無戰事但邊關有犧牲的年代。六連有據可查被追認為烈士的就有14位，因公犧牲者遠多於此。1984年，時任西藏軍區司令員張貴榮到此踏勘道路時心臟病發作，痛苦地拽著馬尾死去。
所有烈士中，最年輕的看著像個孩子。2005年，19歲的古怒在巡邏途中摔下了懸崖，他的目的地是“阿相比拉”——當地語言所說的“魔鬼都不願去的地方”。
古怒是楊祥國的重慶同鄉，比楊還要瘦小。楊祥國是他的班長，余剛是他的排長，但他們都因事缺席了那次巡邏。余剛當時正在昆明參加軍校的考試，“我們有一個人沒了”，他接到電話。他第一反應不是古怒，是“最不聽話”、令他最不放心的一個兵。
是過橋時出了事。那裏是一處濕氣很重的陡壁，木橋和山石上生著青苔，下面看不見底。為防萬一，過橋要一個一個來。古怒位於隊尾，因此他可以看到聚精會神過橋的戰友次仁珠傑所看不到的：山體滑坡的泥石流正從右側滾來。
泥石流並不稀奇。“走著走著，碗大的、鍋大的石頭就下來了。”余剛說，“最好站在原地，看著石頭往哪個方向（滾）。”
但這次來不及了，古怒衝過去推開了次仁珠傑，自己卻被石頭砸了下去。
他摔出不太遠，人們找到他時，他仍有意識，但顱內出血，傷得很重。他死於歸途。
他本來已進入回家倒計時，再過5個月就會退役。那次巡邏出發前，他站在宿舍的樓梯轉角處，對人說他再去最後一次巡邏。他還提議，這次回來，大家要開個小火鍋，“燙個菜”。
最後的痛苦掙紮中，古怒力氣很大，擡他的兩個人也差點出事。那天帶隊的連隊指導員殷永飛事後告訴余剛，如果這二人也摔下去，“老子不管了，也飛下去了”。
余剛至今耿耿於懷，他習慣在隊末收尾，如果那次他在，走在後面的就不會是古怒。
這是余剛第二次見到犧牲。在古怒出事的同一個位置，1998年，另一名士兵羅國穩摔了下去。余剛當時是新兵。他記得，人們系著繩索下去尋找羅國穩，繩子放了七八十米，才發現他落在一棵樹上，樹尖刺破了他的心臟。
二人遇難之地，後來叫“舍身崖”。
舍己救人的古怒被追記一等功，他穿過的軍服進了團史館。人們為他穿上新衣，把他葬在營區一公裏外的地方。在那裏，他可以永遠眺望他的連和他的路。
而那位司令員的紀念碑，則樹在通往連隊的公路一側，碑上頂著紅星，裹著哈達。余剛路過時習慣下車敬上三支香煙，祈求昨天的司令庇佑今天的部屬。
“有些人會到祖墳上許願保佑升官發財，我從來沒有許過這個願。”余剛說，他一直都在祈禱兄弟們“健康平安穩定”。
有時，余剛會在古怒墓前對新兵感慨：“看看我們古怒，永遠在這個地方了。”
除了余剛和楊祥國，與古怒有過交集的戰友都已離開了這個連隊，但這個小個子仍常被提起。新兵來時要認識他，老兵走時要向他告別。17歲的新兵匡揚武記得，他們報到的第二天，就被帶去給古怒掃墓。
為表心誠，掃墓時每人自掏腰包買點祭品。年輕人充分發揮了他們的創意，水果、餅幹、雞翅、薯片、花生、不同品牌的可樂，酸奶要插上吸管。無論是否抽煙，人人敬三支煙，香煙插在舊彈殼裏固定。
余剛還會拍下照片，發給古怒的家人。駐軍始終與重慶這家人保持著聯系。楊祥國與4位退役者多年來有個約定，只要他休假回重慶，就同去古家看望。
古怒的母親最初連續三年來掃墓，2015年又來過一次，向眾人分發了她親手做的鞋墊。兒子出事10年了，她仍堅持到遇難處祭奠，拉著團政委楊守寶的手，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淚。等到回歸平靜，人們聽到她說：“我養了個好兒子。”
2018年1月10日，西藏自治區山南軍分區邊防某營官兵，執行巡邏任務中，一名戰士單手托著爬不上直梯的狗向上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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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怒葬禮幾個月後，他的指導員殷永飛被哨兵發現半夜暈倒在水溝裏。他清醒後告訴別人，自己起夜時聽到古怒在喊他，感覺四周密密麻麻都是人，但每張臉都是古怒的臉。
失去古怒是殷永飛“終生的遺憾”。余剛不確定他今天是否走出了陰影。據他所知，殷永飛給古家寄過冬蟲夏草等藥材。殷後來調離了連隊，然後又在2017年徹底告別了軍營。臨走之前，他又一次去了古怒的墓地，囑咐余剛不要再像他一樣“把兵帶沒了”，囑咐人們多去看看古怒。
實際上，那場事故給整個連隊都投下過陰影。很多人都有這種感覺，楊祥國說，不知是誰發現了巧合：從1984年算起，每七年犧牲一人，“七年之癢”。
余剛也承認，大家經過古怒出事地時會緊張。有一次，距離那裏大約500米的位置，一個士兵踩滑，摔出十多米。余剛遠遠看到他一動不動，第一反應是“完了，又一個”。他以最快的速度趕去，看到那人眼睛很亮，但說不出話，直至獲救仍不知發生了什麼。那一年，他感到“壓力空前大”，每次巡邏選人，挑了又挑，慎之又慎。
在劉東洋記憶裏，到了2012年，大家普遍有點擔心，他不認為這是迷信，畢竟那種巧合讓人“難免心裏嘀咕”。那年年底，最後一次巡邏結束時，他松了一口氣。
當2012年的日歷終於翻到盡頭，所有人松了一口氣。一個關於時間的“魔咒”被時間打破了，它是無稽之談，卻帶來過真實的陰影。
但即便如此，人們報名巡邏時仍爭先恐後。平時表現突出的才會被選中，不止一人落選後越級找營長訴苦，“為什麼又不讓我去？”
余剛試著找出一些安慰性的借口，比如“你個子太小了”。
“難道我個子太小了是我的錯嗎？”
還有一位叫胡璽乾的士兵，被調到了縣城，總覺得哪兒不舒服，找到機會向團長申請，又調了回來。
余剛始終“搞不清楚”，為什麼對一件事的恐懼與無畏，可以在人的身上並存。但他相信，“你作為邊防一員，你一次巡邏沒去過，你由衷沒那個自豪感。”
“遇到巡邏，馬上鬥誌就來了，火苗就燃起來了。平時你沒看他怎麼樣。”連隊現任指導員母科說，這是體現一個軍人價值的時候，留守者心裏會窩火。
母科生於1988年，入大學時就是國防生計劃挑選的後備軍官。在他看來，中國軍隊是“for honor（榮譽導向）”，而雇傭軍制度是“for money（金錢導向）”。
死亡其實一直離得不遠。余剛就曾在懸崖上救過人，最終兩人抓住繩子懸在半空，死裏逃生。
如果摔下去——“那麼今天在這裏跟你說話的就是別人了。”
在後來者眼中富於傳奇色彩的楊祥國，曾47次與死神擦肩而過，救過人13次，也被人救過。他摔下被樹接住過，下面只看得到細細的水線。戰友張威被他救過多次。有一次張威丟了墨鏡——這可能導致雪盲癥進而遇險，楊祥國與他輪流戴一副墨鏡，手拉著手行軍。
“巡邏路上你把手伸出去，就相當於把生命托付出去了。”楊祥國說，跟這些人平時連電話都不常打，但彼此是在心裏抹不去的。大家曾生死相連過。
這條路上的一個傳統，不知始於何年，一直傳到了今天：巡邏者每人左臂會系一根紅布條。余剛說，紅布條從實用角度是一個便於辨認的記號，同時在心理上是一個寓意平安的信號。以前物資緊缺，大家撕布條時都很小心。
前些年，連裏的一個習慣是巡邏前讓寫遺書。遺書存在留給家人的“後留包”裏。
楊祥國忘了寫過多少遺書。他18歲那年第一次留下遺言，很慎重地寫了兩封，一封給父母，一封給暗戀過的中學同學。18歲的遺言裏其實沒什麼大不了的事情：囑咐爸媽保重身體，以及告訴那個有點像演員李若彤的女孩，他曾是那樣自卑和懦弱而沒有表白。
天長日久，他很快寫到“沒什麼感覺了”。到後來不知還能寫些什麼，就照抄過去的遺書，換個日期。他記得別人的一封遺書裏只寫了5個字：“我一定回來。”
楊祥國帶過的藏族士兵白瑪堅增說，自己從沒想過巡邏時犧牲，“我們都覺得肯定不會出事。”
“我沒有想過是因為，隨時都是準備著，沒必要去想。”楊祥國說。
但一些做法表明他對這個問題有所考慮。他是獨子，在父親9年前因病去世後，他鼓勵母親撫養了親戚家的一個女孩。
他解釋說，每個人都會想到犧牲——就算不去想，不代表沒有看法。軍人本身就意味著犧牲，毫無怨言的那種。“自然而然的事兒你就覺得沒必要想了。”
余剛並非獨子，他承認做過最壞的打算：萬一那一天到來，至少父母還有兄弟姐妹照顧。
團長谷毅認為，這裏存在某種一茬一茬人“戰天鬥地”、前仆後繼所形成的魂和魄，“它是語言文字無法完整表述的”。年輕人來到這裏，會被無形的東西感染，形成一種自覺。這種自覺難以言喻。
“有什麼秘密呢？你也會默默無聞地堅守。”余剛說。
2018年1月10日，西藏自治區，山南軍分區邊防某營官兵，執行巡邏任務的戰士出征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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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所有人來說，巡邏之路最具吸引力的地方莫過於終點，他們所說的“展國旗”——也就是上級所確定的宣示主權的地方。
楊祥國說，走到那裏，再苦再累，腰桿會不自覺地挺到最直，軍姿應該是“最標準的時候”，因為清楚地知道自己代表的是中國。谷毅猜測，或許是“這種榮譽讓人上癮”。
“和平年代有無形的戰場。”母科說，很多人覺得當兵的吃軍餉卻“什麼事都不幹”，“我在網上看到過這些言論。沒有部隊在這兒守著，國家能安寧嗎？”
“展國旗”的時刻，所有人集合，拉開一面國旗，打開攝像機。指揮官在鏡頭前向上級報告：“現在是北京時間某年某月某時某分，巡邏分隊經過了幾天幾夜到達指定地域……”
那一刻到來時，每個人會自覺或不自覺地整理武器裝備和著裝，他們會拉好拉鏈，翻出領花，飽受脫發困擾的人甚至會仔細地用軍帽遮住發際，以最佳形象示人。
“展國旗”時，李聲松會有身後十幾億雙眼睛看著自己的感覺。即使不遠處的情況不明，氣氛十分緊張。“好像整個中國在當我的後盾，我後面有13億人，有什麼可怕的？”
程金虎認為那時有一種“豐收的喜悅”，他的四川同鄉、22歲的唐銀則說，那是覺得“當兵很值”的時候。“你到那個地方很累，但是國旗展出來的時候，整個人都好了。”
唐銀嘗試過這樣向老家的朋友介紹自己的工作：“你現在能夠安穩地坐在這裏吃飯、坐在那裏打牌，是因為我們的存在。”
宣示主權時，指揮官會帶領大家喊一些號子，諸如“祖國萬歲，人民萬歲”“祖國必勝，人民必勝”。
在2017年一個這樣的時刻，指揮官帶頭喊了一句：“我們站立的地方是——”
“中國！”人們高聲回答、敬禮。
展國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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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到國旗，哪怕是在探親時，楊祥國都有可能聯想到那些巡邏路線，條件反射一樣。
他有兩次調走的機會，但他又申請調了回來。去外地讀了兩年軍校，他“隨時想回來”。“隨便在什麼地方，我都願意巡邏，不知道怎麼回事。”他承認巡邏很累，但又覺得“沒有比巡邏更輕松的事兒”。
那些手電筒都照不出的夜路上，每個人都是連滾帶爬，開路的楊祥國每次都擔心帶錯方向，但他像一匹老馬，憑感覺從沒錯過，同樣“不知道怎麼回事”。
根據醫囑，由於脊椎問題，楊祥國最好不要參加巡邏。包括余剛在內，不止一任連長阻止過他。他半開玩笑地把余剛扛到肩上做深蹲，強調自己沒問題。為了證明自己，他扛過很多人，包括連隊裏最重的兵。
2017年，他在團部破格晉升為副營長，可他仍常常找機會回連隊參加巡邏，士兵仍喊他“班長”。
“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入伍那天起楊祥國就反復聽到這句軍中箴言。但他認為，自己或許是一只井底之蛙，“視野太小了，心也小”。
“如果你拿提職和巡邏來（讓我）選，我選巡邏。”他坦言。
“他的貢獻大家都很清楚。”余剛說，他非常單純，性格像個小孩。余剛同時認真地說：“他對自己的定位是有問題的。我要更好地跟他說一下。”
白瑪堅增後來也在讀軍校時夢見過連隊。他發現自己對這裏的思鄉之情超過對家鄉。一個例證是，軍校放假時，他不自覺地先回連裏看了看。“待長了，被這裏的傳統同化了。”
既然人生迄今已有一半時間留在這裏，楊祥國已將這裏視為第一故鄉。“哪怕看一下這個地方，聞著這個地方（的味道），心裏都挺舒服。有一種落葉歸根的感覺。”
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們陸續離開，楊祥國說，每個人都在選擇明天的路，他已經打算，在巡邏路上一直走下去，“走到走不動”。
因為這條路上的表現，他得過很多榮譽，但他認為自己是踩在一代代戍邊者的腳印上，“替他們拿的”。“‘英雄’屬於以前的人，不屬於我。我們頂多是沿著他們的路走下去。”
對於真正的故鄉，他心情復雜。他經歷了結婚、生子、喪父等人生大事，千裏之外的這個營地使他遇上了古往今來從軍者都避不開的“忠孝不能兩全”的困境；但分享他喜悅與痛苦的，也始終是這個千裏之外的營地。
“我們的孩子都跟電影裏面一樣，今年才出生，明年就長大。”谷毅嘆了口氣。
余剛總是被兒子問起多久回家，他回答時總像“做錯了事情”。兒子年幼時，曾央求一個穿軍裝的陌生人帶自己去找爸爸。這個吵著想當兵的小學生還曾逼著休假中的爸爸穿上軍裝，送自己去學校。余剛只能滿足這個要求，盡管他一路都窘得恨不能以帽遮面。
楊祥國的2018年計劃裏包括補拍婚紗照，這些照片本該記錄十年前的時刻。十年間，他錯過了第一個孩子出世的時刻，也錯過了父親辭世的時刻。父親患上癌癥，時間開始倒數，他只能多找機會給家裏打電話。有一天，他照例要跟父親通話，家人一直推脫，他忽然醒悟，眼淚湧出。那時父親已去世三天。臨終前，這位下過煤礦、竭盡全力養家的重慶農民，禁止將死訊告知兒子。
那天夜裏，絕望的楊祥國避開人，在營區伏地長跪。
在寫過的那些遺書裏，他不停地對每個人說抱歉。“一輩子都抱歉不完了。很多責任你沒有盡到。”
一名戰士展示手機裏妻子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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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父親並不希望楊祥國當兵。17年前，這個貧苦的農家子弟參加過高考，只考上了大專。父母送他去復讀，指望他考入好的大學，改變命運。他那時是個平凡的、給人“乖巧”印象的孩子。
復讀一個多月後，他聽到年度征兵的消息，打算去報名。在中國1998年的罕見洪災中，解放軍的救災表現令他印象深刻。雖然父母反對，他找到了支持者——他的叔公在西藏當過兵，在鎮上工作，“說話有影響力”。他成為家族裏第二個穿軍裝的人，也分到了西藏。
命運跟他開了個玩笑。到西藏後，他先是在一個兵站集結休整，與多數初到高海拔地區的人一樣，見識了難熬的高原反應。一個淩晨，軍車把這些新兵送到不同目的地。他迷迷糊糊上錯了車。車上中途點名，發現名單裏沒這個人，而他也不明白怎麼回事。後來，部隊幹脆把他的檔案轉了過來。
他就這樣到了這裏。中國正在經歷勢不可擋的城市化，幾億人從農村遷居到城市。但像他這樣的人朝著一個相反的方向，走到了國家的末梢，讓高聳入雲的喜馬拉雅山暫時阻隔了人生其他的可能性。
從40年前的改革開放開始，這個國家發生了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遷徙，幾億人從農村遷居到城市。得益於經濟的起飛，這些人比前人吃的苦頭更少而擁有的人生選擇更多，這對征兵帶來了一定的衝擊。
余剛記得，當年他參軍前，母親對他提出的第一條希望是爭取在部隊留下，“能從穿膠鞋的換成穿皮鞋的更好”。
“我們那個時候，想盡一切辦法要留在這裏。現在國家條件好了，出去打工也不是很差的出路。”
2011年，中國修改了《兵役法》，考慮因素之一就是不少適齡者優先選擇升學和就業，“兵員文化素質在低層次上徘徊”。有關服役年齡、大學生參軍方面的條款都作了修改。
自那以後，隴這個地方迎來的大學生日益增多，以前連讀過高中的人都少見。年齡放寬後，生於2000年的一代人於2017年開始抵達，2000年12月出生的匡揚武是其中之一。
匡揚武原本要去開挖掘機，像他一樣，大多數人原本已經或即將坐在“世界工廠”的不同工位上，從這支駐軍的構成就能看到分工。他們大都出身於農村或小鎮，但已告別農業。他們在飲料廠打工，在電子廠打工，在小餐館打工。劉東洋短暫地當過護士，唐銀學了半年汽車維修，從內地部隊轉來的劉佳在大專學過幾個月的“機電一體化”，一個叫謝厚毅的中專畢業生說，自己本來有很大可能去城裏那些正在裝修的高樓裏做水電工。
有人是出於對從軍的長期向往；有人“打工打到不想打了”；有人是由家人代填了兵役登記表；有人純粹認為當兵很酷，或者“想要八塊腹肌”……因為各種各樣的理由，他們從四面八方，把自己發射到了邊陲之地。
2018年1月12日，西藏自治區山南軍分區邊防某營官兵休息日，一名戰士在演奏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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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來沒多久，匡揚武購買了一個剃須刀。這裏很多人的購物清單上都包括人生中第一個剃須刀。第一次需要刮去胡須是長大的一個標誌。生於1970年代的余剛在這裏長大，1980年代的楊祥國也是如此，現在輪到2000年出生的匡揚武。
軍旅生活是另一把剃刀。匡揚武變壯了，而一個外號“胖子”的人很快成了瘦子。相當一部分人把病毒分子結構一樣的誇張發型留在了老家。長輩原本就對這種染過色、桀驁不馴的發型缺乏耐心。經過剃刀的一次次修理——有時在入伍地和服役地分別修理一次，這些發型變成了整齊劃一的板寸，連人的氣質都被修剪過了。
匡揚武當初在中學成績不佳，感到迷茫，在這裏他表示忙得沒空“迷茫”。生活像是修剪過一樣整齊，起床號，開飯號，訓練號，熄燈號，時間被完整切割，像床上疊出的“豆腐塊”被褥。訓練場上隊列“向右看齊”時，走廊裏的臉盆排成一線，也保持著一種“向右看齊”接受閱兵的姿態。
能夠打破整齊生活的事情不多：黑熊在連隊的蘋果樹下留下爪印；比鍋還大的石頭從崖壁滾落，在籃球場砸出大坑，濺起的石子又擊碎了一扇扇玻璃窗。
李聲松當初也因“迷茫”決定換個環境。“不是說軍隊能磨練人嗎？”他大學讀了一年，感到無所事事，“不是打遊戲就是逃課”。他休學時，同學不明白他為什麼要去“吃那些苦”。有親戚問，“怎麼腦袋一抽要去當兵呢？”
很多人原本不知道花生產於樹上還是地裏，在這裏要學會自己理發，做飯，種菜，養鴨，餵豬。豬圈的名字叫“天蓬莊園”。當然，他們也跳上桌子，七手八腳把肥豬拖上桌，在人的嘻哈和豬的慘叫聲中研究怎樣殺豬。
現代生活的許多元素是由解放軍帶到西藏的。軍隊曾創造了西藏歷史上200多個“第一”，從第一條公路、第一座機場、第一條光纜到第一所中學。1950年，解放軍誓師向西藏進軍，“一邊進軍，一邊修路”，4000多人犧牲於這些“天路”上。西藏軍史館在介紹這段歷史說，“每前進一公裏就有一名烈士倒下”。進藏路上第一位犧牲者，是西藏軍區首任司令員年僅三歲的女兒。
60多年後，在隴這種仍有一定自給自足必要的邊防地區，解放軍所帶來的建設仍在進行。戰士們建起溫室大棚，自己維護小發電機。峽谷內光照太少，夏季連日下雨，低垂的雲朵幾乎是被雪山按住了頭在哭泣，一個月不曬被褥就會連床板都是濕的，為此，他們用水泥和木頭修建專門的晾曬房。
2016年，余剛曾以連長的身份被派到隴以北的玉麥哨點駐紮。他們修了豬圈，用溫室種菜，利用舊磚塊修了國旗臺，幫忙把一位“轉山”途中前行無力的宗教信徒背回。“給我們的任務是，讓老百姓感覺到解放軍來了就是不一樣，就是當年進藏的感覺。”
玉麥是中國人口最少的鄉，領土面積超過3個香港，但居民只有32人。過去很多年裏，每年有一半時間被大雪封鎖的玉麥一度只有一戶人家——一位藏族牧民和他的兩個女兒。那是一個“僵臥孤村不自哀，尚思為國戍輪臺”式的故事。
那位牧民早已逝世，2017年，他的兩個女兒給北京中南海寄去了一封信，講了他們的經歷。收信的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很快回信表示敬意和感謝，稱贊父女三人默默守護祖國領土的精神“令人欽佩”。
“祖國疆域上的一草一木，我們都要看好守好。”習近平在回信裏說。
這一年年底，白瑪堅增從隴調到了玉麥。“其實他們在那裏守邊防，我們也在那裏守邊防。”談起那戶人家，這位26歲的排長說：“我們中國人在那兒的存在，就是在宣示主權。”
2018年1月12日，西藏自治區，山南軍分區邊防某營官兵訓練時的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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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家”這個概念的接觸，顯然對這些年輕人的成長產生了作用。家境很好的王凱強承認，“這種意識是來了部隊以後有的。”
他剛過18歲，家人本來希望他去學管理，接手家族企業。那時他認為前面“沒有方向”，父母安排的軌跡又太乏味。他6年內在4個省份轉過學校，依然喜歡逃課和打架。他的鐵桿朋友有5位，“一個比一個高調”。
有一天，這些人突發奇想要去從軍。“忘了具體是誰說了，整天沒事幹，還不如當兵體驗一下。”王凱強說，他們約好只服役兩年，大不了“去後悔兩年”。
但不是所有人都通過了征兵手續。6人中有4人到了部隊，兩人去國外留學。王凱強不久就意識到大家真的分道揚鑣了：他打算期滿後爭取多待幾年，而留學的朋友則對他的生活表示了嘲笑。聊天也總是存在隔閡，他們說的話題不再令他感興趣了。
他說，來到這裏才知道，“沒有我們在這兒守邊，他們不會享受到那麼多”。但這話，他並沒告訴朋友。“你嘲笑就嘲笑。”
“感覺在這兒長大，責任比較重。”謝厚毅說，一是部隊的責任，一是家庭的責任，好像突然全都感受到了。
入伍幾個月後，匡揚武將自己攢下的津貼給父親轉去一萬元。“錢沒什麼地方花”，他告訴家人。父母高興地推辭著，表示先替他存下。
不少人與家庭的關系發生了變化，這不僅體現在他們給父母的轉賬記錄或悄悄買給母親的鉑金項鏈上。李聲松認為，他跟父母之間的話題多了，從前他總是對他們沒話可講。他今天仍不知道該往哪個方向走，但他說，已清楚地感覺到“肩上有擔子”。
軍官們都承認，如今“兵不好帶”了。谷毅團長說，他們知識面廣，思想活躍，敢於表達，自我意識和民主意識強，“現在他們會多問你為什麼”，會強調“這個事我認為怎麼辦”。但他強調，在接到任務、需要擔當的時候，他們沒有一點狹隘和自私。
團政委楊守寶認為，沒有誰是一來就具備所有能力的，前人最多吃苦能力強一些。如今的一次次巡邏證明，這一代人的體能和意誌力都不差。只要把他們用好、訓好，“這些孩子能當頂梁柱用”。
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中國陷入過一個多世紀的沈淪，然後逐漸恢復元氣，最新的計劃是在未來30多年竭力回歸世界強國之列。對此，劉東洋說，現在就說自己這一代人能不能扛起強國使命“為時還早”，但是，“我們有這個信念：祖國需要的時候，我們絕對會義無反顧頂上去。”
新人已經帶來了很多從沒有過的東西。連隊的書架上，同時擺著《習近平論強軍興軍》與文學雜誌、言情小說。在劉佳從內地轉來後，書架上多了介紹騰訊和螞蟻金服等互聯網企業的圖書。那是他從網上買的，他相信這類企業是“風向標”。還有人在讀介紹共享經濟的電子書。
在他看來，邊防生活相對枯燥，“混著混著”幾年就過去了。優勢在於，如果對自我有要求，在這裏磨練幾年，做什麼事都會有很強的執行力和意誌力。
某種程度上，這個地方像是一所寄宿制學校：公共場所張榜公示著各科考核成績，大門外的雜貨攤生意興隆，籃球場上每周發生對抗。美國職業籃球賽很受歡迎，中國女排的崇拜者，同時喜歡在電視機前“指揮”足球隊。晚間熄燈以後，臥談反而漸入佳境，匡揚武感到，“跟學校裏差不多”。
露營時，年輕人像在學校時那樣圍成一圈，跟著手機裏的音樂輕輕哼唱。很多人學會了演奏吉他、笛子或是薩克斯。當一個在老家組過小型樂隊的士兵撥動吉他，整個宿舍都會為他安靜下來。匡揚武花了80多元，從網上買來一個音樂播放器。年輕人喜歡跟風，他是班裏第4個購買這款播放器的人。這裏在流行音樂上一度處於落伍狀態，連隊的卡拉OK機以前放出的只有《軍中綠花》等歌曲。
網絡升級帶來了時興的音樂、玄幻小說、“鬼畜”視頻，以及新款手機遊戲。余剛這樣的老兵生出新的苦惱：過年時例行的紙牌比賽沒落了，新人會組隊在遊戲的世界裏競技。
較新的電影也會很快來到。連隊每周五晚放電影，不限於部隊題材，“沒有政治問題的”都可以。好萊塢的《血戰鋼鋸嶺》和寶萊塢的《三個傻瓜》都放映過，喜劇片、科幻片、動作片都很受歡迎。
新人帶來的另一個變化，黑板倒是顯示得很清楚：過去囿於文化水平，老兵為出黑板報頭疼不已。為了讓字體好看一些，他們打印出內容，把文字的輪廓刻出，塗上粉筆灰，再沾到黑板上。新人現在用電腦繪畫和打字，通過投影儀投到黑板上去臨摹。
休息時，官兵在營外向雜貨攤主購買日用品，有時還會請他們進城代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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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人已無法設想營地當年的苦，光是限時使用智能手機已讓他們難受不已。“我們這一代很多都是‘低頭族’，”李聲松說，每個人都要克服離開手機心裏“發癢”這一關。
連隊太過閉塞，典型的“白天兵看兵，晚上數星星”。每個年代的人都需要適應隔絕所帶來的孤獨，孤獨從沒離開，只是不停地更換表現形式。楊祥國記得，沒來多久自己就能夠僅憑味道和腳步，判斷身後走來的是誰。所有人都能背誦電視新聞前播放的廣告詞，實在“找不到事耍了”。
當年，為了照顧新兵，連隊不安排他們外出背物資，但大家總是搶著去，可以趁機見見外人。
“很多人（整個服役期間）沒見過連隊以外的人。”楊祥國解釋，那種心情是，“希望見到陌生人，又怕見到陌生人。”
谷毅認為，部隊越偏僻，人的語言能力越弱。見到外人都想“多看兩眼”，但未必會打招呼。多年前，他去過一個連隊，那裏的人提醒他晚上用棉衣蒙住頭。他奇怪但照做了。睡夢中，有老鼠跳上了床。他問為什麼不趕跑老鼠，回答是，“習慣了，反正大家都在一起”。
在鴻雁傳書的年代，楊祥國記得，一人收信全班都很高興，收信人常被要求當眾念信。無聊時，有人念給狗聽。
這些人對動物有戰友般的感情。連隊養了十幾條狗，它們一代一代在此繁衍。一只名叫旺財的狗垂垂老矣之際跑了出去，不知死在什麼地方，讓人傷感不已。
那些隔絕程度更高的高山哨所裏，總是存在更加不可思議的孤獨和眷戀。多年以前，一位軍人生了重病，臨終心願是再回一次他放過哨的地方。人們抱他爬上了那個“伸手把天抓”的哨所，當時他的體重只剩30多公斤。
曾經在一個雲霧繚繞的哨所，谷毅掀開被褥看到，人民幣一張一張鋪在床板上，都是領到的津貼。紙幣暫時失去了用武之地。
此類環境下，再內向的人也必須強迫自己與人說話。白瑪堅增說，有些人剛到時跟人相處不來，兩三年後完全變了個人。而唐銀相信，多數人都會成為開朗型，因為大家總是想法讓不愛說話的人開口，加入到“吹牛”聊天之中。
一個笑話用不了多久就會再使用一遍，“一個話題上個月‘吹’了，隔兩三個月又‘吹’出來了。”
每個人休假時都感到，自己落後於語言的更新了。朋友重聚，“他們說什麼都特別快，反應也特別快，我要想一下他是什麼意思。”劉東洋說。李聲松與大學同學聊天，這些人隨時蹦一個新詞、一個新“梗”出來，比如“打call”，但他不知道那是什麼。外面流行的一個“梗”，總是要經過一定時間的發酵，才會在這裏生效。
“一直在邊防連隊當兵的人，都很單純很純潔。我們這邊的人看起來很傻，眼神不一樣。”白瑪堅增說，他在軍校裏遇上其他地區的軍人，自我感覺比人家能老上十歲。
他還記得，曾有一位女幹部來到連隊，一下車給了在場者每人一個擁抱，大家都很感動——平時見到異性的概率很低，偶爾有軍嫂來探親，大家都想看一眼，“純粹的向往，沒有什麼邪念”。
醫院派來的體檢團隊，女醫生和女護士永遠最受歡迎。膽子大些的排隊量完血壓後就混到隊尾再量一次，可以多些接觸。
2018年1月12日，西藏自治區山南軍分區，邊防某營官兵在相互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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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12日，西藏自治區，山南軍分區邊防某營，一名戰士收到家裏寄來的快遞。
每周兩次開著皮卡車到來的郵政送貨員最清楚一點：互聯網及快遞業的繁榮，密切了這裏與外界的聯系。車上的包裹總在增加。
那些發自老家、經過兩家以上快遞企業轉手才最終到來的雪餅、薯片、辣條、奶茶和乳酸菌飲料，證明收件人仍是媽媽眼中的孩子。
那輛舊皮卡幫一位在新疆做生意的父親送來幹果，替廣東鄉下的一位母親捎來自制的紅薯幹。四川一家人寄來的是家鄉特產的掛面和“八寶油糕”，不知出於何種考慮，西藏一位母親給兒子寄來了壓縮幹糧。通常來說，能收到什麼取決於“跟爸媽報需求”，零食幾乎一開箱就會被人哄笑著“宣示主權”。
一年裏的多數時候，郵政送貨員是能夠進入營區僅有的外人。在深山裏這個“鐵打的營盤”，這是鐵一般不變的事實之一。
這就是隴，一個正在發生一些變化但同時頑固不變的地方。“流水的兵”不斷更替，夥食從三菜一湯變成六菜一湯，新鮮蔬菜的供應更加充足，但罐頭仍牢牢占據一席之地。庫房裏碼放著包括回鍋肉罐頭和三味辣椒豆瓣在內的上百種罐頭，麻辣茄子和炒素三絲罐頭一直是公認最難吃的。
同樣是夥食，種類變了，但口味沒有變過。從食譜來看，這裏的人呼吸著西藏的稀薄氧氣，但活在四川辣椒的氣味裏。兵源地以四川、重慶、雲南、貴州為主，四川話是通行方言，以至於受訪時，余剛首先詢問能否以四川話作答，他擔心在普通話裏會言不達意。當年他參軍前，母親對他提的另一條要求就是，即使在部隊留不下也不要帶一口“南腔北調”回家，她當然不會想到，兒子要去的地方完全杜絕了南腔北調的可能性。
瞬息萬變的外界面前，隴保持了一種脫節的狀態，這是它最大的不變量。它連看上去都像是那類“山中一日，世上千年”神奇傳說的發生地：日復一日，太陽透過雪山銀頂，發出眩目的金光；白雲或快或慢翻頁，像山中飛出的經書；烏鴉一身漆黑，在常青的樹木中間跳躍。河流喧嘩著頭也不回地奔過。
脫節使它具備了一些只有在一個大國的末梢才能看到的狀態。大門外的雜貨攤在這裏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顧客與攤販之間也並非單純的買賣關系。士兵們放心地把銀行卡及密碼交給攤販，請對方幫忙去城裏取錢，而現金通常除了雜貨攤也別無去處。這裏同時出售“北京牌”方便面和西雙版納的甘蔗肉，名目繁多的零食和飲料永遠賣得最快。
除了做生意，攤販還會幫人向家裏寄回在部隊得的獎狀。一位江西籍士兵的母親去世，連隊拜托一位攤販緊急把他送到了機場。
通過他們，打牙祭的士兵還可以從城裏代購“德克士”快餐店的炸雞。經過七八個小時的顛簸，炸雞早就冷透，並且飽受摧殘，但買家拎著袋子興高采烈，仿佛拎回了整個熱騰騰的城市生活。
與袋子裏的溫度一樣，城市化的效應從遠處傳來，逐級衰減，在末梢的位置能夠抓住的只是片段。
穿梭在城鄉之間送來的快遞袋裏，一些東西像是走錯了地方：衛生巾，可以墊到鞋裏，讓巡邏的雙腳舒適一些；面膜，多半是探親之前，這些年輕人為了讓父母見到自己少一些滄桑，修復皮膚的徒勞嘗試。
西藏軍區幹事晏良記得另一個令他印象深刻的嘗試：他的一個戰友臨時抱佛腳，從拉薩回家之前，走進了一家美容院。
這世界上不會有任何一家美容院，能夠去除地球“第三極”留給這些人“高原紅”的烙印。天長日久，他們的身體會發生一些緩慢的變化。傷口總是好得很慢，別處一個星期結痂的傷口，這裏需要兩個星期。劉東洋猜測，在高海拔地區，人體機能出現了下降。
肉眼看不見的一些變化，醫學影像能夠拍到：肺動脈的增寬和右心室的增大。谷毅早年回到平原地區讀軍校，差點因為心率過緩而被拒絕。
一個不易察覺的變化，他們倒是最先感知到了：地球正在變暖。青藏高原是氣象學家眼中的氣候“放大器”，而這些人的身體最早對放大器發生感應。
老兵們都認為以前比現在冷。每時每刻，在看不到的地方，冰川在消融，雪線在上升。他們生凍瘡的概率在降低，部分得益於條件的改善，但他們相信與氣候有關。
官方數據證實“西藏增溫強烈”。1961年至2013年，西藏的年均氣溫每10年升高0.31℃，增溫幅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兩倍。過去30年來，青藏高原的冰川面積年均減少約131平方公裏。
余剛有一整套應對凍瘡的可怕經驗：長時間用溫水浸泡，泡軟後撕掉凍瘡，塗上“高原護膚霜”，不停揉搓，再貼上創可貼。晾幹皮膚，再浸入溫水，撕掉創可貼，用夾子扯掉壞肉，再塗護膚霜。
凍瘡曾經極具創意地每年拜訪他的手腳和耳朵：手背開裂，指縫也開裂；橫著開裂，也豎著開裂；直線開裂，也呈三角形開裂。有一年他去廣西出差，當地武裝部幹部僅僅根據他的耳朵就推斷，“你是西藏的嗎？”
“西藏”意味著特殊的艱苦程度。國家針對“艱苦邊遠地區”部隊服役者的優待政策裏，地區分為幾類，分配到駐五、六類艱苦邊遠地區或者特、一類島嶼“或者西藏部隊”的，高定兩個職務工資檔次。
比如上海在征兵辦法裏承諾，對“到西藏等高原艱苦地區”服役的義務兵優待金，按照標準的兩倍發放。
晏良見過很多的西藏邊防兵，容易識別的特征是他們通常皮膚更黑。由於缺乏維生素，長期生活在邊防的人指甲是平的，有點像麻將牌的“白板”。耳朵凍爛的很可能剛從哨所下來。另一個特征是脫發，缺氧和壓力的雙重後果。
不滿40歲的余剛摘下軍帽，展示他的生平憾事之一：發際線後退了不少。山南軍分區一個叫無名湖的哨所，一位2017年底退伍的士兵脫發嚴重，家人安排他相親，他戴了假發，聊到高興處，不小心把假發扯了下來。
“四個字：青春易老。”晏良感慨。
2018年1月10日，西藏自治區，山南軍分區邊防某營官兵執行巡邏任務時，低溫下的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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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知道，在最好的青春留下之後，自己遲早會向西藏告別。在六連，連入伍不久的新兵都已在做一些打算。很多人在努力攢錢買房。一位士兵說：“大家都為房價惱火。”
多數人將到中小城市謀生，重新匯入城市化的浪潮。回去後，他們首先要克服疏離帶來的不適應癥狀，谷毅稱之為“地域差”。身體會“醉氧”，表現是反應遲鈍，喜歡昏睡。購物時要學會講價，避免上當。
有一回，晏良拜托妻子在成都教一個西藏軍人如何坐地鐵——對方沒見過地鐵是什麼樣子。這些人在含氧量不足海平面40%的“世界屋脊”服役時，國家迎來了持續的繁榮，一個產物就是鐵軌迅速在大中城市的地下蔓延開來。
每一年，新兵穿上軍裝也就是老兵摘去帽徽的季節。在六連，“歡迎新戰友”的橫幅背面可能就是“歡送老戰友”，送來新兵的汽車掉個頭就接走老兵。
這樣的時刻總是伴隨著痛哭流涕。老兵們甚至會對著狗說上一會話。唐銀說，大家都明白，“走了以後，這一輩子基本上那條路上再也不會有你的腳印了。”
有人嘗試將營區的野牡丹種子帶回家，令人驚訝的是它們的倔強——在別處基本不會成活，成活也不開花。那些碗口大小的粉色、黃色、白色花朵是點亮整個營區最富色彩的事物。
當他們最終離開，許多人沒有見過山南“站在最前線”的那塊大石，沒有見過拉薩布達拉宮的喇嘛。他們只是湊近飛機的舷窗，俯瞰過亞洲中部這個一望無際的“屋脊”。他們只是在巡邏之路有限的半徑裏踏過西藏的土地，吹過印度洋送來的季風。不少人承認自己當年哭過，初到西藏“一下飛機心就涼了一半”。
臨別時，他們千方百計討一張照片帶回——證明自己宣示過主權的照片。
余剛和楊祥國都不知接待過多少退伍戰友回來“探親”，也有人發誓不“混出個樣子”絕不回來。但通過那張照片，混沒混出“樣子”的人都可以一次次回到這個離首都很遠但離“主權”很近的地方。
“這些照片，我相信他一輩子都不會丟。”白瑪堅增說。有一年，余剛接到了昔日老班長打來的電話。他在深圳打工，拜托余剛給寄兩身迷彩服。
余剛問他為什麼，“還沒穿夠嗎？”
“結婚時和你嫂子穿軍裝拜堂。”
余剛買了一輛不適合西藏路況的汽車，他已經打算，將來有一天離開這裏，會帶著全家人從縣城出發，去市裏，去省會，去首都，去好好看看江山，“美好的中國大地我想去走一下”。這是他對未來30多年“美好生活”的向往，“沒有更多更高的要求了”。
2018年1月12日，西藏自治區，山南軍分區邊防某營，一名戰士收到家裏寄來的快遞。
2018年的第一個月，因為出差，余剛平生頭一回去了北京。但直到離開他仍沒看清首都長什麼樣子。他沒登過天安門，甚至不知它在什麼位置。也就是說，他自幼視為圖騰的那個建築，他二十多年來在西南偏南方向、千裏萬裏之外所為之站崗的那個部位，他始終沒有見到。
本文受權轉載自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冰點周刊（ID：bingdianweekly），原文刊載於《中國青年報》2018年07月18日 12版，原標題《我站立的地方》。
作者：張國
圖片：趙迪
編輯：娓、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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