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林子人
編輯 | 黃月
按：在新浪微博留下一封遺書後，25歲的攝影師周鵬（網民鹿道森）自殺，遺體12月1日在舟山打撈上岸。這封遺書的每一個字仍可在網絡上讀到，在微博平臺已有近25萬評論和轉發。這位陌生網友的受傷與絕望牽動著無數人的心緒，也讓許多人從他的身上看到自己曾經的陰霾。寒夜裏行路最終無力再堅持下去有著多方面的原因，被霸淩的遭遇是其中一角。鹿道森在遺書中提到自己“被排擠、被欺負、讓下跪、被威脅”，只因他看起來像一個女孩子，“男孩子就應該調皮搗蛋，打架鬥毆順便出口成臟才能叫男孩子，太安靜的人就是女的，要被叫娘炮。”
這也讓人想到今年年初社交網絡上對於“陽剛之氣”的熱烈討論。起因是教育部於1月28日答復了全國政協常委斯澤夫於2020年5月提出的《關於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的提案》，主張將“適度改進體育教育教學方法、形式，更多註重學生‘陽剛之氣’培養，繼續通過多種渠道新增體育教師。”斯澤夫在《關於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的提案》中指出，現在中國的青少年有柔弱、自卑、膽怯等現象，追求“小鮮肉”式的“奶油小生”，還表示這種趨勢如果得不到有效治理，必將危害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柔弱、自卑、膽怯”等詞匯不僅負面，而且被與“女性化”聯系起來，顯現出該提案隱含著的性別刻板印象。
鹿道森自殺的事件讓我們再次反思對兒童性別觀的認識和教育——如果能夠建立更開放、更平等、更寬容的校園性別環境，是否類似的悲劇就可以減少或者避免呢？
同樣值得註意的是，將體育教育視作培養“陽剛之氣”的主要手段，不免讓人聯想到維多利亞時期英國社會對男性力量和體育精神的強調。19世紀，英國學校首次引進體育，它被認為是男生全面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英國國教牧師、社會改革家查爾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1819-1875）是體育進校園的主要推手之一，他認為，“在操場上男孩們能夠習得書本無法教會他們的美德；不僅僅是膽量和耐力，還有更多冷靜、自制力、公正、榮譽、對他人成功不加妒忌的真誠欣賞，以及優秀男人進入社會後所需的互惠互讓精神。”據倫敦大學瑪麗皇後學院歷史系學生Josephine Jobbins的考證，1860-1880年間，英國公立學校被強制要求舉辦體育比賽，從小開始培養男孩的身體素質和男子氣概。
事實上，維多利亞時期（1837-1901）也是一個無比強調“陽剛之氣”的時代，同時被後世歷史學家認為是英國歷史上享有最長久和平的時期之一——在種種經濟、社會、文化變革中，一種新的男性理想取代了過去與“戰士”形象相連的男子氣概定義，且持續影響至今。它的定義、成因和折射出的社會群體心理給我們似曾相識之感。回顧這段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劇烈變動的時代往往會引起男性對“性別失範”的焦慮，而“塑造男性典範”的理想與現實之間也往往總是存在間隙。
工業革命、婦女運動與帝國擴張：重塑男子氣概19世紀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英國是怎樣的？英國羅漢普頓大學（Roehampton University）歷史學教授約翰·托什（John Tosh）認為，以下三個方面構成了1800-1914年英國的時代特征：快速發展的工業化、帝國擴張和日益尖銳的性別區隔。在這個越來越城市化、市場經濟導向和工業化的社會中，一系列對男子氣概的全新要求開始出現：這種被托什稱為“布爾喬亞男子氣概”（bourgeois masculinity）的男性理想發祥於中產階級男性群體，並逐漸成為全社會的理想男性典範。
托什指出，19世紀的男子氣概在兩個方面體現出其“現代性”。第一，職業自豪感和職業道德被日益視作男子氣概的核心組成部分——擁有一份有薪酬的體面工作首先成為英國中產男性的理想，一代人之後，工人階級男性也開始接受這一理念。在丈夫贍養家庭、妻子居內持家的時代，養家糊口的責任被不斷正當化、崇高化為男性的道德義務和自我實現渠道。
第二，家庭被男性賦予了更高的意義，維多利亞時期也因此被歷史學家稱為一個擁有“家庭生活崇拜”（the cult of home）的時期。人們開始將家庭/私人領域和工作/公共領域當作兩個截然不同的場域，家庭被視作男性的庇護所——在市場競爭中奮力搏殺後，他們回到溫馨的（有妻子精心照料的）家裏，逃離喧囂醜惡的城市生活和殘酷的市場關系。
19世紀男子氣概還存在一個不太被後世關註的方面，即暴力不再是一項被推崇的男性特質。直到18世紀，街頭、酒館等公共場所的男性暴力都司空見慣，任何涉嫌詆毀侮辱男性尊嚴的行為都有可能遭致拳腳相向。然而在福音派的規勸和影響下，中產階級開始革新男性價值觀，於是19世紀見證了男性暴力的顯著下降。至1850年，紳士決鬥基本銷聲匿跡，人們普遍認為決鬥是一種有失身份的行為，只有粗野的工人階級男性才會動不動用拳頭來解決問題。從1850年到1914年，可公訴罪行的審訊數量下降了1/3，盡管同期英格蘭和威爾士的人口翻了一倍。
性別研究學者們的普遍共識是，一種“男女有別”的二元性別模型在維多利亞時期被奉為圭臬：男性特質與活力、力量、果斷和理性相關，他們還是公共領域的主宰；所有與上述內容相反的特質就是“女性的”。
性別本質主義為何在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盛行？托什認為，日益激烈的“性別對立”和針對女性的“他者化”（othering），或許是以打造一個全體男性共享的“男性”身份的方式——即定義何為“有男人味的”“是真男人”——來抹平階級差異。“布爾喬亞男子氣概”實際上很難滲入工人階級，成為低階級男性的行為準則——雙職工才是工人階級家庭的常態，這意味著工人階級的男性和女性都難以符合社會中上階層的性別規範。然而作為一種自上而下推廣的性別秩序理想，以排斥女性為前提建立的“男性共同體”意識能夠轉移低階級男性對階級衝突的註意力。
托什援引美國歷史學家、性學家托馬斯·拉科爾（Thomas Laqueur）的觀點提出性別本質主義盛行的另外一個原因：面對更強調平等的政治風氣，男性下意識地采取自衛反應。法國大革命開創的“天賦人權”民主政治觀念不僅打破了傳統社會等級觀，也衝擊了傳統性別秩序。
“關於性別差異的種種極化理論是為了扼殺女性賦權的浪潮，它們拒絕承認女性和男性一樣具備扮演社會公共角色所需的精神和道德素質。男性適合承擔公共領域的責任——而女性不適合——這被認為是由他們的天性註定的……在這一時期男性不止要應對女權主義論戰的復興，還要應對女性物質生活水平提升帶來的男性特權的削弱。1870年代和1880年代，丈夫的權力在法律層面被削減，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在提升，（以“新女性”為代表的）年輕單身女性越來越獨立，這些因素都激化了性別差異話語。”
“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男性如此強調性別差異觀念，是出於對女性地位提升做出的自衛回應。”托什寫道。
某種程度上來說，英帝國的擴張為無處安放的男性焦慮提供了一個出口。在流行文化和集體想象中，殖民地是一個不受本土社會規範束縛的冒險樂園，這一點對渴望在海外一展宏圖、打拼出一番事業的男性來說尤其有吸引力。特別值得註意的是，暴力盡管在英國本土越來越不被大眾所接受，但在殖民地事務中，暴力的合法性未遭質疑。當時流行的以海外為故事背景撰寫的冒險小說——比如亨利·賴德·哈格德（Henry Rider Haggard, 1856-1925）的作品——幾乎無一例外都對暴力有長篇累牘的描繪。托什發現，當時的英國民眾對殖民地騷亂或嘩變的消息格外敏感，他認為這意味著人們渴望在少有監管的殖民地世界發泄在本土被壓抑的懲罰和復仇衝動。“英國的‘文明進程’是建立在人們對殖民地世界殺戮越來越大的胃口的代價之上的。”
托什還發現，當男性發現在英國難以獲得被認可的男子氣概標簽時，英帝國主義對他們的吸引力就尤其強烈——比如1890年代武力外交政策最堅定的擁躉是那些下層中產階級出身的男性文員。隨著女性文員數量的快速上升（至1911年女性占商業文員群體的1/3），男性文員擔心因此遭遇裁員降薪或性別地位下降。支持英帝國的武力外交政策是一種向自己和他人主張男子氣概的方式，而在大多數情況下，此舉並不涉及任何風險——在大體和平的年代，即使應征入伍也基本不會真的投入戰鬥。在托什看來，這種對戰爭正常化卻又對現實缺乏實際認知的雙重心態是1914年8月英國上下陷入愛國軍國主義（patriotic militarism）的原因之一。
恐同、通俗文學與流感：男子氣概的內在衝突對性別差異的強調也在男性群體內部造成了衝突。對性別的極化觀點造成了異性戀和同性戀之間更尖銳的區分，後者越來越被人們視為背德行為。這種針對不符合主流男性氣質行為特點的不寬容，最明顯地反映在人們對“女裏女氣”（effeminacy）的偏見詆毀中。托什指出，在18世紀，“女裏女氣”指的是那些喜歡與女人為伴，熱愛奢侈和炫耀，卻不註重培養身體和武力成就的男人。然而在19世紀，“女裏女氣”的指控範圍因為性別差異的標誌更為明確而大大縮小。正如奧斯卡·王爾德的審判所體現的，“女裏女氣”在19世紀末主要是指同性戀，它被視作一種道德墮落，一種對社會有威脅的“他者”。
盡管維多利亞時期無比強調“男子氣概”“陽剛之氣”，但學者們指出，在當時的公共話語中，男子氣概的再現（representations）幾乎總是強調其模棱兩可和無把握的面向，因此暗示了19世紀男子氣概的內在意識形態衝突。以19世紀的文學作品為例，比勒菲爾德大學（Bielefeld University）英國文學與文化教授拉爾夫·施耐德（Ralf Schneider）發現，“偉光正”的男性形象並不為小說家所喜，現實主義小說中罕見正面反映那些被“布爾喬亞男子氣概”所重視的特質（健碩身體、父親身份和事業成功）的男性角色。
這一點在詳細描寫主人公成長過程的“成長小說”（Bildungsroman）中體現得最為明顯：許多小說主角是孤兒，或與家庭切斷了聯系——比如《霧都孤兒》的主角奧利弗和《簡·愛》的主角簡——因此父親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起不到重要作用。即使父親角色的確出現了，他們也往往被描繪成充滿疑問、個人危機、無力感和無能的角色，而非主流男子氣概所推崇的那種可靠的家庭供養者，或是充滿力量與果決精神的男性典範。
在施耐德看來，要考察維多利亞時期男子氣概的再現，通俗文學是更重要的文本：鑒於通俗文學龐大的讀者群，它們的一個主要功能就是表達大眾的焦慮與欲望，而它們呈現的男性角色也因此更加值得玩味。此類文本包括1860年代出現的奇情小說（sensation novels）、維多利亞時代晚期的哥特小說（比如布拉姆·斯托克1897年的《德古拉》）和偵探小說（比如亞瑟·柯南·道爾的《夏洛克·福爾摩斯探案集》）。
施耐德發現，這些小說的一個共通之處是探討中產階級價值體系的破壞與重建，然而自始至終，故事的表面之下都湧動著主流意識形態根基被動搖的暗流——家庭生活遭遇威脅，家庭安全賴以維繼的男子氣概陷入危機。在奇情小說和偵探小說中，犯罪事件似乎是家庭生活的自然組成部分，盡管18世紀哥特小說傾向於將故事背景放在遙遠之地，但維多利亞時期的哥特小說幾乎總是把恐怖事件放在英格蘭。維多利亞時期的讀者能在這些小說中看到謀殺、縱火、盜竊、貪汙、詐騙等威脅中產經濟和人身安全的犯罪事件；還能在這些小說中看到重婚、誘拐、拋棄丈夫/孩子等摧毀婚姻家庭生活根基的惡行。
犯罪情節呼喚“問題解決者”的出現，因此這些小說中往往有“業余偵探”類型的男性角色，他們在故事中負責思考、行動、成功解決問題，更重要的是成為維多利亞時期男子氣概的象征。但施耐德指出，這些男性角色幾乎總是存在自我懷疑和某些方面的不足，他們往往在一開始猶豫不已，或為自己平靜悠閑的生活被打斷而感到煩惱，只有在好奇心、被喚醒的責任感和正義感的驅使之下，他們才會隨著情節發展振作起來，解決難題，由此在故事結局中證明自己是一個更成熟的、更適合家庭生活的男人。
於是一個意味深長的現象出現了：通俗小說中幾乎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理想男性，他們或許乍看之下符合主流男性氣質的期待，但隨著故事發展，讀者總是能發現他們身上的模棱兩可之處。比如在《德古拉》中，年輕有為、雄心勃勃的地產中介商喬納森·哈克雖然看似是一個積極向上的中產男性典範，但在強大迷人、精力旺盛的吸血鬼伯爵德古拉面前，他的柔弱無力是顯而易見的。夏洛克·福爾摩斯也是一個去理想化男性角色的有趣例子，作者柯南道爾通過華生醫生之口點出了這位聰明絕頂的偵探古怪荒誕的一面。福爾摩斯會因為一位女子（艾琳·艾德勒）的才智而欽慕於她，亦不符合維多利亞時期男性氣質的要求——畢竟在當時，理性和智慧被認為是男性專有之物。在施耐德看來，通俗小說中缺乏理想男性角色說明了理想男子氣概在很大程度上被認為是現實男性難以企及的，小說中對男性性別理想的否定其實是對現實生活中男性缺陷的間接承認。
在19世紀的最後十年，隨著人們對道德墮落、國家效率和大英帝國命運的擔憂愈演愈烈，重新強調男子氣概也顯得越來越迫在眉睫，然而同時期的公共衛生危機迫使人們直面“男性並非無堅不摧”的事實——那就是流感。在《流感大歷史》一書中，英國醫療史學者馬克·霍尼斯鮑姆（Mark Honigsbaum）指出，流感在1895年、1898年和1899-1900年顯著復發，隨著首相羅斯伯裏等名人患病的新聞被廣泛報道，人們開始改變對男性應當如何應對流感的普遍觀念。
在此之前，男性的健康被認為取決於精神和身體的堅忍或勇氣，男性聲稱自己身患流感，或表達對流感的擔憂會引發品格質疑。而當流感普遍存在時，醫生們開始意識到，“強健的體魄”並不能預防流感，男性甚至比女性更容易得流感，因為他們的職業使他們更容易疲勞，因此更容易遭到病菌侵襲，男性患者不再動輒被視為疑病癥患者或裝病者，相反，公共宣傳材料開始告誡人們警惕流感威脅。1895年疫情高峰時期，《好玩》雜誌刊登了一幅漫畫，一個倫敦警察躺在地上，一個惡魔趴在他的胸口。漫畫標題下寫著：“根據報紙的說法，已經有1000名強壯的倫敦警察被這個惡魔擊倒，普通人有多大的機會能夠逃脫呢？”在霍尼斯鮑姆看來，這幅漫畫的作者將惡魔和強壯的、象征著正義的警察並置，可能是在無意間利用了彌漫在維多利亞哥特小說中關於分裂的男性主體的世紀末焦慮。
尾聲男性氣質是不確定的，為了維持具有“陽剛之氣”的形象，男人需要不斷錘煉自己——這是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人類學教授大衛·D.吉爾默（David D. Gilmore）的發現。他在《發明男性氣概》一書中指出，在社會文化發展的各個層面存在一個反復出現的觀念，“即真正的男性氣概不同於簡單的解剖學意義上的男性特質，前者並非伴隨生物體的成熟同時來到的自然狀態，而是一種不確定的或人為的狀態，即男孩們必須戰勝強大的逆境。要具有男性氣概是困難重重的，也是一道男孩必須在考驗中通過的關鍵門檻。”
這解釋了為什麼我們能夠在維多利亞時期英國的通俗文學和公共話語中看到男子氣概的種種內在衝突。男子氣概不是與生俱來之物，而是一種在文化上強加的、男性必須遵從的理想，而當實現這一理想的外部環境趨於惡劣之時，它亦反過來加強了對男性的規訓。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能看到19世紀英國社會和當下中國社會性別規訓趨於強勢的相似之處：這兩個社會都在見證女性社會地位的提升和傳統性別角色的逐步瓦解。
然而這段歷史也告訴我們，純粹的“陽剛之氣”至多只能存在於幻想之中。我們或許需要牢記弗洛伊德在《性學三論》中的這一段話：
“在人類當中，純粹的男性氣質或女性氣質，無論是在心理意義上，還是在生理意義上，都無法被找到。相反，每一個體都表現出一種混合特點，其中包括屬於個人的這一性別的特征和與其對立性別的特征；他顯示出積極與消極的混合特點，無論這些特征是否與他的生理特征一致。”
參考資料：
Tosh, John. “Masculinities in an Industrializing Society: Britain, 1800-1914.”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vol.44, no.2, 2005, pp.330-342.
Schneider, Ralf. “The Invisible Center: Conceptions of Masculinity in Victorian Fiction — Realist, Crime, Detective, and Gothic.” Constructions of Masculinity in British Literature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Present. edited by Stefan Horlacher,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p.147-168.
“Man Up — The Victorian Origins of Toxic Masculinity,” The Historian
https://projects.history.qmul.ac.uk/thehistorian/2017/05/12/man-up-the-victorian-origins-of-toxic-masculinity/
“How Victorian Masculinity Still Influences Modern Manhood,” Goodguyswag
http://goodguyswag.com/victorian-masculinity-modern-manhood/
[英]馬克·霍尼斯鮑姆.《流感大歷史：一部瘟疫啟示錄》.格致出版社.2021.
[美]大衛·D.吉爾默.《發明男性氣概》.浙江大學出版社.2021.